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为时尚早——与叶自成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时尚早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展望新世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战略走向如何，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注：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5～10页。）的作者——叶自成教授（下文称作者）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和值得思考的观点：如维护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不光是对维护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理智和谨慎地处理中美关系；中国要提出参与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等。然而文中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作者认为：（1）准结盟不明确针对某个国家， 它旨在准备应付一旦中美关系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和封锁的情况，明确指明是针对美国。（2 ）不能单纯强调与美国合作或与美国对抗。其含义是既要强调与美国合作，又要强调与美国对抗。而中国的对美战略是减少麻烦、不搞对抗。（3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以结盟的外交战略来体现的，在与大国的结盟中坚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在结盟的内部是不可能维护主权的，要么是主权的扩大，要么是主权的缩小。（4）反霸不是中国外交战略， 它是中国实现外交目标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外交手段和方法不属于外交战略？（5 ）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进行对抗，同时作者又说，认为中国实行大国外交的多极化战略不是反美是不正确的。（6 ）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战略无异于自束手脚，准结盟战略是一种较好选择。准结盟、不结盟哪一种战略更容易使自己自束手脚？该文也有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主要就这一问题展开。
关于大国外交
作者认为，中国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现有的外交战略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国际社会基本承认各国的独立自主权为基础、中美关系发展总体较顺利的正常关系、平衡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两极分裂的世界的基础上，而现有的世界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独立自主战略与这一大趋势有摩擦和冲突之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推行大国外交战略。
以上几个方面并不能成为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的主要条件。因为80年代初，国际关系仍以结盟与对抗为主要特点，而中国选择了不结盟。目前，尽管美国等国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但国家的法律基础地位，美国还是承认的。关于中美关系，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有三种模式：结盟、对抗、既不结盟也不对抗。第三种模式是一种摇摆模式，两国关系会随时出现调整。在中国平衡美俄（苏）力量问题上，80年代末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已不存在平衡力量问题，中国就一直坚持着不结盟战略。至于中国外交是建立在第三世界力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作者似乎忘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力量日益增长的东盟也是发展中国家。
的确，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影响着世界局势的发展趋势。美、欧、日、俄（苏）、中等五大力量间的关系决定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关系决定了两极对抗的格局，冷战后大国间相继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增加了多极化的趋势。中国的崛起是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因素。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七位， 进出口贸易总值1999 年达3606亿美元，居世界第九位，1997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达519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实力的增长提高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中国是世界负责的大国，1998年，中国在南亚核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上升。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还建立了各类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7年5月，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0月， 中美决定建立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8年3月， 欧盟委员会公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报告，4月初， 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在伦敦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就面向21世纪建立长期稳定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一致。1998年底，中国分别与加拿大、墨西哥决定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外伙伴关系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这些并不能使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即不害怕结盟，可以使美国接受多极化，可以主导东亚，该出头时就出头。否则，中国的国家利益会受到损害。
关于结盟
作者认为，继续实行不结盟战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最有利。结盟还是不结盟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标准的，以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为转移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当害怕结盟。
不结盟是历史的经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是保卫国家安全所必须。这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选择。但结盟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自身被严格限定在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结盟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结盟国家中小国、弱国的主权，束缚了这些国家的手脚。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各国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都要遵从同一个纲领。
不与大国结盟， 有利于我国与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 例如，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改善我国与印度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并随后恢复了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和解与合作。不与大国结盟，有利于真正改善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只有不屈服任何压力，代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才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全天候的朋友”。不与大国结盟，有利于突出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外交实践证明，与大国结盟不利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实行不结盟政策，我们就不必受制于与别人的战略关系，就有利于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路线。中国同某一大国结盟，实际上就不能得到他方的平等相待。中国只有奉行既不与美国、又不与俄罗斯结盟的政策，才能突出和发挥这种独立自主的地位和作用。不结盟是维护独立自主原则的最好方式。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从80年代起，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1984年，邓小平在讲到我国的对外政策和中苏、中美关系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同大国结盟会被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如实行不结盟政策，就可避免受制于人，这更有利于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同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同盟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从而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关于多极化
作者主张，多极化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在争取美国转变立场上来。要实现多极化，关键还是要让美国参加到多极化进程中来。近来也有不少美国学者主张多极化。
少数学者的观点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观点，在美国的国家力量减弱到一定程度之前，美国是不可能同意建立多极化的世界的。
苏联解体以后，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世界呈现众多学者认为的“一超多强”结构。美国在这一结构中处在力量的顶峰，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它的经济已连续9年增长，据统计，1992～1998年，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2%。199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增至87599万亿美元。冷战后10年间，美国的经济在全世界的比重不但未继续跌落，反而大幅回升。1999年其经济增长约4%，总量已超过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同比的30%。（注：林利民：《关于中国21世纪初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3期，第13页。 ）日本只是经济上的大国，国际影响非常有限。90 年代以来， 其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97年，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88100亿美元，超过美国， 但其政治军事上的相对分散性影响了欧盟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和资源丰富的大国，其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但由于其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低谷，加上国内的民族矛盾重重，短期内其国际地位难以有较大改观。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产值很低， 加上中国还面临着国内改革、统一台湾等艰巨任务，中国国际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摘自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关于主导东亚
