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的迷失：远离自然的儿童游戏——基于柳溪村儿童游戏的田野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游戏论文,田野论文,精神家园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界对乡村传统儿童游戏的探讨，大多会得出“乡村的教育资源匮乏、教育理念及管理落后、乡村教师素质低下、儿童游戏漫无目的、疏于为游戏角色创设环境”等结论。反思这些结论，无不渗透着“城市本位”、尊崇“现代性”的无意识心理。如果囿于“城市本位”及“现代性”的自我陶醉，研究农村问题时，便会不自觉地陷入偏见与自负的泥潭，可能出现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悖。世界本应多元，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注定高尚、先进，也没有哪一种行为模式必然意味着愚昧、落后。通过对河北省易县柳溪村的田野调查，笔者深深体会到，村民们原本最纯粹的幸福感被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宏伟目标遮蔽了，他们早已迷失在这不可逆转的浪潮中，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曾经拥有最朴实的快乐。在追逐城市脚步的道路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付出，结局却难遂人愿。但是对孩子们而言，只要能够自由自在地玩耍、无忧无虑地嬉闹，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一、从亲近自然到与自然隔离：封闭却自在的游戏空间 幼儿的一切行为几乎都与游戏相关，他们将游戏元素全方位地融入日常生活，并通过游戏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幼儿认为一切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人为力量的驱动，他们把思维和情感赋予那些无机的物理实体，将一切无生命的物质拟人化，即使明知是虚构也甘愿看作真实。[1]（P29）可见，儿童的日常生活集中体现为人性最初的游戏精神。 ·幼师视野之外的游戏空间 柳溪村唯一的“幼儿班”是由村大队部的一个办公室临时改造而成的，这里也是几年前被撤消的村小学的旧址。虽然，原本并不宽敞的大队部院子，被“RW高速项目管理部”占据了一大半，但是，由这一方高墙围成的空间却构成了孩子们课下游戏的天堂。白天的大队部院门曾一度开放。一次，几个孩子趁幼儿班老师不注意偷偷跑到村边的河滩上玩，被发现后，老师不仅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向家长告状，还永久地剥夺了他们到院外玩的权利。自此，院门在白天便也紧锁了起来。院子里没有专门为孩子们置备的大型玩具，那些城市幼儿园里常见的大型滑梯、积木、彩塑微型城堡等“洋味”十足的户外玩具，对这里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很多孩子甚至只在电视里见过。院子里有几个成年人用的健身器材和篮球架，但也因年久失修变得漆皮脱落、锈迹斑驳。院子正中间还有一个由砖和水泥砌成的小花坛。于是，院内健身器材、篮球架和小花坛等组成了孩子们有限空间内的户外游戏乐园。 由于柳溪村的幼儿班只有王老师一位教师，所以当王老师在给大孩子（5-6岁，共12名）上课的时候，小一点儿的孩子（3-4岁，共9名）就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这种看似无奈的安排，却为幼儿在游戏中的自由发挥和自我安排预留了空间。他们无需担心王老师的突然干涉，也不必顾忌游戏区域的限制，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院子里摸爬滚打。尤其是男孩子们，他们在健身器材和篮球架上爬上爬下，在花坛内外上窜下跳，玩着一些耗费精力的“惊险高难动作”。女孩们则会玩“过家家”“翻花绳”等一些相对安静的游戏。有时候男孩和女孩都会加入到游戏当中，后面的小孩拉着前面小孩的衣服后襟，大家前后排成一队玩“啦啦雨”的游戏。孩子们相互拉扯着，一起在院子里奔跑，经常一同摔倒在水泥地面上，相互叠压在一起，叽叽喳喳笑成一团。与城市幼儿园里受教师控制的“无声化”“规范化”的游戏方式不同，他们的游戏充满了激情与探险。没有成人干涉摆布的自由游戏空间回荡着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笑声和尖叫声，他们在这看似混乱不堪的游戏场域中玩得乐不可支，然而，这样的游戏才是体现儿童天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幼儿在成人的视野之外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游戏空间。