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始端，拉开了我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帷幕。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已经22年了，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迄今为止的所有改革成果和社会进步都与它有关。以往人们论及这场运动时，大多是从它的历史意义方面去评价，本文试从它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改革开放的影响的角度来谈点认识。
一、运动的文化变革的特点
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以社会政治文化变革为前导的，这种变革往往是通过否定性转化或继承性转化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前者主要表现为：转化有着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即动摇和怀疑原有政治文化价值，批判和否定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一种新质政治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后者主要表现为：转化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的，而是把新质文化与旧质文化中健康的有生机的质素相衔接，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再生。从历史上的中外思想解放运动来看，一般采取前者变式的居多，如我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即是如此。当时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下，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高喊“西学批判中学”的口号，力主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启蒙中国人的心智，呼唤中国人的人格意识，并以此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努力把国民从以孔子旧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缚轭中解脱出来，实现中华文化的重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没能够在中国社会里站住脚。于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在运动前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后期转而开始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来继续改制中国文化和改造中国社会。由此可见，不论是“五四”前期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文精神为思想解放的武器，还是后期用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思想解放的武器，这都是运动的倡导者们试图用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以期达到中国社会进步的目的，表现出了文化变革上的否定性特点。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上者。它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并不是去寻求政治文化的异质否定性转化，而是试图对现有政治文化进行同质的创造性转化，即对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在吸纳世界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性的扬弃、继承和发展。
“五四”后期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中国革命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此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来接受和认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支柱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历22年，即使是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对此也未曾有过怀疑或否定，而是一直加以坚持，运动始终高举的旗帜是“要以准确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高喊的口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显然，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人民在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这本身没有错，因为他们具有真理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问题是我们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为：（1 ）我们是在封建主义影响远未清除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 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又是在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联姻中开辟它的补养基地的，因此，那些传统的、本属于封建的东西常常会改头换面，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充斥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曲解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原，严重损害其真理性。（2）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 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在后期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教条主义的惯性思维禁锢了我们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发展性，以一种既成的、僵化的、过时的模式去“照抄照搬照转”，严重室息了它的生命力。（3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来建构他的理论的，遗憾的是他在晚年恰恰背离了这一点，使得唯心主义的东西影响了它的科学性。这种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和僵化理解已经日益成为中国人外在的、人为的精神枷锁，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上而下地开始了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文化变革上并不是去丢掉“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仍然强调坚持，这种坚持即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求人们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真正涵义（包括对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理论的认识），掌握其准确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从教条和僵化中走出来，立足于现实，放眼于世界，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达成的这一共识，就成为了当代思想解放运动22年来始终一贯的宗旨，它明显表现出了文化变革上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否定性特点是一种革命主义的话，那么，当代思想解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政治文化变革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则是一种改良主义，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理性的。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要以彻底否定传统为代价，“全盘西化”绝不可能充当中国人的意义资源。“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前期曾试图用西学否定中学，但是“这种‘半截子西化’和‘全盘性反传统’所难以避免的意义危机，则是新文化运动最深刻的内在困境。……除了启蒙宣传外，亦并无实际运作的可能性。”[2]究其根本原因：“陈（独秀）的理论错误， 在于把传统视为一个无生命力和铁板一块的僵死历史遗存，据此而把中国现代化归为一个移植西方现代性而摧破中国传统的简单的‘西化’过程”。[3] 运动后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政治文化的尝试一开始也因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在思想战线上一再引发各种形式的文化论战而备尝艰难，后来这种与中国传统有着某种天然亲和力的政治文化“系经历了中国革命者与人民大众的长期深刻的加工、改制。