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东北亚国际事件的政策（1895—190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美国论文,事件论文,政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26X（2006）02—0195—07
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反映、延续，而一国的国内政策也是会折射到其对外政策之中，这种折射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是较长时期的，也可能是仅仅存在于极有限的时段之内。以“门户开放”为标榜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亚政策基本上是针对“满洲问题”的，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和发展。此时段正是东北亚国际格局发生激烈动荡和巨变的时候，也正值美国的国家政治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美国在东北亚的外交政策更集中地体现了此时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随着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也会在适当条件下向对手“关闭门户”。政治与经济的运动法则决定了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原则，无论它们被装饰得多么的神圣[1](P2—4)，都是“利己主义”的；手段和旗号可能变化多端，但都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也许这种政策在对象国中或所针对的国际关系当中产生了某些“利他”的后果，但它首先代表的和实现的一定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那些利他的后果只是“意外”的副产品而已。
一、1895—1903年东北亚的国际争端
1.“华夷秩序”被颠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标志着存在于“东北亚”的千年“华夷秩序”彻底崩溃。那些冲击该体系的力量继续他们的博弈，同世界其他区域的国际关系相配合，在东北亚构建新的区域国际格局。中国仍然是此时国际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但地位是每况愈下，而那些“华夷秩序”的破坏者则是步步紧逼。此时上升为主动、积极进取地位，并投入主要精力的有日本、俄国；英、德、法等欧洲列强则是把在东北亚的利益作为其各自在全球战略大棋局中的棋子，进行权衡和折冲；而美国则是乘国势上升和顺利扩张的势头，权衡利益得失以便确定实施的手段。
作为“华夷秩序”的核心，中国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屈辱，但是无论从中国的政治心理，还是综合实力方面，其“优越感”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都还没有彻底被摧毁；作为向这个体系发起挑战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同样也没有将这个千年秩序彻底踩在脚下[2](P110—15)。列强所要达到的目的还停留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层面，还未发展到试图控制和建立新秩序的阶段，只是希望利用和介入原有的秩序或改造过的传统的秩序增进自己的商业利益[2](P11)。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极大地颠覆了中国的地位，颠覆了在东北亚业已存在了千年的国际格局，中国再也无法决定东北亚时局的发展了，其东北亚的核心地位被蜂拥而至的列强冲击得支离破碎，并被取而代之，尤其为日、俄所左右。
2.中东路的阴影。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完成了工业革命，尽管水平还远不及西欧，但是足以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俄罗斯封建主义的领土扩张传统，此刻又增添了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因素。为了蚕食弱小民族利益和与列强竞争，1887年俄国沙皇决定建设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作为它向东北亚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动脉；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向它在东方新崛起的竞争对手——日本逼近。1895年该路就已经修到了中国边境，在其到达终点海参崴之前，为了更有效地攫取东北亚的军事和经济利益，有一段约1500～2000俄里的铁路需要穿越中国东北北部，后被称为“中东铁路”或“东清铁路”。在他国领土上建设这样一条漫长的铁路“没有军事占领是办不到的”[3](P90—91)。为了垄断满洲，俄国千方百计迫使中国清朝政府与俄国签订独占性质的条约——1896年中俄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通称《中俄密约》），规定战时两国陆、海军进行合作，互相支援，俄国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港口；同意修建中东路；并在1898年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约定了俄国在辽东半岛及其所属海域的排他独占地位和修建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南满铁路的权利[4](P741—742)。围绕这段被称为中东铁路的修建，引起了东北亚在甲午战争后的严重的国际争端，进而演变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的国际争端。