尽管这个空间是与自然相隔离的，但却让孩子们被挤压的游戏精神有的放矢。 除了健身器材和篮球架这样的大型“玩具”，孩子们游戏的材料多是树叶、花草、泥巴、水等自然物，还有一些廉价的塑料玩具、买食品时赠送的小东西等，任何只要他们想到的身边物都可以拿来玩。比如，女孩子们用三块砖头和一个瓦片搭成炉灶和锅来“做饭”，把砂子做成蛋糕坯子的形状，并在上面放上花瓣和小果实做成美丽香甜的“蛋糕”，把小树枝插在上面当生日蜡烛，用大树叶当碗盘，拿小树枝当筷子，把小草和树叶弄碎做成饭菜……男孩子们玩得相对比较“安静”的是类似于“拍三角”的游戏，即用一张印有植物、僵尸等卡通图案的圆形硬卡片拍打放在地上的另一张卡片，以是否将卡片拍翻来决定胜负，赢家将获得输家被打翻的卡片，最后看谁手里赢得的卡片数量多。有时孩子们也会因为身体的冲撞或争夺游戏资源而产生小摩擦，通常孩子们能够根据以往的游戏经验自行解决，除非有幼儿哭闹、受伤，一般无需老师的介入。这种高度宽松的游戏环境，为幼儿们摆脱成人的束缚，在没有任何羁绊和功利性目的的时空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并自发地创设幼儿共同体的自我游戏规则提供了可能。 ·二元区隔下的游戏精神 儿童作为特殊的文化群体，在游戏中共同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文化。[2]其中，儿童的游戏精神往往最能体现儿童文化的特征。贝特森（Bateson）指出，人类的互动行为中隐含着多元的深层意义，互动双方只有理解了互动活动背后的深层意义方能达到真正的沟通。[3]（P133-135）因此，只有在明确了儿童游戏内涵的基础之上，才能深切地理解儿童。很多幼师关注于目标明确、对幼儿具有“发展意义”的游戏活动，他们认为这样的游戏才算是有用的游戏。相反，将幼儿在自由活动中的随意玩耍看做是放任自流，无法发挥游戏的教育功能，这种幼儿自发组织的游戏甚至被称为“违规”活动。 在柳溪村幼儿班，与5-6岁的幼儿相比，3-4岁的幼儿拥有更多的游戏时间，因为“幼升小”对他们来说还相对遥远，所以当王老师教大一些的幼儿较难的算数和汉字时，小一些的孩子就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游戏。幼儿每天在幼儿班度过的时间大约是6个多小时，3-4岁幼儿每天自由活动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5-6岁幼儿自由活动的时间大约是1.5个小时。可见，在柳溪村的幼儿班，尤其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不仅拥有充足的自由玩乐的时间，而且可以在成人的监督视野之外自由地创造游戏的内容和玩法，他们游戏的群体性特征和城市儿童常见的个体游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到他们的游戏，能令笔者回忆起曾经逝去的难忘的童年时光。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乡间也许是儿童传统游戏得以保留其鲜活样态、而非封存在历史文库以及成年人记忆中的最后一片圣土。[4] 当然，与城市里硬件设备先进的幼儿园相比，柳溪村幼儿班的游戏资源无疑是极度匮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孩子就没有游戏。相反，在教师和家长的视野之外，孩子们的游戏更加生动活泼，也更为逍遥自在，这也许才是游戏的真正内涵。在王老师的眼里，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书本知识，为升小学做好准备，是她的首要目的。至于孩子们在学习之余的游戏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不出现安全问题，孩子之间怎么玩、如何玩以及玩什么，王老师基本上不会过问也无暇顾及。因此，柳溪村的幼儿教师与幼儿仅仅在课堂上维系着共同的价值与意义——双方分别以教授和学会小学一年级的书本知识为目的，其他时间教师除了一些必要的生活关照，和幼儿分处于课上与课下、成人与幼儿、教学与游戏两个相互隔离的时空之中。[5]课堂上的气氛是紧张而严肃的，与课间的生动活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课堂上有少量的游戏，也是为孩子们掌握算数和汉字等课本知识服务的，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游戏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游戏。课堂与课间之间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元区隔，构成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和不连续性，教师和幼儿在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的关系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同时又很脆弱，孩子们的游戏空间一旦遭到成人世界的粗暴介入，就会被瞬间挤压，丧失了游戏的部分意义。