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的低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本论文,低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大国有银行2001年的全部利润居然只及不良贷款的1％！银行、实业、股市……数着看，中国新的资本低效陷阱正在形成！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2003年中国人口总数12亿多，而GDP总量折合美元约12700亿，人均超过1000美元。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称，“（人均GDP）1000美元在国际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作为经济增长阶段来说，都已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意味着中国国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由衣食消费进入到住行消费，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民的个人资产也有了比较迅速的增加，消费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的穷国，资本效益是美国的3％左右，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国家，资本收益率非常低。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为4.9％，乡镇企业收益率为18.4％，其他企业为8.9％。可以说，中国的资本仍处于低收益、低效率的泥淖中，亟待走出。
银行：有多少资金可以重来？
目前，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正拟上市，而此前仅1998—2002年，四家银行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但与汇丰银行全球雇员仅3万人的情况相比，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老总们，或许会对自己动辄三四十万员工的庞大阵容而感到脸红。
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四大银行2001年的全部利润竟然只及不良贷款的1％！
根据中国银行网站披露的数据，截至2001年末，总股本1421亿的中国银行实现净利润26.46亿，每股收益0.0186元，净资产收益率1.21％。而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机构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于2002年7月25日在香港上市后，已经引发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不良资产剥离给母行和其他海外分行后，尽管报表变得好看，但存量问题仍然存在；二是为了维持上市公司的较好业绩，强制关联行与其做优质业务，从而损害了其他分支机构的利益。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2年早些时候表示，国有商业银行2001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其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赢利的贷款总额高达4800亿美元，占中国1.08万亿美元GDP的44％。
戴相龙曾宣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1年实现利润266亿元——大约只占同期全部银行不良贷款额的1％左右！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有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不仅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解决四大行的不良贷款痼疾，必须仰仗三个条件：遏制不良贷款继续增加；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
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那么在5年后，GDP将增加为目前的136％，10年后增长为当前的200％。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再增加，或者说不良贷款现有账面数额不变，假定通货膨胀率为8％，那么，物价水平上升使得不良贷款所代表的购买力逐年下降。5年后，不良贷款总额就将降低为72％；10年后降低为47％。尽管不良贷款的账面数额并没有变化，但是它占GDP的比率将逐步下降。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前提：在这10年中，四大行的所有改革都必须动真格的。其中关键的一环是上市。
2003年12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已经确立，半年内就会开始进行大力度的改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困扰于三大难题，即资本充足率过低、资产不良率过高、公司治理结构落后。据新近统计表明，仅资本充足率达到8％一项，四大银行估计至少需要注入500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而这显然不是中央财政可以独自承负的重荷。
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总额约为7000亿元，加权风险资产约为15万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大约为5％；要达到8％的“巴赛尔协议”要求，资本金缺口约5000亿元。但是中央财政最多只能拿出1300亿元，那么其余3000亿—4000亿元从何而来？据了解，除了银行自身利润以及引入海内外战略投资者外，将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来自银行发行债券的收入。2003年12月8日，银监会发出通知，将次级定期债券计入附属资本，以增补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这被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是“启动银行发债的重要信号”。