作者坚持，中国在东亚要争主导权。从地缘政治的状态来说，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却天然处在东亚的中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如果领导也包括主导的意义，那么中国在东亚事务中必须争取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可以合作，可以参与，也可以挑战，甚至该出头就要出头。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已经到了逐步在东亚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了。中国在现有国力的情况下，也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中国东亚事务主导国的作用。
关于“中心”之说的依据何在，姑且不论，而主张中国要主导东亚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无疑，中国应积极参加亚太事务，应注重东亚地区，何以得出要主导东亚的结论呢？
周边国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重点。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邻国的国家。陆上邻国15个，海上邻国7个。在进入新世纪之际， 如何与众多的邻国和平共处，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贯彻睦邻外交有助于直接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中国统一。目前的世界形势为中国实现睦邻外交提供了有利机遇。在北部，中俄关系处于最佳时期，并带动中蒙、中印及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改善，这些国家希望国内局势与边界稳定，与中国有共同需求；在东南部，东盟与中国在共同反对美日谋求主导亚太地区的利益一致；在东亚，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和日本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历史提供的机遇使中国在90年代初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从1989年开始，中国和苏联、蒙古、越南、老挝和印度的关系相继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迅速与中亚国家发展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在1990年和1992年，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
搞好中国睦邻关系、保持中国周边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对待集体安全体制问题。中国已与俄、哈、吉、塔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安全合作模式。而中国的东南部则缺乏这种安全机制，不过已有了一些雏形。像俄、中、美、韩政府及民间人士参加的非官方性质的“东北亚安全对话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在1994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 中国提出了地区合作安全的五项原则和措施，并承办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有关国际会议。这是中国稳定周边的重要政策。
参与和主导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主导是指将自己的意志作为被主导者的意志。中国如果主导东亚必然会引起中国与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冲突，从而会助长“中国威胁论”之说，最终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关于中美关系
作者称，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国家利益的矛盾，又决定了中美两国不可能建立起很好的类似于中俄那样的国家关系。
不知作者如何解释70年代中美两国对付苏联的准结盟战略合作。当时中美两国同样是意识形态对立，国内政治制度不同。
笔者认为，从两国关系的三种理论模式来解释中美关系也许更合乎逻辑。中美关系无外乎三种模式：结盟、对抗、既不结盟也不对抗。结盟是指双方通过条约相互承担军事政治义务。当共同军事政治目标得以实现、或失去了实现的希望时，结盟就会瓦解，除非双方认为有新的共同军事政治目标，并达成一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两国曾在两次大战期间有过结盟，因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瓦解。对抗是指彼此把对方当做敌手看待。当双方不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威胁时，或有新的更大的共同威胁出现时，对抗也会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关系处于对抗时期。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是一种摇摆式的关系模式，当共同利益增多时，彼此将是更多的合作，当彼此的矛盾冲突加大、而共同利益相对降低时，两国就会出现较为紧张的关系状态。两国关系会在结盟与对抗之间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中美两国就一直处在这一模式之中。70年代初，中美结成准战略联盟关系，以对付苏联威胁。8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的迹象，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随后苏联的瓦解，使中美关系出现大倒退。1996年克林顿政府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 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回访对这一关系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其实，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在经济上互有需求。中美两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从1990年至1996年，双边贸易从117.67亿美元增加到428.4亿美元，年均增长24%。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长31.43%，从美国进口年均增长16.08%。1997年，中美贸易更增加到489.9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的第一大买主”，“中国还是美国小麦的最大买主”，“美国已成为对华第二大投资国”。（注：《江泽民主席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中国商会举行的晚宴上的演讲》，摘自《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第56页。）
在全球事务中，中美也需要在解决地区冲突、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防止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
共同利益需要两国建立协调机制。1997年，中美就“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中美还形成了元首间的互访和会晤制度，并建立了中美元首间的热线联系制度。中美达成了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议。在1998年6月，两国又达成了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的协议。 两国还在讨论进一步发展军事合作的途径。美国再次重申信守中美三个公报的精神，并公开承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三不政策”。中国则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步骤。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等许多领域有重大分歧。其根源是两国利益的冲突。冷战后，作为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强国——美国试图构建一个以美国模式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政府把扩展民主和人权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中心。而中国要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美国欲维护、加强及扩大其霸权体系和中国欲反霸、打破其霸权体系之间的冲突。
关于中国国家利益
作者指出，中国外交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标准，而中国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彼此如何平衡则缺乏具体的分析。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设定，应以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王逸舟博士言：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第一，发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主权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第三，责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注：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页。）
这些利益有轻重缓急之分：发展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一利益，低收入的中国更应如此。只有发展利益得以坚持，其他利益才能得以很好的维护。主权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一个注重民族尊严的中国没有理由放弃这一利益。国际责任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这是可以暂时缓一缓的。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人均占有量很小，全国尚有5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很穷。中国不但要发展，且发展速度还不能低。21世纪初保持7 %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可保证10年翻一番，在2010年增至2万亿美元，在2020年增至4万亿美元，在2030年增至8 万亿美元，而美国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9万亿美元。 所以，“只有把发展放在首位才会更有益于中国总体国家利益的实现。”（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失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问题，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如果按照《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的作者的见解，中国不害怕结盟，该出头时就出头，中国如何保持中国周边的稳定，如何发展自己的经济，拿什么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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