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时期的“世界体系”——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视角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时期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04-0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有其重大的理论建树。在列宁的一生理论著述中，尽管有关“全球化”的术语很少被看到，但对全球化的研究中确实有其重要的理论地位和重要贡献。同马克思一样，列宁不是一般地研究世界历史，而是紧密结合时代特点、世界形势和斗争需要对世界历史予以具体分析，因而其世界历史理论就体现在相关问题的论述之中。具体来说，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理论主要是和当时的“世界体系”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研究列宁关于“世界体系”的思想，对于理解和把握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认识今天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都是非常有益的。
一、“世界体系”与帝国主义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体系是和自由资本相联系，那么，列宁所讲的世界体系则是和垄断资本相联系。列宁认为，当时的世界体系是和帝国主义一道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垄断资本决定的。在列宁之前，有关帝国主义问题，不少思想家曾作过比较具体的考察，如霍布森、考茨基、库诺夫、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等都对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列宁在其研究中，一方面吸收、借鉴了这些思想家的有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研究上进行了重大变革，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与霍布森等人的看法相反，列宁主要不是从分配或流通领域，而是从生产领域来探寻帝国主义的产生。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由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而垄断的产生不是由流通和分配而是由生产中的竞争所导致的集中引起的。当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垄断。生产中的工业垄断，引起流通中的银行垄断，工业和银行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统治最后导致帝国主义。“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由于垄断资本的目的是攫取垄断利润，而国内投资市场过于狭小，因而垄断企业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将过剩资本输出到利润率通常较高的落后国家去。这样，垄断资本便逐渐形成国际性垄断同盟，在经济上瓜分世界，最后导致按照新的经济实力不断地重组世界，由此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时形成了新的世界体系。
正是从资本和生产的逻辑分析入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总的观点。列宁同时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个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但要从这一定义中推导出对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还是不够的。因此，“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2]这五个基本经济特征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在这些特征中，垄断统治是最根本的特征，它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实质和基础，其他特征都是从这个根本特征派生出来的，并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链条：正是由于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形成，才使银行具有新作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正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和发展，造成了大量剩余资本，使资本输出成为必要；正是资本输出的日益加强和国际垄断的逐渐形成，必然会产生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对世界的瓜分，进而导致各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因此，“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3]
在列宁看来，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直接继续和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一，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金融寡头的形成，必然力图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这样才便于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其二，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一般垄断向国际垄断的过渡。在战争期间，由于形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统一管理和调节，加剧了国家垄断的程度。其三，国家垄断的产生，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社会化与财富占有日益集中化的尖锐矛盾及其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国家干预，实现国家与垄断资本的融合。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4]其实质，就是垄断资本控制国家机构，利用国家权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获取高额利润，并且巩固和扩大金融寡头的统治。
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帝国主义一方面促进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另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野蛮的掠夺、侵略和争夺世界霸权。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等手段进行的对外剥削，特别是对殖民地的瓜分和占领，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本性。“极少数富国……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5]由于掠夺和侵略的份额只能以实力为基础，而实力又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不可避免地要为夺取世界霸权而不断斗争，以致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6]因而“‘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7]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和争夺霸权的斗争，必然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讲，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8]可以说，当代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就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这样的时代分析和判断，不仅对于准确认识和理解当时的世界历史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认识今天的全球化发展也是具有当代价值的。
二、“世界体系”与民族问题
对于世界体系格局的分析，列宁有一个明确的概括，认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9]由于世界体系直接涉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因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又是通过世界体系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问题予以阐发的。
殖民地问题是世界历史形成后的一种特殊现象。虽然掠夺殖民地和推行殖民主义自资本主义确立之日起就已出现，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其目的、作用和意义则是不同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研究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自由竞争时期的殖民地问题，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问题是和商业资本的统治相适应的。商业资本一方面通过垄断贸易，借助于不等价交换来占有殖民地的财富，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进行直接的劫夺，并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剥削。殖民地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工具。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主要把殖民地变成了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相应地，殖民地由商业资本家致富的源泉变成了产业资本家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源泉，由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杠杆变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杠杆。其方法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通过在殖民地以高价出售商品、低价收购原料等手段来赚取较高的利润。“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他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10]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主要探讨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时代就是“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11]在这种特殊时代的世界体系中，整个世界基本上分为两极：一极是少数帝国主义宗主国，另一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12]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宗主国及其相互关系便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世界图景。
在这样的世界体系里，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争夺原料产地和争夺势力范围等方式来进行殖民掠夺的。
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重要方法。首先，垄断资本家强制输入资本的国家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被迫签订各种奴役性的借款协定，从而控制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国民经济，榨取较大的利润。其次，垄断资本家对殖民地进行直接投资，开办工厂，设立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支配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就是利用这种金融资本的“罗网”每年从殖民地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而资本输出又往往成为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输入资本的国家常常是把购买资本输出国的商品作为借款的条件。
争夺原料产地也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重要目的。“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13]这就表明，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在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通过侵占殖民地垄断了原料来源，便能巩固垄断资本的地位，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所以“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14]
争夺势力范围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走上掠夺殖民地的道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势力范围，归根到底是要从殖民地中获得利益，因而它们不仅要扩大经济领域，而且企图扩大一般的领土，把扩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的争夺又必然强化殖民掠夺的倾向。
总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形成的就是明显的国际剥削、国际压迫关系。既然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严重扭曲的“世界体系”，因而此时的民族问题就必然与殖民地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也就由此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从一国范围问题发展为世界性问题。列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早在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根据工人运动的需要，对欧洲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一贯主张支持革命的民族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运动。当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还有进步意义，而沙皇俄国起着反动宪兵作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反对俄国沙皇的运动，反对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充当沙皇俄国马前先锋的民族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一些国家间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扩展和延伸到民族之间，造成民族之间的剥削和压迫，产生了民族矛盾和斗争。所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问题。而要消灭民族压迫，关键是要反对压迫民族、抵制民族压迫政策，因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15]
