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留学生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固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习和引进，但显然不可能通过照搬的途径达到。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亦即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个不可简化的过程。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留学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对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力图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努力形成正确的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创建之初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 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留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将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来研究，阐明社会运行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使唯物史观原理贯彻在社会的分析之中，为正在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留学生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具体地阐述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大钊是五四时期留学生的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正确的认识，在探讨社会结构问题时把社会分为“基础构造”与“表面构造”，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1](P.27)。曾留学日本的李达，对社会结构作了形象的解说：“吾人假定社会为一种建筑物。研究建筑物之构造时，可分建筑物为基础及上层建筑两部，先研究其基础之构成方法，次研究其立于次基础上之上层建筑，最后研究其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惟建筑物之基础为地面，其上层建筑为木材砖瓦等项，地内之地力苟有变动，地壳即不免有塌陷之虞，则建筑物之基础势必改造，因而其上层亦必改造。研究社会之构造亦犹是也。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2](P.30) 正是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李达认为，“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2](P.26)。换言之，“社会”一词只有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才可理解，因为人们正是在生产劳动中结成了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而使加入生产关系的各个人组成了“社会”。如此来看，“社会生活的过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所以“人类间立于生产关系之结合，谓之社会”[2](PP.28—29]。留学法国归来的许德珩根据唯物史观原理来解析“社会”的构成，他在《社会学讲话》中认为，社会是一个“总集体”，但这个总集体“不是机械的堆积体”，“因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而人们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表现于劳动之中的，劳动是有机的总集体所以形成的基本要素，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一个真实的枢纽[3](PP.312—314)。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变革中国社会的留学生，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解读和宣传，还具体地研究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阐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状况。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虽然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有很大的不足，但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总体上是正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文献。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整体上是一个“幼稚的资产阶级”，因而“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这是因为，考察“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商业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中国的“商业工业资产阶级”是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过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当然，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虽然“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动摇不坚固”，但在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中“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之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中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的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虽然农民有保守性的一面，但“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就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而言，“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4](PP.559—566)。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贯彻唯物史观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社会阶级分析上的具体运用，尽管有些论断不够科学，但总体上还是切合中国阶级状况的实际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起源阶段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李大钊、李达、许德珩等留学生成为中国“早期的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代表[5](P.46)。正是李大钊、李达、许德珩等留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思想，科学地宣传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因而不仅对社会学上的“社会”概念作了正确的界定，而且又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留学生开展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
现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新旧社会转型期中，加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错，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纷纭复杂，险象环生。留学生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极为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这既适应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现实的要求，又承担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体系的艰巨任务。
留学生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对社会上的自杀问题引起特别的注意并加以理论上研究。李大钊注意对自杀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1919年11月）、《青年厌世自杀问题》（1919年12月）、《论自杀》（1922年1月）等专论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上的自杀现象在于黑暗的社会制度。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林德扬在北京万牲园（今动物园）投溪自杀。林德扬是一位进步的青年，抱病参加五四运动，后发起创办北京第一家国货店提倡国货。李大钊指出：“他的自杀的原因，是病苦，烦闷，救国运动的积劳，境遇的困迫种种。这些都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暴露出来的。”[1](P.94) 李大钊的《论自杀》（1922年1月）这篇13 000多字的文章，分10个部分对自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自杀增加的社会，应细心考察自杀的社会的原因，而寻求那个社会背景的缺陷，以谋改造的方法，而为对于自杀的接济。在多因失恋情死的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婚姻制度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多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经济组织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多因恶习堕落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风俗的缺陷，而加以改革。在学生多因考试不及第而自杀的社会，须熟察那个社会教育制度的缺陷，而谋所以改革之。”[6](P.174) 《论自杀》征引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陈独秀也特别注重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4](P.54)。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了10 000字左右的《自杀论》学术论文，引证大量的社会学关于自杀的数据，研究“自杀底趋势”、“自杀底时期”、“自杀底原因”、“自杀底批评”、“自杀底救济”，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著作。陈独秀对消除社会上自杀现象的看法是：“救济底方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压迫的社会要觉察自己的组织底缺点，要有度量容纳和自己组织不同的新生分子，呀晓得这种分子将来也会有集合力，也会有一种新组织，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分子倘然发见了社会底罪恶，不要消极的自杀，要有单人匹马奋勇向前的精神，要积极地造成新集合力和压迫的社会反抗。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4](P.65) 自杀问题在社会学中是极为专门的学术问题，留学生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能够注意研究，可见他们对社会学建设的关注程度。
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留学生对中国劳动者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大钊特别同情下层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悲惨遭遇，尤其是外国工厂的童工问题引起他的关注。他曾写有《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根据大量的材料揭露外国资本家的罪恶，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功夫去吃饭。他们大多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由乡间招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四元。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7](PP.22—23) 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李大钊系统地研究童工问题并揭示童工问题的严重性，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李大钊还写有《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指出工人劳动者生活无以安宁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6](PP.343—350)，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也对中国劳动者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中国劳动者“受特别之牺牲，尤以佣工于外人所设立之工厂者为最甚”，外国资本家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剥削，资本家“稍不如意，鞭责相加，有反抗者则枪毙处死，莫敢谁何”[2](PP.228—229)。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为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李大钊就特别强调，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人的行政机关，他们断乎不会施行那为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7](PP.19—25) 留学生对中国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生活遭遇的研究，确是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方面。
