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河计算机研究小组的基本特征和现状*_中国银河论文

中国银河计算机研究小组的基本特征和现状*_中国银河论文

中国银河机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河论文,中国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群体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探讨了中国银河机研究群体的产生及发展,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从中剖析中国大科学研究方式的有关机制。本文简要剖析在新的国内经济、国际科技形势下,银河机研究群体的现状,以及摆在中国大科学研究群体面前的某些问题。

关键词:银河机 研究群体 计算机

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研究不论从范围、规模、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种状况极大地促进了群体研究方式的传播与发展。从德国V2火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到前苏联的人造卫星、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群体研究与生产所取得的成功范例。现代工程与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科学家的协作规模日益扩大,标志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标志着群体研究方式在当今科学界的“安营扎寨”。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不发达,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使得中国在大科学的发展上和群体研究方式上与世界几乎是同步的,正如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基本传统,也许比欧洲传统更符合科学世界大合作的利益”。[(1)]

中国的一些学者曾以“两弹一星”为基本案例,考察了中国大科学群体兴起的原因。他们指出:大科学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兴起,有三个重要来源:其一是中国有着东方传统的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自古有国家和政府干预重大社会工程的传统,这在兴修水利、天文历法和军事技术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二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的国有化和计划性发展形成了内在的要求,而苏联的经验则起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其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人民战争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到和平建设时期被运用为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2)]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开创了中国群体研究的先河,为中国大科学的研究方式积累了经验,作出了示范。银河机研究群体就是这一示范的产物。

一、银河机研究群体的产生及发展

如果说“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六十、七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研究与生产所取得的成功范例的话,那么,“银河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则是八、九十年代的成功案例之一。

1.银河机研究群体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朝鲜战争给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以极深刻的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军用电子装备的重要性。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中国就开始着手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随即组建了一系列军事院校。1952年,毛泽东等中国高级领导人决定在松花江畔哈尔滨市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旨在专门培养各军兵种高级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在当时整个国家师资短缺的情况下,一次性从高等教育部、华东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船舶工业局、上海民生公司、中国科学院和总后勤部共请调了62名教授、专家,其中有44名为提名请调。此外,还聘请了苏联专家帮助学院建设。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军事工程学院终于在1953年9月1日建成开学。陈赓院长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学院的任务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培养对党对祖国高度忠诚,积极负责,英勇顽强,能克服困难,坚决执行命令,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精通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的各兵种军事工程师及国防技术人员,以适应今后国防建设的需要。[(3)]银河研究群体就是在这样的建院宗旨引导下,培育生长起来。

2.银河机研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

银河机研究群体是由一个9人科研小组发展而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国际计算机事业逢勃兴起之时,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有识之士,亦注意到计算机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1958年,当时已是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雷达专业副教授的慈云桂和他的同事们,敏锐地认识到计算机技术对改进武器装备性能的重大意义,毅然放弃自己的本专业,投身于电子计算机研究领域。同年国庆节前夕,计算机研究小组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模型机。随后,学院成立了计算机专业,开展计算机技术研究,培养专业人才。

六十至七十年代,随着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以及学院的改建与重建,这支计算机技术力量由当初的教学小组发展成计算机研究所,并为中国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以及国防科研等领域,研制出一系列大、中、小型计算机系统。但是,由于中国计算机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七十年代末,国防科研部门所拥有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装备,已远远不能满足科研生产的需要,数据计算、处理方法和手段的落后状态,已成为武器装备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之一。为了增强国防和国民经济实力,促进尖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特别是国防科研部门迫切需要高性能的电子计算机。然而,发达国家把高性能计算机技术视为国家的核心机密和国防实力的支柱,对此实行严格的禁运、封锁、垄断和控制。因而,想通过引进、购买专利技术、进口成套散件组装整机,走简单仿制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困难重重。慈云桂等人领导的这支计算机技术研究群体,急国家所急,想军队所想,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在“自力更生与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巨型机的新路”这一方针指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1983年,被命名为“银河”的亿次巨型计算机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此后,他们又先后研制成功了银河仿真计算机、超级小型计算机、十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智能工具机等。这支研究群体,就是这样在不断完成国防科技任务的实践过程中,从一个9人研究小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计算机学院;从研制中国第一台军用电子管计算机模型,发展到研制中国最早的晶体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从研制中型、大型计算机,发展研制超级小型机、全数字仿真计算机、亿次和十亿次巨型计算机等等高性能计算机,并跻身于世界先进计算机行列。同时,这支研究群体在攻克一个个计算机科学技术上难关的过程中、在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成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作风、自己的道路与精神。

