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抵抗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阿富汗论文,主义论文,原教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50年代，阿富汗部分知识阶层建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反对王室的现代化政策。亲苏势力上台、尤其是苏联入侵后，上述组织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种族及宗教上的分化，加上支持前王室的伊斯兰传统力量加入抵抗运动，派别分歧愈演愈烈。因此，苏联撤军及纳吉布拉垮台后，抵抗运动各派开始了内战，给阿富汗国家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关键词 阿富汗 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 抵抗运动
自从原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倒台后，阿富汗已建立了以抵抗组织为主体的新政权，名为“阿富汗伊斯兰国”。本文试图分析战后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抵抗组织的起源、发展与抗苏战争期间的社会变动，从而为人们了解今天阿富汗错综复杂的形势并预测其走向提供一些参考。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族（又名“帕坦族”，即阿富汗族）占人口的55-59%，它在阿富汗近现代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塔吉克族占人口的30%，其他少数民族还有乌兹别克、哈扎腊、土库曼、艾马克、俾路支、努里斯坦等。阿富汗的国语为普什图语和波斯语，其中波斯语是塔吉克、艾马克、哈扎腊和其他民族部分居民（包括普什图上层社会）使用的语言。在地理上，普什图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南部，北部有少数移民（此外巴基斯坦邻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居住着数百万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分布在北部，与前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隔河相望；哈扎腊人居住在中部的哈扎腊贾特高原。在社会关系方面，普什图人仍保持部落结构，而其他民族大多是非部落的宗法式社会。阿富汗传统的伊斯兰教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正统伊斯兰教（逊尼派）、民间伊斯兰教（苏菲派）和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逊尼派的代表是乌里玛（宗教学者）和分布于农村的毛拉，他们掌握着教育和司法大权。苏菲派的势力主要在北部、坎大哈地区和喀布尔、赫拉特等大城市，其中某些派别与乌里玛相互融合，最著名的就是穆贾迪迪家族和盖拉尼家族，它们分别拥有苏菲派纳克什班迪教团和卡迪利教团的首领“皮尔”的职务。什叶派的主要信徒为哈扎腊人，其他还有基齐尔巴什人和波斯人等，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
19世纪后期以来，阿富汗王室即开始执行限制宗教的政策。阿卜杜尔·拉赫曼国王(1880-1901)把教产瓦克夫收归国有，并使乌里玛等神职人员成为享受俸禄的公职人员。对于这种限制，宗教界是相当不满的。1919年，阿马努拉国王(1919-1960)推行世俗化改革，10年后终于被乌里玛所策动的叛乱倾覆①。在随后建立起来的纳第尔王朝中，宗教界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穆贾迪迪家族的成员先后担任了司法大臣和驻埃及大使的职务，该家族和盖拉尼家族还与王室相互联姻。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王室恢复了世俗化政策，大力发展包括女子教育在内的现代教育和现代宗教教育（如现代宗教学校和喀布尔大学神学院），提高妇女地位，限制宗教法官的作用，并在政治上对乌里玛采取高压政策。“红色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亲王的措施最为严厉，他曾于50年代末派兵平定坎大哈反对妇女解放的暴乱，并逮捕了穆贾迪迪家族的成员②。因此，战后初期乌里玛的社会影响呈下降趋势。
二次大战后，阿富汗开始接受苏联军援，建立现代化军队，并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工业和水利，经济文化有一定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部族关系日益淡化。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迅速壮大的知识阶层，其中包括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的不少成员。他们对王朝的政治独裁、官场腐败、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极为不满，企图改变现状。形成中的反对派力量包括小资产阶级左翼、民族资产阶级和原教旨主义派三大派。
