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党性思想_为人民服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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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党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政党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道德原则、价值目标伦理规范的概括和指导。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毛泽东政党伦理思想,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意义重大。

       一“为人民服务”:党的道德核心

       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本质上必是属于一部分人、代表部分人利益和要求,并有确定政治目标和价值取向的。政党的服务对象和利益指向将决定其伦理价值和道德核心。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总体目标为基础,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①“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毛泽东政党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为人民服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的本质概括。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任务时概括道:“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②而在中国的革命中,“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③。并且,“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就是要领导中国人民从外族侵略与内部压迫的苦难中摆脱,获得自由与独立。从道德层面来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近百年来被资本主义列强欺压蹂躏、内为军阀分治割据的历史中,中国人民饱受压迫摧残,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如激流中随波摇晃的扁舟,无所依赖,任凭统治者的肆虐和摆布,而人格与人性则在统治者的礼教束缚和说教灌输之中消磨泯灭。因此,要改变人民低微凌辱的地位,使人民摆脱对统治者的依赖依附,就要让人民获得人格的独立和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将人民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与工具。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任务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人民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任何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第二,“为人民服务”是对党和人民伦理关系的整体总结。党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与保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毛泽东在讲述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时说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这包括两层意思: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其次,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⑥的群众路线。在这里,“一切为了群众”是最根本的内容。只有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为了群众,才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如果不把人民当作主体(主人),离开了“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把人民看作一种可以依靠、可以利用的力量,就会把人民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工具,因而也就在实质上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是人民主体性的根本保证,党的成员来自人民,党的利益自然也就与人民的利益合二为一,同时党也先决地拥有了人民的属性。而“到群众中去”是人民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失去人民,党就没有了根基,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党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土壤。

       第三,“为人民服务”是对党员道德的根本要求。首先,毛泽东在对党的性质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伦理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确定为共产党员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党员必须以党的目标和宗旨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和出发点。因此,“为人民服务”必须为所有党员所遵循和遵守。而在“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的程度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为人民服务”⑦。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与剥削阶级道德的本质区别。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道德只能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决不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资产阶级虽然也提倡博爱、人道主义等道德主张。他们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在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成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他们所宣传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主张,常常成为一种虚伪的欺骗,对劳动人民发生腐蚀作用。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才能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必须以共产主义道德作为自身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同时,党员必须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体现共产主义道德特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对党员的根本要求。

       二“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党的道德原则

       围绕“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党的道德实践原则——“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在于维护、增进人民的切身利益。如果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为人民服务”就会流于空谈,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道德说教和道德幻境。人民的切身利益主要包括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政治利益。提高、保障人民的这些基本利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责任。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基础性作用;而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在了解和分析中国国情时洞察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⑨维护、增进人民利益,“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一基本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组织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毛泽东曾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论述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⑩此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党的工作中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2)。他根据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实现战略性的大转移,即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将在生产力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作为判断政党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意味着,一个顺应时代和历史发展潮流、方向的党必须、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一项正确、合理的政策也必须、必然会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协调一致。一个政党,只有能有效地掌握生产力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措施,给予生产力发展以积极的影响,这个党才是负责任的,才是道德的。党只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家的生产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要,才能现实地实践、实现“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宗旨。

       保障和提高人民的利益,关键在于分配并确保人民的实际福利和物质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3)他认为给人民带来物质利益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14)在谈到物质利益保障与维护党的领导相互关系时,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5)毛泽东坚决反对空洞的虚假的道德说教,坚决主张伦理道德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人类全体的幸福,道德善就表现在为人民谋利益。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使人民“丰衣足食,吃饱穿暖”。他主张,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是为人民利益、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从人民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物质利益是其他利益的支撑,而政治利益又是物质利益的保障。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人民的政治利益,就必须巩固、加强人民对政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6)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指“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17)由此可见,作为人民政治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之一就在于建立、维护人民民主专政。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实现人民的民主。民主以政治权力的获取作为基础,而只要国家存在,就有不同的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组织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政党作为某一部分人利益之代表,以获得国家统治权为目标,以实现所代表团体的利益。毛泽东早已意识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只能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意志与利益的代表,必须争取对国家的管理和领导,也只有确保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才能保证人民利益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力的基石。其次,人民的民主并非抽象和空洞的,而是有着具体的规定和实质的内容。人民的民主体现为人民的“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等权利。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党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而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唯一准则。特别在工作对错是非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18)在此,他不仅强调了民主的必要性,更强调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民主方法的唯一性。