3.日本寻求同盟、争夺满洲。原属于传统的“华夷秩序”中一员的日本，经过19世纪中期的西方冲击，在1868年实现了“明治维新”并迅速加入颠覆东方秩序的帝国主义行列，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东方秩序的核心——中国的抵抗。日本此举意在展示在东亚的霸权、攫取扩张利益，但必然地与列强、首先是俄国的殖民利益发生了冲突，日本虽取胜，却扮演了为列强“火中取栗”的角色，在俄、德、法的联合抵制下，不得不把中国的辽东半岛从“战利品”的清单中删除。俄国认为，绝对不可以让日本进入满洲，并表示俄国将不惜使用武力[5](P156—159)。另外，俄国在辽东半岛需求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的一项基本国策[6](P146)。德国为了减轻与列强竞争的压力，极力拉拢和讨好俄国，同时也为了在东北亚拥有发言权，不惜对一向友好的日本发难，鼓动沙皇对日本持强硬立场[3](P75—76)。1897年，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和曹州教案为由，向中国的清政府强行索取了胶州湾；俄国则以助华威慑德国和干涉还辽有功，以及《中俄密约》的约定为由，于1898年初强租了旅大，德俄两国沆瀣一气，行瓜分中国之举[7](P175,P209)。1899年，俄国将旅大租借地擅自改为“关东州”，直接进行殖民统治；英国则以抗衡德俄为由于1898年5月强行占领、租界了威海卫。在中国京畿的门户地区，也是东北亚的中心地带，列强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枕戈待旦。与此同时，日本倍感势单力孤，遂取“远交近攻”之策，联络英、美同俄国对抗[6](P156)。同时也极尽折冲之能事，只有一个目的：与俄国一样取得在满洲的垄断地位，以弥补本国资本竞争力的不足[6](P206)，用国家的力量造成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获取军事和经济利益。日本开始陷于东北亚国际斗争的漩涡中心。
4.义和团运动与满洲门户开关之间。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及清政府将狭隘的王朝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所给下层民众造成的极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1900年在中国的北方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再一次搅动了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在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显著特征是打击俄国侵略者，几乎所有中东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护路军哨所和铁路桥梁均遭到攻击[8](P307)。伺机而动的列强则借口保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竟然联合将军队开入中国境内形成“八国联军”干涉行动。然而让列强满载而归的《辛丑条约》并没能让所有入侵者就此罢手，俄国竟然继续将其十几万正规军和“护路队”滞留在中国的东北，试图凭借其天时地利，用军事实力彻底将满洲大门关上，实施独占统治。不仅拒绝日本提出达到“满鲜互换”建议，试图趁势将日本永远拒于东北亚大陆之外[9](P102—103)，同时还试图利用武力讹诈、胁迫清廷签订将东三省殖民化的《十二条约稿》、《最后约稿》和《银行协定》，俄国的狂妄企图再一次激化了同英、日、美的矛盾，催生了1902年2月第一次《英日同盟》，也为争回些许国权的中俄1902年4月的《交收东三省条约》画上句号。
从东北亚区域开始，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谋求独占与反对他人独占的斗争成为了鲜明特征。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朝鲜问题”和“满洲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成为当时与“巴尔干问题”、“非洲问题”、“拉丁美洲问题”并列的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全部卷入其中。
二、美国的政策反应
针对东北亚在1895—1903年出现的国际变局美国做出的政策反应是：（1）倾向日本挑战中国并充当“调入”角色，坐食渔人之利；（2）阻击俄国， 提出“门户开放”宣言；（3）加入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但又重新回到门户开放政策， 寻机交易；（4）支持日本挑战俄国。
1.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因为地理位置、国际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关系，美国政府无论是和日、中的冲突，还是和西方列强在亚洲贸易及领土上的野心，都是远不相涉。美国所最希望于远东的就是和平，因为对他们来讲，战争乃是贸易的妨害。他们希求在那些地区日益滋长的欧洲势力能够受到遏制，因为欧洲在亚洲的扩张乃是门户开放的威胁。”[10](P415) 美国早期对东亚的认识的确如此， 但是理由却是自我粉饰之辞：第一，资本主义的贸易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并非对立之物，美国绝不是吝惜使用武力的国家，在亚洲和平手段也不是一贯的，而且直到此时，令欧美列强有利可图的“贸易”恰恰是伴随着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而取得的；第二，“门户开放”是美国对东亚已经被列强瓜分的形势提出的对策，是美国用来“威胁”列强试图关闭势力范围政策的对策；第三，该政策的提出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调人地位需要实力，调人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东北亚国际格局和帝国主义扩张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美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跳板。
