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宏观机制分析——中国存在Kuznets倒“U”曲线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曲线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有研究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0.5，这不得不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因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1-3]，而且还可能会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动荡，增加社会暴力行为，影响社会投资水平和生活福利水平[4]。之所以中国能在收入如此不均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城镇与农村之间相对封闭，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Khan和Riskin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逐年增加[5]。据相关研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占到中国总收入差距的50%以上[6-8]，因此，要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就必须首先弄清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形成机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势必产生不稳定因素。而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必须深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宏观机制，以便形成有效的政策，破除城乡之间不公正制度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脉络，并对其进行评述；第三部分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宏观因素机制，推导实证模型；第四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并对所选取的数据、指标进行说明，并对数据进行相关检验；第五部分运用第四部分的数据对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与相关解释；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脉络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沿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并预测其进一步发展的；一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除改革初期以及90年代中期以外，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8-10]。朱玲[11]根据社科院1988年抽样调查的数据，通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值及其变化，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作了初步研究。陈宗胜[12]则通过对工农两部门转化对收入差别影响进行了研究。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上，很多人沿着Kuznets[13]研究分析倒“U”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陈宗胜[14]提出阶梯形变异的倒“U”曲线，以解释我国体制变革与创新和经济发展同时推进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动态特征。Qin等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符合居民收入差距呈倒“U”型曲线的国际经验[15]；但李实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中国并不存在倒“U”曲线[16]，王小鲁和樊纲的研究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倒U型”曲线上升阶段的特征[17]。实际上，Kuznets倒“U”问世以后就备受争议，早期的研究以证实并支持Kuznets倒U曲线存在为主[18-22]；而后期研究则更多的是质疑[23-24]。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研究则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主要沿着Lewis[25]、Jorgenson[26]和Todaro[27]的传统，运用经典的两部门理论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城市化、工业化转型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陈宗胜[28]认为中国面临的双重过渡，除了二元经济结构以外，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这也是促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因此，与城市化、工业化并行的还应包括市场化。蔡昉和杨涛[10]认为改革开放前的遗留问题——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影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消化，这就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将长期存在。城乡差距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29-30]，由于城乡分割造成农村地区受教育机会欠缺，农村向城市移民受到严格限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31]。此外，偏向城市的战略引发城市偏向的投资和信贷政策等[31]，这种城乡不合理的发展战略也促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32]。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1978年以后尽管农村首先进行了改革，但1986年以后，政府将重心重新转向城市，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关注“三农”为止。
第二类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文献是沿着新古典经济理论脉络进行，即用城乡之间要素差异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乡一体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发挥着作用，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多的替代制度因素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而这方面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33]的充分发挥，而且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得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降低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Knight等研究认为，教育在决定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差异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4]。Lu则重点从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城乡资源的分布结构方面进行分析[35]。国内方面，姚耀辉[36]、张立军等[37]、乔海曙等[38]关注城乡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郭剑雄[39]、杨新铭等[40]、田新民等[41]关注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实际上，处于双重转轨的中国经济，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转型因素；既有制度性障碍，也有要素性差异；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机制，并以此为计量检验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劳动力负担、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继续强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同时注重农业的产业升级，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三、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理论分析
考虑到城镇与农村分别需要购买对方的产品，即城镇与农村在进行产品交换后，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都要受到是工业品和农产品双重价格的影响。为此，城镇与农村居民总收入应修正为：
由(8)式可见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宏观机制包括城乡价格的差异程度，城乡居民负担程度以及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其中，城镇劳动负担系数的增加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居民劳动负担系数的增加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之间劳动生产效率差距越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城乡之间的价格差异与此类似，但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之间价格差异的平方成正比变化。对(8)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为揭示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下文将通过实证方法具体研究各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四、模型确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检验
(一)回归模型与计量方法
根据公式(9)可以得到下列计量模型：
其中，α为各宏观变量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X为控制变量，β为控制变量的作用程度，μ为误差项。为了更好分析宏观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分别选择直接的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而且将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区分为名义值和实际值进行回归检验。在回归步骤上，本文先检验城乡劳动力负担、价格剪刀差以及代表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二元对比系数进行回归，然后再加入控制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城乡储蓄比进行回归，再根据回归结果逐步剔除不显著项，最终得到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宏观变量。
(二)变量选择
根据计量模型(10)，分别选取城乡劳动负担系数、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价格比值剪刀差指数作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解释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储蓄差异为代理变量金融差异作为控制变量。
1.城乡居民劳动负担差异
城乡居民劳动负担差异直接决定着城乡居民在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的劳动产品。劳动负担系数越高，意味着人均可获得收入越低，相反则越高。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异的人口政策使城镇和农村劳动负担系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农村劳动力人口负担变化较为稳定，城市则相反，受人口政策影响较大，当前显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特别是福利制度的差异，城镇老龄化不是被家庭而是被政府、社会所负担，与此相反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体制依然没有建立，所以还是以家庭为主要途径，因此，尽管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但并不一定降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而农村就业人口负担的下降则必然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2.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
