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可持续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1-0070-05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压抑和积蓄的由资本存量给定的潜在经济能量得到了渲泄和释放，中国经济在产值翻番的粗放型增长过程中，用较短时间就完成了由高度短缺经济到“相对过剩经济”的历史转换。在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尚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就较快地迎来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常态”。买方市场中的中国经济运行首次遭遇到了市场疲软、增长减缓、失业加剧和通货紧缩等尴尬局面，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面临着被潜在大幅波动所阻断的危险。本文作者试图在对中国近几年来的买方市场进行价值评析和利弊确认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客观需要，从提高利率、激励储蓄和扩大投资的角度给出从根本上启动内需的长远对策选择，并把启动投资需求认定为启动国内总需求的根本路径。
一、对买方市场的价值评析
买方市场的形成既可以视为既往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经济绩效，又必然伴生出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一，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环境中，作为竞争之主要形式的卖方之间的竞争自然会加剧，必然使企业领导人产生强烈的压力感和危机感，迫使他们提高市场意识，强化竞争行为，加快创新步伐，完善服务网络，注重信息流通，改善企业管理，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使企业领导人转变为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买方市场的存在有利于企业家的产生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第二，在供过于求的状态下，商品生产经营者既要采取价廉物美的方式向市场提供商品，又要获得较多的预期市场收益。为此就必须不断提高商品的性能和质量，增加商品的品种、规格和花色，加快商品更新换代的步伐，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而这一切都只有通过加快技术进步的创新路径才能解决，为此，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转化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就必须转变为集约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肯定，买方市场的产生和存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出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加剧了卖方之间的竞争，由于竞争规律的调节作用，必然地通过优胜劣汰的途径，强化制度创新的力度、速度和深度，推动和加快了企业资产重组的经济进程，改善和优化了国民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无论是对于微观上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还是对于宏观上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买方市场的出现也暴露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缺陷，并导致可持续增长的巨大困难。
第一，由于商品销售困难，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难以实现，资本三种职能形态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发生障碍，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价值增殖过程难以顺畅进行。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严重影响以税为主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第二，由于由商品到货币转化的困难，迫使企业减产、停产和破产，从而导致大量职工非自愿性的停岗、下岗和失业，这不仅是物质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且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并在动荡冲突的社会不安中，不利于形成较为宽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第三，买方市场的存在，使得市场竞争主要在卖方之间进行，为争夺客户和扩大市场份额，导致赊购赊销这种商业信贷形式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无钱不能还和有钱不想还成为较为普遍的经济现象，由此必然形成错综复杂的三角或多角债务链，导致经济秩序的无序和紊乱。诚信化的市场游戏规则将会受到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
第四，对中国这样的贫穷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来说，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由于买方市场形成和存在于深化改革的初期，买方市场的负面效应也比较显著，因为，买方市场的存在必然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改革开放的力度，并会削弱社会公众对社会转轨变型的承受程度。
二、降息不是启动内需的根本对策
面对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市场疲软和有效需求不足，中央银行不仅不再对储蓄存款进行保值性的指数化调整，而且还已经进行了八次降息，并开征利息税。试图利用经济系统负反馈回路的调节机理，通过降低人们对储蓄的货币资本产权的预期收益，弱化产权主体的储蓄意愿，抑制势头强劲的储蓄行为，使用于预期购买的货币储蓄转化为现期的生活消费，从而启动消费资料的市场需求，进而激活社会公众的潜在需求。这种宏观调控的运作思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此，也必定对内需具有一定的启动效应。因为，作为储蓄者的货币资本的产权主体肯定会在物质利益规律的引领下，对其储蓄的资本收益变动作出相关的反应，市场物价在近期略有回升，则是这种利率效应的些许反应。但是，这点反应又大大小于宏观决策者的期望值，长时期不能实现启动内需的预期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看到了症状，但开错了“药方”，其效应也只能是隔靴挠痒。