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东北亚区域特征的政策，因为此时、此地，它的区域性利益开始增加，面临的区域冲突和新的国际格局。丹涅特称：“美国同东方各个民族，同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分别发展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美国并不是对一国有一种政策，对另一国又有一种政策。在原则上，政策一直是相同的；政策的后果不同，乃是因为民族的不同的缘故。”[10](P1) 丹涅特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正是这个时期被纳入国际体系之中、登上国际舞台的“东北亚”。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不同的时局变化而变化的。在内战之前，美国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对外关系对象是欧洲和美洲，东方在其总的国家利益中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政府甚至将其对华政策交给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人[2](P13)，美国驻华公使甚至“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具体指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政府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这些公使本身也是一伙最容易被遗忘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对中国毫无影响。”美国的历史学家查尔斯·E.诺伊称：一般说来，对于政治家和美国人，亚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遥远的地区，仅仅是遍及世界的商业帝国的一部分；国务院对其远东的代表也极少给予指导，以至于他们经常自作主张，如1856年一名海军军官在广州为了报复一艘美国船只受到中国炮台的炮击，擅自连续四日轰击广州海岸，夷平了五座炮台[11](P159)。美国总统皮尔斯并不认为美国在此时此地的利益已经达到需要美国使用武力的地步，于是斥责了这位军官。
在早期与东方的关系中，美国的主要利益多集中在广州、上海，美国涉华人群的概念中，这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东亚。所以“东北亚”的区域意识还没有出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思维当中。但是到了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在日本、朝鲜、中国的东北的利益有所增加，尽管还算不上“大规模”，可也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了。特别是俄国加速在“东亚”扩张势力，将东亚的国际关系的中心由南向北转移，出现了东北亚问题。
2.格局的变化、利益的增加让美国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甲午战争中美国采取了同情和帮助向“华夷秩序”发起挑战的日本的政策，以摧毁东方旧的国际秩序。1894年10月北洋水师覆灭，战火也燃烧至中国东北境内，当形势向有利于日本转变时，英国倡议国际调停，美国是唯一的“阻止欧洲列强对日本进行干涉的”国家[11](P2)。美国认为，“应当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靠干涉实现和平，那种和平是不会持久的。唯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同世界融洽相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6](P131)。 随着日军向京畿地区逼近，清政府急于在山海关被破之前媾和，于是在1894年11月再次向列强呼吁调停。而这一次美国却是唯一响应的国家，11月6日训令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了希望调停的照会。乘胜追击的日本正试图扩大战果，以增加在终战谈判中的筹码，婉言拒绝了。不过美国并没有放弃斡旋，因为发生在东北亚的这场重大变故，是美国最佳的插手机会。所以，美国驻华、日公使馆一直肩负着为两国传递信息的义务[12](P385)。1895年4月17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正当日本试图“蛇吞象”时，久已蓄谋鲸吞东北亚核心地带的俄国协同法国和德国向日本发出战争威胁，要求日本“决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6](P151)。日本自忖已无再战之力，5月才被迫“还辽”。 美国在此时却再次表现了体恤日本的态度：“国务卿已经同意在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援助日本“反干涉”，而且已训电驻清美使劝告中国政府从速批准和约”[6](P152)。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意识到东北亚格局的玄机和即将到来的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于是趁势加紧了迈向满洲的步伐：成立了“中东铁路公司”和具体运行公司的“华俄道胜银行”，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的旨在垄断满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权利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则更加明确了在东北亚扩张的线路图：向英美靠拢，牺牲中国、朝鲜，攻击俄国及其同盟者。
3.积极的“参与者”。甲午战争后日、俄双方都希望和美国利益发生这样的牵连，以便于一旦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会倾向于自己一方[10](P427)。此时美国的决策者对于东北亚的政策虽然有所转变，但是还是十分谨慎的，极力避免在利用他人的时候反被利用，被卷入并非保障本国利益的纠纷甚至战争中。为了打消在夹缝中生存的朝鲜人的误解——幻想美国人总有一天会给朝鲜以帮助，美国政府给自己在朝鲜的公使指示“干涉朝鲜内政并不是你的职责以内的事”；当该公使不能保持在朝鲜的“绝对中立”时，美国政府就及时地将他撤换了。谢尔曼国务卿指示新任公使说：“东方的敌对目的和利益会在朝鲜找到一个方便的逐鹿场，作为绝对中立方的美国及其代表，应该不要说可以被解释为有违于任何关系国之嫌的话，或是做任何这样的事。这类言行不仅本身不适当，而且会有不良和不幸的后果，致使朝鲜人本身在朝鲜统治者所采取的一切内政政策的目的上，视美国为他们当然的，和唯一的与国。”[10](P428—429)。而俄、日两国却建立起来“俄日协商”路线， 签署了《俄日关于朝鲜问题备忘录》和《西一罗森协定》，共同主宰东北亚事务，进行排他性的“分赃”外交活动。美国人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尽管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已经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1896年，美国国务卿奥尼尔命令驻华公使田贝“要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扩大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13](P104)。