而也正是因为孩子们可以放任恣意地游戏，才使得他们储备了足够的精力完成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教学任务。正如日本学者松田道雄所分析的那样，因为有了孩子们自由游戏的弹性空间，才能够令他们承受如此严格的教育。[6]（P577） 可见，柳溪村幼儿班的孩子们虽然没有精美昂贵的现代化玩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游戏就是乏味枯燥的。孩子们的玩具大都来自于他们对自然物的使用和探索，游戏也都是由他们自我创造以及伙伴间相互模仿学习产生的。在这种充满自发性与创设性的游戏环节中，孩子们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和游戏安全意识，同时也获得了可贵的独立品性。孩子们平时很少依赖王老师，即便是不到三岁的幼儿也自己上厕所，极少发生尿裤子的现象。小伙伴们在激烈游戏的追逐打闹中一般很少受伤，他们很皮实，即便有些小的磕碰擦伤，也不会像城市儿童那样马上委屈地寻求成人的帮助，多半会习以为常甚至毫不顾忌。所以，游戏中的小朋友间一般不会因为玩耍引起摩擦，这使得他们的游戏群体构成了一个拥有共享游戏精神的价值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缺乏现代化教育设施和“先进”教育理念的穷乡僻壤，以及高考、就业、社会竞争压力看似还很遥远的“真空”里，孩子们得以在“小学化”的紧张严肃的课堂之外，尽情享受着童年时光中这段难得的放纵。 二、从手工创意制作到购买廉价玩具：传统游戏的凋敝 虽然对于学龄前的乡村幼儿而言，在幼师和家长的视野之外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有纯粹性的游戏，但从乡村儿童总体的游戏情形来看，随着城市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即便是在一些被冠以“穷乡僻壤”的乡村，传统的儿童游戏也无可回避地面临着衰落甚至消亡的窘境，乡村传统自制玩具也几乎失传。 产生于儿童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传统游戏是流传在民间的一种古老文化现象，它是儿童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儿童交往沟通的主要方式。传统游戏陪伴着儿童成长，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传承沿袭下来。然而，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却使传统游戏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逐渐遭到了侵袭。20世纪30年代，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就已在其专著《游戏的人》中写道：人类文明延续至今，已经导致了传统游戏的日渐衰落。[7]（P278）随着传统游戏的日益凋敝，曾经覆盖着精神植被的儿童心灵也不可避免地被城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化的产物——钢筋水泥的丛林和电子声光玩具构成的世界不断消磨。 如今，传统游戏活动在柳溪村已经很少见到了，比如丢手绢、跳皮筋、捉迷藏、跳房子、跳山羊、抽陀螺、玩石子、打方宝等这些曾给过去的孩子们带来无尽欢乐的游戏已经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那些曾经陪伴孩子们长大并且由他们亲手制作的弹弓、纸宝、木头手枪等手工玩具也已基本失传，取而代之的是廉价的商业塑料玩具。虽然这些玩具色彩鲜亮很吸引孩子们的眼球，但也让他们再也无法体会到自我制作的意趣和快乐了，手工玩具本身所蕴含的成就感也必然随之消失殆尽。 案例1：小峰，11岁男孩，小峰爸爸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 小峰爸爸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儿时曾经玩过的一些经典游戏。他说：“我们小时候家很穷，但是那时候感觉特别快乐，放学回家除了帮家里干农活累一些，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自由自在。经常是一大帮孩子聚在一起疯玩，天黑了都不肯回家吃饭，有时候还得挨父母一顿打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很多玩具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像弹弓啊、木头枪什么的。现在的孩子虽然不用干活，但是学习太辛苦。”