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义——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落后论文,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列宁的最后五篇被称为“政治遗嘱，的著作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概念，这就是“文化主义”（注：《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73页）。列宁提出的这个概念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的文化主义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和发展，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又是解读列宁后期著作的关键性的环节。
一、军事进攻与政治退却——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化问题
列宁的文化主义概念是在他的最后五篇著作中出现的（注：列宁的最后五篇著作（包括《日记摘抄》、《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皖》、《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在重病期间，躺在床上口述，由他的秘书记录写成的。时间是在1923年1月2日至3月2日。）。时间是在1923年1月2日至3月2日。这时距十月革命已经有近6个年头了，在这几年中，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注意。其中有两个重大问题最为俄国革命者和世界人民所关注。一个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惧和资产阶级的仇恨。在国内发生了资产阶级反动军队的叛乱，在国际上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了试图颠覆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军事干预活动。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弱小的俄国无产阶级竟然顶住了国内外几十万反动军队的内外夹攻，最后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俄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危机中终于生存下来了。
另一件事是俄国共产党国内政策的转变。这就是自1918年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宣告失败，自1921年，俄国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改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把这种政策上的转变称之为政治上的退却。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按列宁的说法，就是直接“按照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注：战时共产主义包括这祥几项内容：在城市实行国有化政策，把所有大中型企业收归国有，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农村宣布所有土地的国有化，并成立“共耕社”、“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生产、生活和分配。在流通领域里取消商品、货币、银行和商业组织，实行劳动产品按计划分配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实行工农兵参加的直接民主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参加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实行余粮集制，即除口粮外，余粮全部交公。）。所谓“新经济政策”，按照列宁的说法，其核心是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改行在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的政策（注：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恢复商品经济、货币和市场交换；在工业经济中实行租赁和租让制；在农村中实行粮食税制；在政治上实行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的间接民主制。）。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认为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倒退。而这个大倒退又是在无产阶级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时刻发生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和思考。虽然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一年就成绩斐然，工业增产，农业丰收，但它还是遭到很多人的非难和反对。
在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军事上胜利的同时，为什么必须要实行政策上的转变亦即政治上的倒退呢？列宁非常严肃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在俄国还没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文化。列宁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进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列宁还说：“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661页。）列宁就是这样从革命的实践中引出了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二、文化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
列宁在他的最后的著作中所讲的文化主义，我认为，它的意思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状况起着不可超越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指狭义的文化，而是指广义的文化。列宁讲到，他所讲的文化既包括纯粹的文化方面，又包括物质方面，即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列宁的文化主义或文化决定论的思想体现在他晚期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他的最后五篇著作中。这在五篇著作的逻辑结构中显示得特别清楚。这五篇著作，第一篇专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整个五篇文章的基础。以下四篇文章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国家机关的改革。这些文章的立论基础都是文化决定论。特别是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列宁把文化建设提到了有关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最终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文化的决定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
列宁的文化决定作用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文化的“消化”和“同化”功能的论述上。“同化”是历史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侵入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以后，落后民族就会被它所征服的那个先进民族所溶化，最后失去民族性。列宁认为在阶级关系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一个文化落后的阶级战胜了一个文化先进的阶级，取得了政权，这个文化落后的阶级也往往会被它所战胜的那个文化先进的阶级所同化。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农民政权逐渐蜕变为地主阶级政权的过程就是这种阶级同化过程的典型例证。列宁在晚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资产阶级文化所同化的危险，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就是这种同化的反映。因此列宁就提出了一个与同化相反的概念，即“消化”的概念来阐明保护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和革命成果的真正意图。列宁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消化”这个词。例如他说：“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他又说：“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版，第351页。）他还写道：“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在列宁看来，要消化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唯一手段就是进行文化革命，迅速提高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只有创造出比资产阶级更高的文化水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由文化决定作用的思考必然要引申出对社会主义与现实的文化形态的关系的思考。列宁正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从他后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形态来确定社会主义与文化的关系的。从列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只有无产阶级政权和国家所有制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化形态结合起来，才可以把它们称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如果仅具有制度的形态，那它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作社会主义，只是表明它已经选择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只有把这种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文化结合起来，才算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具有文化形态的社会制度，也只有这种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才真正是能与资本主义并列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已经达到的成就。”（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列宁还说：“我国社会制度中好的东西，可以说还没有经过考虑，没有被理解和体会，只是被匆忙抓起，没有经过检查和考验，没有为实践所证实，没有被巩固下来等等。”（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页。）列宁的这些话说明，社会主义只有在成为一种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时，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现象，它才能真正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仅有制度形态的东西还不能真正算作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从制度形态向文化形态的转化过程就是列宁所说的新的更高的文化形态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成果进行消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新文化消化功能与旧文化的同化功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和相互斗争的过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旧文化的浸泡下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与旧文化的同化的倾向，这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新文化不能迅速发展壮大，它的消化功能不够强大，那么新制度被旧文化同化的危险是非常之大的。这就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从而完成社会主义从制度形态向文化形态的转化，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人类文化进化的一个新阶段。
四、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总结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五年多革命发展经验的时候，列宁提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祥两个概念。列宁把五年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包括十月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这样两个发展过程。第二阶段是文化革命时期。这个阶段是从1921年春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的。从列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无论在所完成的任务，运用的方法，所得的结果，还是运动的进程上都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首先，两种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政治革命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经济上是剥夺剥夺者，把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劳动者所有。这里都有一个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因此可以说，政治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要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所有权的转移，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文化革命则不同，文化革命的任务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并从而形成较原有的文化形态更高的社会文化形态。从革命者的主体来说，文化革命所做的，不是主体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占有，而是主体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是革命主体自身内部的革命。