正当俄国取得“中东铁路”的建设权及相关的独占权利的时候，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联合组成了“华美合兴公司”，向清政府提出承揽中国东北铁路工程，其路线和建设意图几乎与“中东铁路”完全相同[3](P79,P97—98)。激烈的竞争导致俄国满洲铁路的项目一时搁浅。不过俄国没有放弃，而是利用“隐秘”的手段终于使“中东铁路”的一切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又独占了旅大。美国在以后投资中屡遭败绩，相关的工商业集团和一些政治家“意识到俄国是美国投资事业的严重障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抵制俄国在东北亚的垄断行为[14](P125—126)。可见， 美国在东北亚虽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俄、日的势力来说，还远不是主导因素。外交决策者和少数人已经意识到的，但缺乏国内足够的动力和国家力量的支撑的“潜在利益”，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决定尽可能地用外交的手段去实现。
1897年上台的麦金莱总统入主白宫后，在全神贯注地准备美西战争的同时，分出精力关注一下东北亚的形势，连续撤换了两位“处理对华事务不力”的国务卿，在1898年9月起用了老资格的东方事务外交家约翰·海；此外，麦金莱还任命了主张在中国问题上对列强采取强硬立场的康格代替了田贝任驻华公使。麦金莱和约翰·海认为，在该地区的问题不能采取美国在拉美以及菲律宾所采取的军事或吞并的手段。于是借英国前来游说美国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东北亚地区形成“门户关闭”局面的时机，约翰·海将美国的政策整理成以“门户开放”为旗帜的声明，在1899年9月至11月以照会的形式分别送交给英、法、德、俄、日、意等国政府。 这个被称为“门户开放”政策宣称：“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的一切口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通用中国现行约定税率。其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此种‘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进出港之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本国船舶为高的港口税。又，在此种‘范围’所敷设、管理或经营之铁路，运输属于他国及其商民的货物，所收运费，在同等距离内不得较其对本国商品运输的同类货物为高。”[15](P129—130) 对此各国自然都看清了美国的言外之意，所以，除了俄国之外都表示接受。俄国认为，这是专门针对俄国的；如果放弃中东铁路合同中的“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这无异于让俄国在满洲乃至东北亚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中东铁路将成为他人的工具，满洲也将成为倾销外国商品的基地[3](P211—213)。俄国在实质上拒绝了美国的“门户开放”的要求，同美国形成了对抗。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一面高举门户开放的大旗，使之成为美国处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公开的原则。另一面让这面旗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筐，美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都可以放在其中，而绝非一条永恒的政策或原则。
就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不久就遭遇了义和团运动严峻的考验。美国干涉军2500人相对于1.9万人的进攻直隶的八国联军来说虽然人数不多， 而且也少有关于美军在华军事行动的记载，但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实现军事和政治目标，这无疑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策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是却遵循非军事途径解决[10](P160)。八国联军入侵后的局面：一面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倾向加重，尤其是俄国已经出动了十几万大军占领了整个满洲；另一面是来自中国民间的仇洋和反清政府运动高涨，清政府摇摇欲坠。美国政府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并且存在如此激烈的仇洋情绪的国度中，此时动武以至造成列强军事占领、中国被瓜分的局面，对于尚无充足力量投入东北亚方向的美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要想以最小代价发展美国的利益，要想阻止列强瓜分而自己却难以插手的时刻，最好的策略是防止清朝政府不至因此战而崩溃，否则美国利益将毁于美国无法控制的战乱之中。美国对华政策重要的影响者之一、 前国务卿西沃德认为，因为内外交困而虚弱，才不得不听命于美国，按照美国的原则行事的，一个享有主权的清政府，统治着众多根本无法驾驭和征服的人口，对美国是有利的[14](P84)；“拯救清政府”于水火之中，还能改善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追随欧洲列强”牟取“渔翁之利”的形象。所以，1900年7月3日美国再次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被称为“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其中增添了“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受到俄国压力的英、日等列强自然乐得有美国领头向俄国挑战，尽管没有谁是要认真落实诺言，但是很快就予以响应，纷纷表示绝不侵占中国领土，绝不谋求侵害中国主权。俄国发现自己再次被当作了目标，因为只有俄国占领了大片中国的领土，褫夺了中国多项主权，所以俄国对《辛丑条约》阳奉阴违，拒不撤兵，并加紧向清廷索取更多的垄断权益，酝酿《中俄银行协定》。
