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中间阶层的二重性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成因论文,阶层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间阶层是从两级分化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产生的，能够购买以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购买的耐用消费晶的新阶层——消费阶层。中间阶层有新旧之分。旧中间阶层的主要构成者是拥有一定数额固定资产的、自食其力的小业主。新中间阶层则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在现代科层制组织中谋生的各类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即通常所谓的白领（注：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普通百姓对中间阶层的认定标准有所不同。在贫困的印度尼西亚或者泰国乡村，人们认为窗户上装有玻璃，或者有几头牛的家庭就属于中间阶层。在较为富裕的新加坡，拥有小汽车并且有钱到国外旅行的人才算中间阶层。本书采用的是国际学术界大体上达成一致的以职业划分阶层的标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富有社会学意义的变动主要由新中间阶层的产生和成长导致。
东南亚最早的中间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地经济时期。当时这个阶层主要由四部分人构成：出身于传统显贵家庭但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西方公司服务的买办阶层；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小民族工商业主；在殖民地政府本地化过程中出任公职的本地职员。由于在经济上未曾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获得独立之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除了知识分子外，其他中间阶层集团的人数很少，影响十分有限。
东南亚中间阶层作为一支较有影响的力量形成于二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殖民体系瓦解后，东南亚主要国家普遍在60年代开始实施工业化计划，各国的国民经济从此在政府主导下开始得到发展，并从7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高速发展阶段，中间阶层随之产生并成长。到80年代，在东南亚主要国家中，中间阶层不仅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城市国家新加坡的中间阶层增长速度最快，目前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末，新加坡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23%，1973年占36%，1989年增加到81%。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含一般事务职）所占比例1990年为37.4%，1995年增加到48.8%。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1980年为22633人，1992年增加到65775人。到80年代，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新加坡已经是一个中间阶层的社会。据《海峡时报》1987年进行的采访调查，新加坡华人居民有74%、马来人居民有75%、印度人居民有78%回答自己享受着新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即与象征着新中间阶级的洗衣机、保险、订阅杂志、汽车、道德教育、活期存款、海外旅行、空调、微波炉、股票投资等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相关（注：吉野文雄：《东南亚中产阶级的形成》，载《南洋资料译丛》1999年第1期。）。在马来西亚，包括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在内的中间阶层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1970年为10.4%，1985年为19.5%，1995年为23.1%。1980年马来西亚的中间阶层数量达到劳动力人口的24%，1986年达到37.2%。泰国的中间阶层由196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10%增加到1986年的21%。1950年泰国大学生人数不足2.5万，1990年增加到60万。大学毕业的劳动者人数从1970年的18.5万增加到1991年的180万。目前曼谷三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认为是中间阶层。在菲律宾，从1960年至1990年，专业人员、技术及行政管理人员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3.3%上升至6.8%，若把办事职员也算在内，则达到10.8%。印度尼西亚新中间阶层1971年为2.6%，1980年为3.0%，1990年为3.9%。首都雅加达1971年中间阶层在全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为6.3%，1990年为8.39%，1993年估计为7%～10%（包括旧中间阶层）（注：参见伊膝述史：《东南亚的民主化》第三章《民主化与中间阶层》，近代文艺社2002年版；服部民夫、船津鹤代、鸟居高编：《亚洲中间层的生成与特质》，亚洲经济研究所2002年版，第22～23页，第109页；Joel S.Kahn,"Class,Culture and Malaysian Modernity",in 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Jacques Hersh and Niels Fold,Soci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8,p.82；吉野文雄：《东南亚中产阶级的形成》，载《南洋资料译丛》1999年第1期；黄云静：《东南亚政治发展中的中产阶级》，载《北大亚太研究》第五辑，2001年版。）。
二
东南亚中间阶层突出的特征是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双重品格。无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还是印度尼西亚，在威权主义政府扶植下成长并受益于经济增长的中间阶层都曾是“开发独裁”的主要支持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又倾向于反对官僚、军部和资本家的大众阶层联盟，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反对独裁和特权阶层对经济社会资源的独占。这样，“东南亚的中间阶层在成为自由和民主改革的推动者的同时，也成为维护威权主义的‘开发独裁’的维护者，以及大众运动的领导者。”（注：Richard Robisnon,"The Emergence of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nesian Case",in Johannes Dragsbaek Schmidt,Jacques Hersh and Niels Fold,Soci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Longman,1998,p.67.）这种两重性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有时趋向于维持现有秩序，有时趋向于变革现状；在中间阶层内部，一部分人比较激进，另一部分人则较为保守。
