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期中国电视社教类节目形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形态论文,类节目论文,社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电视，从其诞生之日起，身上就打着意识形态的烙印。广大观众视电视为娱乐的提供者，官方将电视界定为新闻宣传和社会教育的工具。正是传者与受众对电视基本社会功能的认知分歧，赋予了初创期中国电视种种耐人寻味的意涵。
其实，早期中国电视的绝大多数节目都或多或少带有宣传教化的意味。新闻片自不待言，就连受限较少的电视剧和演播室文艺节目，也要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规律，不可违拗。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形态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类节目。1960年5月后，广播事业局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新闻部先后设立文教组和社教组，后又将社教组改为社会教育部，下设社教组和少儿组，专事社会教育类节目的制作。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社教类节目发展成较为成熟和完整的节目形态，并在强化电视媒体的社会教化功能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深掘史料，对初创期（1958-1966）八年间中国社教类电视节目的四种主要形态做出详尽的梳理，尝试在节目形态与“十七年”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关联，并对这一时期社教类电视节目的社会功能进行考察。
一、知识性节目
北京电视台建台之初，知识性节目曾一度繁荣，内容包罗万象，影响力较大的有《电视台的客人》、《集邮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生活知识》、《文化生活》、《科学知识》、《医学顾问》、《国际知识》等，成为中国社教类电视节目的雏形。其中后四个栏目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1]
在上述栏目中，创办于1960年的《科学知识》和《医学顾问》（编导张家成）是中国电视史上最早的科普知识栏目，每周播出2-3次，有时也选播一些科教影片。1963年年底，中国科协和中华医学会分别支持了“科学广播委员会”和“医学广播委员会”的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协助电视台提供节目选题、推荐撰稿人与播讲人，以及审阅节目内容等，很多医学专家都曾亲赴演播室参与播讲，如黄家驷、褚福堂、吴阶平、林巧稚、张晓楼、张孝骞、吴蔚然等。一些节目，如《小儿麻痹与小儿麻痹疫苗》、《沙眼与沙眼病毒》、《傅连璋谈养生之道》等，因为与当时的流行疾病与公共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而受到广泛欢迎和赞誉。
此外，创办于1961年的《文化生活》栏目（编导洪民生等）也因其雅致的文化趣味而受到当时电视观众的好评。该栏目每个月播出2-3次，内容与大众文艺和流行品味密切相关，如《介绍我国古代十大画家》、《郭兰英的演唱风格》、《张瑞芳谈“李双双”》、《臧克家谈毛主席的咏雪词》等。栏目还会推介最新出版的书籍，举办关于戏曲、音乐和书法知识的讲座等，是初创期电视节目中精英文化色彩最为强烈的一档。
而《国际知识》（编辑张复华）则于1962年成为固定栏目，每周播放一期，每期15分钟，主要介绍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情况、重大国际事件的过程与背景、中国政治领袖出访与外国首脑访华，以及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等等。中国第一批国际电视新闻记者在越南、老挝等国拍摄制作的新闻片，就曾在《国际知识》栏目播出。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的大规模出访，也均有电视记者随行，沿途拍摄到访国的社会风貌，编成新闻片在栏目中播出。该栏目由著名播音员齐越播讲，以配合栏目鲜明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在形式上，这些栏目自然都是以演播室直播的方式播出的。在内容上，知识性节目不易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因此无论形态还是格调，均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不妨说，在政治运动频仍的60年代前期，这些或实用、或雅致的知识性节目为当时的观众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生活经验，在泛政治化的空气中营造了弥足珍贵的轻松氛围。这些节目固然带有文化精英自上而下的宣教色彩，但比起形态模糊的电视新闻和命运多舛的电视文艺来，知识性栏目的确扮演着更稳定、也更实际的启蒙者的角色。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看电视终究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我们不能仅从节目形态和内容本身推断出其具有何种社会影响力；但在其他节目或疲于应付意识形态斗争，或困惑于自身属性而裹足不前的时候，还存在着一类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节目。其体内包孕着的潜能和动力，深深埋在了中国电视文化的基因中，并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些知识性的节目在“文革”中纷纷中断了，原因恰在于“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二、电视讲话
