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模式论文,施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注：G.William Skinner,"M 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3(1964-1965).）前2篇专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这一时段，恰好与中国学者眼中的“近代”相吻合。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施氏不讳言他的研究是对历史模式的一种提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段中，农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施坚雅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注：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在中国学者眼中，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代表；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两者均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 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美国地理学家济弗(George K.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屈指算来，今年正是该模式诞生40周年。值此之际，剖析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该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至于施坚雅模式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笔者将另文论述。
一、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3个方面，下面逐一论述。
近代市场史是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并由此奠定了著名的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施坚雅模式。故此，评估施坚雅模式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市场史的发展历程。按照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属于市镇（town，另译集镇）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标准市场又叫基层市场，“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至于中间市场，“它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与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相比，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这3种经济中心地的居民点，分别称之为“标准集镇”（又译做“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6-8、22-24页。）尽管施坚雅近代市场史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基层市场，但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它们归之于“中心地类型”的较高层次，这为他日后推衍出区域体系理论埋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区域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以城市化为切入点的广义市场史研究。
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学者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甫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注：兰林友：《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毫无疑问，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运用“中心地理论”和“巨区理论”，把不同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共同体”说以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被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者广泛运用，其中“中国学者受此启发甚大”（注：李金铮、邹晓
：《二十年来中国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研究者称，施坚雅“在直接对中国民间商业社会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最具有开拓性”。其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专论，“重点论述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他开拓性地将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材料和现代地理学的奠基理论——中心地理论结合，运用到中国地域基层商业社会的研究中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之后，学术界在对中国民间基层商业社会进行的各方面研究中开拓了视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使我们对于唐宋以来各个时期的部分地域的商业社会，尤其是基层的商业社会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城市化发展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中国各个朝代各个地区市镇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专业市镇研究等方面。”（注：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称，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美国学者施坚雅。参见郭锦超《中国近代区域市场发育特征分析》，《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回顾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尽管有诸多缺陷，但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的相关变量之间关系时，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注：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从实际情况看，施坚雅模式对中国学者的近代市场史研究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只要随手翻阅王笛著作第240-242页关于墟市和高等级中心地的六边形构图，即可知晓施坚雅模式对其研究课题的重要影响。运用施坚雅模式，王笛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农村定期集市的集期、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1-254页。）单强称，施坚雅关于市场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为其研究江南区域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型。（注：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绪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此外，诸如近代华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与农民，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从农业剩余角度探讨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滞后问题，近代云南及广西的农村市场，清末新政工商改革，近代广西对外贸易与市场现代化，从晚清经济史看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等等不同地域、不同角度的研究，也引用了施坚雅的成果（注：参见刘云明《清代云南农村市场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赵铨《云南大理地区的近代集市》，《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袁钰《甲午战争后华北商品市场发育对农民的影响》，《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刘德霞《清末新政工商改革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2000年；袁钰《1895-1936年华北农民与市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2000年；李闰华《民族交往与近代广西农业的发展变化》（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2001年；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9章“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桂宏《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滞后原因初探》，《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金鹏《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复旦学报》2002年第6期；麦思杰《近代广西对外贸易与市场的现代化》（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2002年；陈炜《试论近代广西圩市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杨小凯《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晚清的经济历史》，http://www.jjxj.com.cn“经济学家”网，2002年12月21日。），在此不展开论述。这里仅就施坚雅在近代市场史研究中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基层市场社区、非正式管理——略做申述。