“我们小时候经常玩‘打宝’，都是自己做‘宝’。用旧书、装水泥的洋灰纸、用过的作业本等叠成正方形的宝，也有用画纸叠的‘宝’，因为太硬了，太难打翻了，所以孩子都不愿意和拿画纸‘宝’的玩。规则是一个人先续‘宝’，然后其他人将其打翻，翻过面来算赢。续‘宝’很有学问，要尽量放在平坦的地方，因为周围如果露出空隙容易被打翻，有的搓尖儿的还把‘宝’四周涂点儿唾液以保护自己的‘宝’。有的用厚的‘宝’砸别人更厚的‘宝’，因为较厚有弹性，有时也能把对方的‘宝’带翻……有时你去打别人的‘宝’没打翻，而自己的‘宝’正好架在石头或土块上，别人可以轻松搞定，那就只能认栽了。还有更遗憾的是，有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宝’被打翻，需要增强其分量，于是在里面塞进几个小‘宝’，被打翻后就后悔了，大‘宝’没了，小‘宝’人家也不会给，很惨！呵呵”。 尽管乡村被认为是传统儿童游戏得以保存的最后一片圣土，但从柳溪村的现状来看，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现代化、商品化的大潮面前，这片圣土的力量显得十分微不足道。郑也夫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最残酷的行为莫过于成人对儿童游戏权利的剥夺。[8]（P33）为了让孩子在争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孩子们大量的游戏时间被挤占。即使那些已经意识到传统游戏处于濒危境地的成人们努力加以挽救，但这种努力也失去了游戏原有的自发性、非功利性和持久性。因为除了功利主义、现代性造成的人的物化、工具化、异化导致儿童游戏天性的被压抑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游戏玩伴和游戏时间的减少等原因也导致了传统游戏传承的链条难以维系。现在对于学龄儿童而言，他们生活的主阵地已经从可以自由撒欢儿的“原野”转移到了四角高墙的封闭校园，“玩儿”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无用而又丧志的奢侈品。课堂上即使有“游戏”，也与普通的教学别无二致，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孩子学得更轻松、记得更牢固。当然，这种寓教于乐教学方式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游戏本身的自发性和独立性逐渐异化为教育的手段时，儿童便由游戏的主宰者沦为了游戏的操纵对象。[9]游戏一旦成为教育的附庸，事实上，它也将不再是游戏，已经彻底失去了游戏的内在精神。20世纪初启蒙背景下的中国，曾有激进的知识分子痛心地指责“儿童乃成人生活之预备”的观念，而那时的孩子尚且能在田间巷尾饶有兴致地玩着自发的各类游戏；时隔百年，“儿童本位”的近现代儿童观建构成型，但此时的田间巷尾，却再难寻觅孩子们游戏着的身影。[4] 三、从动态游戏到静态娱乐：电子时代的别样孤独 在电子与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儿童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他们热衷于玩各种传统游戏。在游戏过程中，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群体性的游戏特征也使小伙伴间建立了深厚而纯真的情感。但今天孩子们生活的世界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是伴随着电视和网络电子游戏长大的一代，也是被电视和网络电子游戏所绑架的一代。他们的游戏形式也从群体的嬉闹玩乐变成了个体的独自娱乐，从消耗体能的运动奔跑变成了满足视觉的饕餮盛宴。 电视的入侵：电视陪伴的童年 电视自20世纪出现伊始，便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习惯于按照电视节目时间表来重新安排他们的作息时间，这种变化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10]（P218）电视以其声画并茂的传播形式，五彩纷呈的视听效果，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直观易懂的传播内容，同步实况展现的传播速度，超越了电影、广播以及传统的文字印刷媒介，在众多大众传播媒介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吸引了空前范围和数量的受众，同时也使它成为儿童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频繁、最具吸引力的大众传播媒介。诚然，电视的发明有其存在的意义。电视为儿童理解人生与外部社会提供了现实和理想的模型，并逐步使其建立起相关的信念和价值。[11] 柳溪村的孩子无论大小，其闲暇时间大多都是由电视陪伴度过的。笔者每次去孩子家里找他们聊天，经常赶上他们在看电视。