在某种意义上，前面提到的“知识性节目”均可归入“电视讲话”范畴，因为从播出形态上看，那些节目所要传播的内容，都是通过特定播讲人之口直播给观众的。不过本节要讨论的电视讲话，意指特定人物专为特定事件或特定任务而借助电视媒介做出的不定期的直播讲话。
最早的电视讲话就出现在北京电视台试验播出的第一天——《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五一”节座谈》。其后，每逢重大节日或重要事件，电视台都会邀请相关人物到演播室对观众讲话。例如，北京电视台就曾邀请参与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杭宝华来台讲《“二七”大罢工在长辛店》；邀请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戴镜元讲《过草地的故事》，等等；1963年3月，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北京电视台社教部特邀请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陈广生向观众介绍雷锋的事迹。后来，北京电视台特意创设了不定期栏目《新人新事新风尚》，专门邀请官方宣传推介的典型人物来台讲话，受邀者包括张秋香、陈永康、李顺达、王崇伦、李瑞环、张百发、倪志福、时传祥、麦贤德、邢燕子、戴碧蓉等。不过，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大庆“铁人”王进喜的电视讲话。
王进喜是60年代官方树立的民间英雄模范人物的代表，他的电视讲话在“文革”前的风靡，具有典型意义。1966年2月26日，王进喜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的长篇报告，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次日，北京电视台即将其请进演播室，对观众做了一场电视讲话。讲话长达80分钟，王进喜全部脱稿完成，达到了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最佳传播效果。同年4月1日，王进喜应邀赴长春召开报告会，长春电视台对报告全程进行了实况转播，同样引发轰动。这两次电视讲话在形式上略有不同：北京台是以演播室直播的方式播出了专门的“电视讲话”，而长春台则是采用电视转播来组织集体收看收听——王进喜在主会场讲话，而长春市内共设几百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都有一台电视机播出讲话实况，由中共长春市委发出通知组织各单位收看电视，“长春全城各处可以看到铁人的形象，到处可以听到铁人的声音……观众……如同亲临现场”，[2]电视扮演着联结各分会场的纽带的角色。两次电视播出后，电视台均收到大量观众来电，或表达对“铁人”的钦慕之情，或要求重播节目。无奈录像设备尚未普及，重播只能是奢望。
从传播的角度看，王进喜的电视讲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得益于这类电视节目在内容、语态和社会语境视野内的独特性。在内容上，以生产模范为代表的典型人物电视讲话大量使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话语，这在60年代不仅绝对政治正确，而且有着广泛的群众根基。劳动和生产受到鼓励，这毋庸置疑；但其合法地位是在工人阶级的自洽性、国家崛起的紧迫性和世界革命的正当性的框架中得以实现的。不妨看一段王进喜在北京电视台讲话的文字实录：
1959年底，我到北京开会，看到大街上跑的汽车，有的背着个包。我就问别人，这上边装那个家伙干什么？人家说那是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我一听心里真难受，真急人呀！我们这么个大国，汽车没有汽油烧还了得！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没有油，让国家作这么大难，还有脸问！……难道就眼看着帝国主义看我们的笑话？……听说我国发现个大油田，我高兴得都跳了起来……那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大庆，把大油田拿下来，给帝国主义看看，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3]
至于电视讲话的语态，也紧扣时代的潮流。一方面，语言质朴、通俗，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身份的典型符号特征，不似其他电视节目，时有佶屈聱牙的精英腔调；另一方面，讲话大量使用彼时政治生活中的流行词汇，不但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而且也暗合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取向。此外，在视觉上，电视播出放大了讲话者的外形特征，将此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进行了具象化处理，这也极大加深了观众情感投入的程度。王进喜在北京电视台做电视讲话时，说到激动处，脱掉了棉袄甩进讲桌，顺手抄起帽子擦汗，这些细节均被摄影机忠实记录下来并即刻实现面向大众的传播，观众纷纷打电话给电视台，嘱咐电视台“快给‘铁人’送毛巾”、“让‘铁人’喝一口水吧”。如第26届世乒赛的实况转播中的运动员庄则栋与容国团一样，王进喜也成为中国被电视媒介塑造和建构的最早一代“明星”。与比他更早一些的、主要由报刊和图片宣传报道的雷锋相比，王进喜的媒介形象更加生动、立体，也更加生活化、世俗化。
在王进喜这样的生产模范身上，同时蕴含着两方面的精神意涵：个人德行的完美，以及对革命领袖的忠诚。王进喜们的媒介形象为官方所建构，也为大众所接纳和内化。在人们看来，个人品行的日臻完善只有在忠于领袖、忠于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前提下，才有值得崇拜与效仿的价值。当个体价值必须与领袖崇拜相结合以谋求政治安全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三、少儿节目