在探究中国农村基层市场结构时，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社区”（或译为“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注：施坚雅声称：“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0页。在稍后的研究中，施坚雅对基层市场社区的开放与封闭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G.William Skinner,“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 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 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3,NO.3(1971)。）这一概念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在有关长江中游地区、江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闽台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看到“基层市场社区”的分析概念。
从理论上讲，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必须对农民行为方式、特点以及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等问题做出诠释。施坚雅关于农民行为特点的理论假设，就是农民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原则，农民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了解中国农民，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生活，而且应该看到农民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之中。既然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中，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在这一点上，施坚雅所揭示的是农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超越于农民个体行为的大系统，“他确实比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看得更为宏观一些，这可能得益于他把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结合”（注：陆益龙：《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注：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实际上是孔飞力的看法，参见（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在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方面，“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前者将村落视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注：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
有研究者指出，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史，凸显了宗族组织与市场活动的互动过程。这一现象论证了经济人类学的观点：传统初级市场不是由经济控制的，而是由亲属关系来控制的。因此，施坚雅尝试用西方理性经济人和规范经济地理学的模式来解释中国传统基层市场时，就面临着理论上的挑战。（注：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文学月刊》2003年第2期。另参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5页。）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施坚雅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6页。）目前国内学者正在从事的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研究，之所以确立以市镇为研究重点，主要受到施坚雅模式的影响。因为市镇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范本和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市镇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注：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施坚雅分析了现代交通运输的引进对基层市场社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基层市场趋于消亡，高一级的中间市场转变为现代贸易中心，同时村庄的社会职能得以强化，“在市场体系现代化导致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它却可能造成了社区的缩小。它还使村庄具有了新的意义，随着基层市场社区逐渐消失，它们的大部分社会功能转移到下层村庄中，每个小村庄逐渐变得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村际合作。”不过，近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据施坚雅估计，到1948年“中国农村市场体系中只有10%发展为现代贸易体系”（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05、115页。）。施坚雅所谓的现代化在历史语境中可以置换成近代化。以陕北同官县商业近代化为例，定期市场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情况与施坚雅所说“商业虚假的现代化”相一致，但却是中国特殊国情之反映。（注：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施坚雅指出，只有在一个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市场体系内发展起现代交通网络，并达到使这一体系中的基层市场消亡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现代化。相反，如果没有体系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商业化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现代化。它意味着每个市场上贸易总量增长的结果与以前论述过的传统变化理论所预言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现有的市场增加集期和新市场的形成。还有传统的定期市场体系的空前繁荣。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98页。）