二、银河机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

1.大力协同——研究的方式

“大力协同”是中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实践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大力协同在银河研究群体中首先表现为研究过程的大力协同。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往往是一个由诸多部分组成的复杂大系统。就系统本身来说有硬件、软件、外部设备、电源、结构与工艺等等;就系统的研制来说有研究设计、生产与技术保障、后勤保障等等。总计师经过精心的统筹规划,将其分成许多有机联系的子课题,由少数主任设计师分工负责。每一个主任设计师又将子课题分为多个小课题,由课题小组长负责。这种分工负责的研究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总师与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与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与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之间互相开放、互相协作,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总体,才能够最终达到设计的总体要求。如果有哪一个子课题、哪一个小课题、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则将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质量。因此,银河研究群体的内部是互相开放、互相作用、互相协作的。在进行每一个研究项目时,总师每周定期召开主任设计师联席会议,大家互通情况,及时疏通发现的问题,以便协调整个工程的进展。

其次表现为研究领域的大力协同。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要求高,涉及的领域宽,单靠某一个研究领域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这种学科之间的合作,有本校内的技术协作、本省内高校的技术协作、全国性的高等院校间的技术协作,还有全国性的研究院、所间的技术协作。如在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时,不仅组织本校工厂承担机械和加工任务、后勤部门负责关键元器件的供应,而且组织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科研院、所的横向联合与协作,如湖南师大、湖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航天部二院和七○一所、核工业部的院所等单位都参与协作攻关。参研协作单位中有研制者、有使用者、还有既是研究者又是使用者,这种研制者与使用者的双重身份、研制与使用的互动,客观上促使各专业领域之间、研制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开放与互动,促进各专业群体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与实用性,在充实了研制力量的同时,培训了使用维护人员,保证巨型机的正常运转和使用效率。

再次表现为研究群体成员的大力协作。科学的分层体系是研究科学社会系统极重要的出发点。银河研究群体的研制人员分为:学术等级中的极个别学术权威(工程院院士、总师、计算机学院院长)、极少数学术带头人(主任设计师)、少数科研骨干(博士)、一般科研人员(硕士、学士)和辅助设计人员,管理等级中的掌管科学事业的政治家(计算机学院的政委)、掌管资源分配的决策人、具体抓落实的行政管理干部(研究室行政副主任)等,非学术等级的工业企业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后勤保障管理人员、工厂生产业务干部及工厂工人。这些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研制人员,在进行一个共同的研究项目,他们之间虽有分工的不同,但是必须协同作战,有组织、有计划地按时完成各自的规定任务,从而达到总体任务的成功。

此外,大力协同还表现在科学家与决策人的协同。科研研究,毕竟科学家是内行。但是,该上哪个项目、什么时候上这个项目,则需要政治家的宏观决策。同时科学家的长处在于精深的业务能力,而大量的管理工作则需要有专人安排、实施。这样,在完成一个重大科研任务时,特别需要科学家与决策、管理人员的大力协同。银河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就是采取了集政治、技术、管理三位一体的领导模式,以及彼此密切的合作,为亿次巨型计算机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所的整个工作则以国家任务为中心,一切工作都必须为此让路。研究人员全部精力投入到研制工作中去,行政管理干部全力保证后勤保障工作,解除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及时提供各种服务。在这里,领导干部与研制人员处于一种少有的平等地位,只要是与任务有关的事,可以随时反映,必要时可直接向科工委领导打电话,事不过夜。只要是对任务有利的事,不管职务大小、高低,都将一视同仁。科学家与政治家在研制国防高技术任务中的这种积极、平等、合谐的协同,在中国的其它领域是少见的。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遭受歧视、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影响尚没有完全消除的年代里,这种协作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没有高层政治家与杰出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任何国防高技术武器的研制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两弹一星”如此,银河高性能计算机亦如此。