1958年，喀大神学院的一群教授建立了“伊斯兰组织”，它标志着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诞生。这些教授包括古拉姆·穆罕默德·齐亚尼（神学院院长）、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和阿卜杜勒·拉苏尔·萨亚夫③。他们均毕业于国立学校，并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意见相近的团体，其主要工作最初限于翻译国外著名伊斯兰学者（如赛义德·库特卜和毛杜迪）的作品、改进教学方法、革新宗教词汇等。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不同，齐亚尼等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群众运动”④。
1963年达乌德下野后，国内政治空气趋于活跃。1965年颁布的新宪法允诺要制订政党法、省议事会法和市议事会法等（但并未兑现），反对派力量纷纷加强活动。1965年前后，亲苏的小资产阶级左翼建立了人民民主党（分为人民派和旗帜派），而主张走武装革命道路的一派形成“火焰派”。伊斯兰组织也不甘落后，它在喀布尔大学和中学积极发展力量，于1968年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分支机构“穆斯林青年会”（其政敌称之为“穆斯林兄弟会”），其领袖包括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两人均为工程学院学生）。此外受伊朗的影响，阿富汗的什叶派在50年代以后也出现复兴，神职人员的影响增长，而新兴的什叶派知识阶层卷入了火焰派和民族主义派的活动，也建立了若干原教旨主义组织。作为传统伊斯兰力量的乌里玛、毛拉，则参加了议会活动，他们在1965和1969年召开的两届国会中均为人数最多的职业集团⑤，其中包括著名的鲁格尔省毛拉穆罕默德·纳比·穆赫默迪。
以“宪政”时期闻名的1963-1973年是阿富汗政治动荡的年代，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较量，主要战场有国会、街头和校园，主要目标则只有一个：夺取政权。原教旨主义派并未参与国会活动，它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省、县、支部的完整的组织结构，在校内活动方面致力于建立校内清真寺、举行政治讨论会等，1970年以后开始深入城乡清真寺进行祈祷宣教，有时也与其他派别发生公开冲突。在1970年的喀大学生会选举中，青年会赢得了多数派地位，引人注目地超过了当时十分活跃的人民民主党和火焰派。1972年以后，青年会开始在军队中建立支部，但它已经落在人民民主党的后面了。
在苏联的支持下，失意的达乌德亲王与旗帜派联手于1973年7月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青年会强烈反对主张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达乌德东山再起，因而在同年年底即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暴动。暴动失败后，青年会的大多数领袖逃往巴基斯坦。此后，党内出现了公开的意见分歧。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发动全民起义，以拉巴尼为首的温和派则坚持在军队中策反的长期战略，最后大多数人决定采纳前一个方案。1975年，青年会在潘杰希尔山谷、帕克蒂亚、拉格曼、喀布尔、巴达赫尚等地发动了起义，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分别领导了前两地的行动。但是，民众并未起而响应青年会的号召，起义再次被挫败。政府对起义的回答是无情的镇压，1973-1978年共有约600名青年会成员被捕遇害，其中包括尼亚齐⑥。起义的失败也促成了组织上的分裂。1977年希克马蒂亚尔另立伊斯兰党，而以拉巴尼为首的温和派保留了“伊斯兰组织”的名称。
1978年人民民主党推翻达乌德的政变给予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强有力的刺激。政变以后，新政权对外彻底倒向苏联，使阿富汗几乎沦为后者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对内则以强制手段大力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妇女解放政策，使宗教感情浓厚的阿富汗人民难以接受，而反对派力量则遭到血腥镇压。例如，著名的穆贾迪迪家族的男性成员全部为塔拉基政权所杀害，只有身在异邦的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幸免于难。于是，原教旨主义势力开始迅速壮大，并发展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在苏联入侵以后。
1978年以后建立的反政府组织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包括激进派和温和派两类。激进派组织包括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和萨亚夫的伊斯兰团结党。希克马蒂亚尔是普什图人，其组织规模不很大，主要成员是工程学院学生、教师和前政府军官兵，装备精良。伊斯兰党在南部的普什图人和东北部的普什图移民中影响较大，得到当地一些乌里玛的支持，是抵抗运动中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萨亚夫也是普什图人，他的伊斯兰团结党成立于1980年以后，其人员不多。温和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党（哈里斯派）。伊斯兰组织的骨干主要是喀大神学院学生及其他知识阶层，它得到北方的苏菲派和乌里玛的广泛支持，并拥有马苏德和伊斯马仪·汗等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其领袖拉巴尼和马苏德均为塔吉克人，因此伊斯兰组织在北方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但它也竭力在南方的普什图人中争取支持者。