有时候笔者也会陪他们看一会儿，并和他们讨论电视的内容。在谈话的过程中，孩子的眼睛多是紧盯着电视机不舍离开的，电视成了他们每日生活的精神保姆和情感寄托。 案例2：新宇，11岁男孩，五年级小学生 “新宇，平时放假你在家里都干什么？” “看电视，和伙伴一起打扑克。” “吃过晚饭后你们还出去玩吗？” “不出去了，我就在家里看动画片，枪战片，可好看了。” “平时在学校里看不到电视吧？” “在学校里寄宿，一周只有周六才捞着看一次电视，一次只有一个多小时，还多是新闻什么的，太不过瘾了。放假了，可以在家过过电视瘾。” 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媒介报道中关于儿童与电视媒体的关系，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儿童在观看电视时基本处于思维停滞的无意识状态，电视所传递的信息钳制了儿童对现实的理解，电视侵占了儿童大半的游戏时间，限制了儿童的独立思考和心智发展，无益于儿童学业成绩的进步。[12]也有研究认为，儿童的电视观看是能动性的思维参与行为，体现了儿童对知识的建构，反应了儿童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生存境遇的折射和体现。[13]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指出，书写文化有效地使成人社会中的隐秘部分对儿童实现了“保持缄默的密约”，也结束了之前口语时代没有分离的混沌现象，人们也由此发现了童年；现代学校的教育通过培养儿童的书写能力渐进地使其步入成人社会；而电子媒介包括电视是造成“童年的消逝”的罪魁祸首，它的出现模糊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14]（P97-99）关于观看电视的是与非，本文无意去评判，但占据大部分儿童闲暇时间的电视，无疑为传统儿童游戏的衰败提供了温床。儿童在打开电视机的同时，也关闭了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窗口，这是导致儿童的休闲活动从群体间的亲密交往逐渐转变为个体独自娱乐的主因。过去在田间原野追逐奔跑的身影，现在更多地只能在人们的记忆中重现了。 ·快乐并“孤独”着的网瘾玩家 网络电子游戏对青少年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为青少年塑造了一个广阔无垠的虚拟想象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青少年的成就感、征服欲、自我价值和自信心等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尤其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挫的青少年来说，网络电子游戏可以满足他们的自我实现、情感补偿、远离现实烦恼等要求。有调查显示：农村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的比例要高于城镇，尤其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缺乏足够的家庭监管，更容易成为无法自拔的网瘾玩家。[15]由于父辈外出打工，负责日常生活照料的农村祖辈家长几乎与网络使用绝缘，这种反差使得他们在面对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行为时显得比较被动；另外，很多父辈农村家长对网瘾青少年都会采取强硬禁止的态度，面对父辈的压力，有些青少年暂时收敛了网瘾，有些则选择了离家出走。[16]（P17-20）在柳溪村的实地调研中，虽不乏沉迷于网络电子游戏的青少年，但大多数孩子的行为基本还都在家长的可控范围之内。不过，近几年智能手机的普及为上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笔者认为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现象将变得愈发严重并难以控制。 案例3：小刚，13岁男孩，初二学生 小刚的父母在山东打工，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小刚奶奶说：“小刚第一次上网是快小学毕业时，同学带着他到网吧，从此他就迷上了网络游戏。因为上网吧，老师给他爸爸打过电话，说学校要开除他。他爸爸急得专门从山东赶回来，跟老师好说歹说，才没被开除。他原来学习还挺好的，在班上是前几名，后来总想上网，学习成绩下降很多。前几天，他又去网吧上网。我很生气，去网吧把他叫出来，拿拖布的把儿打了他，他没有吭声，哭了。周围的亲戚、熟人把他吓唬回来了。” 奶奶对开网吧的人很是痛恨，气愤地说：“你干什么不好，卖什么不好，你干点儿对孩子有意义、对人有好处的正当事儿多好，非要开网吧。” 19世纪的学者对儿童游戏有两种基本解释：一是消耗多余的精力；二是生命原初的行为冲动。[17]（P314）传统游戏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来自同一群体，游戏规则基于游戏者之间的共同约定，这时的游戏是“自导自演”式的。