2.严谨民主——研究的作风

科学研究群体之所以能使不同的文化素养、个性特征和不同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科学家揉为一体,通力合作,并且卓有成就,是由科学研究群体的作风与传统维系起来的。科学研究是一个严肃的认知过程,本质上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必须具备严肃、严谨、严格的工作作风。

银河研究群体从它产生之初就逐渐形成严肃、严谨、严格的工作作风。它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与一般学派、群体的成果形式不同,主要表现为工程系统。因而研制过程中不仅要求设计思想先进、计算结果准确无误,而且要求工艺、制作质量精密。慈云桂经常说:“研制一台计算机,有好的设计思想,好的逻辑设计,如果没有好的工艺,是绝对作不出稳定可靠的机器的。”这种注重质量、要求严格的作风与养成从一开始就使这个研究群体获益匪浅。六十年代研制生产的441B计算机的稳定可靠性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得到计算机同行的一致公认。七十年代研制的151大型计算机圆满完成海上测量任务。所有的军工产品都接受严格的考核与检验,达到万无一失的要求。八十年代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更是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验收考核制、工艺控制和质量反馈制,创造了二百个焊接点和十二万个绕接点无一虚焊、漏接的奇迹,在技术考核中,连续运行289个小时无任何故障。军工时期培养出的对事业高度忠诚、积极负责、英勇顽强、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优良传统,充分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之中。

在一些科学学派或科学群体中,导师与学生之间、学术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无形鸿沟。学术权威有时表现为独断专行,一言堂。学术成就往往伴随着过分自信和妄自尊大的滋生。银河研究群体的成功在于抛弃了这种传统。学科带头人和导师把传统的一言堂转变为相互交流、共同探讨问题的群言堂,把严肃的认知过程转变为不拘形式、平等、自由研究的社会过程。导师与学生之间、学术带头人与普通研究人员之间、行政领导与群众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同在一个集体之中,是平等的同行关系,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志同道合的战友。正如慈云桂所说:“我虽然离开了计算机研究所的第一线,我仍深深留恋诞生银河机的摇篮,和几十年风雨同舟、忧乐与共的战友”。

比起其它的科学学派、或无形学院来,银河研究群体有着更加有利的条件。他们有着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带头人的引导下形成共同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有着共同从事科学创造活动的工作环境,往往为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年复一年地、夜以继日地、亲密无间地工作在一个实验室里。这样一种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技术协作、启发激励的机会和条件,十分有利于科学的发明创造,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感情沟通,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银河研究群体还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聘请国外专家学者来所讲学,聘请国内专家教授讲学、参研,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多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吸收相邻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入群体,扩大学科领域,使之具有合理的知识构成。

银河研究群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研究实体,是由科技人员的聚集和扩散构成的。合理的科学人才的流动给研究群体带来生机和活力。一方面,在学术带头人、导师的培养、扶植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迅速成长,并以众多出色的科研成果不断提高研究群体的声望;反过来,研究群体的声望又强烈地吸引和影响着更多的优秀学生拥向这个群体,使学科优势不断得到积累和增强。另一方面,一个学术研究群体,不能同时允许有多个学术权威并存,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会自动分散出一部分力量,重新组建新的科研群体。这是研究群体的扩散性。从科学研究群体发展的纵向过程考察,群体的扩散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扩散性就不可能有聚集性。银河研究群体每完成一项重大科研任务后,就会培养一批出色的学科带头人。为了更好的发挥才干,他们分散到其它研究部门,组建新的研究群体,带动更多的科研力量,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科研水平。多年来,这个群体一直保持着这种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当然,这也与它自身的体制密切相关。