重新回到以外交的方式与列强在东北亚竞争的美国，自然是无力与俄国全力对抗，而试图以与俄国秘密交易的方式，实现美国在中国满洲的政治和经济利益。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金莱被暗杀，美国的注意力暂时转向国内事务， 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起初像小学生一样，在麦金莱的外交班底的指导下贯彻既定方针，但是不久他就显示了自己的个性。罗斯福在1901年12月3日的国情咨文中称：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和巩固海军舰队，因为一旦战争开始，就不能建设舰队了，而美国的舰队及其人员都亟待加强，而且应当及早加强，否则就会遭到失败，就是对国家的犯罪。众所周知，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攻击美国，他以武力支撑扩张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不过他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任务是“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不管将来列强同中国签订什么样的条约，美国都应当从中获得相同的优惠，只要保证美国享有优惠，美国不反对任何国家同中国签订任何协定[16](P38—48)。
1902年2月1日，美国一面抗议说俄国向中国谋取的垄断性权利“直接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削弱了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也使美国人的商贸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引起其他列强在中国寻求同样的排他性的特权，这将完全违背列强所允诺的在华实行公平贸易的原则和门户开放政策。”[17] 另一面仍然试探与俄国合作瓜分满洲利益的可能性。为了向俄国示好，约翰·海声明：“美国政府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态度永远是友好而诚挚的，美国政府相信俄国同中国缔结的协定不会忽略美国在满洲的商业利益。”[18](P102) 当日本策动美国联合干预中俄谈判时，约翰·海仍然认为“与俄国明显的敌人联合行动，必将过早地使美国同俄国的关系复杂化”，表示只要俄国不坚持《银行协定》，美国政府就不会反对俄中的政治协定。可是，俄国对美国的抗议极为不满，用友好的语句坚决拒绝了美国的抗议。约翰·海在2月12日再次声明：“我永远承认俄国同满洲的关系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并且永远承认由此而产生的、它的某些无可争议的权利。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对俄国为制止去年事件重演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感到同情，可是，我们不能对我国在满洲的商业遭到破坏而无动于衷，这种破坏是俄中协定签订的必然结果。”[18](P107) 在与俄国公使喀西尼谈话中，约翰·海还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同意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时强调美国对英日结盟持否定态度，他说：“英日报刊力图把我说成是幻想中的同盟的坚定的拥护者，或至少美国同英国已有默契。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讲的话完全是不真实的。我们当然希望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可是您可以相信，同俄国友好并保持我们两国间的非常忠实而诚挚的关系，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18](P107)
由于此时满洲的形势非常微妙：还不能确定英日同盟及俄中协定的后果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同时还担心英日俄撇开美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所以美国无法判断自己对他们的最后态度。英日结盟未与美国作过任何磋商，并置美国地位于不顾，打算不依靠美国的地位保证这两个国家在远东的利益，这让美国感到不快和疑虑；另外日本以后完全可以依靠这个同盟直接干涉满洲事务，而美国此前正与俄国协商，指望能就满洲问题达成一项有利于美国的协定，英日此举无异于在拆美国的台。而美国考虑俄国此时肯定受到了英日同盟的巨大压力，如果及时向俄国靠拢，可能收到投桃报李的效果。至于“门户开放”，在美国本来就不是不可以变动的原则，让美国获利才是大原则，一切政策要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原则。当1902年2月14日俄国问及美国对英日同盟的态度时，约翰·海以极其激动、极其坚定的口气要俄国使臣相信，美国对英日同盟一无所知，请阁下对此不用怀疑[18](P110)。
然而，让俄国最为担心的《英日同盟条约》协约在1902年2月11日正式发表了，在此前后美国一再表示“抗议”，同时又“对俄国兼并满洲表示理解”并附加条件，特别是美国的抗议神秘地与《英日同盟条约》签订的日期“不约而同”，以及清朝政府竟然也在同一天拒绝了与俄国讨论《银行协定》，使得俄国似乎嗅到了这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外交的玄机——要俄国为其火中取栗，而非鼓励和增进俄国的利益。于是同传统的盟友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了“联合宣言”，并于20 日公之于世：英日条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远东的现状和普遍的和平，为了捍卫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门户开放。俄国正式放弃了与美国的“交易”谈判，因为俄国此时兼并满洲，必将使自己在战备不成熟的时候，与日本对决沙场，获利只有美国。紧接着迅速结束俄中谈判并达成协议，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分三期撤出满洲，尽管保留了许多，而且不久俄国便加以利用的“拒绝撤兵”甚至“增兵”的条款，但是彻底断绝了美国插手的机会。两大集团所有列强都公开表示在东北亚方向的“缓和”意图，一切暗流都被掩盖了起来；但正是从此开始，列强在东北亚的格局和沙场决战的方针终于确定了下来，双方走上了通向战场的不归路。由于与俄国交易失败，美国开始暗中加强与英日的关系，鼓励日本向位居东北亚优势地位的俄国挑战。
三、政策反应的根据