与“基层市场社区”相联系的另一重要概念，是“非正式管理”。施氏关于“非正式管理”的论述，拓展了中国市场史的学术空间。当施坚雅将中国农村市场结构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然后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审视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基层市场的管理问题。施氏指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对市场的控制不可分离。各种民间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庙会董事会、宗教团体等，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控制这些组织的不是农民，而是乡绅和商人。施氏正式使用“非正式管理”一词，是在1977年出版的他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这距离他1964年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关注此问题的论文，已过了13年。可见，有关“非正式管理”是施氏长期思考的问题。综合来看，施坚雅所谓“非正式管理”是指政府行政体系之外的有效运转的民间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与市场体系的层级、范围及功能相一致。施坚雅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在结构上的不同，称“行政单位的定义明晰，在各个层次都是彼此分离的，在逐级上升的结构中，所有较低层次单位都只属于一个单位。市场体系相反，只在最低层次上彼此分离，每提高一个层次，每个较低层次的体系通常都面对着两个或三个体系。结果是，与行政结构不同，市场结构采取了连锁网络形式。”（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39页。）从历史上看，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处于行政体系之外，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基本上位于行政体系最后层级——县级之下。不过，“近代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把行政机构嵌入了中国乡村社会，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行政区域成了基层社会一个结构性的因素”（注：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贺跃夫在研究晚清乡村社会控制问题，孙海泉在探讨清代县级以下地方基层组织的结构、职能、内部关系及运作方式等问题时，也注意到了施坚雅的相关论述。参见贺氏《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孙氏《清代地方基层组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系，2002年。）。
笔者曾对施坚雅关于“非正式管理”的研究予以评述，并运用“非正式管理”概念，对明代至晚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的管理机制进行了系统考察。依拙见，施氏的这一研究具有相当的开拓性，其学术上的多方面启迪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施氏的研究也存在缺陷，主要是理论推断多于实证研究，显得有些空泛。如果施坚雅能够对他所划分的某一个或几个“大区”或“亚区”进行个案分析，以之作为论述“非正式管理”的基础，那么其结论或许更加具有说服力。（注：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笫256-297页。）
包伟民、赵世瑜对施坚雅“非正式管理”研究亦有所关注，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包伟民在研究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时，综述了施坚雅等人的相关观点，并对江南市镇的社会组织做了全面论述。赵世瑜指出，施坚雅注意到市场网络（体系）与权力网络（体系）是一致的，但施氏的兴趣在于以市场的维度进行社会研究，“他并不注意市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因此也就必然把市镇上的士绅或商人视为官府和乡民双方的代理人，从而无法说明市镇与乡村及与城市的权力运作差异”。自从“施坚雅模式”出现以来，传统市镇多被研究者视为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人们习惯于从商业角度总结其特征。市镇“似乎被排除在帝国政治管辖体系之外。从发生学和一般特性的意义上判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它能脱离帝国的权力支配体系、完全成为帝国政治支配之外的一块块‘飞地’。无论如何，它都需要孕育和形成一个自我管理（或者说自治）的权力机制，来协调市镇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应付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外界压力。”赵世瑜以近代浙江湖州双林镇为研究个案，通过光绪庚子年即1900年发生在双林镇上的风波，并回溯该镇自明代以来各种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剖析了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后起士绅把持的慈善组织——崇善堂的核心作用，凸显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轨迹。（注：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22页。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在城市史领域，施坚雅模式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系施坚雅主编的一部跨学科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著作，197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其内容多为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反映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最重要部分是施坚雅本人的5篇论文，分别是《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这些论文与他的其他一些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注：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该书的校译者陈桥驿认为，施坚雅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方向。另有评论人称，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方法论，即施坚雅用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中心地理论凸显城市史研究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城市史的定性描述手法。（注：陈桥驿：《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此文即中华书局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之“后记”。另参见王芳《〈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标志，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要言之，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趋势。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施坚雅强调，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的认识。中国9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该取代王朝周期，这些成为学者们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施氏强调以区域经济发展周期取代王朝周期的观点过于绝对。正如历史本身从来不是单线行进一样，历史周期也存在多元性，王朝兴衰周期不失为一种考察中国历史真相的方法。另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模式撇开政区，使经济区与行政区脱节，容易造成历史认识的偏差。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王笛指出，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长江上游城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226页。）。龙登高认为，施坚雅从区域系统分析出发，“建构了传统中国的经济等级结构与城市贸易体系，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至深”（注：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行龙认为，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也是对晚清城市史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并将该项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注：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另有研究者称，是著以城镇为视角，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解释。参见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杨天宏认为，施坚雅有关晚清城市系统的研究，不仅完善了中心地理论，而且“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创建性的贡献”。（注：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5-226页。）