第一，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了过大的基尼系数值，使得银行个人存款和居民手持现金中的80％为20％的富人所有，而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在内的80％的低收入阶层（可称为相对贫困化阶层或弱势群体）的存款和现金仅为20％。富人的需求早已充分启动，弱势群体的需求却无法启动。因此，依靠降息和非指数化方式启动内需的潜力和空间极为有限。
第二，由于有效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对居民储蓄存款进行降息，也只是启动了消费需求，而且启动能力也极其有限。而对于投资需求似乎可以通过降低利息负担的方式来加以启动，但经济现实表明，不是企业经营和个人购买因利息负担不愿借款，而是在任何利率水平下均借不到款。事实证明，降息与投资需求的相关度极弱，信贷资金几乎对所有企业来说都仍然是稀缺资源，利率降低只能加剧其稀缺程度。
第三，通过降息而在较低程度上启动的消费需求，固然可以通过商品销售额的回升而间接地刺激投资需求，但在这一流程机理的转化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一定的“挤出效应”和“漏出现象”，同时也存在较长时间的时滞，因此，由消费需求到投资需求的“联动效应”极其微弱，投资需求基本上仍然“岿然不动”。
第四，由易而难的渐进式中国改革正处于体制变迁的攻坚阶段，增加了公众对未来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的理性预期。中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316，与预期风险增大相对称的储蓄目标日渐提高，力图应付和化解未来风险。因此，刺激消费对人们的弹性系数会进一步下降，中国居民的财富效应的初始储蓄项的系数仅为0.165[1]，通货紧缩表现为政府紧缩与个人紧缩的高度结合，利率变动基本上不起作用。
第五，中国当前的市场进入秩序、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等市场秩序的无序紊乱度较高，由于立法不健全、司法不严明、有令不行和有禁不止，致使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长期充斥市场，并具有日益蔓延的趋势，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利益驱动下卷入了造假、售假、买假和护假的市场风潮。广大消费者面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日益劣化的市场状态，为了避免上当受骗的消费风险，其消费行为更加趋于高度审慎，消费者甚至比商品消费而更需要“制度消费”，这不是单靠利率便能解决的问题。
第六，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金融化程度很低，个人消费信贷市场趋于零值，特别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人口在很大程度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很多人既未与金融机构——银行打过交道，更未与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有过任何来往，对利率这种货币资本的价格调节机制，不只是反应迟钝，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反应”。
第七，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正在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由计划化教育向市场化教育、政府付费教育向家庭付费教育、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父母必须为子女积蓄足够的大学学费。而勤工俭学既缺乏挣钱的半就业空间，又缺乏浓厚的社会文化传统，子女对父母在经济上也有较强的依赖性。降息对家庭消费的启动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
鉴于本文的上述分析，需要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比较简单明确，即降息杠杆对市场消费需求的撬动功能不大，对投资需求的带动更小，对启动国内市场总需求不可能产生显著的利率效应，实际撬动效果不甚乐观。这一论点已经为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所不断证实。既然如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验和逻辑就表明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总需求这三种关键性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启动国内总需求的根本路径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投资需求。而投资又依赖于储蓄，通过鼓励储蓄并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方式，既能扩大就业和增加大多数人的收益，从根本上提高对消费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长期需求，又能通过扩大投资而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可以肯定，扩大储蓄并将此转化为大规模的有效投资，才能加速资本的形成，才是长期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治本之决策，才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并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根本选择。另外，国家政府虽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试图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来启动内需。毫无疑问，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罗斯福新政”式的大规模公共工程投资，可以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障碍，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基础设施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起飞，将是极为重要的。但公共工程的投资乘数较小，而且又必须有私人和企业更大规模的直接生产性投资相配套，其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才能实现，并得到经济运行规模的实际放大。中国当前主要是政府投资。非政府性的私人和企业投资很少，这正是当代中国宏观调控的重大缺陷，也是内需迟迟不能从根本上启动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储蓄和投资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为了证明投资是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推论启动投资需求以促进投资增长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推导投资与储蓄之间的高度相关，得出只有通过鼓励储蓄才能真正扩大投资的结论，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没有国际贸易的封闭经济，或者说出口和进口均为零。这种基本假定似乎是不合乎现实的，但这种封闭经济事实上与现实经济非常接近，当进口与出口正好相等，或者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不大的情况下就是如此。
