中国化民族学发展趋势和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学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极其重视的一门社会科学，也是国际上比较活跃的社会科学之一。研究中国化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及其发展趋势和前景，是搞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化民族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化民族学促进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贡献日益明显；（2）民族学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和发展；（3）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现分别进行阐述。
一、中国化民族学促进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贡献日益明显。
中国化民族学又称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它的最高要求是建立和发展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最早是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吴文藻先生于30年代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提出来的，在它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大陆和台湾凡具有爱国心的民族学专家、学者，均对这一主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根据老一辈民族学家的论述，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与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事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的实践中，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有益成果，重视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同时，要使民族学研究逐步向实用方面发展，逐步形成经济民族学、政治民族学、教育民族学、文化民族学、医药民族学、宗教民族学、旅游民族学、饮食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电子计算机民族学、生态民族学等分支学科，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努力为中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发展繁荣服务。过去和现在我国有些民族学专家和学者主张把英美式的民族学、人类学全都搬到中国来，实行全面西化，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坚决依靠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继承老一辈民族学家蔡元培、吴文藻、杨堃、吴泽霖、宋蜀华等人的优良传统，继续为民族学中国化而努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学史料记载十分丰富，这就为民族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传入，中国化民族学成为我国第一代民族学家蔡元培、吴文藻、杨堃等人的执着追求。蔡元培先生是我国民族学的奠基人。1926年冬他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把西方已于19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的民族学介绍到中国。在文中，他论述了我国古代记载中的民族学材料，指出《山海经》、《史记》中的四夷列传、《蛮书》、《诸蕃志》、《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①]他很重视民族学本土化。几年后，吴文藻先生于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他对当时不少大学开设社会学和民族学课程，教学内容基本上抄袭欧美模式，教材和教员也均来自西方的状况甚为反感，决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予以改变。在改革教学的过程中，他悟出一个思想，就是要想使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有较大的改观，就必须发动广大民族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共同来创造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结合中国国情的新式教学和研究方法。于是，他提出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对当时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全盘洋化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他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接着他大声呼吁学术界同仁们共同起来，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并把它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努力训练出中国“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使中国式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从而实现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彻底中国化”。[②]此外，还有杨堃、吴泽霖、杨成志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在解放前也对民族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如杨堃于1928年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至1949年先后在河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文学院历史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等高等学府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就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民族学理论和学派的尝试。杨堃先生跟当时一些在高校执教的学者不同，编写的教材与授课内容，大都是用中国民族学与民俗学资料写成的，在讲课中总是结合中国的各种实际来阐释法国社会学派的学说与思想。他对中国社会问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习俗与原始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研究的总结，无疑地构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和民族学本土化的学术大潮中的重要流脉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堃先生堪称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拓蒙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中国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建国初期，我国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努力使民族学研究为我国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在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或社会经济形态）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8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民党字39号文中指出：“我国民族识别的理论和实践，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的一部分。”因此，绝不能否定我国解放后民族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而主张全面“西化”；要在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吸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精华部分，充实我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继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学中国化有了进一步发展。1980年10月，在贵阳召开了全国首届民族学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了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问题。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民族学中国化的最高要求，从而使民族学中国化进入到了发展的新阶段。这次学术讨论会之后，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学研究》第1辑。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M·B·克留科夫先后撰写了两篇论文：《评中国学者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学者论民族学理论问题》，分别载于《苏联民族学》1983年第5期和《苏联民族学》1984年第6期上，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中国民族学发展现阶段的特点是对其基础方法论方面的兴趣大大增长，其中包括民族学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以及随后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已经得到了讨论。”“在我们看来，即使这部分问题也足以证明：中国在民族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中国学者正在努力选定本国民族学发展的道路。”《建立和发展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几个问题》一文，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研究成果的重要代表作。正如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吉林民族研究所所长张璇如教授于1993年10月在全国第五次民族学学术讨论会期间所说：“近十多年来，我国民族学基本上是按照该文的思路在发展。”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财富。