中国人不仅对上述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也根据本国国情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杂揉其中，于是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4] 从“五四”前后期文化变革的实践效果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么个真理：一种政治文化在其长时期里形成的传统，早已渗透到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里，成为人民安身立命之本。故此，要想改造它，仅用革命转化方式是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若能植根于传统，而又接纳现代文明来改良转化，倒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方式。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变革上的继承性大于否定性的特点即体现为一种理性工具，它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特点相适应，对改革开放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既坚持住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又结合西方现代文明对其进行了科学整理和时代刷新，很好地处理了文化变革上的延续性和变异性的双重关系，使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保持”与“更新”相统一的基础上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既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又为改革开放自始至终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其次，由于没有造成对原有政治文化的认同危机，且对西方的东西只是一种适度的接受，因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便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为“西化冲击”而产生的那些所谓“精神焦躁”、“认知失衡”和“信仰迷失”等社会心理现象对改革造成的影响，为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变革由于其方式特点的影响所带来的某些实用性和功利性色彩。
二、运动的倡导者的特点
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一般都为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一个独立的社会角色，他们既是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也是批判者，在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重铸自身。另外，由于这一群体富有知识且有着较深邃的思考，参与政治却少有市俗的攀比感和依附感，故能做到政治上敏感和远视。因此，他们既含于政治文化之中，又独立于政治文化之外，成为一个理性的社会对立面。因此，任何社会政治文化的优化、改制都始于知识分子。近代中国“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即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主动发起并参与了五四运动，成为彻底反传统倡导新文化的斗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其作用功不可没。然而，由于这些人身上带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与生俱来的政治人格不成熟性，虽然能够感时忧民意识超前，但是，他们在纵情宣泄对传统的忧愤和不满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这个社会生物链系统中的一环和铸成这种局面的一分子来进行自我认识，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绝无斑点和污浊的使者化身独立其外。抱着这样一种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孤芳自赏的心态来搞政治文化变革，其结果当然得不到民众对他们的广泛应和，思想解放运动缺乏社会基础。另外，他们对政治和文化之间精微而曲折的关系并不十分关心，没有认识到：任何一场思想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和持久是要社会政治变革的实践作为深层内容的。五四运动前期，他们并不以文化变革为手段去介入社会政治，而是专注于文化批判，因此前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因缺乏社会政治变革实践的活水而显得生命力单薄。直到运动后期，当运动被融入政治性救亡运动之后，他们才开始把单纯意义上的文化变革向双重意义上的与政治变革有机结合去提升：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理来改制中国文化，主要是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改造的政治方略设计。这才使得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实践中实现了它的应有之义。至此，知识分子作为运动的倡导者，有其批判彻底性的特点，但也有其与社会和现实相脱离的特点。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上者，它的倡导者不是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以执政者为主，包括知识分子（主要指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群体。“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斗争中，阐明了‘必须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这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它的观点在中央绝大多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中间引起共鸣，并成为他们的共识。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影响下，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直接参与并具体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最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5月11 日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尽管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同志设置了种种禁令，但全国各地报纸冲破阻力，陆续转载，产生了巨大影响。”[5]“这场讨论迅速在我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深入展开。 从1978年至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讲话，积极支持和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和各地报刊还刊登了许多理论工作者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6] “党的十三大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的：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生产力。”[7] “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论断，特别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8]“党的十五大，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 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上实现了一些新的突破。”[9]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到后来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掀起的几波大的思想解放浪潮中，都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站在风口浪尖上，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自上而下主动地实现着思想解放，而且，大凡都是党中央的思想解放先行而后带动着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解放，然后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深入推开。这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执政者从原来被动者的位置主动走到前台，成为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