在一个没有国际贸易的封闭经济中，关于GDP（Y）、消费（C）、投资（I）和政府购买（G）之间的数量方式程式可表示为
Y=C+I+G
根据等量减等量差相等的原理，在这一方程式的两端均减去C和G，上述方程式则变成：
Y-C-G=I
变形后的方程式左边是用于消费和政府购买之后的余额即Y-C-G，这个余额称为国民储蓄（S）。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储蓄等于投资的重要结论，即：
S=I
这个等式不仅在数量上表明了储蓄等于投资，而且在性质上也表明了投资只能来源于储蓄。如果考虑到政府的购买力只能来自于税收，同时也考虑到各种支付，而且用T表示税收减去支付后的余额，下面可以将S=I=Y-C-G方程式演化为：
S=（Y-T-C）+（T-G）
这一稍微有点复杂化的公式表明了非常明显的含义，即国民储蓄S等于非公共储蓄即非政府储蓄（Y-T-C）与公共储蓄即政府储蓄（T-G）之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企业产权明晰，非公共储蓄（Y-T-C）就包含了企业储蓄即厂商积累的部分，非公共储蓄直接等量地就是私人储蓄。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将公有制企业的储蓄或积累归入私人储蓄类显然不行。同时，公有制企业的储蓄或积累又属于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在市场化导向下又具有追求单位利益的“经济人”特征，而且在公有制企业中还有非国有化的集体企业，将其归入公共储蓄也不合适，但非公有企业的储蓄却可以归入非公共储蓄。因此，就完全有必要将非公共储蓄（Y-T-C）分解为私人家庭储蓄S[，1]和公有企业储蓄S[，2]。公共储蓄（T-G）可以用S[，3]表示，这时国民储蓄方程就可以改写为：
S=S[，1]+S[，2]+S[，3]
在现实状态的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大面积地明亏、暗亏和潜亏，集体企业也具有国有企业的通病。仅国有企业就“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2]如果考虑到“官出数字”的水分和泡沫，挤去一些水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更低。公有制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质量低下，这是被实践日益验证和有目共睹的事实。国有企业的运行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负债经营，而且负债率具有日益提高的趋向。这些情况表明，在国民储蓄方程中，公有企业的储蓄即积累的S2部分的权重不大。
至于国民储蓄方程中的公共储蓄S1即（T-G）部分，由于多年的预算赤字，也即在多年中S3为负值，而且物价回落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也表明，政府并没有进行财政性的货币发行，国家公共工程投资的款项主要来自于向公众借款，即发行国债，实质上或绝大部分是从s1中转移的部分。这种情况表明，国民储蓄方程中S3即（T-G）部分的权重也很小。
上述的分析意味着这样一种结论：当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的绝大部分是由居民的私人家庭储蓄构成的。由于储蓄等于投资（S=I），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投资主要依赖于私人家庭储蓄。回归到现实中一些，就是再加上“三资”企业的外国资本投资。
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有效总需求不足，虽然既有消费需求不足，也有投资需求不足，但恐怕主要的或根本的问题还是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居民当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在既有低收入条件下扩大消费，而是由现有收入水平低下和预期收入风险加大导致的消费停滞甚至紧缩，使得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在降息和刺激居民消费问题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缺乏消费弹性和运作空间。
比之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非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这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支点。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3]，政府若要促进国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高，关键是要把政策导向的理性期目标确定为通过激励生产要素的储蓄或积累，并保证这些积累的要素尽可能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自己国家的生产力。生产率的可持续提高，除了自然资源外，更重要的是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技术知识。当一国把其相当大构成部分的GDP储蓄起来，并建构起高效运行的金融系统和产权制度时，就具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资本投资，较高的资本投资必然能够可持续地提高一国居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生产能力→投资状况→储蓄规模，这种依次被决定的逻辑链条是任何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在必然联系。