3.学科带头人——群体的核心

科学活动中总是存在着竞争的学派或群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正是一个或多个杰出的科学家在某一个学派或群体中的卓越名声,造就了一种模式或在某一领域的绝对优势。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本世纪初数学领域中出现的三大流派: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学派,都是以不同的信念和方法来解决数学基础的危机,并以不同的学科带头人为核心。逻辑主义学派以罗素、怀特海(A.Whitheead)为核心,试图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直觉主义学派以克隆尼克(L.Kronecker)、布劳维尔(L.Brouwer)等为核心,认为数学的“存在”应该是“可构造的”;形式主义学派则以希尔伯特、贝奈斯(P.Bernays)等为核心,企图把数学各个分支及其中所用的证明全部形式化,使数学本身也成为数学的研究对象,以证明数学的无矛盾性。本世纪二十年代,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创建了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一大批物理学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哥本哈根学派,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学派一直占据着物理学发展的主流地位。生物学中以摩尔根为核心的遗传学派,非平衡态热力学中以普利高津(I.Prigogine)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如此等等。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科学学派或群体一样,银河研究群体最初是以慈云桂等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和纽带而形成的科学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学科带头人的思想、卓识、品质和才能,对科学群体的形成、发展的全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左右其研究方向、思维方法和学术风格。慈云桂是最早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学部委员之一,是中国第一台电子管军用计算机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是用国产晶体管研制出中国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是中国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之一,更是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正因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科领袖的组织与领导,银河研究群体才得以从一个几人教学小组,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计算机学院,培养出两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近百名博士、近千名硕士、数千名学士,建立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和实验室、国家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众多教授、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及讲师、工程师的研究群体,其中有数人荣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几十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三十多年来: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就都与慈云桂等历任学科带头人的远见卓识、智谋胆略分不开。1961年,慈云桂到英国进行考查,看到英国正在发展新兴的半导体工业,敏锐地认识到采用晶体管研制新的一代电子计算机的广阔前景。回国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向有关部门提出电子管计算机研究应立即下马,赶快搞晶体管计算机,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慈云桂认为:“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要披荆斩棘,开辟新领域,研究新问题。科学家的责任就是要从国家建设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此后,他带领的研究小组率先用国产晶体管研制出中国体积小、性能好于电子管的第二代计算机。70年代中叶,当百万次大型151中心计算机还没有完成,慈云桂已注意到国际上CRAY—1巨型计算机的推出,这是发展第二代战略武器、尖端技术及其国民经济的重要工具。于是,他先后几次代表国防科委向中央建议研制巨型计算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和技术储备工作,由此开创银河巨型机的先河。

银河研究群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银河研究群体是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和创造性的群体。这种凝聚力的形成不仅在于学科带头人自身的科学成就和学术声望,还在于学科带头人具备的许多优质品质和个性。他们能站在科学的最前沿体察和把握科学发展的脉络,具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他们还能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扶植后学者,知人善用,懂得科学群体研究和创造过程的机制,善于挖掘和激发在他们周围形成的研究群体成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热烈的科学研究环境;同时,他们也是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者,是科学研究群体与社会外在环境互动的中介和“桥梁”。在银河群体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常常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知名度,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赢得政府的经费赞助,努力造就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条件,提供先进齐全的实验手段和仪器设备,以赢得众多年轻有为的后学者的信赖与尊敬,形成一股很强的凝聚力,构成一个成果累累、人才辈出的科学研究群体。在笔者的抽样调查问卷中,有58%的人认为群体的凝聚力在于领导者的能力与水平。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三、银河机研究群体的现状

1.发展方向与管理体制

银河研究群体已走过37年的历史。在这37年中,世界发生了巨变,国家发生了巨变。以微电子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范围内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为人们所认清,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国力的首要指标。各国纷纷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规划,以占领世界高科技制高点为其目标,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内经过六十、七十年代的困惑与危机后,整个国家的工作开始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科技等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制定科技兴国、教育为本的发展战略,并取得成就。