二元对比系数①是测度二元经济反差程度用得最多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二元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一个部门收入比重(或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比重。鉴于此，二元对比系数是反映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状况的一个恰当的指标。由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收入正相关，因此，二元对比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方向也应一致。即二元对比系数的上升将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二元对比系数的下降也势必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缩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别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化过程。
3.城乡价格剪刀差
如果说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反映的是城乡之间产业技术效率差异，那么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用于衡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指标包括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两种。比价剪刀差反映工农商品交换中实物数量的变化关系，而比值剪刀差是从价值量对比角度衡量剪刀差程度。由于比值剪刀差反映了工农商品比价的实质，因此，本文选择比值剪刀差②衡量城乡价格差异。
4.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三个可以直接获得的主要解释变量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还包括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之间的金融要素差异状况，由于这两个变量未出现在理论模型中，因此，作为控制变量。首先，根据Kuznets[13]的研究结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将呈现倒“U”型变化，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形态。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以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随之改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以及福利政策的增加，对于低收入者的关注等等都将进一步加强，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必将呈现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趋势。其次，城乡之间金融要素差异决定着用于城乡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差异，除劳动力要素外，城乡居民差距较大的就是储蓄所代表财产差异，不仅如此家庭财产形成财产性收入也是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改革开放后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很多研究估计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异，但是财产并非都可以产生收入，因此，以城乡居民储蓄差异来反映城乡金融要素差异状况。经过计算，得到了所需要的各指标，其统计性描述见表1。
(三)数据说明与检验
由于在解释变量中含有价格剪刀差指数，因此，没有对与收入相关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做进一步的剔除价格因素的处理，即使用收入的当期名义值而非实际值。但为了真实刻画经济发展水平，将控制变量人均国民收入用195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单位：千元)。另外，根据计量模型(10)，也为了消除经济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对表1中除基尼系数GINI以外的其他数据取对数处理。
经济时间序列往往都是非平稳数据，用非平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会导致实证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遭到破坏，导致错误的结论。为此，在正式进行计量估计之前首先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给出了两组单位根混合检验的结果。其中，第一组的原假设是假定8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如果检验结果通过该原假设，则8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肯定存在单位根，LLC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即8个时间序列中不存在相同的单位根。尽管不存在相同的单位根，但这还不能充分说明不存在单位根，因为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存在各不相同的单位根。对此，第二组检验给出了原假设为8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各不相同的单位根的检验结果。从结果看ADF检验、PP检验以及Pesaran和Shin检验都拒绝了原假设，即8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也不存在各不相同的单位根形式，这样就排除了因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导致的虚假回归的可能。实际上即使存在单位根，但只要是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经过同阶差分后取得平稳序列，回归结果依然是有效且无偏的。
在排除了非平稳时间序列可能会导致计量分析时出现有偏无效估计后，还需要对数据进一步进行检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检验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经济上的因果关系，以排除单纯因为纯数学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尽管本部分所选择的计量模型是建立在严密的经济理论逻辑分析基础上的，为了实证检验的需要，仍需对两个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和6个解释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拒绝了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农村劳动负担系数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接受了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是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农村劳动负担系数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这说明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农村劳动负担系数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农村劳动负担系数是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格兰杰原因。尽管检验结果没有拒绝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当检验标准放松到12%的水平时可以认为城镇劳动负担系数是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格兰杰原因，而反过来检验结果接受了城乡收入比不是城镇劳动负担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这说明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比之间存在微弱的单向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接受了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储蓄比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同时接受了城乡收入比不是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储蓄比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这说明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储蓄比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总体上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及6个解释变量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及6个解释变量所进行的检验结果一致，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指数、农村劳动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人均国民收入、城乡价格剪刀差指数、农村劳动负担系数是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原因。尽管二元对比系数、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未通过检验，但在14%的水平上拒绝了二元对比系数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13%的水平上拒绝了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原假设，这意味着二元对比系数、城镇劳动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微弱的单向因果关系，即二元对比系数、城镇劳动负担系数是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格兰杰原因。另外，尽管城乡储蓄比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没有被拒绝，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不是城乡储蓄比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这说明城乡收入比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反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城乡储蓄比的变化可以用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变化来解释，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再赘述。
五、人口结构、劳动效率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且相关数据都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表4给出了以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回归步骤上，尽管城乡储蓄比没有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但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做进一步回归检验，然后在逐渐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最后得到最终回归模型，为节约篇幅表4只给出了最初与最终结果。