少儿节目是初创期社会教育节目中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与儿童节目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小，以及官方十分强调电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化功能有关。
1958年5月29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自办的第一个少儿节目——中国木偶艺术团演出的《两个笨狗熊》等五个木偶小戏。试验播出期间，共播出少儿节目8次，其中自办节目5次，美术片3次。[4]在初创期，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少儿节目主要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中国木偶艺术团演出的木偶戏，以及某些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歌舞与朗诵构成。[5]1958年9月，中国最早的少儿节目专栏《少年儿童节目》正式开播，每周播出一次，并先后开辟两个小栏目——《小小俱乐部》和《少先队号角》，前者主要为儿童歌舞、诗朗诵、木偶剧等，有一个名叫王小毛的木偶为固定报幕员，形式亲切，广受儿童观众欢迎，而后者则带有新闻性，每次播出10分钟，主要为首都少年先锋队的活动与事件，全由电视台少儿组的记者采访制作。
国内其他电视台的少儿节目开播情况亦十分类似。以上海电视台为例，在1958年10月1日开播当天，就播出了少年儿童表演的节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合唱《歌唱祖国》、《采菠萝》、《武装保卫和平》。1959年5月30日，上海电视台举办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专场，同年12月3日还举办了上海少先队建队十周年特别节目。此外，美术片、木偶剧和其他儿童文艺表演的播出，亦属常态。从1961年4月9日开始，《少儿节目》成为固定栏目，两周播出一次，每次2小时。同年10月，成立了少儿节目小组，实现少儿节目制作的专业化。[6]
初创期国内其他电视台少儿栏目的开设情况如表1所示：
1960年冬，北京电视台的少儿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实行业务托管，借助中央电台少儿广播的丰富经验，北京电视台开设了《对学龄前儿童广播》（面向3-6岁儿童）和《对学龄儿童广播》（面向7-13岁儿童）两个栏目，前者每星期三晚上播出，时长20分钟，后者每星期六晚上播出，时长30分钟。[7]1961年春，托管结束，北京电视台开始自行探索。从1961年年底开始，一系列少儿栏目纷纷诞生，包括《革命传家宝》、《在地球仪上》、《聪明的机器人》、《少年俱乐部》、《好朋友——书》、《万能的手》、《文化宝库》以及《有趣的故事》等。
在各电视台，少儿节目主要由少儿组或社会教育组（部）承担制作，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北京电视台，少儿组人员共分两小组，一组负责外出采访和文稿撰写，另一组负责演播人员管理和艺术加工。此外还有规定：少儿组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必须有1-2次到小学或幼儿园与少儿观众一起收看节目，收集其观感与意见，以提高节目质量。
不过，尽管用心至此，初创期的少儿节目仍有严重的成人化问题：题材严肃、表达生硬，教化有余，娱乐不足。这不难理解。从1962年开始，意识形态之弦再度紧绷，“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成为遍行社会的主流话语。学校教育如是，电视节目亦如是。浸淫于“时代精神”中的成年电视从业者，无论多么努力去发掘少儿观众相对于成年观众的独特性，也终究只能在形式层面施展手脚。
相比周播的固定栏目，这一时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少儿节目，是从1961年起每年元旦（从1962年开始改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那日上午播出的大型综艺节目《新年猜谜会》（1962年以后改为《新春猜谜会》）。该节目由木偶报幕员王小毛担任串联，采用民间传统的猜谜形式，将许多互不关联的节目用谜语巧妙联结起来，寓教于乐，趣味盎然。此外，木偶王小毛还号召少儿观众边看节目边猜谜语，并将自己的答案打电话告诉电视台，而电视台则专门安排了编辑接电话，同时记下猜对谜底的观众的姓名和住址，寄去贺年卡。1963年，因观众来电过于密集、线路超负荷，导致北京电视台设立的10部专线电话线路着火。
此外，北京电视台还开办过一些竞技类节目，如提倡软笔书法的《大字比赛》（1963年1-2月），以及电视美术比赛，等等。“80年代热火朝天的竞赛节目是以50年代的少儿比赛为滥觞的”。[8]
今天看来，虽然初创期的少儿节目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一节目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中国电视史的演进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一方面，少儿节目是早期电视内容生产领域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部类。与其他节目类型频繁借力“外援”不同，少儿节目的电视台自制比例相当高，1961年为80%，1962年达到了90%，[9]就连儿童电视剧，也在果青导演的组织下实现了专门化生产。另一方面，早期少儿节目在形态上的很多尝试，虽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对后世的同类型或其他类型的节目形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竞技类节目、热线电话互动、电视晚会，等等。另外，由于受到政治运动干扰较少，早期少儿节目的形态得以较为充分地发展到“文革”爆发之前，没有出现传播理念或制作技术上的断裂和紊乱。“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少儿节目也是最先恢复正常化播出的节目类型之一。
四、电视大学