面对世界、国家的巨大变革,中国巨型计算机的现状如何呢?首先,就目前中国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中国计算机工业整体来说,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几年就可以完全缩小的。因此,巨型计算机参与国际竞争是有相当难度的。其次,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由于受巨型机应用水平和用户经济实力的限制,巨型计算机生产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同时,国外放宽对我国巨型机进口的限制,在国家气象局安装银河巨型机的同时,美国的CRAY巨型机也在气象局安装,并在性能价格比、应用软件方面对我们提出挑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世界巨型计算机高速发展、西方不断改变对中国巨型计算机的整机出口策略的状况下,还要不要发展中国的巨型机?要不要保持发展这支研制巨型计算机的研究队伍呢?回答是肯定的。第一,巨型计算机的研制不仅有着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政治意义。巨型计算机是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尖端技术的重要工具,一直被发达国家视为核心技术严格保密。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一卡二冲”的政策,当你没有的时候,它就不卖给你,即使卖给你的也是落后、陶汰的产品,而且加以苛刻的条件限制使用范围。当你有了的时候,它就用在性能价格比都高于你的产品来冲击你的市场,打垮你的产品和自信心。美国CRAY公司在知道中国十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之后,马上向国家气象局出售巨型机,其目的正是如此。因此,为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和民族工作、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摆脱国外的控制与限制,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巨型计算机。第二,巨型机目前主要应用在国民经济、国防尖端技术等关键领域,如果完全依靠国外进口,存在着技术上是否可靠的问题。计算机病毒的隐藏、发作,都是重大隐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自己制造的巨型机更加可靠。

如果说在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巨型机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那么就是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了。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中国巨型计算机的研制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一是财力投入。国家需要高性能计算机,但是限于财力只能提供有限的研究经费。以美国为例,1993年仅政府对高性能计算机的科研投入就达8亿美元,而中国在整个“八五”期间的投入都远不能与之相比。经费的困难影响着科研的发展;二是研究群体的发展方向。从国内巨型机应用的情况来看,仍局限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尚没有形成卖方市场,生产单位任务不饱满,经济效益不佳,相当一部分技术力量需要走向市场,开发其它产品。因而产生这一研究群体在专业发展方向上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三是管理体制。由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因而过去的一套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情况,对于国家任务和市场开发任务本身来说,在管理体制上是有区别的,不能一刀切。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可行的管理体制就会导致成员之间因承担任务性质不同、所受待遇不同、重视程度不同而产生矛盾,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增加管理的难度。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许多人对现行的领导方式、管理体制提出意见。如何改革管理体制,使之有利研究群体的发展、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摆在银河人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2.稳定队伍与增强凝聚力

高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济济是银河研究群体的优势之一。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稳定这支队伍,发展这支队伍,是银河人所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

一个研究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银河研究群体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具体体现这个群体具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得力的组织者,有大家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国家任务的支持,有拼搏进取、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有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但是,在新的大环境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研究群体的组织方式、研究方式、资源的配置将有一定的改变。同时,由于客观规律的存在,许多创业的老银河人陆续退离了这个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光荣集体,许多年轻的后来者则作为新生力量加入到这一先进集体中来。八十、九十年代的人,由于历史条件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在思想观念上与五十、六十年代和六十、七十年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如何在新形势下保证年轻人在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性,保持和发扬银河研究群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研究群体的凝聚力,是当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同时,作为银河研究群体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按才分工,按劳取酬,采取各种措施,在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上下功夫,积极解决科研人员的待遇过低、职称评定、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子女升学就业等后顾之忧,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之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共同拥有的事业中去。

3.奖励机制与马太效应及控制

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Robert K.Merton)提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其中之一就是公有性。公有性要求科学家公开科学成果,并且要求一项新的科学成果公开之后,其创造者或开创者个人不宣称占有这一新思想、新信息或新理论。在这一社会规范下,作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并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能够拥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表现”的认可,是科学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在科学的价值体系强调科学知识的公有性的同时,科学家所要求拥有的唯一财产就是承认。“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通货。”[(4)]

