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与新中国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港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剑拔弩张的港澳与按兵不动的解放军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1947年，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就已开始考虑他们在港澳的命运和前途了。他们认定：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而他们在旧中国依不平等条约之“法”、之“理”割、租港澳的历史，绝不可能在以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己任，从未屈服过外来势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继续下去。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中共会乘胜解放香港、澳门，港、澳之“失”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开始准备应对之策。
其中，港英政府采取“文”、“武”两策来应对香港之“变”。一是“民主拒共”。港英政府于1947年7月到1949年6月间，“开快车”出台了一个旨在使香港社会走向“港独”式自治道路的“杨慕琦计划”，即通过建设有限度“直选”的市政会来实现“还政于民”和“非殖民地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样，一旦香港有“难”，便可以像英国在二战后处理其他殖民地那样尽可能地保持控制力、影响力的前提下“光荣撤退”。二是“武装保卫香港”。1949年1月，英国国防部、 殖民地部和外交部联合拟定绝密文件《香港紧急防卫计划》。之后，英国内阁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增兵香港的问题。9月， 英国援军陆续到达香港，总兵力达到4个旅。与此同时，葡萄牙也派兵增援澳门， 葡军舰日夜穿梭于湾仔海域。一时间，港澳风声鹤唳，剑拔弩张。
然而，出乎英葡意料之外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却按兵不动。
在粤港边界，解放军四野一部攻占深圳后，中国政府为避免无谓纠纷，严禁野战军驻防边境线上，而另派保安部队一面维持边界治安，一面监视英方行动。
在粤澳边界，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没有乘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机，一鼓作气解放港澳？是什么原因呢？
秘而不宣的特殊政策
如今，人们都知道，对香港、澳门这两大历史遗留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暂时不动”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但是，这一特殊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始终处于“秘而不宣”的非正常状态。1978年以后，随着港澳回归祖国这一和平统一工程的正式启动才逐步走向公开化，为外界所知晓。而且，“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也是后来归纳的。
新中国对港澳的方针，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鉴于港澳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特殊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予以特殊处理。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用“适当的方式”予以“一揽子”解决。早在1949年1月，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党中央在此虽未明确指出港澳这一特殊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但实际上港澳问题属于上述的后者，对港澳政策已有了“腹案”。周恩来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461页。）
二是从战略上考虑。面临国内国际的严峻考验，新中国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另起炉灶”，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特殊组成部分的港澳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暂时不动”港澳，保留港澳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联系的“桥梁”，无疑比用武力收回港澳更明智，也是利大于弊的。此后不久，米高杨代表斯大林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透彻地阐释了对港澳战略决策的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由于“弹性”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新中国的对港澳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传达“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意向。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些敏锐的政治倾向明显的港澳进步报刊，已捕捉到中共“暂时不动”港澳的讯息，并作了多方报导。如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说：“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5月6日，《文汇报》在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中进一步分析新中国的对港政策的动向。指出：“香港正际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这需要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努力，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场来重建外交关系，一方面认清在远东美英利益的分歧，摆脱美蒋挑拨离间，如果英国政治家不善于把握时机，机会将稍纵即逝。”对这一讯息，英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此乃“维持香港现状”的惟一契机，不能错过。因此，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英国就决定“率先承认”，从而为新中国坚定实施“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铺平了道路。
与英国人相比，葡萄牙人则显得比较迟钝，仍跟随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遏制新中国，甚至在边界挑起事端。在中国军队成功地粉碎了澳葡当局的武装挑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并没有趁势收回澳门，仍然维持澳门现状。关闸事件的和平解决，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短期内不会收澳门和香港。
当然，新中国“暂时不动”港澳，不是无原则和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港澳，只能作为经济城市存在和发展，而不能成为西方的“反共基地”和“和平演变”的前进基地。对这一点，新中国是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这也就是香港的“港独”和澳门的“澳独”势力从来不成气候的主要因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特殊处理和特殊政策，因长期处于秘而不宣的非正常状态，不为外界知晓和理解，曾一度受到包括中共党内少数同志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批评和责难。他们认为，矢志“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是“投降主义”，是“胆小鬼”的表现。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注：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 页。）1960年，党中央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注：转引自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9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16页。）1963年，中苏论战之时，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对待港澳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的存在”。对此， 中国政府不得不打破沉默， 于1963年3月8日发表声明，第一次公开对外阐述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基本原则。针对美国共产党的责难，郑重指出，“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港澳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社论。）
不断运动的内地与稳定繁荣的港澳
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对待港澳问题上，无论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党中央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奉行“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从而为港澳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震惊中外的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泽东目光注视着台湾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英国人在香港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向彭德怀提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 册，第343页。）
内地政治运动兴起后，中国政府仍然非常关注香港、澳门的稳定，尽力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港澳。“文革”初期，发生了香港“五月风暴”；与香港“反英斗争”相呼应，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 由于毛泽东、 周恩来的极力干预， 香港只是出了几个月麻烦，1967年底即“平静下来”。事隔几十年后，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香港“曝光”了这一“内幕”：“在纯粹是内部冲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仍能控制红卫兵。你们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来在最后一分钟才阻止‘四人帮’派军队进入香港吗？你们可知道，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中国一直对大批移民进行严格的自我控制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政府的严格命令守卫香港的边界，维持了香港的稳定。”（注：鲁平：《在香港五大商会午餐会上的演讲》（1994年5月6日），《今日港澳》1994年第7期。）