伊斯兰党（哈里斯派）系1979年从伊斯兰党分离而出的，其领袖尤努斯·哈里斯毛拉为普什图族胡格亚尼部落人，他与南方帕克蒂亚、楠格哈尔和坎大哈诸省的普什图部落和乌里玛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第二类是逊尼派、苏菲派传统主义组织，包括伊斯兰行动党、伊斯兰民族阵线和民族解放阵线。伊斯兰行动党领袖为穆罕默德·纳比·穆赫默迪，主要成员来自乌里玛和毛拉，在东南部和南部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农村，抗苏战争初期是实力最为雄厚的抵抗组织。伊斯兰民族阵线的领袖为卡迪利教团的“皮尔”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为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这两个组织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东南部和东部，它们得到当地的部落领袖的支持，但成员不多。
第三类是什叶派组织。什叶派政党力量较小，其中多数得到伊朗的支持，如伊斯兰运动、胜利组织、伊斯兰圣战卫队、伊斯兰雷电党等8个党派，而伊斯兰革命联盟委员会和阿富汗被压迫者圣战者联盟与伊朗没有联系⑦。此外，哈扎腊贾特地区还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联盟革命委员会，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抵抗运动的其他组织均是非宗教性的，包括左派、部族、地区和民族主义组织。左派组织系由火焰派分化而来，如阿富汗解放组织等，其影响不大。部族和地区组织有库纳尔部族委员会、坎大哈部族阵线和努里斯坦圣战者阵线等，但多数规模不大，行动局限于本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为数不多，如阿富汗社会民主党。
抵抗运动中各种派系的存在，导致了相互间的种种分歧和矛盾。分歧之一是抵抗运动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来领导。从军事合作及争取国际援助的角度看，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而力促抵抗运动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苏联入侵后不久，各抵抗组织决定组织一个松散的“伊斯兰联盟”，而伊斯兰党表示反对，力图保持其组织上的“纯正”。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以后，联盟终于在1981年4月宣告解体。之后，各传统主义组织于翌年建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而原教旨主义各组织也创立了名称相同的联盟。1985年，两大联盟最终合并，此即七党联盟。同年，以伊朗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盟，即八党联盟。但是，影响日益增长的游击队指挥官更盼望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1986年，北部成立了以马苏德为首的抵抗运动总指挥部。
分歧之二是未来阿富汗国家的结构和前国王的作用。传统主义派和部族领袖希望恢复1973年以前的政治体制，坚持政教分离，以确保自己的原有地位。因此，他们支持前国王查希尔复出。以纳比的伊斯兰行动党为代表的乌里玛反对恢复旧王朝及其世俗化政策，主张全面恢复沙里亚（教法）的地位。原教旨主义派不仅仅要恢复沙里亚，而且呼吁建立伊斯兰国家，如希克马蒂亚尔就极力主张建立伊朗式的、中立的逊尼派伊斯兰共和国。他们强烈反对查希尔重新发挥作用，认为他和达乌德是把苏联引入阿富汗的罪魁祸首。此外，在抗苏战争中崛起的非普什图民族和什叶派也坚决反对恢复过去由逊尼派普什图人独占政治权力的状况，要求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分歧之三是抵抗运动内部的权力分配。例如逊尼派和什叶派组织在临时政府问题上的冲突。1989年2月初，七党联盟主席穆贾迪迪与八党联盟签订协议，规定后者在行将建立的协商议会和临时政府中分别占有100个（总计526个）和7个席位。然而，由于原教旨主义派的反对，七党联盟最终决定只给八党联盟80个议员席位并取消原定的内阁名额。于是，八党联盟拒绝参加协商议会，七党联盟即于同月23日选出了自己独家控制的临时政府。1990年6至7月，两大联盟再次就临时政府部长名额问题举行谈判，结果又是不欢而散。
分歧之四是对有关各方和平倡议的态度。为了结束内战，苏联曾提出建立临时政府、制订宪法、召开大国民议会或举行选举的建议。在七党联盟中，温和派倾向于支持苏联的建议，而强硬派则竭力反对，斥之为“干涉内政”。1990年11月，苏联与七党联盟达成协议，同意把权力移交给伊斯兰临时政府。以强硬著称的希克马蒂亚尔对此进行了抨击，宣称协议对圣战不会有任何影响。此外，他也反对联合国的和平方案及美国、巴基斯坦的政治解决提议。
抵抗运动内部的分歧不仅影响到其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而且导致了各派间的火并。1989年7月，伊斯兰党的部队据称伏击了参加军事会议的马苏德派游击队人员，打死30人（其中7人为指挥官）。其后，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斗，死亡人数达300人之多。由于在伏击事件上受到其他六党的谴责，伊斯兰党于8月断绝了与它们的联系，希克马蒂亚尔也于年底辞去了临时政府外长的职务。之后，临时政府曾呼吁伊斯兰党重返联盟，但遭到后者的拒绝。