其次，在方法上，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列宁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革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法。第一是军事强制的方法，这就是列宁所讲的“赤卫队进攻资本”。第二是用法令和法律的方法。列宁说：“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丧失其阶级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版，第190页。）列宁后来认为，这些法今和法律对人民起到了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作用。第三，这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主要是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完成的。列宁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571页。）在列宁看来，用政治热情是根本不能完成伟大的经济任务的，经济任务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法去完成。
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不同，文化革命不能靠军事的强制手段进行，也不能用法令和法律的方法去实现，不能光靠人民的革命热情去完成。文化革命的进行要用文化的方法和手段。这就是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以便迅速提高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再次，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发展进程不同。政治革命是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使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文化革命则不同，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从一种文化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文化形态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列宁曾经讲过：“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的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版，第201页。）列宁还说：“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已经不同了。在这里，要取得胜利比较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能像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凭借热情，大步跃进，而且期限也不同，要以几十年来计算。”（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版，第338页。）
最后，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具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制度。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使社会的文化形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完整的过程。其中，政治革命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国家政权，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是不能设想的。文化革命则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起着消化政治革命成果的作用。关于在落后的国家里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应互相衔接，用文化革命来消化政治革命成果的思想，列宁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的很多地方都曾谈到过。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这就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问题。按照列宁的文化革命的观点，提高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使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文革前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陷入了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这就是总想以政治革命的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工作。其一是用政治运动的办法，对所谓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进行政治上的进攻，想以此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其二是用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不断唤起人民的革命热情，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想以此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政治运动发展的极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其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的强大的文化优势所同化而采取的政治措施，是力图用政治革命的强制手段去一举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根除无产阶级被同化的土壤。这种思想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界限，夸大了政治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政治革命的功能是有它的限度的，政治革命可以改变社会权力的主体，决定杜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归属，但是它却根本不可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不可能用它来消灭某种文化或产生与发展某种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政治革命的这种错误的应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没有能够消灭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反而助长了旧文化的回潮和泛滥；它不仅没有为社会主义增加新文化的基础，反而增加了被旧文化同化的危险性。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五、文化水平——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志
长期以来，我们对用什么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常常用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生产关系的公有性质来作为社会主义建成与否的标准。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列宁的有关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与否的标准的论述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确立的标志，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个前提条件还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现代化大工业的建立，即生产社会化的完全实现才是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列宁写道：“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门阶’，而不走上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门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7页。）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也谈到，无产阶级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还不能算社会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充分的条件（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有两个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前一个可以称为生产关系标准，后一个可以称为生产力标准。列宁是生产力标准的制定者和始终如一的坚持者。列宁始终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他还说，“共产主义就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曾用“社会主义=苏维埃+全国电器化”的公式来表述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在这个公式里，苏维埃是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而全国电器化才是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而列宁以后的许多人则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当作了社会主义建成的唯一重要的标志，而生产力则成为对社会主义无关紧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标志而且在任何生产力水平上的国家都可以任意宣布进入的制度了。
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不同，因此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列宁把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因此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指导下，利用资本主义和其他有效的方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把社会主义方式的生产和分配看作是生产力发达以后才能实现的任务。把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标准的人们，则把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根本任务，而把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成以后才去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盲目地认为，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建立，它就能自然而然地起到使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以后，他们也不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有效方法，却错误地把人们对公有制的认同程度作为公有制是否巩固的标准。因此他们就把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当成了巩固公有制的重要措施，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
如果我们用列宁的文化主义的思想对上面的两种标准作一个归纳，那么生产力标准就可以看作是文化形态标准，而生产关系标准则可以看作是制度标准。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只有用文化形态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具有科学的、实际的意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制度标准论者则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完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关联的事情，是一种超越于经济行为的纯粹的政治运作。似乎只要人们愿意，不管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这样社会主义就真正成为唯心主义的东西了。
六、文化现状——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
列宁的文化主义理论的提出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文化建设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用一切办法迅速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奠定起文化的基础；第二，要从现实的文化水平出发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文化水平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限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对文化水平的这种限制作用的认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一种是消极的态度。消极的态度是把落后的文化水平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逾越的绝对的障碍，在落后的文化水平面前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甚至抱怨无产阶级不应该进行革命，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十月革命以后，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把落后的文化水平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制约因素，它不是要放弃向社会主义的迈进，而是对革命的主观因素起积极的制约作用，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少犯或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列宁正是对文化的限制作用采取积极态度的理论家和革命家。
从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文化制约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水平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限制作用。第二阶段则是在他最后的著作里，他试图在现有的文化水平条件下找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具体方法。在这一时期里，列宁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如何在现有的文化条件下着手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列宁在他的最后五篇著作中关于合作制的论述，以及对人民监督制的论述就是在这方面思考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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