近几年来，我国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又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的问题，使民族学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联系，加速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化的民族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关注。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我国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学在未来的21世纪，一定会对国际民族学、人类学作出突出的贡献，并将对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给予深刻的影响。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宋蜀华教授在1995年9月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中说：“要探索和解决四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进一步探索中国民族学本土化和实践的过程中求得解决。如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则对世界民族学研究上可作出贡献。当然所谓本土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绝非固步自封，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成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自应吸收过来，以丰富我国的民族学。因此，对这一学科的贡献是双向的，而本土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世界化的因素。”[③]这一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化民族学的客观实际发展规律和趋势。
二、民族学应用研究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和时代感很强的学科，面向21世纪，中国化民族学的实践性会进一步加强。
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和时代感很强的学科，从它的历史发展可得到证明。民族学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的。在民族学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完全是民族学史料的记载。在西方民族学其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商品经济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同欧洲国家的居民做生意，必须了解他们的习惯、口味和需要。不了解这些，就会造成直接的亏损。例如，一个中国港口到了一批货物，即餐厅使用的刀子和叉子，因为中国人吃饭时习惯使用筷子，运来的刀子和叉子自然滞销，影响经济效益；二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殖民地居民，探求统治殖民地各民族人民最有效的方法。正如英国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卢伯克在《文明的开端》一出中说：“研究野蛮的生活，对英国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大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它的公民处于一切文明阶段。”[④]这时，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已经变成了殖民主义强国，统治殖民地居民需要有关这些居民社会组织生活和文化等民族学的知识。
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初，主要是以民族生活与文化为研究对象，发展记述民族学，重视民族学的基础知识的调查。民族学本来就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更加重视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于是民族学新的研究类型——应用民族学在逐渐兴起。在国际上，应用民族学兴起于本世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学应用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应用研究主要是运用基础研究成果，探索和开辟新的途径。应用研究是为发展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正确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与民族繁荣服务的。随着民族学研究朝着应用方向发展，民族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政治民族学、经济民族学、教育民族学、科技民族学、心理民族学、文化民族学、生态民族学、影视民族学、计算机民族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等等。在未来21世纪，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进入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比较认真地制订本国的发展计划，以直接面对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解决问题仅仅作为野外实地考察的副产品，便产生了“发展民族学”和“行动民族学”。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学的开发性研究。近几年，我国发展民族学和行动民族学有着很快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如民族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民族医药文化资源开发和经营；民族工艺文化资源开发和经营；民族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和经营等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营，直接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如地处桂北山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1992年以来，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辟民俗旅游业，努力把本地古朴的民风民俗、精湛的民族传统建筑、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展示于外，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采风观光。由于身临旅游村寨，又有当地群众的直接参与，其纯正的民族味，乡土味表现出神奇的魅力，吸引了大批游客，开发不到一年，就接待游客13万人次。金竹壮寨原是当地闻名的贫困村，开办民族旅游业后，全村70多户，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开发旅游业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据当地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全寨280人，共收入28.5万元，人均收入1000多元，是开办旅游业以前的3倍多。民族旅游给这个昔日偏僻贫困的山寨带来了勃勃生机。当地村民深有感触地认为：通过办民族旅游，不仅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而且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开辟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同时也极大地更新了观念，增强了商品意识，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民族学的开发性研究在我国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在国际上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得到广泛使用和发展。
在未来的21世纪，民族学的应用性研究定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是由三大需要决定的。第一，时代的需要：民族和民族问题在21世纪会显得更为重要。李鹏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在‘九五’期间，要更加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核心，主要反映在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发展的程度上。消灭和缩小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已摆上议事日程；到了21世纪，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任务会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工作中不研究民族、民族问题、民族生活与文化，就会脱离实际，给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失。在国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趋使各国各民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这就要求在国际交往中，人们必须具有世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而且，民族问题是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民族关系将是影响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波黑塞族、克族、穆斯林发生的内战；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分裂活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在未来21世纪，各国各民族之间争夺领土的斗争，不仅存在，还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会更加频繁。这充分说明，民族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能否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民族学工作者必须加强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尤其是对相邻国家民族关系及我国跨界民族的研究。这有利于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颠覆和渗透，巩固边防，维护世界和平。第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进一步加强对现实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要求为之出谋献策，进行预测性和反馈性的研究。