中国作为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应该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经济发展而且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可持续投资，而可持续储蓄又是可持续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把可持续增长、可持续投资和可持续储蓄视为名异实同的同义语。利率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货币资本的市场价格，是体现货币资本稀缺程度的重要变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货币储蓄和资本积累，中国政府不应该采取降低利率、弱化储蓄和刺激消费的不利于投资的政策导向。无论国民经济的开放程度如何，低储蓄必然地抑制长期的资本投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能有人会认为高利率固然可以刺激储蓄，但也因借款成本增加而抑制投资，似乎有些矛盾。但更重要的是现实的中国不是货币资本供过于求，也不是供求均衡，而是严重供不应求，而且缺口很大，即使利率不降低也远低于均衡水平。不是企业因利息成本高而不愿借款，而是在现行利率水平下很难借到款。甚至导致绝大多数企业使用各种不正当和不合法的腐败手段才能从银行借到有限的款项。现实的货币资本市场是完全不同于商品市场的卖方市场。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降息的同时，又开征了利息税，这对于亟需鼓励储蓄和投资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国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物质利益规律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结论可以适用于人们关于储蓄多少的决策。如果一国的法律使储蓄有吸引力，人们就将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这种较高的储蓄将引起更繁荣的未来。”[3]。
四、启动投资需求的根本路径
上面的论述不是否定通过降息所给启动消费需求带来的一定正面效应，而是旨在推论由已有的八次降息所能产生的启动消费需求的可能空间及其正面效应的极其有限性，同时也是求证鼓励储蓄和投资的极其重要性。已有的事实和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向我们表明，只有启动投资需求才是启动国内总需求的根本路径，而消费需求则只是相对次要的辅助条件。退一步分析，即使降息的利率效应能够较好地启动消费需求，充其量也只是使处于闲置状态的原有资本存量得以被重新使用。但同时又必然产生的更大负面效应则是，资本结构不能优化，科技含量难以提高，资本质量未被提升，增长方式无法转换。而从鼓励储蓄和投资入手，扩大投资需求，则既能通过高质量的增量资本克服上述缺陷，又能在供给优化的同时创造出富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市场需求。著名的萨伊定律表达的就是由投资启动的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降息的根本缺陷就是在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又减少了作为资本形成和投资需求唯一来源的储蓄，时间愈长，降息的负面效应就会愈是明朗和放大。启动投资需求的根本路径是：
第一，由于S=I（储蓄等于投资）和投资来自于储蓄的经济学原理，必须停止降息，并使已经下降的利息回归到足以大规模吸引储蓄的水平。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厂房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人们与公司的储蓄，使投资成为可能。[4]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性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困难，就是由很低的储蓄率所导致的资本形成障碍，导致投资积累能力差，资本极其匮乏，由此形成了储蓄率低→积累率低→资本少→投资差→发展慢→收入低→储蓄率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劣性经济陷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问题上是金融制度方面出现了障碍，在投资转化为增长的问题上是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方面具有重大缺陷。跳出和绕过经济陷阱的根本路径就是刺激储蓄，并通过重构高效率的金融制度、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使储蓄高效率地转化为能够刺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投资，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走出恶性循环的“劣性经济陷阱”，步入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高增长→高收入→高储蓄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二战后一些新崛起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均几乎也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中国当前的降息和非保值对策，只能降低储蓄和弱化投资，使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失去潜力。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只顾近期不顾长远的弊大于利的对策，并有可能导致过分依赖外资，也潜伏着外资有可能过度流动的金融风险。说到底，这是通过刺激当前消费而透支未来发展，其巨大的负效应不久就可显现，近期和长远的宏观目标也均无法实现，前景不容乐观。中国作为正在推进现代化的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刚刚迈进小康社会的门槛，正在大力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急需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迫切需要保持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保持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的货币资本市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较长时间里也必定是货币资本短缺，而不可能是过剩，短缺是正常的，过剩是不正常的，除非制度安排方面出现了问题，才使得短缺表现为过剩，从而表现为利率一再降低。为使利率能够充分反映货币资本的稀缺程度，必须使利率反弹，回归到有利于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资本供给和投资形成的合理运行区间。