科学界对于科学群体、科学家所作的贡献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承认形式:科学家的论文公开发表并被其他人引用;各种资助与资格的获得,各种名目与水平的奖励(如省、市、部委、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科学界至高无尚的诺贝尔奖),各种荣誉称号的授予;此外,还有科学命名的方法把对于科学家贡献的承认固定在科学知识的内部,肯定他们所作的某项具体成就、以至于对个学科的贡献。如哈雷彗星、普朗克常数、欧姆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波义耳化学之父、法拉第电子技术之父等等,这是对科学家的最高奖励了。

实行科学奖励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鼓励科学家作出独创性的发现,并对科学家在增进科学知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承认和荣誉。一个良好运转的科学奖励系统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根据科学家科学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承认,其他各种社会属性不应对承认分配产生影响。但这是理想中的情况。对承认这种社会过程的研究表明,科学的奖励或荣誉的获得,是一种棘轮效应,科学家一旦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获得某种承认与地位,就再也不会退回到原来的地位,一旦获得诺贝尔奖就永远享有这种荣誉,并形成良性循环的优势积累。相反,对于未出名科学家,人们对他的成就期望值和成果评价往往过低,在进一步的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并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两者的结果必然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种优势积累效应就是“马太效应”(The Mattthew Effect)。

公正地说,马太效应对于银河群体的科学权威的形成,对于保证科学群体获得国家重视、经费资助并取得重要的科学成就,对于计算机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同时,这种效应也形成与加强了科学奖励制度(荣誉与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从国家实行科技成果的奖励制度以来,银河群体先后有亿次巨型机、仿真计算机、十亿次巨型计算机等等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军委、部委级科技进步奖。那么评奖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从这次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就总体而言,认为评奖比较公平的占30%,不太公平的占37%,说不准的占20%,很不公平的不到5%。就参与科研活动的人来说,奖励越多越好。然而,就科学奖励的本身来讲,为了增强奖励的权威性,必须严格控制获奖人数。因而对于评奖结果的满意率是很难提高的。但是,在调查科学奖励对个人的科研工作的作用时,有68%的人认为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只有6%的人认为有消极作用。这里就产生问题了,37%的人认为评奖不太公平,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积极从事艰苦的科研劳动呢,答案也在调查中,这是在问到从事科研工作的动机时,有58%的人认为是报效祖国和人民,33%的人认为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只有8%的人认为同时也是为获得荣誉、地位和物质利益。这个统计结果更强化了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银河研究群体的集体主义精神的观点,即大多数成员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以集体利益为重,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是为了报效祖国和人民。这种集体主义的行为是对默顿“科学发现优先权”理论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大多数成员来说,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高尚的。正是由于他们的高尚,才有群体的成就。但是,对于群体的领导与组织者来说,应当公正、公平。我们认为,评奖是科学分层的内因之一,而一旦科学中的分层或社会不平等与其它大多数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系统交织在一起,如马太效应与论资排辈、迷信权威、任人唯亲、功利关系的陈规陋习交织在一起,对青年人的成长更为不利。对于已成名的人来说,荣誉、兼职过多,挤掉许多从事研究的时间,使他们感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对未出名的人来说,他们的贡献得不到适当的承认,许多有才者被埋没,严重影响了他们从事科学创造的积极性,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正如默顿所说:“当考虑到马太效应在奖励体系中的意义时,它对于处于早期发展不利地位上的科学家们的个人事业具有作用。”因此,对这一消极作用我们必须加以控制。对此,银河研究群体的领导们也做了许多工作,如设立专门的青年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奖;在评定职称时,注意向年青人倾斜、向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人倾斜等。但是,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要造成一种良好的科学群体内部的文化氛围,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不受资历、年龄的限制,清除论资排辈、人微言轻、人身依附的习惯势力影响。特别是已成名的学科带头人,更应把提携后进、扶持青年人走上第一线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定人心,保证研究群体在一个总目标引导下,各层次研究人员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自始至终得到刘戟锋博士的悉心指教,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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