同时，考虑到目前四大银行资产每年1万亿元左右的增长速度，预示以后每年还需新增资本金800多亿元。
据银监会人士介绍，四大银行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方案中，均提出以发债方式解决资本金不足问题的方案；另外，还有将不良资产（总约14000亿元）从2004年开始卖断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其中部分以垃圾债券方式在产权交易所出售等方案。
这表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目前自身造血的功能已近衰竭，难怪已有专家对四大银行发债前景不太看好；“银行发行债券补充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情况是四大银行自身经营状况不理想，加之按目前20％的不良资产率和5％左右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发债谈何容易。谁会购买一家理论上已经破产的银行债券？”
对经营不善，积重难返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即使在政府的再次慷慨出手下能够顺利上市，也可能只够缓一缓劲而已，因为，根据入世协议，5年之内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和地域限制，中外资银行将展开直接的全面竞争，中资银行目前并没有多少竞争优势，在剩下的不多时间里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改革，现有各类保护措施被取消后，中资银行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首先是客户“边缘化”。即中资银行失去质量高、信誉好的优质客户，只剩下一些质量较差的客户，利润将大幅下降。2002年在我国出现的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收费事件，南京爱立信事件，即敲响了中资银行被“边缘化”的警钟。
第二是价值链“边缘化”。指中资银行将失去风险低，附加值高的业务，如信用卡、信用证、国际结算、银团贷款等，而只能保留风险大、附加值低业务。中资银行目前仍主要以存款、贷款、结汇等传统业务为主，产品品种少，利润来源单一，缺乏核心竞争力。而外资银行大部分已进入现代银行业务阶段，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已成为重要利润来源。
第三是金融创新“边缘化”。指中资银行在金融中处于被动模仿的地位，失去利用金融创新创造利润、占领市场的主动权。总体上，目前中资银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外资银行具备较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南京爱立信事件的起因，就是源于中资银行难以提供“无追索权保理业务”这一新的金融产品。
第四是人才“边缘化”。指中资银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流向外资银行。由于开拓本地市场的需求，外资银行将以优厚的报酬和合理的激励机制，与中资银行展开人才争夺。而中资银行目前的用人体制和激励制度比较僵化，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将导致国有银行优秀人才流失。
实业：投资效率实在太低！
西方的克鲁格曼教授在1994年就指出东亚经济是个纸老虎，有危险。但是马来西亚政府组织批判，认为西方人看不起东方人，以为东方人搞经济不行，现在我们行了，你们就来说东道西。
可是到了1997年，克鲁格曼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为什么他说对了？他主要的依据就是说东亚这些国家的增长不是靠效率提高的，而是靠大量的投入支撑的，特别是投资。当时他用了一个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分析，这个指标的分母是GDP增长，分子是资本增长，也就是投资。说白一点，这个指标就是说你要增加一元钱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投入多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让资本存量增长多少。
克鲁格曼说东南亚要出事那个时候ICOR是多少呢？大概是5左右。就是说若要增加1元钱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投入5元钱进去。而西方国家一般在1至2这个水平上，就是说主要靠效率而不是靠投入。
中国呢？1991年到1996年在2左右，现在是5到8这个水平上。如果说是5，就是投5元钱才产生1元钱的国民生产总值，2002年新增的国民收入42％都是用来投资了，2003年看起来可能还会提高。西方国家则是10％左右，大部分都用来消费，这样的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才是良性的、健康的。
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为什么如此低呢？“中国的资本应该是最宝贵的，但在不合理的体制下却成了最不值钱的，人人都想去占便宜。”樊纲道出了原委。
以积重难返的中国北方老工业基地为例，成批垮掉的“天字号”工程就是最好的佐证。
目前东北三省国有经济比重仍然很大，如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工业中国有资产平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但创造的价值却不成比例，像黑龙江省工业中地方规模以上国有资产占全省二分之一，但创造的增加值不到全省的四分之一，利税只占全省的十分之一，利润只占3.2％。在有着“中国轮胎行业摇篮”称号的黑龙江省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正处于国有股权向外商拍卖后的过渡阶段。在一个静悄悄排满各种机器的厂房里，两名女职工一边做着毛线活一边看管设备。其中一位说：“‘桦林’是国家最早引进‘子午胎项目’的，花了上亿元从国外进口的设备不是安装不上就是缺零配件。然后，领导出国学习，回来还是整不明白。接着，又把外国人找来，外国人一走又完了。之后，每年几百万上千万元地进行技术改造，机器都拆花了，可没生产多长时间又趴窝了。”原公司董事长吕耀勋说，贷款贴息、债转股、技改投入等政策“桦林”几乎一个没落下，但近几年每年还是亏损3亿元左右，从2002年银行不给贷款，企业就开始断断续续停产，许多职工回家了，最后政府拿出数亿元解决企业各种欠债才促使拍卖成功。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到处可以见到听到这种“项目怪圈”现象。在吉林省，吉化公司一位高级技术人员说，他们公司投资数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装置等项目，没干多久就停了，吉化公司开始发生巨额亏损。最近，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破解企业危机，仅“减员增效”就使4万名职工离开工作岗位。