施坚雅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学者的城市史研究。单强关于江南城市市场的研究就借鉴了施坚雅的概念，称“建立在初级、中级市场基础之上的是城市高级市场，该体系又可分为3个层次，区域性大都市、地区性大城市和一般城市”（注：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第71页。）。有学者运用区域体系理论考察城市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从城市化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城市带，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现代化港口堀市带。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把那些非通商口岸的城市、镇及人口较为集中、贸易较为发达的‘中心地’包括进来，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根据施坚雅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分为8大区域的分析模式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城市《包括镇、中心地》，即8大区域中的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及华北濒海地区的城市总数为1340个，占全国8大区域总数（1779个）的75 32%。由于初步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与内地城市在区域和地理上的不平衡，这两类城市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应是不同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应较为强烈。（注：田玄：《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平衡与辛亥革命的走向——对一场伟大城市革命运动及城市的回应的历史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此外，学者们在从事清末新政与城市化、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结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性、近代东北城市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近代北京城市转型、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单一城市的近代化历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等等的研究时（注：参见蔡云辉《中国近代开放城市的特点》，《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涂文学《对立与共生：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二元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曲晓范、周春英《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2000年第4期；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郑忠《试论影响近代北京城市转型的因素》，《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黄新华《湖州城市近代化及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析（1840-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2002年；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第120-121、220-221页。），都引用了施坚雅的相关成果。
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力求突破施坚雅等国外学者偏重经济地理学的城市史研究方法，尝试用跨学科的分析工具，对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行综合研究。尤为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对国外城市研究理论予以修正，提出创见。有研究者对施坚雅主要按照自然地理划分区域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按区域划分中国城市的标准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参照数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自然的、地理的或是民族的等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中国学者在近代区域城市史领域展开多角度研究，或以某一省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数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并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注：何一民：《21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展望》，《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另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却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陈克《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这一评论似有拔高之嫌。客观而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力作仍不多见，而且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亟待深化。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并未超越20世纪90年代初的以个案研究见长的“四城市史”（注：即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美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相比，“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习惯把城市发展仅仅切割成经济、政治、宗教等互不相干的几个部分，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注：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虽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在城市外部网络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的研究方面，在对城市进行全面性的、群落性的研究方面，施坚雅、滨下武志等“国外的同类研究明显领先于中国”（注：虞和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趋向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如果说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和城市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么这一影响同样反映在近代人口史领域。因为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是与市场史研究、城市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从属于他的市场史研究和城市史研究。
1995年，朱政惠结合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的研究，撰文分析国内人口史研究现状，指出：施坚雅在收集了有关人口统计数据后，“运用计算机精密计算，通过纵横的比较，空间模式和人文地理的比较，作出了对四川人口的新推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施氏的四川人口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在于，人口史研究“必须作深入、扎实、打‘井’式地探讨，必须作一些脚踏实地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也是西方人口史学寻求突破的路数。相比之下，中国人口史研究欠缺“施坚雅那种对具体地区、具体村落、具体问题的深入扎实的个案研究”（注：朱政惠：《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从此文发表后至今，中国学者的人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少学者在讨论有关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城镇密集区形成的历史原因、近代集市和区域市场的变迁、清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生活的现代性等问题时，直接引用施坚雅的观点和数据，表明对其人口史的研究结论予以首肯。