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特征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1-0082-06 收稿日期：2010-07-20
党的“十七大”在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并发出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伟大号召。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一个显著亮点是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出了战略部署，同时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抓好的四项重大任务之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其重要前提是必须准确把握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学术理论界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其思路大多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来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等。这些观点当然是对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适用，但这种简单套用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因而有进一步转换视角、深入探讨的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两个鲜明特征，这就是整体性和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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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是近年来我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之后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其目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把握。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整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所谓理论整体性，顾名思义，就是使理论成为严整的科学体系的属性。这就必然涉及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以及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交互作用。如果说，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整体性，都是由若干要素即一系列范畴和规律构成的系统整体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更加显示出整体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像别的理论那样只牵扯到其自身内部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为囊括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全部成果的科学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多个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不仅要涉及各个理论中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且要涉及各个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其整体性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大。我们说党的“十七大”整合了新时期党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里，“整合”、“全部”、“统称”这些术语都说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就是为了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整体性。
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这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顺应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明显加快，理论创新力度显著增强。针对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发生的失误，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形成了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把它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之后，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党在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我们党不断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的情况下，对这些理论成果就势必要进行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开辟更大的空间。在学术理论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整体性概念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全部成果。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凸显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性，而且以更大的理论包容性为我们党进一步推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彰显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着的所有理论的整体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对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整体性把握，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整体性指导，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整体性推进。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切实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就成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首要战略任务。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其共性
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整体和部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并不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某一项理论成果，而是作为总体来看待、作为体系来把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个意义上的“最新成果”，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全部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又是一个相互统一的有机整体。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当然具有其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得它们能够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侧重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侧重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不能把三者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替代。但是，这三大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它们具有诸多理论共性。诚然，这三大理论产生的具体时段不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理论贡献不同，但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有着更多的共性，体现出鲜明的理论整体性。从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看，它们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着的创新理论；从理论主题和科学规定看，它们的共同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理论，它们都是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理论渊源和指导意义看，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因此，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点在坚持共性，核心在把握整体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每个理论侧重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回答其他基本问题。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即在我们以往所讲的三大基本问题之前增加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1]34。这是我们以往所讲的三大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对于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的三大理论都必须首先回答，也不存在哪一个理论侧重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党中央提出四大基本问题，既更加完整地概括了我们党新时期回答的所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各个理论成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有助于人们从整体和部分、共性和个性、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体现整体性原则
如何构建体现整体性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学术理论界讨论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笔者倾向于以邓小平理论为蓝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2]9，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准确定位。在“十七大”对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全部成果进行整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概念的条件下，“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历史地位的估价仍然能够成立。因为“十五大”和“十七大”的理论判断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十五大”虽然使用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更为简洁并能体现理论创立者作用的概念，但同时从理论的主题上把它称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的主题和理论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体现了理论的丰富性、发展性和整体性。党的“十五大”肯定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今天我们仍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那么，能否因为“十五大”曾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就把其后的理论成果称作第三次、第四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呢？笔者认为是不可以的。这不仅是由于在重大理论判断上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即党性所致，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理论判断要合乎实际，具有科学性。从哲学上来讲，所谓飞跃就是质变，就是渐进过程的中断，它是以量变的积累为前提的，没有一定的量变作为准备，就不会有质变和飞跃。同样，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以长期的探索实践为基础的，无论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都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辛探索，都是在不断总结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党的文献中没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单独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并不意味着看轻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它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邓小平理论一道，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奠基性和开创性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具体内容如何设置，都应该体现和凸显其整体性，这就是：必须贯穿一条主线，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一个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两大建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突出三大理论，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回答四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阐发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呈现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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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对性，表明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多重关系中，在与对立面的相互规定中，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他理论也具有相对的性质，不过，一般理论的相对性主要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对性除此之外，还要在理论与理论、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等诸多关系中才能获得科学的规定，因而相对性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显著特征。
1.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自从党的“十七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的理论阐释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两种观点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认为，讨论问题一定要把前提和条件搞清楚，包括还是不包括要看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否则，如果离开特定的前提和条件进行学术讨论，就难以达成学术共识。我们应该从两个视角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要把这两大理论成果并列呢？第一，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不同。毛泽东思想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两者体现的思维方式不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必然呼唤斗争性的思维方式，即在注意矛盾同一性的同时，侧重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要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与此相适应，即在看到矛盾双方对立和斗争的同时，着重强调矛盾的同一性。第三，两者的主要内容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总之，时代主题、实践基础、思维方式和主要内容的不同，使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混同，就会抹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富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获得的宝贵成果，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如果割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有机联系，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连续性，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背离了辩证思维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是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这一在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最新成果”概念和新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众所周知，党的“十三大”在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重大成果进行概括时，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再次肯定了这一提法并作了进一步阐述。按照这个理论判断，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其精神实质就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2.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党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实践探索的成果，这就是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理论探索的成果，这就是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第一次作出了完整概括，深刻论述了这条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实现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共性）和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个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从而把改革开放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沿袭的苏联模式明确区分开来；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相对的概念提出来，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十七大”报告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4]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统一。这种统一，就凝结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全部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高举的一面旗帜。
3.相对于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4]12，这就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性的阐述中贯穿着辩证法的革命性。发展和开放具有紧密的联系，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发展相对于静止而言，开放相对于封闭而言。发展和开放都是事物的存在状态，也是理论的表现形态。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思想理论，发展就意味着它是开放的，停滞则说明它是封闭保守的。就党的思想建设而言，封闭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只有开放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思想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邓小平理论，中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和发展为一个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结束真理。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中，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还要继续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会由现在的包括三个理论成果变为包括更多一些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种相对性，是由实践的特性和真理的本性决定的。有一位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变动性，使得作为科学真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反映只是特定条件下特定方面和特定层次的认识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呈现出革新开放的姿态。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38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不断总结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人民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鲜实践经验，又要勇于和善于吸收人类社会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又处于同资本主义体系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辩证联系中。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只有在全方位的开放中才能得以实现。所谓和谐世界，其中就既包含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和有益经验的学习、吸收和借鉴，也包含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在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实现交融与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总体要求时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5]10在全方位开放的世界大潮中求新求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眼光和博大胸襟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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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整体性和相对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显著特征。这两个特征的区别在于，它们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属性的角度不同：整体是相对于部分而言的，相对则是与绝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整体性侧重于静态，相对性侧重于动态；整体性体现的是体系内各个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相对性体现的是这个理论体系和其他理论体系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联系体现在：整体性是相对性的统领，相对性是整体性的延伸。就理论本身而言，整体性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正是这种联系和作用使得这一理论体系处于相对的、变动的状态。虽然整体性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部联系，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其中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区分是相对的，也是相互作用的。作为整体看待、体现内部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作为参照对象、体现外部联系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清晰把握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指导，都产生了并将继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普遍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更大范围的普遍联系的整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方面和环节。在这里，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时，既要立足部分，又要把握整体；既要看到内部联系，又要关注外部联系；既要揭示整体性，又要阐明相对性，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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