辽宁省经贸委技改处何处长说，这种“项目怪圈”现象在辽宁也很普遍，像辽宁轮胎厂1997年投资5亿元上载重子午胎项目，到2001年才建完，没怎么运行企业就陷入困境，还有辽阳纸板厂等相当多的企业也是这种情况。
正是“国有”观念形成的“不要白不要”心理给项目埋下祸根。争项目、跑贷款是大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普遍现象，在这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中，这种现象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地方和企业之所以这么热衷于争贷款，是因为他们贷款那天就没想到要还，有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虽然国家实行了“拨改贷”，但大部分国企领导心理认为，反正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先贷了再说。国家规定，正常企业贷款应该是银行贷70％，企业自筹30％，可许多项目自筹资金连15％都达不到，只好弄虚作假。这种心理还带来更恶劣的“连带”效应，许多项目建设大大突破了原来的投资预算。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负责人不是想着盈利，而是如何让上级领导满意然后“升官”，这样的“政绩”项目不垮才怪。
而体制漏洞使“腐败”侵蚀项目。北方的几个“天字号”工程都出现了腐败问题。震动中央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就与牡丹江“大维C”项目有关。黑龙江省纪委通报说，1995年11月，牡丹江制药厂（就是靠搞“大维C”项目建的厂）原厂长苗胜国，为了答谢马德（当时牡丹江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元和10万元人民币。在“大维C”项目建设中，先后有两任企业一把手因行贿等被绳之以法。中国北方彩晶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同志介绍，在建“大液晶”项目时，原企业一把手在运作企业上市时因虚报利润，涉嫌金融欺诈被处理。
有关学者认为，体制漏洞成为企业经营者获取好处的一个便捷通道；原材料高价进，产品低价卖，成为一部分经营者的谋利手段；换人就“窟窿”，成为国有企业的通病，无数宝贵的资金被吞噬。
而在发达地区，房地产正在成为新的资金“黑洞”。事实上，从2003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就成了争论的热点，而增长最快、贷款用得最多、货币供应最多的那个行业更是热点中的热点。讲白一点，那个行业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增长得非常快了，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是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上。央行121号令以后，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就飞涨的房价而言，如果是为了消费而购买，那么价格上涨是和泡沫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为了投资而购买，就有存在泡沫的可能性。资产价格有自我支撑的性质，就是说越涨，有人会越去买，买了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作为投资来赚差价。如果是为了自己消费，不管涨多高他也要自己住，而为了投资去买，只要是价格一倒向，投资者马上就抛，一抛就会出问题。像有些地方，如上海，投资买房已占总数的16-18％，十分接近20％的国际公认投资警戒线。
第二点是不论开发商还是购房产都靠大量信贷支持。购房户作为消费品买房，问题不大。但开发商靠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就有比较大的危险性。因为吸收的储蓄，是用短期资金去支持一个长期资金。而且中国的银行是国有银行，对于财产风险关注的力度可能不像民营银行那样大。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恐怕就是非常大的金融问题。2002年全国资金总量是2.4万亿元，其中1.9万亿元——大约80％都是银行借款。银行借款中有6000多亿元是房地产贷款，接近1/3。
房地产这种泡沫的膨胀和崩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并不比通货膨胀来得轻。这种情况在香港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1997年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港币大量地超发，但它的物价没有办法涨，因为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它就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到了1997年以后，房地产市场突然崩盘，现在香港房地产价格是最高时期的30％，很多中产阶级都变成了负资产，因为他们现在的房价还不起银行按揭欠款，都处于一种不能破产的破产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业绩都欠佳，这和红火的房地产业几成反比，个中原因，发人深省。如果联想到中国的亿万富翁多和房地产有关，也许能够揣测其中的资金黑幕。即使是从表面看，城市居民节衣缩食以巨额按揭购买超出家庭年收入10多倍乃至几十倍的房产，同时银行又为开发商和购房者支付几乎全部贷款，这能说正常吗？这些资本的利得究竟去了何处？！
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地方政府为取得土地的最大收益，默许甚至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者拼命哄抬房价，如江苏某市领导公开称房价上涨仍有空间，而事实上该市房价已达5000元/平方米，几近饮鸠止渴，一旦土地耗尽，居民的购买力又早被房产抽干，消费持续萎缩，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又能支撑多久？
新的资本低效陷阱正在形成。
股市：无奈的低效游戏