美国为什么会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政策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家利益的反映，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执行国家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方面。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对本国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基础上的，不同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决定不同的战略，也就产生不同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形成于决策者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利益本身的内容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动态的。
1.驱动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此时美国正从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走向帝国主义行列，他的步骤基本上是随着其国家实力发展的节拍行进的。
经过内战后的“重建”，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质变。“生产的集中已经达到巨大的规模。据估计，1900年美国已经有185个托拉斯。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美国有23.5％的工业企业属于这些托拉斯所有，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美国工人占全美国工人总数的70.6％。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倾向，当这些工人的经济利益紧紧地同垄断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垄断企业的收益兴衰，直接影响他们的生计的时候，他们就会关注垄断企业的兴衰，就容易接受任何能使企业兴旺的政策和措施，就会相信那些简单、容易传播的关于萧条的解释，尤其是在他们由于没有受到科学理论的启发和教育，因而不能够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运行原理，而处于“不觉悟”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关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阐释，他们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因此在各种选举中的选票的去向就可想而知了，那么由选举决定的政策决定元素的政治倾向性也就明确了。仅在1898—1901年的三年期间，美国的垄断资本就增长了一倍多，垄断不仅席卷工业，而且遍及交通运输及银行业，金融资本甚至将美国的农业置于其控制之下。列宁指出：“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三分之一的农户，也就间接地统治着这些农户的全体群众。”
垄断资本通过美国制度结构、机制影响着美国的舆论、选举过程和结果、议员、部长、总统，影响着政策的决策者，使得垄断资本的利益极大地渗透到美国国家利益结构之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使得美国的内外政策基本上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的需要。“垄断资本投资提出自己的国会候选人，并花上成百万的美元保证他们当选。这是一种有利的投资形式。因为国会议员们会竭力维护帮助他们当政的那些人的利益。”[18](P7)“垄断资本会利用国家结构保证其资本在国外获得有利的地位，他们决定着美国内政外交的性质和方向。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倾向占了上风。这种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远东。在这个地方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它在太平洋与中国的统治。”
不同的利害关系驱动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及行动。正是由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决定了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开拓资本市场。由于美国资本对市场的要求此时已经真切地超出了北美的范围，也超出了拉丁美洲的范围，开始向门罗主义的域外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便被定位为寻找这样的市场，并保证美国的资本要在这个市场中获利。这类市场在世界上大致存在两种：一种是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如在欧洲和欧洲早已经开发的殖民地；另一种是帝国主义正在争夺的前资本主义国度和地区。对所要开拓的市场的要求是：（1）最好是与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规则接轨，只有这样美国资本才能够驾轻就熟，轻松获利；（2）最好是由美国独占的，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符合资本的本性；（3）如果国际形势和条件不允许美国独占，也要拥有美国部分独占的市场；（4）即使无法实现各种形式的独占，至少要使这个市场是“开放”的，是美国可以自由进入的，而非任何力量独占的。美国国家力量要竭尽一切手段——和平的、武力的手段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美国此时此地所面临的就是这第四种形势，所以才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的出笼并非“明确宣示”“美国将全力以赴投入帝国主义在华的角逐和竞技”[13](P23)，而是相反，美国由于在东北亚的利益显然没有占据其国家利益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因此在这里的政策只能处于其对外政策的边缘地位，所以表现在国家力量在此方面的投入不足、态度不够坚定。