列宁对民族问题主要是将其置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加以考察的。这一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殖民地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所有殖民地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掠夺和压迫，世界众多民族已被划分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此，列宁在1920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用数据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的组成情况：当时世界人口约17.5亿人，其中被压迫民族人口总数约12.5亿，占世界人口70％左右。[16]可以看出，此时的民族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地区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必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民族问题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为此，列宁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提出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17]列宁指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按其性质来说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因而不能不最终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都是对该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支持和加强。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既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应当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18]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看作自己的同盟军，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同样，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只有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才能求得民族解放。为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19]这一口号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补充和发展。
为了使这一口号得到具体实现，列宁坚决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热情赞扬亚洲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运动的高涨。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就在(1913年5月)《亚洲的觉醒》、《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等文章中，以满腔的热情欢呼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他指出：“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20]列宁还赞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称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反映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21]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写的《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1921年)等著作中，列宁又反复论述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意义，对这一运动给以坚决的支持。
列宁的这些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新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提供了新的典范。从此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三、“世界体系”与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大问题展开的，因而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探索便成为列宁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主要是从新的世界格局出发，针对十月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来阐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用独特的方式发动并取得胜利的，但它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充分肯定其时代意义的基础上，又明确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因为，它只是完成了夺取政权的任务，还没有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而且，它只是世界局部的胜利，而非全局性的胜利。因此，说十月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确实如此。列宁在1920年《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胜利了，但“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的胜利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担负着另一半的、更艰苦的任务”，这就是进行经济建设。他还说：“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22]
俄国一国之所以不能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最终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革命的国际性。“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23]即彻底消灭国际资本主义。因此，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把一国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俄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4]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必须保持住苏俄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而苏维埃俄国在争取国际革命的同时，也应当而且必须加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然而，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也需要经济、文化条件。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快速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加快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呢?这是列宁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严峻课题。
列宁从全球视野出发，明确意识到，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发展根本不可能离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单枪匹马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事实上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为此，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25]可以说，这是列宁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略，也是实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
列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基本观点，列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些思想：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有效组织形式。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国内问题同“左派”论战时，列宁对苏俄的经济建设作了深刻的阐释。他深谙苏俄国情，认为苏俄当时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错综复杂的国家，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6]，它大大高于苏俄当时的经济，没有什么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列宁视当时的德国为实行这种资本主义的样板：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经济组织。列宁形象地把德国和苏俄比做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体现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德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社会条件；苏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列宁认为，苏俄既然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全部条件，就应该向德国学习在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上所取得的成就。列宁由此反对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27]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后，苏俄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单化地把资本主义作为祸害来看待。列宁纠正了这种看法，从历史观的高度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8]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同马克思所提出的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应对全球化发展趋势、推进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合理选择。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还讲，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道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为此，苏维埃俄国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充分利用和学习其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手段和方法，一句话，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为了生动、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9]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在论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重要性时，列宁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充分发挥专家们的作用。如何发挥?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生活上要关心他们。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他们，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称他们为“共产党员自大狂”，并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四是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并展开经济竞赛。十月革命后国家政治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均势”。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就指出：“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30]此后他又多次谈到过这种均势。既然国际上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形成某种均势，那么苏俄就应采取积极的姿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并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国内建设。由此出发，列宁提出了两种社会制度展开经济竞赛的思想。列宁认为，和平共处必然造成经济竞赛的局面，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要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力图表现自己的“生命力”，由此会形成激烈的竞赛。在这种竞赛过程中，双方都会提升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苏维埃俄国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竞赛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使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上，列宁有关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个别国家具体发展道路关系的思想值得高度重视。按照列宁的看法，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31]因而作为总体性的世界历史发展，必然会形成特有的一般发展规律。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各个国家在个别发展阶段中在发展形式上或顺序上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2]列宁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化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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