       而民主集中制是体现民主、加强民主的基本措施。毛泽东认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19)在处理党的领导所需要的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20)显然,集中非但不与民主矛盾,恰恰相反,两者统一于民主的基础。然而,毛泽东所倡导的民主并不是无限的民主,也不是超越一切阶级、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无阶级性民主。因此,毛泽东在强调党内民主以及党与人民、与党外组织之间的民主关系的同时,还强调基于维护这种民主的专制。就是对于人民范畴之外的反动势力与阶层,“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21)。

       人民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益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在政党方面,这一分配首先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人民不过是少数人、统治阶层用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抱负和目的的手段。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只是存在着单向义务和责任的关系。“仁”这一中国重要的传统道德体现于政治范畴,首先就意味着“不怨君”,不弑君,也就是忠君。孔子在提倡“仁”、“礼”合一的社会道德模式时,也将“礼”作为“仁”的界限和规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2)。孔子所谓的礼,就是“周礼”。可见,人民的道德源自统治者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也就必然依附于统治者的利益。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成为人民道德的唯一选择。而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人民对统治阶层的依附模式进一步得到加强。董仲舒从天道大元出发,把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社会地位、阶层的不平等秩序归结为来自上天的安排。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23)。既然人间的不平等和人身依附关系都是天的安排,那么这种现象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更改的。人身依附,人受命于人,就意味着作为被统治阶层或处于下一级等级关系中的人是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表现在利益的分配方面,就是只存在统治者的利益,而没有对人民利益分配的必然要求。统治者对人民利益的分配只不过是圣主明君体恤下层,施恩泽惠的施舍罢了。封建社会对君主的道德要求也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种利益的分配,一方面没有必然的保障和要求,带有很大的偶然和随机性。民的一切掌握于统治者手中,民的一切依赖于统治者,那么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单向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君有剥削和控制的权力,民则只有服从和被统治的义务。因此,对民的利益分配,不论是“养民也惠”,还是“富之”、“敛从其薄”,目的都不是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而不过是作为统治者巩固统治、聚集人心的一种手段。孔子主张施惠于民的目的,不过在于调和君民矛盾,以求“足以使人”。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作为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有着与以往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权的截然差别。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旧统治制度的藩篱,建立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新的社会制度。表现在利益分配方面,就是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与融合。毛泽东认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24)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就意味着党的利益来源于人民的需要,党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与人民是呼吸相通的,意味着党对于利益的实现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党没有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利益,党与人民的利益实现是同步的,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作为党道德的核心,决定了党对人民利益的分配绝不是把人民当作手段,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5)党对人民利益的分配就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无有其他,人民利益就是党的目的指向,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26)

       “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原则,也是对党员予以道德评价的标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27)为人民利益工作、就是道德的、高尚的,否则就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

       三“从思想上入党”:党的道德要求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员的思想建设,他指出:“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对于党的成员而言,要紧密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核心,要切实遵守、实践“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这一道德原则,最为根本的是,必须把党的宗旨、原则内化为内心的道德意识,只有在思想上建立牢固的道德信念,树立高尚、有效的道德规范,才能指导自身的行为自觉服从于党的道德要求。

       首先,毛泽东认为党员要建立“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大公无私”在个人道德层面,就是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8)。也就是要求党员在工作、生活中不能首先考虑自己的私利,而是要考虑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要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而且在实现人民利益的过程中要忘我,要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弃、奉献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29)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实现人民的利益是一种道德责任,“大公无私”体现于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层面,就表现为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真实的集体,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党员的利益是一致统一的。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30)也就是个人利益应完全服从集体的利益,而不能损公利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道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1)。

       其次,作为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与封建统治集团及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这种属性对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32)党员不能因为是执政党成员,就高高在上,就产生优越感,就骄傲自大,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相反,党员应该“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33)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广泛、积极地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并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注意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34)。可见,检验党员工作正确与否的依据也来自于人民群众。因此,对于党员而言,联系群众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再次,毛泽东认为,党员必须“做老实人”。“老实人”,就意味着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是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党员要有探寻真理的决心和勇气,要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做老实人”也就必然要求党员不断地学习、不断提高,而不能固步自封。“做老实人”表现于工作中,就是认真踏实,不虚造浮夸。他曾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并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35)“做老实人”表现于政治品质,就是敢于表达自己意见、勇于捍卫真理、刚正不阿。毛泽东曾说过“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共产党员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人云亦云,甚至臣服于权威、压力,就会在前进中迷失方向,以至走向错误。因此,“做老实人”更是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必备品质。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9页。

       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0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

       (22)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页。

       (2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1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2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28)《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29)《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8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34)《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1页。

       (35)《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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