（注：参见涂文学《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瑞成《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1期；谢放《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代化》，《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尚武《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特征》，《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1期；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行龙结合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关于城市化的论述，认为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大体上存在3个阶段：五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前，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了人口流动由少到多、城市化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行龙给出了不同时期城市化的估计指数。（注：刘焕性：《史学的超越与定位——“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施坚雅关于移民策略的论述也引起某些中国学者的关注。（注：郑也夫：《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即使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的曹树基，也对施坚雅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施坚雅对清代四川人口史的研究，是其构筑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基础。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因为施氏以县级数据为基础的清代四川人口分析“显然比何炳棣的研究要细致得多、可靠得多。从方法论上讲，施氏的这一研究通过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性别比等四方面对人口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据此成功地鉴定了数据的真伪。这一研究为其他的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尽管存在错谬，但是“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注：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266、273页。在此前的1篇论文中，曹氏充分肯定施坚雅这样的“西方的一流学者”在中国人口史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特别提及施氏《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的长篇论文，称赞该文对清代四川的人口统计制度、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户均人口和性别比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分析”。参见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过去学者们将研究视线集中于全国性的整体资料，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能性。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施坚雅的研究表明：研究中国历史人口的最佳途径，首先是计算和重建县级户口数，然后着手建立府级、省级乃至全国的户口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曹树基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种人口文献、3000多种方志以及百余种时人著述，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注：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氏的相关研究，参见《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与陈意新合撰），《学术界》2003年第3期。）
二、施坚雅模式的局限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对该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种种批评，上文对此已有所披露，这里再做进一步讨论。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批评是围绕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展开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验层面，即用具体事例指斥施坚雅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或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施坚雅的某些结论；二是理性层面，即对施坚雅模式的理论来源，以及该模式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是：第一，这些批评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力，是否需要提出反批评。第二，透过这些批评，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并进而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
从相关检索看，中国学者多从经验层面批评施坚雅模式。这种批评包括史料运用的不当、数据统计的偏低等等。例如，有学者点出了施坚雅的某些硬伤：如将1937年的宁波作为农业现代化影响下标准市场业已消失的典型，所据史料需要推敲；施氏所画1893年四川贸易体系图存在错谬，遗漏了资州、眉州等州治和商业中心。当施坚雅着手18世纪或19世纪的城市人口比重分析时，其依据的区域人口数存在严重问题。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但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即将四川的经验作为普遍真理加以推广，得出了不正确的全国人口数。（注：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注(16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6、15页。）施坚雅在史料使用或理解上的失误，影响了其理论模式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解释效力。有些批评虽然言之成理，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一些学者对施坚雅的人口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吴筑星认为施氏著作中的成套数据的完整性令人眼目一新，其出处和计算方法却令人疑虑。曹树基指出施坚雅构建其理论的城市人口资料从未予以披露，使得他的工作无法复原，也无法检验，从而令人怀疑施坚雅所用城市人口资料的真实性。陈晓燕指出，施坚雅关于近代江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人口比）的估计偏低。姜涛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结论做出某些修正，指出施坚雅估算1843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1893年上升为6.0%，这一统计结果大大低于实际水平。原因在于施氏统计的城市中心地总数偏低，他对北京、杭州、南京等具体城市人口的估计也偏低。清代中叶直到太平天国革命之前的城市人口比重，总体上不低于宋代的水平。（注：吴筑星：《宏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姜涛：《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15页。）有些批评则超出了施坚雅的研究视野，似乎苛求。例如，有人指出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体系过多关注各市场内部关系，对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略显不足。这恰恰忽略了施坚雅的研究重点是区分不同的经济区，进而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发展周期，而不是关注经济区之间的整合性。再如，笔者曾从市镇研究角度，批评施坚雅对中国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地理、商贸互动、经济特征、市场发育、人口构成、管理机制、价格弹性等方面的差异性缺乏有力的论述。从历史资料和研究现状看，这一要求不仅施坚雅做不到，中国学者也做不到。当然，施坚雅的理论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中国历史的实际肯定有偏差（例如施氏以居民2000人作为中心地的选取标准，这与历史实际不符，应以城镇的功能来选取中心地；施坚雅的中心地模式与江南地区的实态相差甚远；陕北许多地方的集期与施坚雅的分析有出入等等），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展开区域史的实证研究，以修正其理论构架的不适应性。（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郑成林：《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放、杜七红：《施坚雅模式与中国传统市镇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谢庐明：《客家文化视野中的清代赣南农村市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樊铧：《民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再如，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也存在漏洞。