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双宸[1]2007年在《论东盟安全观的变化及其行为》文中研究指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撤离,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将东南亚地区纳入自身的远东战略重点。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从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也开始重视东南亚地区并不断在印支地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东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尽管东盟国家在领土、能源和区域安全观上都有矛盾和分歧,但发展经济、稳定国内环境和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现实需要让东盟国家走在了一起。从60年代末起到70年代,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形势也随美苏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有所改变。一方面,越战使美国逐渐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在东亚势力的全面收缩。另一方面,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美国势力的撤退使得苏联加强了对北越政府和印支叁国的渗透。与此同时,东盟根据安全形势的变化也转变了自身的外交安全策略,具体行为表现在其70年代对中美苏的重新定位及相互关系的变化上。期间,东盟的安全观经过演变而变得清晰,突出表现为1971年《东南亚中立化宣言》的出台和1976年东盟国家签订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言》是东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际组织的身份发表对国家及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并体现了东盟谋求区域中立的安全考量。而《条约》不仅第一次清晰、完整和制度化的综合体现了东盟安全观的核心思想及维护区域安全的目标和途径,还为东盟内部解决争端提供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因此,《条约》可以说是对东盟成立近10年安全思想和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东盟成员国在《条约》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经济、文化、安全合作,并开始越来越多的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地区冲突之中。80年代东南亚安全环境的变化,基本上遵循着苏越集团对柬埔寨战争这条主线来进行。东盟和主要大国的关系自然也受到这条主线的影响。综观80年代东盟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可以理解为是在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的发展。首先,80年代东盟的安全观进一步强调区域内和平,解决现实的威胁。其次,东盟安全观中的大国平衡思想逐渐成为其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撑。最后,东盟在80年代的安全观更加凸现军事方面的内容。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转换,东盟安全环境也由此呈现了以下新情况、新特点;地区大国力量向多极化发展、区域矛盾转变、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凸现。东南亚地区并没有随着美苏争霸的结束而太平,该地区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迫使东盟转换新观念,采取新战略来应对。与传统安全观相比,东盟新安全观对安全性质、安全单元、安全要素的认知发生变化,实现安全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东盟安全观从凸现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传统安全观发展为一种“综合的合作安全观”,更加注重在非传统领域的多边协商和合作。具体表现在实践当中,多边主义、大国平衡成为新东盟安全战略的“两只手臂”,引导和推动着东盟在新时期的行为模式。
周健[2]2001年在《论东盟的新安全观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东盟新安全观及其战略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一是从相关理论角度阐述了东盟选择新安全观的必然性；二是论述了冷战后东盟安全环境的变化、东盟综合安全观的由来与发展及其主要内容；叁是以东盟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对东盟地区安全战略举措进行了系统阐述；四是从国别实践入手，对东盟的安全战略做了详细的个案研究；最后从合作安全观与同盟安全观的激烈碰撞，新安全观能否为东盟带来真正的安全，ARF的前景以及东盟的新安全观对中国的启示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综合安全观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与东盟国情的，东盟在安全战略的抉择上不应平均使力，而应根据国情抓关键部门，同时切实采取措施完善安全战略实践举措才能求得自身真正的安全。
杨昊曦[3]2012年在《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及中国的应对》文中提出“9·11”事件后，东盟的安全合作日益加深，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被提上议程。而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势必将影响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对我国的周边安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旨在引用建构主义中的安全共同体理论来研究东盟安全问题，讨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的必要条件和未来潜在障碍，阐述东盟现有的安全机制对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意义。同时，结合现有文件和政策，分析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着重论述中国的应对措施，特别是中国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为中国未来的东盟战略提供一点可借鉴的参考。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章阐述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安全共同体”观点，从理论视角阐述“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第二章从“安全观念的建构”、“安全机制的建构”以及“集体认同和安全互信的建构”叁方面，阐释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第叁章研究东盟各国近年来的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所进行的合作，在此基础上预测在下一阶段的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和阻碍。第四章主要论述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后，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可能造成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办法。
王晓[4]2017年在《东亚安全体系下的东盟地区论坛：作用、困境与发展趋势》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和秩序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中、日等主要大国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攀升,原有的领土领海纠纷也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为有效维护东盟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实现区域的整体和平与稳定,东盟开始奉行独立的安全战略,积极推动创建新的区域安全保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便于1994年正式诞生,迄今为止仍是本区域最主要的官方安全合作机制。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明确了论坛分叁阶段发展的目标:一是推动建立信任措施,这是论坛开展活动的基础;二是开展预防性外交,这是论坛向"行动导向"发展的关键;叁是探索解决冲突的方式,这是论坛最终的发展目标。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论坛在第一阶段取得了较大成效,并已进入预防性外交的初级发展阶段。