第二，必须在增加政府公共工程投资的同时，与之相配套地增加各种非政府投资，尤其是非政府性的直接生产性投资。从投资主体上看，投资需求有政府投资需求与非政府投资需求之分：从投资领域上看，投资需求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投资需求和提供私人产品的私人及厂商投资需求之别；从二者的结合上看，政府投资主要是公共工程投资，并提供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而非政府投资则主要是盈利性的商品劳务投资，并提供排他性的私人产品。政府的公共工程投资是必要和重要的，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混合市场经济中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基本对策选择路径之一。但政府的公共工程投资必须具有大量的非政府主体的相应投资相配合，其投资的乘数效应才能得到放大。1931年的“罗斯福新政效应”，就是因具有大量的非政府投资的有效配合而产生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终究不是最主要的投资主体，而且其投资也是非盈利性的宏观调控行为，并主要用于经济低谷和停滞阶段的宏观调控性的机会选择，经济恢复和高涨时政府可以压缩甚至停止公共投资。政府投资基金的根本来源也只能是非政府投资产生效益后的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只能充当国民经济的“牧羊人”。缺乏非政府投资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利于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产权明晰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更不利于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相反，市场经济中非政府性主体的投资在任何周期阶段上都是主要的，不仅在时间方面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非政府投资，而且从规模和结构上看非政府投资也是最主要和最广泛的。非政府投资不需要国家花一分钱，只需要国家政府给予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搭建高效率的制度框架即可。通过促进大规模的非政府投资，就可以从根本上启动内需，增加就业和扩大税收，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收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长期效益。
第三，通过制度创新为非政府投资中的非国有投资主体，特别是非公有制投资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运行空间，借以强化非国有尤其是非公有经济的投资力度，并相应地放宽其投资领域，使其相互间得以公平竞争。截止到1998年，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了73％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80％的经济增长，以及100％的就业增长[2]。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也均高于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尤其非公有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强劲增长势头，不仅凸现了国有经济原本隐含的内在缺陷，支持了整个经济增长，为国有经济的不景气提供了大量的剩余补偿，扩充了就业渠道及岗位，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市场化的“体制示范效应”[2]。因此，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的“两个转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必须尽最大限度地打破国有经济垄断，使国民资源从配置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中剥离出来，转移到资源配置效率高的非国有尤其是非公有经济中去。通过满足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需求，借以优化整个国民经济的产权结构、资源配置和运行状态，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四，强化农业的投资力度和创新速度，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开拓具有巨大需求潜力的农村市场。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规模是决定市场规模、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的重要因素。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经济学常识。而中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的市场消费水平低，因此，农村市场蕴含了巨大的需求潜力。中国不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农业的商品化、货币化、金融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很低，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也迫切地需要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农业与市场的对接，使农业步入市场化的导向，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平原地区，可以适度推进规模农业，加快农业高新科技化的步伐。促进农工商一体化和供产销一条龙的运作模式的形成。建构市场信息、科学技术、商贸流通、运输加工、文化教育和金融服务等国家、地方和自治性的配套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尽快建构农业科技和制度变迁方面的发现发明体系、传播扩散体系和开发应用体系三者有机构成的农业创新系统。只有如此，中国农业内含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意义不仅在于农业本身的产业化，更在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绝不是急功近利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对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后的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具有深远而巨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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