留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注意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将劳动者问题的研究扩大到对农民的研究，亦即将农民纳入到劳工研究的范围。1925—1926年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对中国农民的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处于衰败的境地，农村中仍然存在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农民在民国以后的经济政治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却有恶化的趋势。“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农及自耕兼佃为最多。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7](P.69) 由于整个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自耕农和佃农成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而农村中的佃农和雇工的经济地位则更为低下。他说：“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主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7](P.77) 李达也注意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指出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处于破产状态之中，“农村劳动者，虽穷年劳动，亦不能赡养身家”，整个农村是“壮者散之四方，弱者转死沟壑”[2](P.229) 的衰败的景象法学博士。留学生不只是对农民生活遭遇的同情，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在政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民协会的形式来团结农民，维护农民的利益，认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7](P.77) 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主张动员农民起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问题，彻底改造封建落后的乡村，为中国农村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表征，留学生对此也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就是重要的表现，而“妇人参政的运动，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起的。因为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8](P.277)。李大钊把妇女解放作为实行真正的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保证，他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鲜明地指出：“我们若想真正的Democracy在中国的社会就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9](P.68) 陈独秀也认识到中国妇女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妇女问题的解决“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的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那里会有纯粹的自由！”[4](P.170) 以后，陈独秀更注重对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妇女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途径。他说：“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因社会制度，造成了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的事情；因社会造成个人的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方有社会主义发生。讨论这点，妇女问题，自然是连带发生了。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4](PP.267—268) 李达也认为，妇女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不能自立因而其婚姻也无自由可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女子教育的不发达而使女子缺乏知识，同时也是由于中国产业的幼稚不能提供女子就业的机会，当然也有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束缚，但很显然的是，“自欧化东渐，而妇女问题亦与其他社会问题同时并起”[2](P.229)。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留学生对中国社会上的妇女问题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妇女问题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开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注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继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留学生之后，留学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重点研究妇女问题而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是雷洁琼。雷洁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妇女、婚姻与家庭的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妇女问题，还对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了“总检讨”，她的结论是：“三十年来我国妇女运动，由争求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进而趋向于争取国家民族解放，这个动向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它所表现的成绩，还离我们的理想很远。……妇女解放运动是与整个民族及社会运动不可分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又必须严密地与整个政治社会运动联系起来，配合着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妇女运动不光是妇女的事业，男女共同地努力，配合着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我们相信我国今后的妇女运动是有着辽阔光明的前途的。”[10](PP.161—162) 将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留学生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留学生具体地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劳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增加了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认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开始，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留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供了具体的社会事实，而且也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 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调查
留学生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对社会调查予以高度的重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工作的优良传统。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注重对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李大钊注重社会调查资料的作用，他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7](P.69) 李大钊的这一论断是根据调查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李大钊根据民国九、十两年的调查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其结论是中国农民呈现破产的趋势，中国农民的处境日益艰难。李大钊说：“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来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7](P.70) 李大钊正是根据调查统计资料，对农民问题作出了正确分析。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留学生克服困难进行社会调查工作。曾留学美国、德国的陈翰笙，认为农村诸问题“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11]。因此，陈翰笙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7月率领王寅生、钱俊瑞等人对江苏无锡农村的调查，以土地制度的调查为重点，共调查了22个村庄的1204户农家、55个村子的概况及8个农村城镇的工商业情况；第二次是1930年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等地为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烟草的农村情况的调查，调查的重点是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共调查了127个村庄，并对其中的6个典型村庄和429个农户作了深入的调查；第三次是1933年开始的与岭南大学合作的广东农村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研究农村中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先后调查了梅县、潮安等16个县的农村情况，对番禺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进行了详细分析，另外还对50个县335个村进行了通讯调查。陈翰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农户分类法（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来代替资产阶级学者的分类法（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或小农户、较大农户、大农家、较大的大农家），从生产关系入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以翔实的材料证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就其政治意义而论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路线，作出了理论上的论证”[12](P.15)。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现代中国处于创建时期，确实有很多的不成熟之处，在当时的学术界不仅未能居于主流地位，甚至连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不合法的。但很显然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体系。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时，不仅要研究当时居于学术主流的社会学家，也要研究当时虽未能居于学术主流地位但却预示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不仅要注重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而且也要研究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创建者——留学生的贡献，当然也就不可忽视留学生对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如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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