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改革的过程。在过去，人们往往片面地注重传统与现代相对抗的方面，在教育改革中多是以现代否定传统而放弃反映民族特色的传统，忽视了传统与现代之间互补互动而必须整合这个重要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和相互矛盾共存的态势下，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注重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世界性，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教育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具有对立统一性质，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审视传统教育、使之转化为现代教育内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更新传统，确定传统的现代意义，尊重它在现实教育中的反映和价值。同时，这种整合还应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它要求加强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文化教育的相互沟通和整合。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既要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也要反对“儒家文化复归论”，我们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整合原则。
一
教育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具有对立统一的性质。
中国文化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把传统与现代置于二元对立状态。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文化教育的二元对立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中国教育现代化即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这是一个传统教育如何变成现代教育的过程，也是现代教育如何取代传统教育而居主导地位的过程。20世纪中国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教育之争，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古与今之争。不过，中国人意识到“现代”或“今天”的到来，并不是出于一种要更新自己传统文化教育的思想的需要，而更多是因为一个外来“异端”的出现，它以“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把中国人惊醒了，并危害着中国的存在。因此，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物质文化明显地高于中国的“西方”应该是学习的对象，“西学”就成为现代中国人进行教育现代化的参照系。但是，这并不足以动摇“中学”的主体地位。根据张之洞以夷制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案，固有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主体，是文化教育思想结构的根本，而现代文化教育则是被传统文化教育所利用。曾经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宣传“西学”，提倡洋务，兴办新教育，试图动摇“中学为体”的意识，提出中西互补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姿态是革命的，言论是激烈的和具有锋芒的，实践是带有先锋性的，但是，在当时办的新教育并没有因为这些姿态、言论和实践而跟固有文化教育的传统断裂，传统无论是被批判、利用或继承，都与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存在变异性、连续性而非断裂性关系。
时至今日，尽管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教育思想观念、理论、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显示其现代性，能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推进教育改革，给教育带来新的面貌，然而，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某些方面，都是新与旧、传统性与现代性矛盾统一的表现。
二
教育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审视传统教育，使之转化为现代教育内容的过程。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经历了一个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新审视的过程，新文化教育对于旧文化教育是采取批判和利用的态度。因此，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但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这种对立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的文化内容方面，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震撼可能是最大的，特别在道德伦理教育的层次上，封建礼教受到空前无情的抨击。但在具体教育活动中，目前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继承或延续是颇为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学生中开展优良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看到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拔高或贬低，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批判武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其基本内容应审视如下。
1.人文精神传统。儒家重视人文，尊重个体人格，提倡伦理，因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但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又强化了“人治”，与秦汉以后发展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有着逻辑上的内在同一关系。
2.民本精神传统。儒家有较强烈的“民本”精神，重视“民生”、“民利”、“民心”。然而孟子所谓“民为本”、“得民心”，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面对治国平天下而言的。
3.反躬修己、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梁漱溟把儒学概括为“反躬修己”之学，是有道理的。儒学强调“修身”、“内省”，通过“修身”、“内省”以达到理想人格。中华民族依靠发挥“自强不息”精神，创造了绵延6千年的东方文明，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过分地“内省”、自律也会影响向外开拓的竞争意识、创造意识，也容易诱发“心外无物”的主观思维的局限性。
4.维护宗法、血缘家族的传统。受宗法、血缘支配的东方或中国特有的家族结构，容易给人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感情面纱，形成社会的内聚力与凝聚力。然而，这又是形成封建家长制、中央集权制的土壤，是培育封闭、狭隘、保守意识的温床。
5.尊卑有序的精神传统。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些人伦，在中国封建社会确实起到了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作用。它能使社会在特定的轨道上有秩序的运行。但是，这种精神传统又给人的发展套上了精神枷锁，容易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限制人的才能的发挥。
6.忧患意识、承担精神的传统。儒家既强调士人要有“忧患”意识，孟子所谓：“生于安乐而死于忧患”，又鼓励发扬勇于“承担”精神。孔子所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顾炎武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云云，都曾经鼓舞过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发展而奋斗。[①]我们认真审视这些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并加以选择，是为了使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转化成现代的文化精神，并成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教育内容的文化传统精神来看，既有与现代化相矛盾、相对抗的一面，又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相协调的一面。所谓使文化传统进行具有现代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现代诠释和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判和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以便完成从古老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互动互补的效果。例如，对从儒家精神中引申出来的尊卑等级观念，家长制作风，一定要给以批判与避免。然而，对于民本精神、礼仪精神，要发扬，要继承。这就是把古老的传统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对现代有利的时代精神。审视传统文化教育，即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现代的同时保留某些传统的合理内核。现代教育是在与传统教育不断相互调节、制约和影响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的。
三
教育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首先要更新传统的涵义，克服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观念，必须确定传统的现代意义，尊重它在现实教育中的反映和价值。传统的本质何在？应当说，传统是文化教育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东西，它的本质存在于现实之中；传统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制约和支配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的，这就意味着，传统不是消逝在历史中的东西，不是仅仅沉睡在遗存下来的书面文献中的东西，不是作为现代人的身外之物，而是历史上积累和传递下来，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体而转化为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转化为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
有人指出：“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受过长时间的考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强调传统具有顽固性，[②]同时说明“它含有历史意识”，具有现存性、历时性和共时性。传统不是远离我们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我们中间。[③]传统也不是停滞的，它随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不断的革新和突破。在丰富多彩的中西、古今的沟通中更新与转化传统文化教育并使之具有现代意义，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于现实文化教育之中。在实现教育现代化，对传统与现代的整合过程中，必须尊重传统文化教育在现实文化教育中的反映和价值。