胡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规划会议的报告中曾指出：“对我国正在进行开创性的革命实践，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角度，作出分门别类的各种层次的综合性的科学解释、观察和预测，为实践提供各种建议和方案，充分发挥理论的超前作用和反馈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广大民族学工作者面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民族问题，民族生活与文化发生新的变化进行研究，为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制订有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依据，并对现代化建设中有关问题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第三，学科发展的需要：加强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民族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当今中国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性变革。社会剧变的新形势，不仅对人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对学科也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适应社会变革是当前每一个人，每一学科的必由之路，民族学也不例外。实践证明：作用于社会实际是民族学生命力所在。如贵州省广大民族学工作者由于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不仅有省一级的民族学研究机构，在一些地区和县也有民族学研究机构，很受党政部门的重视。
在“九五”计划期间和21世纪，应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和开发性研究，使民族学研究更好地为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服务。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1）加强规划，重视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在民族学科研规划上，除加强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研究外，更应加强应用研究，特别应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研究，这是使民族学研究很好地为现实服务的永恒主题，各国民族学专家、学者都很重视。在未来21世纪，我国民族学界应有全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的专著问世。（2）建立民族学应用研究的开发性研究教学，科研基地。民族学既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建立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实验基地。在这方面，1994年元月份正式成立的楚南苗医药研究所开了个好头。该所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课题第二个子课题：“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基地。它成立以后，除用苗医药技术诊治了不少患疑难病的病人外，还研制开发了“苗王”保健茶、“三朝沐浴康”、“石淋散”、“花木神茶”、“荨麻散”等产品，对发扬苗族医药文化，振兴苗乡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重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培养更多的应用民族学人才。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要求民族学专业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民族学人才。为此，要重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应重点开发民族旅游文化资源、民族工艺品文化资源、民族医药文化资源、民族饮食文化资源，大力培养更多的应用民族学人才，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民族和民族问题以及民族生活与文化；在未来21世纪，要进一步保持和发扬中国化民族学的特色，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逐步完善。
传统民族学研究以民族生活与文化为研究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早已突破了这个框框，我在《建立与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几个问题》[⑤]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传统民族学主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一般说来，他们虽主张‘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但具体阐释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时，又说：‘民族学的对象是研究现代各具体民族的生活与文化’。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⑥]民族学主要是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在我国它必须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正因为如此，我国几十年来民族学工作的实践，已经完全突破了旧的框框，这是历史的必然。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实践，突破传统民族学研究的对象，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正在进入第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必将有新的突破。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新的发展。1993年7月，在全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进一步明确民族学属于一级学科，是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确定民族学为一级学科，包括民族问题理论、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法制、民族心理学、少数民族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理论其他学科、民族史学、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史其他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系、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学科等二、三级分支学科。这个民族学学科分类体系，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民族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的最新研究成就，对推动完善民族学学科体系会起一定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民族学部分为民族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也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缺陷主要表现在：（1）未将“民族学理论与实践”列为二级分支学科。应包括民族学基础理论，民族学研究方法，民族学发展史等三个三级分支学科；（2）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未能把它列为民族学学科的二级分支学科；（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亦未能把民族科技列为民族学学科的三级分支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包涵的分支学科。实际上，在我国民族学学科已经这样做了，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完善，这样会有利于中国化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在我国实施已三年多了，国家教委社科司对于实施这一“标准”的态度是积极的、认真的，对推动中国化民族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些居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则是另搞一套，这就对实施该“标准”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建议国家机关对实施这一“标准”在认识上求得统一。以利于中国化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实践是完善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在未来21世纪，经过广大民族学工作者继续努力，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据研究，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具有整体性、广泛性、综合性、开放性、实用性等显著特点。弄清这些特点，是把握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关于中国化民族学学科体系的特点已在《民族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述[⑦]；不再重复。
国内和国际市场经济在迅猛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更加频繁，人们更加需要具有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展望未来，前程似锦。预祝中国化的民族学，在未来21世纪，发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注释：
[①]参见胡起望：《蔡元培和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第254页。
[②]参见林跃华 陈永龄 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③]《民族学通讯》第128期。
[④]卢伯克：《文明的开端》圣彼得堡1876年，第8页。
[⑤]见《光明日报》1986年10月30日。
[⑥]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1981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第146页至155页。
[⑦]周光大著：《民族学概论》1992年7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第6页至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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