而在网络电子游戏中，儿童作为游戏者，却无需对游戏内容加以创设和想象，因为这些早已预设好并完全被程序所控制。换言之，就是游戏的设计者已然脱离了游戏共同体，运用技术“制造”和“生产”游戏，导致儿童变成了受游戏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所操控的“被游戏者”。[18]这种游戏设计者与游戏者的分离，造成了游戏与现实生活的区隔。如果游戏中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经验与社会现实生活相矛盾，那么作为游戏者的儿童可能就会在过程中受到游戏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生活生发出无意识的抵触或者漠视行为。如果说传统游戏为游戏者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的现实场景，那么让人沉迷的网络电子游戏则为玩家构建了一种相对封闭、与世隔绝的虚拟空间。在这个充满幻想、远离现实的空间里，人机之间的互动关系替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游戏需要全神贯注，所以身边不能有任何现实的干扰因素，否则就会危及到游戏结果的成败。游戏者成了远离现实的“孤独”玩家，他们游戏的伙伴只存在于网络后台虚拟的世界里，即使对手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但这个人也是远离玩家躲在网络背后不曾谋面。此时，游戏本身原本应该有的自发、自由、和谐的游戏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四、讨论与结语 在柳溪村，每天玩得最开心、最自由、最具有“游戏精神”的是幼儿班里年龄较小的孩子们，但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最生动活泼、最无功利性、最纯粹的游戏恰恰是在家长和幼师无暇顾及的视野之外的“真空”里，由孩子们自由生发创造出来的。然而，从乡村儿童总体的游戏情形来看，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电视在农村家庭的普及和网络电子游戏的冲击，即便在这片貌似传统文化形态能够得以留存的最后一片净土上，曾经陪伴过几代人成长的传统儿童游戏也面临着日渐衰落的危险，那个曾经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代终将一去不复返。电视变成了孩子们的“精神保姆”，网络电子游戏充斥着他们的娱乐时间，他们从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野孩子”变成了与大自然遥遥相望的“宅童”，从热衷于伙伴间群体娱乐的“顽童”变成了“独自在家”的电视迷，从不知疲倦地奔跑雀跃的“快乐小鸟”变成了沉迷于网络电子游戏的忠实玩家。在电视和网络游戏为他们编织的“七彩”世界里，他们的情绪被电视屏幕和电子游戏背后的设计者所操控，成了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被游戏者”。 尼采曾说过“肉体是最大的理性”，因为人类的肉身凝聚了人类进化历程中所积淀的智慧，它是生命主体将自然界的信息和秩序凝练在自身的结果。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可以让儿童保有纯真而干净的心灵。失去大自然恩宠和滋养的孩子，一旦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很容易在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里迷失。然而，如今的孩子们却与大自然相互隔离，尤其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用橡皮泥、陶泥代替泥土，用电子游戏代替了手工玩具，用电动汽车代替了爬树、登山…… 反思其中的原由，除了现代性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导致儿童游戏时间和空间被挤压，还包括制度设计带来的乡村少子化的规限、初级社会群体的地位日渐式微、游戏材料的商品化、电视和网络游戏的侵袭、为确保儿童人身安全的家庭禁足等所造成的游戏共同体的衰落和游戏自主创生性核心价值的异化。一旦脱离根植于传统游戏文化的共同价值、理念和符号系统所构建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内核，传统乡村游戏必然走向没落的归宿。面对大势所趋的历史洪流，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思索，如何理性地在现代游戏中探寻游戏本身应该具有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