执政者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有着它的文化变革与社会政治能够有机相融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我们首先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积淀与积习非常滞重的社会里进行改革，执政者能够带头思想解放，创新文化，确实是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政治压力。因为，由社会政治文化构筑起来的“道常”，是为社会的政治秩序立基的，是轻易不能变的，现在执政者能够主动去超越和补正它，自然对改革的顺利进行是非常有利的。其次，执政者倡导和参与思想解放运动，其根本目的不是旨在思想文化创新的单纯意义，而是要用思想文化变革来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作前导。他们最懂得文化与政治间的精微关系，最能把握每一次思想解放即能促进改革开放上一台阶的有利契机。因此，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因为有社会政治变革实践相伴，所以更富有内涵和生命力。再次，执政者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其对社会民众发动和组织的作用和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只能望其项背。执政者把这场运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唤起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热情向往、积极参与和切实支持，使它在群众中传播开来，深入下去，最终发展成一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参加在内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全社会的运动。
当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执政者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也有它的批判不彻底性的特点。因为这一群体是现有政治的设计者和铸成者，他们不可能完全超然其上，所以，他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也就不可能表现出彻底的批判性。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尽管在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主动实现着领导层的思想解放，但当运动每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时候，却一次次受阻。这种阻力在这里不单是指站在运动对立面的人，而主要是指在当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人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对思想解放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他们起初在一定的限度内表示支持思想解放，但后来一旦当思想解放向纵深发展时，他们就不能容忍并出来加以阻止，指斥运动出现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竭力阻挠运动的深入。笔者认为导致这种阻力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党的许多干部长期所受的教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抱有某种“本本”教条化的理解，对社会主义抱有某些死板甚至扭曲的认识，而且一直被这些东西紧紧地束缚着。因此，思想解放就有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另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群体上述的局限性使然，故而使得这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实际上还停留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三、运动的历史进程的特点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即呈现出高潮；有时则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10]回顾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可以明显看到它表现出来的一种持久且逐步深入的特点。它的持久性特点表现在：这场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22年了，它的第一波大的浪头掀起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及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掀起过两波大的浪头， 在这些“最大潮”的波下还掀起过若干“次大潮”的浪， 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及1987年党的十三大等，即使在平时，也不断流，尽管是相对平静的缓流，但始终流淌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生命活水，可见它不是短时运动，而是由一波波“最大潮”、“次大潮”和“缓流”绵延成了一场经久历长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逐步深入的特点表现在：这场运动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相伴生，并一以贯之，相互促进。由于改革开放运动是在不断开拓中前进的，故而，每当遇到疑难困惑和行进到关键时刻，就会有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潮”或“次大潮”来为它冲破阻力开辟道路。事实上，“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都逐步接近客观规律的过程，也就是使主观和客观更趋于统一的过程。[11]因此，思想解放能给人带来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使人的思想打破过去僵化体制的束缚，进入不断研究新事物，探索新规律的解放状态，故而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真理标准讨论，解决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社会主义观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见解，从根本上为改革开放打破了政治阻力；1990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引发的“姓资姓社”的讨论以及紧接其后的党的十四大，解决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困扰和阻碍我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尤其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从而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及其前后的“姓公姓私”的讨论，解决的是所有制改革的难点问题，扩大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又一实质性的突破。当代思想解放运动22年来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为改革开放的深入作前导的，反过来，改革开放运动的逐步深入又带动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使得运动的内容从最初清算文化大革命个人迷信、提倡唯物主义开始，到后来向肃清“左”倾错误、搞清社会主义的深度延伸，日益深化。
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历史进程的这种持久且逐步深入的特点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所特有的渐进性特点相适应，故表现出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改革开放不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逐步谋求社会进步发达的社会变革，因此，它的进展速度不会去追求一种激进效应；而是强调一种渐进的、阶段性推进的稳步效应，那么，与改革开放始终相伴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也不会一次性高潮就解决问题，而是体现为一个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辩证关系：改革开放实践的每一步深入，都需要理论作指导；然而，由思想解放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理论，要想让长期持有僵化心理的人们一下子就普遍接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当这些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带来一种强劲的物质利益涌进时，人们才会有思想去接纳它、认同它。因而，将思想解放运动逐步性的特点与改革开放渐进性的特点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能使两者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状态，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我们在肯定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逐步性特点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它的某些局限性，由于它不谋求一场世纪末深刻的运动形式，往往是遇到什么问题，才去研究解决什么问题，因此，运动常常表现出“一放一收”的怪象，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还将持续下去，因此，它决定了同“实事求是”精神相一致的我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到头。本文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所作的几点认识，既是想为它的过去总结点东西，也想为它的以后提供点东西。
[收稿日期]199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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