（注：例如，有人批评施坚雅没有将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和别的城市区分开来，从而妨碍了对通商口岸体系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参见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6期。又如，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在《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对施坚雅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该理论不符合晚清中国社会实际，城市等级的划分也不够科学严谨。施坚雅认为晚清华北只有1个中心大都市，6个区域性都市，18个区域性城市，64个较大城市，189个地方城市，697个中心集镇。苑书义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华北地区传统城市以北京为核心，沿着纵横交错的官道和河网向四周辐射，形成12个经济区，每个经济区都围绕一个区域城市运转，经济区的大小取决于区域城市的吸引、辐射和中介作用。并通过大小不同、层次各异的地方城市和城镇发挥出来。参见陈鹏鸣《评〈艰难的转轨历程〉》，《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实际上，苑书义等人的观点恰恰有着施坚雅模式的印痕。）施坚雅在考察近代中国城市化历程时，不提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影响，这一做法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矫枉过正。施氏断言中国城市的最基本功能是经济中心地，似有忽略中国城市作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拟定“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大型科研课题，由李国祁、张朋园主持，打算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按照施氏划定的9大区域展开系统研究。由于资料、方法等因素的限制，最终的系列成果（著作）仍以政区（省份）为研究单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乃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具体应用方面，存在着某些障碍。
中国学者批评施坚雅模式的一个焦点，是其六边形市场圈。有学者指出，在创立模式的过程中，施坚雅对其他理论模式的借鉴略显粗糙。他用正六边形叠加而成的空间分布图来分析中国千差万别的市场等级，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生硬。例如，正六边形结构与华北集市的分布情形不合，该地区集市多呈一种随形的网络结构分布，集市社区的界限较为模糊。又如，江南市场的空间布局与施坚雅模式之间存在差异。江南中级市场区域并非一个标准的正六边形。最接近理论模式的是六边形市场区，有时市场呈七边形、五边形、四边形或三角形。个中原因非常明显，因为地貌的不均衡和交通条件的差异，导致6个基层市镇与中级市镇并非等距离分布。七边形或更多边的市场区域，大多存在于交通条件优越、市镇密度大的经济发达地区，少于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则存在于特定地区。其中，三角形市场区域较少见，常见的市场布局是四边形和五边形模式。市场区域既然不是按照正六边形来布局，就必然有一些地区处于市场间的空白地带，这与施竖雅模式是相违背的。江南社会经济史所呈现的，恰恰是非正六边形的市场格局。施坚雅模式中，中级市镇、标准市镇、核心村之间的主干道是平原区的陆路。而江南地区的城镇体系和市场网络是由水路贯通的，实际上是江南水网在社会经济上的直接反映。（注：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第9-14页。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2页。任放、杜七红：《施坚雅模式与中国传统市镇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在指责施坚雅的六边形市场模型时，尽管有某种合理性，但也没有充分注意理论模式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性。理论模式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它属于方法论，不能也不可能取代具体的实证研究。相反，多维度的实证研究可以完善、修正或推翻理论模式。这种常识性的失误被批评者貌似有力的声音所遮蔽。只要我们仔细审视施坚雅的论述，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施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施坚雅在方法论上对此做出了如下说明：“任何要了解市场结构的社会或经济范围的尝试，都必不可免地要对它们的空间特征做出一些假设。所以，把市场结构作为空间体系来分析的一个理由是，在我将来能够从事市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时，把构成论述基础的各种假设弄得更清楚。另一个理由是便于对变化的研究，因为很碰巧，只有在相关的资料按空间排列后，体系变化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性质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他在谈及借助几何学和经济学建立理论模型的必要性时指出，“为了阐明作为空间体系的市场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有必要求助于一些简单的模型。为构成这些模型所作的假设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所讨论的背景是一个同纬度的平原，各种资源在这个平原上均匀分布。以无懈可击的几何学和还算合理的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考虑告诉我们，如果做出这样一种假设，这个背景上的集镇分布就应该符合一个等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个正六边形。这些预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因而在我能够检验这一命题的中国的6个区域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记录，大量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通过推测，施氏用图解法画出了一个“作为稳定的空间体系的中国基层市场区域的模型”，这一模型亦可视为“基层市场区域与三个中间市场区域的可能模型”。模型显示了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由6个村庄组成的内环，一个由12个村庄组成的外环。“如同经验证明的典型情况那样，这个模型要求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这些小路立刻成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动脉和静脉，这一体系的心脏则是在它中心的集镇上的市场。”（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1-24页。施坚雅引述罗希著作关于正六边形是市场区域最有利的形状这一命题，指出这一命题有两个必要条件，即“市场的分布应该使得：1.在任何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与任何其他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相比，其不利之处不多也不少；2.每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距市场的距离达到最低限度。第一个必要条件意味着模型中的所有市场区域必须有同样的形状和面积，由于图形上所有各部分肯定在某个市场区域中，惟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三种‘填充间隔’的正多边形，即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第二个必要条件说明一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在这方面它就越有效。换句话说，当沿着市场区域的边缘从最不利的位置走到最有利的位置时，三角形区域出现的差异最大，正方形区域处居中，六边形区域的差异最小。”施氏也提到杨庆堃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区域形状“接近于圆形或正方形”。同上书，第61页，注(40)和注(41)。）显然，施坚雅将其分析模式定位为一种理论假设，正六边形市场社区是最理想的基层市场格局。施氏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他所谓的正六边形市场分布，在实际情势下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于是，问题的关键不再是需要批评施坚雅的六边形市场模型，而是研究者在探讨区域经济史的市场问题时，不要硬套六边形构图，应该依据史实，做出理性判断。王卫平提醒人们不要纠缠于那个只在理论上成立、实际上往往以其他形态出现的六角形结构，而应该注重施氏理论在方法上的启迪作用。（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对于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差异性，中心地学说的创立者克里斯塔勒做出过精辟诠释，这一诠释使得施坚雅面临的难题、质疑或批评大打折扣。克氏称，“理论的有效性完全不在于具体的事实怎么样，而是依靠它的逻辑的正确，以及‘判断恰当’”。将理论与实际相比照，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一致，并能得到理论的解释；在哪些地方实际情况同理论不相一致，从而也就不能得到理论的解释。不能被解释的事实，必须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方法去弄清楚，因为这涉及一些人为的、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些现实与理论相偏离，这些因素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该理论有效的证据。”（注：〔德〕活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12页。）应该区别实证研究与理论模式属于不同的认知层面，不能用片面的实证研究去匡测和评估理论模式的方法论意义。在面对理论模式时，提倡长时段的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是必须的。