目前学术界关于东盟地区论坛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一般性研究、发展进程研究以及国别政策研究等,整体上呈现出分散性特点,缺乏对论坛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因此,笔者以东亚安全体系为背景,重点对东盟地区论坛展开系统性研究。当前的东亚安全体系呈现复合型的特点,仍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叁种安全合作模式并存,大国安全关系发挥主导作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断涌现,形成"迭床架屋"的态势。在此安全体系下,该论坛主要发挥了如下叁方面作用:一是通过制度性兼容的方式,增强了各方进行安全合作的吸引力;二是以制度的"平衡力"和"杠杆力"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协调大国关系;叁是以规范的社会化带动权力的社会化,从而塑造地区共有的准则与规范,培养各国间合作的习惯。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它在发展进程中同样面临诸多困境:一是东盟的领导力困境,包括东盟的内部差异、成员国间的领土争端以及东盟自身的改革问题;二是难以约束大国,表现在美国的有限参与、日本的消极参与以及中国的谨慎参与这叁个方面;叁是论坛本身的制度化困境,包括不同安全观念的交锋、"东盟方式"之争以及"预防性外交"之争等。这些困境既深深地扎根于东亚地区安全现实的土壤之中,也无法摆脱东亚安全体系条件的限制。因此,东盟地区论坛的改革之路更增添了艰难性与长期性,并只能在低敏感领域以谨慎而又缓慢的方式进行。在当前的东亚安全体系背景下,东盟将继续在论坛的发展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论坛短期内不可能转变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较为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长期来看,它在区域安全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仍是无法取代的。可以预见,东盟地区论坛将通过共享和塑造共有的准则和规范,成为演进中的区域安全体系的中心支柱。
黄钺[5]2010年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制约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东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合作国际组织。东盟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其成就有目共睹。面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东盟于2003年提出了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东盟安全共同体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共同组成了“东盟共同体”的叁根支柱。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研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东盟的经济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但东盟是否能深化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成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有其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也更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东盟,从而对继续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东盟“安全共同体”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自东盟成立起东盟就有着安全合作的传统。然而东盟的安全共同体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面临着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包括内部制约因素、外部制约因素,还有机制上的制约因素等等。东盟在面临种种制约因素以及国际社会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是会失去信心,还是以更为坚定的政治勇气去完成这宏伟的历史使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本文将分析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背景,东盟安全合作的演进,以及东盟试图把安全共同体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发挥怎样的作用。最后,本文将重点分析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制约因素从而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前景作以判断和展望。
彭文平[6]2010年在《经济安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研究经济安全因素对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影响。主要观点是：区域外部经济压力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的动力,应对外部挑战是东盟国家在地区层面的经济安全,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利益分配及其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则往往对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起到延缓作用。本论文以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为个案研究来论证上述观点。首先,外部经济威胁对AFTA进程起着推动作用。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地区经济集团化压力及其导致的经济保护主义对东盟国家的国际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东盟开始形成经济的竞争关系,以上因素促使了AFTA的快速出台；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取得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进展、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促使AFTA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提速。其次,区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与各国经济安全的冲突则对AFTA进程起着阻碍作用。农业、汽车产业和石化产业领域的自由化倒退现象,是东盟各国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压力下对本国经济安全的维护。21世纪初AFTA初步形成后,东盟提出的经济共同体建设目标仍是经济安全因素对地区经济合作进程的促进结果。
刘少华[7]2008年在《后冷战时期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亚太区域合作实践表明,亚太地区形成了与世界其它地区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合作特征,其重要表现就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案例剖析为基础,研究东盟在后冷战时期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东盟在东亚峰会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政治合作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剖析东盟在APEC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有独特地位,发挥独特作用;通过探讨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合作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中掌握主导权,占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主要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合作机制性质的定位以及合作内容、合作进程、合作方式、合作目标的选择与确定等方面研究东盟在亚太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中占有主导地位或独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或独特作用的表现。