将电视作为社会教育的媒介，在世界上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开办专门的教育电视台，英国、日本紧随其后。“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的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开始频繁在电视上露面，借助这种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社会普及。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电视台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在初创期，以电视为“课堂”的传播理念是借助“电视大学”来实现的。
严格地讲，中国早期电视大学既非纯粹的节目形态，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将电视的社会教育功能进行制度化的一种独特的尝试，在世界远程教育与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建设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上海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以及南非大学，是全球范围内应用电视媒介和函授方式进行多媒体教育的远程开放大学的先驱，比著名的英国开放大学（创办于1969年）更早。[10]
在“文革”爆发前，国内的电视大学多由电视台和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大学合办，风靡一时，支持者甚众。国内第一所电视大学为1960年2月上海电视台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试办的上海电视大学，由时任华师大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兼任校长。上海电大设数学、物理、化学和中文四个专业，前三者学制四年，中文学制三年。在教学方式上，除中文采用传统函授教学外，数理化均通过电视实况直播进行授课，每周一、三、五下午各播出3小时，首期报名人数达17，940人。[11]
北京电视大学则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共同倡议下，由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市教育局联合创办，1960年3月8日开学，设数理化三个系（1961年9月增设中文专业，1965年3月增设英语专业），首批招收学员6933名。[12]北京电大的课程教授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校承担，北京电视台负责技术播出，招生和组织事宜则由北京市教育局负责。1962年，北京电视台甚至开设了第二个频道，专供北京电大播出教学课程，确保学员在每天的“黄金时间”也能听课。此后，安徽、山西等基础条件不太好的电视台，也相继通过开办电视学校的方式生存了下来。[13]
初创期的电视大学在运作方式上十分类似。平时，学员通过收看电视教学进行课程学习，并通过电视大学设立在各地区的辅导工作站完成教材领取、教师面授、作业收发和结业考试等工作。单科结业考试及格的学员，获颁单科结业证书；专业各科考试全部及格的学员，获颁电视大学毕业证书。电视大学带来的全新社教模式得到了当时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以北京电大为例，曾在60年代担任主讲教师的就包括王力、季镇淮、王瑶、吕乃岩、袁行霈和段学复等名家。
电视大学能在60年代前期产生巨大影响力，自然是特定社会条件交互影响的产物，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一时期，北京、上海等基础条件较好的城市，电视机的数量虽仍不足以覆盖全部家庭，但也达到了足以支撑电大教学的规模（如北京市1960年已拥有电视机5000余架，且处于持续增长中），是为电大存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仿照苏联确立了“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开启了“教育大跃进”的时代。[14]在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行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对学校做出了“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大类的区分。这一政策虽然后来得到了更为温和的修正（如在1963年颁布新条例，减少了在校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时间），却基本左右了“文革”之前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基本模式。教育资源既匮乏又不平衡，本来旨在追求平等的教育政策最终演变成了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思路的“嘲弄”。[15]在大多数国民都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只要打开电视机，就能聆听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授课，这几乎成了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教育理想。而文化精英们也乐于通过电视这个“新媒体”去完成对大众的“启蒙”，双方的需求以电视媒介为平台得到了有效的契合。当然，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出现。