抵抗运动中种种派系的存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分歧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内潜在矛盾的表面化。对本身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地位感到不满的各个阶层、民族、都企图借助抗苏战争的契机来渲泄自己的愤懑，用行动来争取在未来阿富汗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考虑到阿富汗各地区间社会经济联系的薄弱和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鞭长莫及，中下阶层及宗教、民族少数派的崛起意味着阿富汗内部分裂因素的增长。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公开预言，阿富汗将会四分五裂：东南部普什图人地区将并入巴基斯坦，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将分别与前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并，西部则将并入伊朗⑧。这一前景当然是国际社会不希望见到的。
必须看到，抵抗运动也产生了有利于阿富汗维持统一的因素，其中首要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地位的提高。伊斯兰教复兴是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的普遍现象，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对王朝时代现代化政策的批判而向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因迎合了大批普通人民的宗教情感和政治愿望而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因此，抗苏战争是以“圣战”（吉哈德）的名义进行的，游击战士被称之为“穆贾希丁”（意即“进行圣战的人”，但常意译为“自由战士”）。抵抗运动中的乌里玛和原教旨主义派都特别强调“沙里亚”和“乌玛”（穆斯林社会）的重要性，而不太重视民族和部落的分野（某些派别例外）。不仅如此，主张政教分离的抵抗组织力量弱小，而乌里玛和原教旨主义派先后成为抵抗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
其次，抗苏战争也带来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社会变动。在战争中，大批居民逃往巴基斯坦和伊朗，其中主要是维持部落制度的普什图人，而且后者是在部落领袖的率领下举族外迁的。分布在北部、哈扎腊贾特和努里斯坦边缘地带的普什图移民也大批返回南方。另外，因受战争的影响，许多游牧民放弃了游牧生活，转而迁居巴基斯坦、就地定居或加入抵抗运动，继续游牧的也改变迁徙路线并缩短了距离⑨。上述变化一方面提高了少数民族在阿富汗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为社会分裂因素的部族和游牧民地位的下降。同时，战争期间空前的人口流动加强了各民族、各部族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和交流，驱逐外敌、复兴国家的共同目标在阿富汗人民中发展起了一种民族认同感和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兄弟情谊，促使他们了解世界、面向未来。这些都有助于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和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分裂和统一因素的并存意味着阿富汗走向新生的道路艰难而多舛。苏联撤军后，游击队各派的攻势软弱无力，相互间的内讧屡有所闻，以致纳吉布拉政权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能够维持三年之久。1992年4月，纳吉布拉终于下台，伊斯兰组织与伊斯兰党之间随即爆发了战斗，首都喀布尔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第一次陷入了大规模炮战。此后，伊斯兰组织部队以及与之结盟的杜斯塔姆民兵与伊斯兰党部队之间，萨亚夫的部队与什叶派联盟党之间均多次发生恶战，交战各方使用了坦克、重炮、火箭、飞机等重型武器，居民纷纷逃离喀布尔，首都成为一座鬼城。在临时政府内部，各党派在内阁职务的分配上也矛盾重重，分歧甚大。显然，由于阿国内各派系目前处于势均力敌、拥兵一方的态势，政局的动荡将会维持相当一个时期。人们衷心希望，阿富汗各派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建和平、中立、繁荣的新阿富汗！
注释：
①法国学者奥利维埃·罗伊认为，1929年由塔吉克族的巴恰·沙考领导的叛乱是一次“原教旨主义叛乱”。而且，巴恰·沙考的家乡现在是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党的根据地之一。见罗伊：《伊斯兰教与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英译本，第65～68页。
②参见拙文：《1919～1973年的阿富汗妇女运动》，《中东》，1988年合刊。
③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也是神学院教授，但50年代后期因涉嫌谋杀赫鲁晓夫而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此后曾流亡丹麦，从事伊斯兰研究。
④⑨罗伊前引书；第70页。
⑤C.F.丽罗特：《权力范型与1973年的阿富汗政变》，［美］《中东杂志》，1975年第2期。
⑥塔赫尔·阿明：《阿富汗的抵抗运动》，［美］《亚洲概览》，1984年4月号。
⑦R.L.坎菲尔德：《阿富汗：内部联盟的轨道》，［美］《中东杂志》，第43卷，第4期，1989年。还可参考罗伊前引书和E.吉拉德特：《阿富汗：苏联的战争》，伦敦和悉尼，1985年版。
⑧［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