从方法论角度看，施坚雅模式的内在矛盾是：如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这就对他所运用的跨学科方法本身提出了再认识的问题。如果这一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历史分析模式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反之，这一方法本身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有效的认识客观规律的工具，那么相应的历史分析模式就有其合理性。有人指出，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础——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本身即有缺陷。克氏理论的数学起源是斯坦纳问题，即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问题。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学者普里戈金证明，克氏理论只是现实中“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历史”。基于其上建构起来的施坚雅模式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在实证意义上这一模式有违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成功的。（注：本刊编辑部：《“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普里戈金的评论与名为布拉什的学者的观点极为相似，后者曾指出克里斯塔勒的工作只是提供了将世界各地的差异进行对比的一种规范，“实验”证明实际的空间类型同理论预期不符。但是这种评论并不能全盘否定克氏理论的学术价值，它们只是指出了这样的事实——理论模式与实际情况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能构成推翻理论模式的论据。普里戈金的失误不在于指出克氏理论与实际不符，而是他将原因归结为克氏缺乏历史意识。事实正好相反，克里斯塔勒在提出城镇分布的等级原理时，明确指出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思考。只不过，历史研究不是克氏著作的重点，而且克氏对历史学的探讨持审慎态度，认为城镇发展的规则或序列本身所包含的原理不能够仅仅通过历史研究来发现，事实也表明“仅用历史的方法并没有能获得有效的经济学规律”。不过，在讨论中心地的起源时，克氏注意到了历史上的集市和小镇。在解释现实与“理想图式”的偏差时，克氏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而且也从历史、地貌、民族、军事多种角度予以诠释。他特别指出在检验中心地理论的过程中，“历史的方法从两个方面看都是不容忽视的，不仅在特殊考察中具有专题性特点，在一般调查中，历史法首先使我们理解到某一体系的经济概念以及通常是与该城市同时形成的具体的经济体系”。（注：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第6-9、174-175、185-186、317-319、322页。）当然，中心地理论不是十全十美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于：当克里斯塔勒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推演出中心地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德国南部（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进行论证时，明显有别足适履之嫌。正如克氏著作的英译本前言所说，作者“为使南部德国的一些地区与理论方案相吻合，进行了太多的合理化解释工作以及任意的决定，这样，那些解释就多少令人不那么满意了”（注：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英译本前言”，第2页。）。这并不妨碍中心地理论成为现代地理学的四大基石之一。当然，我们对克氏理论存在误解。如有人认为，克氏在建构中心地理论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从而使模式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应该说，这不是克氏的失误，而是其建构理论模式之必须。因为离开了若干假设和前提，任何理论模式将丧失解释效力而没有意义。另有人批评克氏忽视了社会政治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构成特点以及人们消费倾向等因素对城市分布的影响，实际上克氏对这些因素均有深入思考，他提出的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聚落结构的综合理论，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至于人们抨击最多的六边形结构单元，笔者认为它不是克氏理论的缺陷，而是一种理论创新。因为克氏是从理论上推演出而非从现实生活中归纳出这一具有最佳经济效益的经济地理单元，这是最合理的人类社会的聚落结构，层叠相加的六边形结构还给人以审美愉悦。诚如一位自然科学史家所指出的，克氏“六边形结构是一种理想化数学模式。鉴于理想化是研究自然界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笔者则认为克里斯塔勒理论的局限性不仅并非其致命弱点，而且正是由于他把理想化模式引进地理学领域而开创了数量地理学这一重要学科。即令确实存在这样的局限性，克里斯塔勒的学说依然推动了对人类聚落类型和分级的研究进程，启迪后来的学者去研究许多特定的区域并建立一些新的更完备的理论。”（注：张大卫：《代序：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载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这一评价是至为允当的。
那么，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建基于该理论的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性何在？如上所述，六边形结构不仅不是克氏、施氏的致命伤，而且有其方法论的创新意义。尽管普里戈金批评克氏完全忽略历史失之偏颇，尽管克氏本人对历史方法有所顾及，但是历史研究的薄弱仍是克氏理论的最大缺陷。如果克氏能将对德国南部中心地的研究由现实层面转向历史层面，将现实与历史贯通起来，那么中心地理论将获得来自历史学的更有力的支撑。因为经济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心地的结构及等级、同一组织系统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种类等等，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体系（数量、规模和分布），中心商品的范围，生产成本与技术进步，人口密度与人口结构，经济距离与服务、区域、交通，在历史上有哪些特点，它们的变迁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上的中心地与现实生活中的中心地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克氏应该回答的问题。如同克氏的六边形结构一样，对克氏提出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是一种“理想图式”。因为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地理学家。在理想化状态下，六边形结构作为中心地原理的图式是最佳的，同样地，历史研究之于中心地理论的论证也是必须的。我们不怀疑克里斯塔勒在众多专业领域（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拥有渊博知识，但是在克氏的知识结构中却缺乏足够的历史学修养。遗憾的是，这一知识缺陷在施坚雅身上得以重现。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正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所在。如果说克里斯塔勒是从德国南部的现实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论证，那么施坚雅则是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出发从事同样的工作。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熟谙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克里斯塔勒惊人地相似。在历史学的知识储备方面，施氏显然超过克氏，但相对于他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市场体系和区域体系——而言，却是不够的。因此，在施氏的论著中，更多的不是扎实的历史研究，而是理论阐述和逻辑演绎。在某种程度上，注重理论模式的构架，忽略详尽的史料分析，也许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通病。就此而言，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有着相反的毛病：长于史料的缕述和归纳，疏于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创新。