在以往20多年的历史中，东南亚中间阶层经常在要发展还是要民主，要秩序还是要公平，与上层联系还是与下层联系之间进行两难抉择。在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上的多数场合，中间阶层表现出的保守性超过革命性。他们倾向于与国家和统治精英而不是与大众阶层结盟，重视物质生活超过重视精神追求，要发展超过要民主，要秩序超过要公平，要稳定超过要变革。
泰国的中间阶层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泰国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泰国学者做过的一项关于泰国教师政治认同情况的调查表明，多数教师虽然赞同以民主程序获取权力，但又认为必须以专断方式行使权力；他们接受政治文化中的“平等”概念，但却深信有个人魅力的人或集团更适合参与政治（注：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20世纪80年代泰国的中间阶层曾经反对工会和左派力量发动的反政府行为，力图回避来自下层的急剧的社会变动，这与主张达成安定的经济增长的资本家层与政府的立场相一致。按照亨廷顿的观点，“那些受过更多教育、有更多收入、从事更体面职业的人通常要比那些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从事地位较低职业的人更能参与政治。”（注：Samuel Huntington and Joan M.Nelson,No Easy Choic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67.）但泰国的中间阶层却更倾向于远离政治。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泰国中间阶层最集中的曼谷参选率却长期低下。从1933年颁布宪法后举行第一次选举至2001年，泰国一共举行了19次大选，2次补选，参选的比例一直很低，而曼谷的投票率尤其低，其中1979年4月的投票率甚至只有19.45%。90年代的四次大选（1992年两次，1995年1次，1996年1次），全国平均投票率一直较高，有三次在62%以上，而曼谷却连续四次走低，均在50%以下。
三
导致东南亚中间阶层保守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在西方工业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教育水平较高的熟练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主要因应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在战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却缺乏自然成长的、不受政府干涉和操纵的自由市场。东南亚的中间阶层是权力与市场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权力因素塑造了这个阶层保守的一面，市场的因素则决定了这个阶层革命的一面。而在东南亚的历史中，权力的因素一直呈现出压倒市场因素的趋势。
东南亚的主要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层结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南亚的中间阶层主要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又主要是在“开发独裁”强有力的领导下实现的。东南亚的中间阶层是从大众阶层中脱颖而出的。在普遍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贫困之后，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大众阶层对经济发展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对政治民主的需要，而依靠经济增长得以产生的中间阶层比大众阶层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因此，新加坡的李光耀政权、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权、泰国的沙立政权和印尼的苏哈托政权虽然都具有独裁特征，但由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而普遍获得了本国成长中的中间阶层的广泛支持。从单纯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东南亚的中间阶层和开发独裁之间具有高度的合意性。此外，威权主义政府在领导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需要得到中间阶层的支持。政府无论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还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都离不开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间阶层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威权主义政府结盟，遂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较为普遍的模式。在印度尼西亚，中间阶层在苏哈托旨在推进经济增长、维护现存政治框架的新秩序的卵翼下获得成长，而苏哈托的新秩序的有机国家主义观念和合作机制也主要是在中间阶层那里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但如果专制制度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长时间不能给中间阶层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间阶层也可能转化为激进的革命力量。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间阶层曾是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重要支柱。但马科斯的专制统治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治趋向也明显不是走向参与范围的逐步扩大，而是强化带有寡头色彩的少数家族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中间阶层不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而是一反保守、稳健的性格，积极参与了推翻马科斯和军方的高度集权和独裁的大众革命运动。如果考虑到中间阶层的保守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东南亚中间阶层保守性所具有的相对性。
在取得经济增长良好业绩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家或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孵化器。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中间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间阶层从政府政策中得利，依靠政府提供的资源发展自己，其政治态度自然倾向政府。在马来西亚，原住民（马来人）的中间阶层的成长主要是依靠政府197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将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为地大幅度提高。这种机制决定了马来人中间阶层对现政权的依附性。马来西亚中间阶层的产生与政府的关系还表现在政府的三大政策：加强教育、增大建设国有企业的步伐和介入民营企业（注：服部民夫、船津鹤代、鸟居高编：《亚洲中间层的生成与特质》，第151页。）。在权力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国家的政府创建了许多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在这些国有部门成长的中间阶层也自然惟政府之命是从。由于担负着领导和管理经济发展的重任，威权主义政府本身也雇用了许多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中间阶层理所当然与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