第三，初创期的电视台节目生产能力低下，一味转播电影和剧场演出固然可以填补播出时段，却也只是电视台面对节目产能不足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创办电视大学，将教学内容直接作为节目播出，既节省成本，又有效地迎合了电视观众获取知识的需求，自然也就成了一条颇为“实惠”的路径。一些在困难时期停办的电视台，后来借助电视教学节目均维持了下来。
第四，强调电视的教化功能，始终是左右中国电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于电视作为“群众教育工具”的论述，广泛见于周恩来、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以及陆定一、梅益等主管宣传的官员的各类讲话之中。在1964年4月3日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印发的梅益起草的《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宣传业务整改提纲（草案）》可被视为官方对初创期广播电视规制策略的全面总结，其中明确以北京电视大学为榜样，提出电视台应当“充分利用电视技术的优越性来办一些讲解科学、技术知识的节目”。[16]“整改提纲”“对于纠正1958年来广播电视宣传中的严重偏差和削弱‘左’倾指导思想对广播电视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17]相对温和、务实，但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该文件被作为“毒草”受到严厉批判。
从实际效果看，“文革”前的电视大学虽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学生，但顺利毕业者凤毛麟角。1964年首批拿到毕业证书的北京电大学员只有202人，占入学人数的2.35%。[18]上海电大情况亦大抵如此。在上海电视台的自述文档中，将电视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归结为“采用课堂教学方法……没有发挥电视工具的直观、形象等特点，又由于学制较长和辅导力量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员的收看效果”，[19]这当然很有道理。但若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之下，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难理解。60年代的中国，始终受困于社会经济的积贫积弱。一方面，就算电视机的数量始终在增长，但与庞大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更不要提了）基数相比，依旧少得可怜。电视始终没能“走进千家万户”，集体收看是电大学员学习的主要方式，“家庭没有电视机的学员不是提前起床赶到单位办公室，就是放弃中午休息进行学习”，[20]在客观条件制约下，很多人无法坚持到最后。另一方面，由于完全不具备实验室和图书馆这两个大学教育的基本配套设施，兼办学者无论教育理念还是教学方法均谈不上成熟，因此电大的教学质量亦不尽如人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和上海两所电视大学因“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老路”而停课、停办。[21]其中，北京电大工作人员大部分下放延庆、房山、密云劳动，原北京电视台负责电大播出的18名技术人员并播出设备全部调拨给河北的石家庄电视台。
当然，北京、上海两所电视大学在初创期探索出的开放教育理念并未因此而中断。作为世界电视教育的先驱，中国的电视大学甚至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在“文革”前便接待了来自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的记者、考察者。“文革”结束后，电视大学得到重建并迅速发展为遍布全国的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网络。[22]即使在困难重重的60年代，在郭镇之看来，电视大学“即令不能培养出质量整齐的正规大学毕业生，但对于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3]
总体而言，中国电视初创期的社教类节目在总体上呈现出“实用”的特征，即要给电视观众的日常生活以切实的指导，使之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条件下，竭尽所能地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品质。比起同一时期的其他节目类型，尤其是电视新闻与电视文艺节目来，社教节目受政治运动干预较少，因此在形态上得以较为完整的保留和延承。尽管在“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电视业的发展出现断裂，但这一节目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恢复，[24]并因理念明确、历史经验丰富而比其他节目形态更快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如创办于1982年的知识/生活类节目《为您服务》。[25]此外，由于官方对于电视的宣教功能的强调，使得社教类节目的形态超越了电视荧屏，与整个社会的大众教育运动结合起来，是电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进行“参与”乃至“建构”的一个例证。不过，学者们在考察“文革”之前中国社会教育的状况时，几乎完全忽视电视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源于当时电视机数量的稀少和影响力的微弱，但也的确有失公允。
不过，受限于初创期电视影像资料的缺失，本文的研究只能依赖亲历者和记录者的回忆以及各电视台编纂的“官方台史”展开。在研究期间，作者发现不同来源的资料在细节上时常有较大的矛盾或出入，这或许会影响相关结论的有效性。因此，对于早期电视播出资料的系统性整理，似也是当下电视研究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