对于发生在港澳涉及中英、中葡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始终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无论是“两航事件”（1949—1952年）、“永灏号事件”（1951年），“司马文森事件”（1952年）、“中华中学事件”（1958年）、“人造塑料花厂事件”（1967年），以及牵扯台湾方面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九龙及荃港暴动事件”（1956年），还是澳葡当局的所谓“澳门开埠四百周年庆典”纪念（1955年），镇压澳门同胞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1966年）等行径，中国政府虽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义愤，但这种反应只限于外交途径的严正抗议和舆论的“口诛笔伐”，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更没有直接卷入激发矛盾。
不仅如此，为了港澳的稳定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时期，内地一直持续不断地向港澳供应大量廉价的生活必须品和生产原料，有力地保障了数百万港澳同胞的安居乐业。周恩来曾多次指示，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注：转引自马洪：《怎样利用香港经济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9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5—16页。）1962年，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国铁道部和外贸部共同筹建了“七五一”、“七五三”“七五五”三趟快车。这三趟快车，按照“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原则，几十年来风雨无阻、源源不断地向港澳运送鲜活商品。可以说，港澳的副食品“历来绝大部分依靠内地供应”。而且，每当港澳遇到困难，总是祖国最先向他们伸出热情之手。世界能源危机时，内地及时增加对港澳石油产品的供应；香港缺乏淡水，党中央一声令下，滔滔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即使是广东大旱之年，对港供水也未见减少。
由上可见，香港、澳门二战后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于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之林，原因固然很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与新中国“暂时不动”港澳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英明战略决策紧密相关的，是与中国内地的长期稳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和平统一祖国契机出现与港澳问题的成功解决
在推进祖国统一的道路上，先台湾后港澳，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奉行的一项战略方针。但其发展的结果，却是先港澳后台湾。
历史进入70年代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中美、中英关系亦随之逐步改善，出现解冻和解的势态。1972年3月8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6月15日通过决议， 向联大建议从上述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 正式批准该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中国对港澳问题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制约港澳问题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格局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变化，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港澳问题，实现港澳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后，新政府宣布“非殖民化政策”，放弃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1975年底，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经谈判，中葡两国政府于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就澳门问题达成默契，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革命后的葡萄牙政府对澳门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友善态度，为后来澳门的回归谈判和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此间，与明智的葡萄牙人相比，英国人则显得有点食古不化。随着“九七大限”的临近，港英政府承受着前途不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忧虑重重。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 在与邓小平会见时，直接要求邓小平对香港“九七”前途表态。
邓小平抓住7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有利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有利契机，适时地把港澳问题提上具体议事日程，将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扩展到解决港澳问题，为港澳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打开了思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广东、 福建试办经济特区时，结合台、港、澳的前景与中国的未来，进一步讨论了解决台、港、澳问题的方针。1982年1月， 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学者李耀基时评论叶剑英《告台湾同胞书》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注：转引自李家泉：《“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1987年3月30 日《瞭望》周刊海外版。）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国庆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澳门观礼团成员时，指出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与香港问题一样，以同一方针解决。
由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取得预想的突破性进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突破口定位在条件相对成熟的港澳问题上。
实践表明，党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及时的、正确的、成功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先从香港问题取得突破后，紧接着又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澳门问题。
改革开放的内地与再振雄风的港澳
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前，人们在分析影响港澳经济的外部因素时，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西方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放在首位。如香港，就素有“美国打嚏，香港感冒”之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中国因素”对港澳的影响与日俱增。蓄势待发的港澳各行各业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利用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再振雄风。
改革开放，使中国认识了世界，也使世界认识了中国。
在中国与世界相互认识的过程中，港澳作为中国与世界最重要的交汇点，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西方社会看来，香港与澳门仍属于东方，是通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主要门户和枢纽，但又具备他们所需的文化气氛、经营环境和高效率的服务设施；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港澳是中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窗口。因此，港澳不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军中国市场的先驱和前沿阵地，而且成为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引导者和瞭望台。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是从广东、福建开始的，是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先导而展开的。当时，党中央之所以在广东、福建设立特区，也主要是基于广东临近港澳，福建面临台湾，“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这一战略考虑的。
内地改革开放潮起，港澳资本就捷足先登，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快速拓展中国市场。港澳还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良好环境，成为欧、美、日等国际资本推进中国市场的前进基地。当时，欧、美、日等国际财团尽管都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策划对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资，但起初多以试探观望为主。地处中西两种经济体系交汇点的港澳，于是自然而然地被作为这些财团设点探路、拓展中国业务的基地。
作为两岸三地的中转站，港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到大陆投资的台商，鉴于台湾当局的种种限制政策，多以港商或澳商的身份登记注册。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强劲迅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大宗经贸合作，也主要在港澳的中转下进行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来自海外的对华直接投资中，来自港澳的部分占六成以上，港澳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根“台柱子”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以致一些俄罗斯学者在比较中俄两国改革成效时，常感叹中国有三样东西是他们所缺的，一是世纪伟人邓小平，二是港澳，三是海外华侨。
在内地改革开放大潮的激荡下，港澳经济再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香港在继续保持其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困难重重的制造业喜遇出路，重现生现，贸易、金融、服务、旅游等行业蓬勃发展。原来基础薄弱的澳门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澳门开始从赌城向工业城转变。与此同时，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观念更加炽热昂扬。内地每发生一次自然灾害，港澳同胞总是最关切，捐款最多，对内地的经济和教育建设也是热情有加，慷慨援助。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蓬勃发展，为港澳的回归和稳定、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同样，港澳的相继回归和稳定、繁荣，不但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也为中国内地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