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老人与护工：控制和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养老机构不仅通过时间、空间的规约控制护工的身体，更通过“职业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教化，对护工进行情感控制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性别、城乡、阶层等关系都型塑了护工与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从性别关系上看，尽管妇女可以走出家庭，却依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老年照料依然被作为“女性工作”，且中年妇女所处的年龄以及与之相应的家庭经济压力，也强化了性别关系在护工劳动控制中的作用。从城乡关系上看，无论是制度上，还是话语上，农村在价值、意义层面都日益成为城市的对立面，从而使护工被先在地认为是需要经由城市来改造的。而阶层关系则是护工与老人之间雇佣关系的内核，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于对护工情感和主体性的改造，它也成为养老机构的实践原则。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型塑了护工的劳动过程，形成对他们的劳动控制和改造。然而，作为有能动性的个体，护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发展出了一套隐性的抗争策略，如“玩笑”、“阳奉阴违”、“用脚投票”、“集体的眼泪”等。通过这些低姿态的抗争策略，护工抵御着外在力量对主体的压抑和分解。这些抗争策略被用来维系其自身主体性的完整，以对抗对其劳动，尤其是情感的异化。
回应关于“护工虐待老人”的诸多报道，本文认为，那些虐待老人的极端案例的确让人心痛也应当谴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不从结构中思索问题的症结，单从护工个人道德方面加以谴责，则这一对雇佣关系中的矛盾仍将继续发生。当城市家庭将养老负担以市场化的方式低成本地转嫁给这些来自农村的中年女性劳动力，问题已经不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在这种雇佣关系中，性别、城乡、阶层这三组关系相互交织，护工被建构成一种次等的、需要被改造的身份。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护工本身也是社会的底层，迫于生计的压力，她们通常愿意、也能够忍受体力上的繁重劳动；然而对其情感和主体性的重塑和控制，却是她们不能承受的委屈。作为一种情感劳动，护工的情感和意志被要求进行标准化的改造，它使情感劳动“去情感化”，这本身就成为劳动异化的一种极端形式。如何在情感劳动与情感异化之间找寻出路，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命题。
原题《养老机构护工的劳动控制与隐性抗争——基于北京市养老机构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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