2003年11月，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姜继增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院指控认为，姜继增在担任“中经开”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于1999年4月至7月，指使其公司证券总部交易部经理桑会庆等人，集中人民币7.8亿余元，大量连续买卖东方电子的股票，致使该股票价格从22元上涨到60元。此后桑会庆等人继续采取连续买卖等手段，到2000年2月将东方电子的股票价格推高到每股90元（复权价），“中经开”公司从中非法获利5.5亿余元。
一家国字号的券商，入市后的作为令人难以容忍。而这却是中国股市低效游戏的象征。
2002年的最后一天，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公布了一个数字：注册会计师们对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审出虚报利润或资产2190亿元。
据了解，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总体调减虚增利润189亿元，挤掉利润水分15.9％。其中，审计调减利润317亿元，审计调增利润128亿元，调增调减利润总额445亿元。微观来说，资本市场解决了一部分企业的发展问题，但在推动企业治理结构改变从而提升企业效率方面，并未起到太多作用。2000年到2002年，上市公司平均资产收益率为2.61％，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64％，这两项指标与国内周期企业平均指标比起来相差不大。销售净利润为5.25％，剔除税收因素后，与GDP增速基本一致。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在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出色，或者说，公司上市时从股市筹集到的巨款资金，并未有效提升公司本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这与股市的功能是相悖的。
从宏观管理层面上分析，中国股市问题也很多。第一，上市的目的不明确（或者叫动机不纯）。在国外，股份上市目的很明确，就是融资，马克思讲叫资本集中。但在中国，说起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公司化改制，但结果是改制吃了“夹生饭”，不彻底，有的是搞“伪装”，真正的目的是融资圈钱，是甩包袱。所以，有些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做假账、行贿，骗取上市，变着法子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拿到钱后或乱上摊子，或委托理财恶炒股票，甚至被私吞，如此，谈何资本效率？
第二，没有搞清楚什么样的国企可以上市，什么样的国企不可以上市。这跟国企改革的目标不明确有关。实际上，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不能统统上市。因为国有企业有不同的类型。有非经营性的，有经营性的，即使是经营性的，也有竞争性经营的，还有垄断性经营的。原则上，非经营性的，比如政府大楼，不能上市；在经营性国有企业中，垄断经营的企业，我们认为也不宜上市。如果缺资金，可以贷款、发行债券、财政透支，不能上市融资。为什么？垄断性经营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状况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很大，盈利可能是政策性盈利，亏损可能是政策性亏损，利益分配很难公平合理，因此这类企业的上市，会在国家与股民之间造成人为的矛盾。
现在中国股市中一些明显带垄断性质的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也上市发行股份（比如石化、公交公司、大桥，高速公路、基础原材料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很不正常，将来会引发许多矛盾。
第三，有些国有企业一边股份上市，一边又搞债转股，这又是怪事情。应该说，上市的企业，都必须是效益和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不然对股民就不负责任。而债转股的企业，至少是眼前比较困难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上市的资格。但现在却都上市了，股市效率自然低下。
有人算了一笔账：中国股市投资者10年投入23000亿血汗钱，已经亏空了9000亿，以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的净资产计算，14000亿的流通股市值中还存在约9000亿可能的亏空。若去掉中国股市中虚开的账户，以实际有效的中小投资者3000万户来计算，平均每户10年亏损额已达3万。流通股的实际“干货”净值不到5000亿，理论上意味着可能还将亏空9000亿，也就是说平均每户股民的亏损将达到6万。对此，长期以来，有人把中国股市戏称为国企脱贫解困的场所，上市公司“第一年绩优、第二年绩平、第三年亏损”的现象成为对此形象的注解。更有人对某些国企称之为“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市”，股市成为继财政、银行之后第三个为它们提供资金的主体。
大量的资金和大笔的财富，在中国股市中无声地消失，其中以增发或可转债形式圈得的宝贵资金，又被投入过热的一些行业之中，至少各有上千亿资金进入汽车和房地产业中。而钢铁业2003年的投资在近10个月中更是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增加，增幅达到了109％，这些行业在2004年或以后的时间里显然会出现反复。
正如樊纲指出，中国的资本收益率低，不仅是单个的企业收益率过低，而且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有问题，必须对资本体制进行改革。
如中国的银行贷款占存款的比例连60％都不到，剩下的钱都存在中央银行或借给了财政部，这样就有40％的国民储蓄无法转化为有效创造回报的资本，这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
标签：银行论文; 投资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银行上市论文; 银行资本论文; 项目贷款论文; 中资企业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经营利润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不良贷款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