2.美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利益。美国在东北亚各国中的经济利益增长也是不平衡的，主要在日本和中国，而且对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一直是超过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也可以说明美国政治倾向性中的经济因素。
189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的绝对数额增长很快。在90年代前几年对华出口一直在每年400万美元左右徘徊，到1896年跃升到690万美元，1897年增至1190万美元。不过这种增长相对于美国在日本的贸易在比例上相差甚远：1896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28944937美元，对日为33226723美元；到1897年对华贸易额增加到32325295美元，而对日贸易增长到37265234美元。对华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比重，到1899年，对华出口的工业品已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90％，达1300万美元。其中，棉纺织品对华出口1895年为174万美元，1897年达749万美元，1899年增加为1000万美元。其他如煤油、面粉和钢铁的出口也逐渐增多。中国东北是美国商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向中国出口的棉纺织品的80％以上是销往中国东北的。牛庄是美国商品入境东北的主要港口。尽管到20世纪初美国在中国东北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足以引起美国对该地区的政局的关注，但是即使有所增长的全部对华贸易额，整个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总出口额中也始终只占1.1％左右[14](P118)。
美国在华投资占中国外国资本的9％，占美国对外投资的3％；美国的投资重点在上海，超过了其在华投资一半以上，其他分散在广州、天津等地，主要分布在金融、航运业[19](P185)，并且美国在华的微薄投资中，有20％是用于宗教事业。至1902年美国在华的投资，虽有明显的增长，但也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1.2％[13](P4)；外国在中国取得的铁路租让权共7500英里，美国只占有300英里。这大体反映了美国在华投资市场上的劣势地位[14](P119)。在朝鲜半岛，占据主导地位的日俄双方也都在争取美国，鼓励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投资。美国一家公司在朝鲜得到了开采一处金矿的特许权；1896年4月在俄国的同意和帮助下，美国人又得到一项修建从济物浦到汉城的铁路合同，“继而日本资本家又呼吁美国在日本的保证下向朝鲜投资”[10](P427)。当然，这些利益相对于俄日在朝鲜的利益来说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份额是很难在外交政策中取得优先关照的，尤其是当时被视为拥有重大利益所在的拉丁美洲、菲律宾、欧洲的变局吸引了美国有限的国力的时候。以约翰·海为代表的当时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对美国在中国或是在东亚的利益所能推进的程度不抱幻想，认为这些利益早已存在了，而且有可能发展得更大，但是终归不属于那种关系重大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值得给予适当的外交方面的支持，但是还不值得冒与任何一个大国交战的风险。
3.美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东北亚位置。在需要捍卫的国家利益中，众多“利益项”的地位也是不同的，需要采取的“行动反应烈度”——手段也是不同的；捍卫“利益项”所需要的代价是有层次的，它们的“价格”不同。国家投入何种力量（是外交的，还是武力的），在于综合的利弊权衡。
一个世纪后的美国人就为自己的众多利益明确地分出了层次。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完成一项报告《美国国家利益》，2000年该委员会又发表一个《美国国家利益》报告[20]，认为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表现在四个层次。可以说，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任何一项利益都可能被认为是“根本利益”，促使国家投入武力。“国家利益报告”所反映的美国显然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其国家利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美国显然不存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危机，所以它将“安全利益”中的同盟安全和环境安全视为“根本利益”或“至关重要”的利益。作为首先考虑的利益。而在当初美国虽然没有如此清晰的“国家利益”解剖图，制定对外政策时也许并不这样条理化，但是，可以说美国当年的政策制定者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判断和实现路径，他们当时所定的政策便是体现。当时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主要是贸易、投资和潜在的商品倾销市场，而当时这些利益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决策者的认知当中，都显然还没有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决定了美国当时的政策只能是“不坚定”的和得不到国家力量倾注全力的支持。但是，此刻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也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逐渐增加，因而美国对东北亚的“高度关注”的态度往往可以率先体现在一些决策者、少数政治家或少数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和言论之中，而不是体现在国家的行动之中。在东北亚那种由国家坚决的行动支持的国家利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出现[21]。
收稿日期：2005—12—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4年度重大研究项目（05JJDGJ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