在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没有因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对而消亡，也没有因为某些内容和形式被现代人所利用而改变了它被“批判继承”的地位。尽管现代文化教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但其内在发展正需要传统的补充和启示，传统是现代不可缺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教育是建立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不可忽视的国情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教育现代化的现实基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开放，实现教育现代化，也是在中国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活动，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则是这种历史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现代教育是在排斥传统文化教育中落后的思想内容或旧形式的同时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的，而传统文化教育的旧思想或旧形式也在被现代文化教育批判和利用的同时注入了较多的现代气息。正是在这种互相渗透、互相调整的过程中，消解“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冲突，以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即在教育现代化中，消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使之统一起来。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文化教育整合起来，并非简单的认同或对抗，而是互相理解协调、互相补充的过程。以此达到的效果是融汇贯通古今与中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过程。
表面对立的文化教育论争正是整合的开端。我们不能只看到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旧与新、中与西之间的文化教育冲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应看到，只有通过相互的沟通与整合，才能找出传统文化教育更新和创造性转化的契机，也才能诠释、发掘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意义。传统文化教育的更新问题涉及到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制度、结构等是否能适应现代社会或能否赋予其现代的意义，并在扬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封建礼教，尽管在今天一定程度上仍会支配着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思想行为，有待进一步反思与消除，但更迫切的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继续成为现代教育的原动力。传统文化教育更新的压力也来自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应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取西方之长，避自身之短。这是一种相互沟通整合中自我更新的表现。文化教育传统的民族意识，似乎无法离开外来现代文化教育而独立产生，它总是在外来（西方）现代文化教育的参照中认识自己，同时也选择外来（西方）文化教育，并获得现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对西方文化教育进行反思的同时，其实也在重新思考中国文化教育的更新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机制。只有努力打破文化教育的壁垒，更新文化教育的传统和进行当代文化教育的沟通，才能使中国文化教育走向世界。
四
教育现代化中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具有开放性。实现教育现代化，深化教育改革，扩大开放，不但要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包括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而且要坚持民族特性的价值取向，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进而去影响世界文化，为当今世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从扩大开放意义上讲，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整合可以说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和互补，可以理解为一种反中心的表现。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反对“儒家文化复归论”，坚持“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整合原则。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军事对抗的减弱，促成了文化教育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上升。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的优势，全面输出所谓“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西方化”的思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觉醒与复兴，使“西方化”思潮正在遭到越来越强的抵制。“西方文明”的输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西方社会的进一步衰败，这引起西方国家一些人士的忧虑。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指出：在西方国家，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自下而上的内容和目标。“丰饶中的纵欲无度”，使社会道德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日趋炽烈。他指出：“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颠覆者”。他断言：西方文化不可能成为全球统一的政治伦理。[⑤]这种腐朽与自私的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此遭到强烈的抵制。
西方国家输出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有强烈的政治、经济目的，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警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更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其发展道路和文化教育的强烈兴趣。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2月4日的一篇文章承认，“最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不是成熟的西方，而是经济蓬勃发展的远东”。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向世界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需要吸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可是，有些学者从世界各国现代教育的“趋同”现象出发，虽然指出跨越文化差异培养现代人的共同发展的趋势，却忽视现代人的民族文化特征，他们所谓的教育现代化不过是教育的西方化。在他们看来，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总是教育现代化的障碍，并被当作现代教育改革中要加以革除的消极因素，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有过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但结果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靠抄袭别人的现存东西来求得成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保持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是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否则，民族文化的消亡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也就谈不上国家、民族的现代化。
日本在历史上以善于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教育而著称，但在吸收外来文化教育过程中，其自我主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主体渗透着日本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法、审美情趣乃至风俗习惯。由于日本的文化教育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并经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变革，加之国际格局的变动和美国的支持，从而在战后短时期内就把经济恢复起来并迅速实现了腾飞。新加坡实行“兼容并包，东西结合”的文化模式，以东方价值观作为精神主体，以西方科技文化作为发展经济和转变人民物质生活的手段，创造了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推进了教育的现代化。
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化是未来世界冲突的重要根源，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是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他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和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⑥]他主张西方在世界舞台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儒家传统的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国家。我们并不认为将会有一个遏制中国文化的世界阵线，我们反对仅仅以东方传统文化的“儒学复归”去解决当代文明冲突，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抱有成见、偏见和误解，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干扰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的行动。克服和消解这些问题，将需一场漫长的文化斗争。亨廷顿很清楚，在不远的将来，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一些人经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之后，特别是看到西方社会有物质财富而无精神生活，有科技的进步而无安定的环境以及社会分裂、人格分裂等现象的时候，他们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自己的长处。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的弱点在于没有解决是非善恶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问题，因此不能解决思想的危机和人生的理想，应该用东方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给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概括地说，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整合中西文化教育，在中国文化教育和世界文化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和融合，应当主要争取达到以下四个目标：第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促使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文化教育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第二，在国内协调中国文化教育与外来文化教育的矛盾，汲取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以较小的代价（文化震荡和价值冲突）使更多的外来文化教育成果能够为我所用；第三，在国际政治事务和经济交往中明智地运用文化教育手段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坚持文化教育的民族独立性和自主性；第四，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思想。
注释：
①赵吉惠：《论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
②《徐复观文录选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页。
③《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⑤万立：《当今国际交往中文化冲突加剧的背景及原因》，《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11期。
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译文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