首先考察各变量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方程的估计结果比较好，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在91%以上，说明选择的变量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91%以上，F统计量也满足显著性检验结果，D-W检验也基本上满足了回归结果的残差中不含有自相关的前提，也就能够说明回归结果是无偏和有效的。具体来看，表4的结果1是对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初步回归结果，其中，城镇劳动力负担系数与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的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城镇劳动力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劳动力负担系数的上升将会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的增加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劳动力负担越大，人均收入水平就越低，因此，城镇劳动力负担和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完全相反。二元对比系数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这与理论分析一致，也与Kuijs等[42]的研究一致，即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很好地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因为二元对比系数为反指标，即二元对比系数越大说明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小，相反则越大。城乡之间价格剪刀差水平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二元分割状况逐渐减弱，城乡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导致工农价格剪刀差程度有所缓解。
控制变量人均国民收入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说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比所代表的城乡收入差距将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即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最终会逐渐缩小。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关系的存在，与Qin等[15]的研究一致，支持了Kuznets[13]的研究结果。代表城乡之间金融要素差异的城乡居民储蓄比对城乡收入差别的作用为正，但在10%的检验水平上依然不显著，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相吻合。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与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有关。因为，金融要素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成城乡之间居民储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城乡金融要素的真实差别，以至于出现金融要素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不相关的结果。
在逐步剔除不显著项后，回归结果2中与回归结果1中相应变量的回归结果有所降低，但并未改变各变量对城乡收入比的作用方向，而且方程回归的整体效果有所上升，调整的R[2]有所提高，这说明剔除不显著项后，方程的拟合程度更高了，因此，回归结果2要优于回归结果1。由于计量模型两边都为对数形式，所以回归系数代表了各变量的变化率引起的城乡收入比的变化率，即城乡收入比针对各变量的弹性。其中，城市劳动负担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将下降0.62%，而农村劳动负担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将上升0.35%。综合来看，当前的人口政策无疑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二元对比系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将下降0.7%，而二元对比系数下降意味着城乡劳动生产效率差异的缩小，即城乡劳动生产率每下降1%，城乡收入比下降0.7%。人均国民收入的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回归结果2，计算得到实际人均国民收入1.6万元为城乡收入比增长率开始下降的拐点，2008年实际人均国民收入为3011元，距离城乡收入比增长率的拐点还有较大距离。很显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处于上升期，距离转折点还有一段距离，而这与王小鲁、樊纲[17]的研究相吻合。
以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所进行的估计结果由表4中的回归结果3给出，与回归结果1相似，价格剪刀差指数与城乡储蓄比依然没有通过显著项检验，尽管农村劳动力负担系数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但在其显著水平达到11.92%，这说明农村劳动负担对于城乡收入差别还是有较强的作用的。其他变量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作用方向与回归结果2也一致。与回归结果2相比，回归结果3的调整R[2]进一步提高，且F统计量和D-W值都小幅上升。逐步剔除不显著项以后，得到回归结果4。同样，结果4的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整体回归效果有所上升，F统计量大幅提高。值得指出的是回归结果1和2证实了当实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6万元时，达到城乡收入差距增长率的拐点，即城乡收入差距增长率逐渐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收入比不会进一步扩大。而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与实际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倒“U”关系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本来含义。根据回归结果4计算得到，当实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781元时，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并将逐渐缩小。二者之间出现了较大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与两个指标的构造有关，城乡收入比是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直接计算得到，而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中所用到收入要经过人口数量进行加权，因此，二者存在一定差距。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有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无论是城乡收入比还是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所刻画的城乡收入差距程度都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理论分析表明决定城乡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劳动力的负担，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其中，城镇劳动力负担的增加将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农村劳动力负担则扩大城乡收入差别，价格剪刀差是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另外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也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价格剪刀差的扩大也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差别的人口政策使城乡劳动力负担的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反向变化过程，发挥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降低农村劳动力负担，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适度的放开人口政策，增加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可以通过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程度来减轻农村劳动力负担，达到使农村劳动力实际收入提高的作用。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别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通过缩小城乡二元对比系数来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这就要继续推进以工业化、产业化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同时，通过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现状。城乡之间商品价格剪刀差水平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减小，且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尽管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剪刀差，但这种剪刀差主要体现的可能是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效率差异的结果。即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二元状况已经逐渐消失，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城乡之间金融配置与城乡收入差别的关系，由于当前城乡金融资产可能存在不合理流动而造成本文所选取指标不能反映城乡之间真实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此外，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将呈现明显倒“U”变化过程，而当前仍处于收入差别的上升期。以城乡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刻画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实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781元时达到最大，之后开始下降，而以城乡收入比刻画的城乡收入差距则只有当实际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6万元时其增长率才开始下降。但无论怎样，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倒“U”曲线至少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存在，因此，要促进城乡收入差别缩小就应该继续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创造城乡收入差别拐点的到来。
为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就要在不断的经济发展中坚持有效的政策，如市场化改革、差异化的人口政策等，通过市场化与倾向农村的政策遏制城乡收入差别继续扩大的势头；取消城乡收入差别的制度障碍，如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城乡发展战略差异等，通过促进人口转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要继续深化传统产业改造，如通过科技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来改造传统农业，通过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注释：
①二元对比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见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具体算法参见陈宗胜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③检验水平在11.92%的水平上显著。
④在12.3%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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