东南亚国家的中间阶层大都伴随经济增长而快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收入一分配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拉开了同大众阶层的距离，成为既得利益者。考虑到维持现有的一切并希冀在未来继续获得发展，他们在多数情况下都惧怕剧烈的社会变动，倾向于维护政府的权威，反对大众的激进运动。在新加坡，由于人民行动党以合法的形式领导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生活的改善和政治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体现了由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中间阶层的利益。中间阶层成为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命运与人民行动党紧密相连，乐于接受人民行动党的统治，醉心于经济机会的平等（注：Richard Robinson,"The Emergence of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nesian Case",p.68.）。在20世纪90年代，泰国都市和农村的两极对立问题日益尖锐，成为政治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泰国的新中间层缺乏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兴趣，他们不愿意城市的社会下层和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增大，主张经济分配依旧以自己为重心。1992年以后，随着首都一极化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参与机会增多，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由中间层主导的“民主化”不可能真正缩小在收入一分配方面的差距，不可能扩大社会底层的政治参与，也不可能推进实质性的民主主义（注：服部民夫、船津鹤代、鸟居高编：《亚洲中间层的生成与特质》，第212页。）。“中间阶层的经济利益要求稳定的环境——为了投资、生产和长期的回报。这种稳定的要求可以由威权统治提供。”（注：John Girling,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Capitalism,Democracy,and the Middle Class in Thailand,New York,1996,p.47.）
四
移民性是导致东南亚中间阶层保守性的第二个原因。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东南亚的外国移民（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与本土原住民相比，更容易进入中间阶层的行列。移民中间阶层往往只追求财富和稳定，对政治变革缺乏足够的热情，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政治。
大量华人移民进入东南亚，起因于殖民主义者在当地从事的经济和商业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在鸦片战争与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有几百万年轻的、绝大多数为男性并且不识字的人离开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前往极其缺乏劳动力的东南亚欧洲殖民地和泰国谋生。在对外来移民相对宽容的国家，如在信佛教的泰国和信天主教的菲律宾，这些移民能够通过通婚被同化到当地人口中，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混血”社会阶层。在对移民相对不利的环境中，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者的政策迫使他们趋向于聚群居住，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存在鲜明界限。
中国人移民海外，主要目的在于生活，而不是在政治、军事领域有所作为。因此，虽然大多数华人华侨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例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泰国和马来亚构成了真正的工人阶级大众，但仍有不少人逐步成为企业主、专业人员甚至官僚。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这样的人在殖民行政机构与本地人口农民大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可观的中间阶层。
战后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国家独立的浪潮为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独立后东南亚主要国家总的社会趋势是原住民的地位上升并占据了权力部门，特别是迅速膨胀的国家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等要害部门。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移民几乎一直被排斥在政治军事部门之外。在泰国，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华人”政治家，但几乎没有一位高级军警官员承认自己有中国血统。这些国家的国立大学普遍采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华人的政策，限制华人从事公务甚至某些专业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激励了华裔集中精力，在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私人商业领域大显身手。
由于没有掌握政权和军权，加上战后原住民民族主义的高涨，华人资本家和中间阶层的发展不得不依靠当地政府和政府官员所提供的庇护。在印尼，中间阶层由华人居民和凭借政治特权进入经济界的印尼土著居民所构成。华人的经济发展大部分仰仗于政府的保护。在这种情形下，华人中间阶层只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要受到损害，而没有胆量要求与原住民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战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相继实施了有利于原住民而不利于移民的政策，如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着力扶持马来人发展经济，移民兴办企业要出让一定的股份给马来人，移民上大学、任职公务员受到限制。对于这种明显的政治歧视，移民中间阶层的通常表现也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处于防卫状态，无意要求进行政治变革，也不敢对任何反对派提供支持。“独立前，东南亚华人受殖民当局控制；独立后，华人经济发展则要仰仗当地政府的恩赐。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任何的动乱，因为那样可能危及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超过了当地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是双重依赖：出于非原住民的不安全感对居住国的依赖以及作为经济力量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注：黄云静：《东南亚政治发展中的中产阶级》，载《北大亚太研究》第五辑，2001年版。）