施坚雅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较为有限，尤其是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笔者对施氏论著的注释做过统计，结果如下：《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计有注释27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到50个，大量借用他人论著中的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人所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版）、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版）、官蔚蓝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1956年版）、有限的田野调查材料、不足30部的方志（与施氏自称的数千部方志不符），以及少量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收录施氏5篇文章，计有注释25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足20个，其余基本上引用第二手材料。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版）、《嘉庆重修一统志》、《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大清会典》，种类可谓不多，所引方志数量也远远不够。当然，第二手材料也可用于历史研究，但是对于一位立意提出独创性分析模式的学者来说，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无疑会影响其研究工作本身的学术价值。例如，按照施氏的说法，1893年中国的8大经济区（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约有39000个中心地。得到这一估算结果，施氏仅仅参考了200多部地方志，其他主要是借鉴第二手材料，这显然缺乏竖实的史料基础。施氏本人对此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他承认这一估算在误差10%的范围内也许是正确的。将1843年和1893年作为两个时点，以评估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这是施坚雅采取的基本做法。在估算1843年中心地数量时，施氏对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采取了“粗略”的估计方法，至于其他地区，他声称放弃了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收集，甚至简化了统计步骤，但未说明这样做的任何原因。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不用说，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出的估计，不如对九十年代作出的那些估计来得可靠”。在制表分析1843年中国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决定因素时，施坚雅承认在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地区内部的商业化、对外贸易、行政组成部分这6个尺度中，有两个“可以说是盲目得到的，因此应该承认这个数学模式总的来说是草草赶制出来的”（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56、262-263、270-271、291注(17)、293注(22)、295注(34)。）。资料的局限（原始材料的不足，以及包括二手材料也不足），使得施坚雅有分量的历史研究工作局限于长江上游地区（四川），对其他地区或无暇顾及，或语焉不详。因此，资料的局限就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当施坚雅将四川模式推及全国时，他就陷入了论证乏力的困境。因此，在许多时候他必须借助理论的铺陈来弥补资料的不足。由于缺乏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所以施坚雅模式只能是一种假说。这也是施坚雅本人充分意识到的。曹树基指出，施坚雅采纳西方城市地理学家对西方城市的数量归纳方法，划定城市人口数量等级，这一方法本身有其合理性。但是，“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分析，存在一个适用与否的问题。规范的做法是，研究者必须应用中国的资料对西方学者所用模型进行证实、证伪和修正，而施坚雅却从未进行这一必要的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氏的工作只有假设的意义。”（注：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15页。）有意思的是，这种证实、证伪和修正的工作不是通过施坚雅，而是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大量研究中。通过上述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该模式提出的种种批评，可以说这一“必要的工作”几乎在不同的史学论著中凸显出来，而且往往在同一学者的研究中并存——肯定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意义、指出施坚雅模式的局限、修正施坚雅模式的某些结论。从研究现状看，这一工作远未完成，并将继续下去。
在讨论施坚雅模式的局限性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不足。这种不足除了显而易见的“理论贫血”外，还有实证研究方面的许多“缺口”。例如施坚雅提出并讨论过的若干问题，仍有待中国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详言之，在市场史方面，关于基层市场社区“非正式管理”问题、传统市镇近代转型问题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显示经济史的触角应该向社会史延伸。在城市史方面，中国城市内部社会分化的性质及其与城市空间划分的关系，住宅集中的方式所反映的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城市生态模式，商业区内部的空间分化，城市中职业地位竞争的加剧对经济专业化或同化的影响，城市会社（如街坊组织）、市政管理与社会秩序等等，均有待深入思考。再如人口史方面，城市规模与人口密度对社会结构的制约，人口集中带来的社会学后果，通过城市的社会组成、住区格局、组织结构反映出来的由地区体系形成的人口流动，城市人口的客籍成分，客民的子嗣，前现代城市中的人口梯度，客居与城市人口的相对规模，职守标记与城市人口规模等等，中国学者也缺乏扎实的研究。从整体上看，目前国内的近代人口史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模式上，如人口的数量变动、地理分布、区域流动和自然结构等，而在人口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和流动、阶级和阶层结构，虽有所研究，但仍有较多缺口，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结构的研究则近乎空白”（注：虞和平：《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趋向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这一状况有待改进。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为明证。诚然，施坚雅模式存在若干缺陷。但有人对国内某些学者满足于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去“推翻”施坚雅的理论，并扣上“施坚雅不懂中国”的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指出“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这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但问题恐怕并不在此，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注：孙明：《另一种“历史”》，2001年12月20日《中国图书商报》。）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有效性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但实证研究本身同样存在各种局限和失误，只有当实证研究达到科学实验的阶段，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模式才能被推翻。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科学实验的水平。因此，就其准确性而言，各种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对施坚雅模式提出的各种批评，只能证明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将其推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将对施坚雅模式不断做出修正，并提出更科学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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