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能够拥有主导地位或独特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或独特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冷战结束后,亚太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变化、国际格局的转型与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亚太主要国家亚太区域合作政策的变化;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等,这些因素为东盟能够在亚太区域合作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主观方面,东盟的自身追求;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与亚太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是亚太地区次区域合作中合作成功的典范。这些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拥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创造了主观条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总结和提炼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博弈理论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有关地区合作理论与观点,并利用这些理论与观点对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在理论分析过程中,作者建构了新的理论分析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区域合作与博弈策略—主导作用与行为能力—规范规则与行为手段。本文认为,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也面临严重困境,虽然东盟正在采取措施,提高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行为能力与行为手段,以保持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与作用;但文章认为,如果东盟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区域合作与主权让渡的关系,加强东盟权威,提高东盟的国际行为能力和行为手段,那么东盟要想继续保持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已经取得的地位与作用是困难的。
娄伟[8]2010年在《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地区秩序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地区秩序是权力分配、制度构建和观念认同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30年的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实力的增长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对美日、美韩关系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中国的负责任行为和信任措施建设使东盟国家对中国积极进行接触,这些推动了东亚权力结构向多极化发展。中国对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与参与拉动了周边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了东亚一体化进程,缓解了地区安全困境,增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可预期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和平发展促进了东亚地区认同建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是推动东亚国际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力量。和平发展的中国将会以何种方式构建东亚地区秩序?中国没有扩张和称霸的历史,现时也不具备称霸的条件,权力分配结构的失衡限制了中国的政策选择,未来东亚不会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过去。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东亚近年来的制度建设、认同变迁将限制中美之间形成两极均势秩序。中国的努力方向是以地区一体化推动地区整合,凸显东亚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中国和平发展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共同发展,是东亚地区崛起的新进程。
孙云飞[9]2016年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叁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陈建[10]2014年在《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东盟自建立以来,安全合作就没有离开过东盟国家的视线。虽然东盟国家在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上往往会采取低调的态度,然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是东盟长久以来不曾改变的目标。2007年1月召开的东盟宿务首脑会议决定,将在2015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成将会对东盟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将会是首当其冲。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观点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问题,研究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其中重点分析中国在东盟安全问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东盟安全共同体将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本文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安全、集体安全和安全共同体进行概念的界定,明确论文的研究重点,并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持。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冷战前后安全合作的背景、成就和调整,以及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第叁部分从国家层次,地区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论述了东盟在发展中的制约因素,阐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受到的种种障碍,以及其建构受阻的原因分析,为中国参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留下余地；第四部分则着重从东盟继续向前发展和发展受到的挑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前景进行探讨；五部分重点论述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成将对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探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成后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将如何应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对策方面进行预见性研究。
参考文献：
[1]. 论东盟安全观的变化及其行为[D]. 吴双宸. 中国政法大学. 2007
[2]. 论东盟的新安全观与实践[D]. 周健. 暨南大学. 2001
[3]. 论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及中国的应对[D]. 杨昊曦. 黑龙江大学. 2012
[4]. 东亚安全体系下的东盟地区论坛：作用、困境与发展趋势[D]. 王晓. 山东大学. 2017
[5].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及其制约因素分析[D]. 黄钺. 云南大学. 2010
[6]. 经济安全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D]. 彭文平. 暨南大学. 2010
[7]. 后冷战时期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D]. 刘少华. 复旦大学. 2008
[8]. 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地区秩序构建[D]. 娄伟. 吉林大学. 2010
[9].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
[10].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及其对中国的影响[D]. 陈建.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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