五
导致东南亚新中间阶层保守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刚从大众阶层脱颖而出，产生的历史短暂，而且依然同原阶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二战爆发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不断获得调整。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中间阶层已经在数代人之间得到延续。战后东南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诸如昔日的贫民变成今日的政要，一代人中或两代人中就完成了身份转换的例子屡见不鲜。战后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东南亚的中间阶层大多数是第一代中间阶层，他们所在的大家庭通常存在多个阶层，属于“多阶层家庭”(Multi-Classes Family)：父母是农民，子女是新中间阶层或工厂劳工；父母住在农村，子女住在城市。如在新加坡，子女辈比父母辈教育水平急剧上升。父母辈大多从事生产、贩卖和服务行业，而子女辈多为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在一个家庭中不同的阶层互相了解、相互影响，在农民阶层和中间阶层之间，都市和农村之间保存了难以割舍的天然纽带。
第一代多阶层家庭的出现表明东南亚中间阶层还在逐渐形成过程之中。他们既没有欧美那种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比较鲜明的境界和地位的差异，也没有形成日本式的新中间大众阶层。他们只是通过在原出身阶层教育和生活水平基础上的小幅提高达到现有水平，带有所出身的下层的痕迹和流动的痕迹，其本身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方面的作用不显著。
东南亚的第一代中间阶层甚至第二代的中间阶层都很重视家庭。父母辈重视提高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与生活。许多中间阶层应有的独立性格往往因为对家庭利益的考虑而难以体现。换言之，东南亚中间阶层家庭“安全意识”更为强烈。因此，他们反对“开发独裁”，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设定一个家庭安全底线。
中间阶层具有从自己原出身的阶层中脱离出来的强烈的愿望与动机，并主要通过努力获得了比较体面的职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收入和消费等方面较为彻底地摆脱了自己原来出身的阶层。因此，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惧怕由于在政治上与政府的分歧而自毁前程。另一方面，东南亚的第一代中间阶层在内心深处往往还没有同他们作为大众阶层的父兄辈、农村彻底“断奶”。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深深打着农民阶层和农村的烙印。这使他们的心胸、眼界和政治态度都受到一定局限，社会责任感还不够成熟。要缩短这种存在于社会对社会中间阶层的角色的预期和中间阶层实际素质和能力之间的距离，需要东南亚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需要中间阶层进一步磨炼和学习。
六
尽管东南亚的中间阶层具有保守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丧失了他们作为中间阶层最为重要的特质：革命性与进步性。他们在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中的表现逐渐证明：他们信仰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信条，逐渐成为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和理性文化的承担者；他们依旧是以世袭的特权、专制独裁的权力和特殊的社会、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天敌，是自由市场、自由改革和民主政治的斗士。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经济力量也必将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与现代市场相联系，与社会底层相联系，与外部世界相联系，是东南亚中间阶层能够产生革命性和进步性的重要原因。
首先，东南亚的中间阶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尽管这种市场经济更多地具有政府指导的色彩。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中间阶层不断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独立性不断增强，自身的价值不断得到体现，本色也逐步凸显。
其次，东南亚的中间阶层大都是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化时期进入教育体制的年轻人。他们大都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如华裔小资产阶级和土著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更愿意接受有利于平等和维护个人权利的一切政治观念，而民主恰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或与以平民为中心的底层联合促使变革，或与上层相结合去努力追求暂时利益，是东南亚中间阶层在多数情况下所面临的两种选择。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东南亚的中间阶层的确选择了对威权主义政府的依附，但这毕竟是暂时的。“东南亚的中间阶层的立场是随着国家、上层和下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换言之，是受到政权与资本家的上层和劳动者层和农民层的利害关系所规定的，是一种相对的立场。”（注：伊滕述史：《东南亚的民主化》，近代文艺社2002年版，第140页。）
再次，东南亚的中间阶层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缘于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使他们更加了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更能认识自身的职责和使命。例如，泰国的中间阶层虽然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但毕竟是从地方来到曼谷上的大学。在地方时，他们深深感到国家机构的封建威权主义的特征。在曼谷读大学时，他们接受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使他们对地方的威权主义产生反感。毕业后他们留在曼谷，使他们摆脱了其父辈仍然经受的官僚体制的束缚。在大学时，民主是他们发起反对政府运动的必然武器，毕业后他们完全参与到资本主义体系，依然保持了这一反抗精神（注：Anek Laothamatas(ed.),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97,p.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