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与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支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导话语之一，无疑是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其具体表现就是所谓“反思国民性”，它也是“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启蒙工程的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主流一直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它所塑造的病态“国民性”，因而反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内因论”的解释模式支配下，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这个解释模式认定：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来自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由此产生一种普遍的意识：中国的贫弱源于它的文化，因而改造这种文化，即改造国民精神，是富强（现代化）以及新的民族国家与民族身份生成的唯一出路。同样地，深受现代化意识形态影响的80年代中国知识界也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它具有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因而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就是反传统。
然而这种内因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解释模式受到了90年代反思现代性思潮的有力质疑，理论资源之一就是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的现代化理论；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则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
认识论路径的这种转换直接导致或潜藏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发展问题以及“五四”至80年代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规划的挑战。如果说在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国启蒙话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内部寻找现代化滞后的原因，那么，90年代中国部分学人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其认识视野已经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间，对于国家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的解释与批判，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于国内传统文化与改革前社会主义的批判，并因而构成了与80年代的根本区别。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学者强调：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不能只对资本主义有批判意义而与中国无关，它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如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的诊断。这一诊断尽管部分地来自他们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的观察，但是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无疑也不能忽视。
当以民族国家为框架、以中国／西方以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基本模式的研究范式受到质疑以后，必须重新反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1.“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的错误？如果中国的所谓“落后”并不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过，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不是冤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过了真正的“元凶”么？2.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有无重新评价的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这种所谓的“自力更生”，无异于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那么，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束缚，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
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华勒斯坦明确地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时代，他说：“在殖民状况下，（非洲的）‘部落’的管理统治制度谈不上有什么‘主权’，它受到更大的社会实体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它仅仅是殖民地这个更大的实体的不可分的部分。”这里说的“更大的社会实体”就是殖民体系。殖民时代的非洲部落既然已经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它当然也就不是一个自律的存在，对于它的研究当然不能不考虑其宗主国的关系（所谓“殖民状况”）。因正为这样，华勒斯坦自己也说：“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体系在这些国家如何运行这一点上。”这就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设定了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并成为殖民国家以后，非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才能到外部去寻找原因；同样，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才与其中心位置之间出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至于决定现代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各个国家的劳动与角色地位的最初原因是什么，恐怕很难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本身来解释。这样，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受到限制。我们要问：中国是否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殖民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进而言之，即使殖民状况是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这个论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殖民”时代之前。何况即使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内部原因就没有关系了么？如果内部原因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那么外因是否同样如此呢？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否真的只是因为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对此学界至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不能自洽地解释第一世界的发达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同样不能。更须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滞后完全归结为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时，我们是否是在变相地为自己开脱？如果说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的片面性，那么当然不应当是我们自我开脱、自我辩护的借口。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滞后具有以前所忽视的外部原因，就回避对于自己的内在弱点的批判与反思。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可以而且应当反思中国激进思想界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对于传统文化作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反思自己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也不能把西方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侵略文化（更何况西方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自我批判，包括对于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启蒙与国民性批判是一个值得反思、修正与完善的工程（世界体系理论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定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