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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熙教授(1919～1991)为学术研究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于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师从许地山、陈寅恪两位著名学者，1953年以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系主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为其主编的《香港今昔谈》所写的序言中说：“应熙同志是一位凝重宽厚的学者，彬彬有君子之风，他对待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待学问是那样谨严勤奋，锲而不舍，他多才多艺，中外古今，无不涉猎。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卓越的才干，真挚的情谊，体现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华与美德。”去年6月25日正值金应熙先生逝世15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应熙史学论文集》三卷（古代史卷；近现代史卷；世界史卷），共83万字，为学术界研究金应熙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提供了很充分的成果。金应熙治学领域涉及甚广，本文谨就其研治中国古代史的特色和对学术史的深刻研究两项作一论述，以窥见其学术成就之一斑。
研治中国古代史的特色
金应熙学术生涯的前期所发表的论著，主要是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此后虽曾一度转而研治近现代史，但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仍又把古代史作为主要致力的一个领域。故综观金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古代史的研究实居于最主要的地位。
金应熙研治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许地山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对新文学、宗教史和民俗学等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他教导学生治史须求真实，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考证那些“偏僻不甚为人所知的”史实，而得出独到的见解。①陈寅恪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家，善于利用本国和域外多种文字史料，采用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语源学、比较研究、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治学观念和方法，通过钩稽阐释史料，从比较和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陈先生于1940年秋至1941年底年曾在香港大学任教，金应熙亲得其授课和指点。且曾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撰写书评，发表于1946年《南风》杂志第1期上，称“统观全书，几为创见所充满”，特别强调其在研究方法上对学者的两项良好启示，一为“治史之要旨，不徒在事实之考证，事实间关系之理解，尤不可忽。事实犹如散钱，而理解则是贯穿散钱之绳线也”；一为重视应用新史料，研治唐史，须运用敦煌史料，方为“预流”。②从其书评所作的概括，可见对陈氏史学方法体会至深。
金应熙天资过人，又刻苦勤奋，对文史典籍根底深厚，在这种师承关系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材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且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于1947年发表的《中国王位继承法之初步研究》（发表于岭南大学《社会学报》1947年第2期），即依据大量史实，论证“异族文化之入侵，于中国君位继承制之发展有重大之影响”这一问题。其后又相继撰成《孙权之遣使辽东》（1946年）、《吐蕃之兴起》（1947年），同样具有探讨周边民族与中原历史发展之相互关系的宏观视角，以敏锐的眼光选择了很有学术价值的新颖题目，作层层深入的论述，在史料上则多方发掘，阐幽发微，发前人之所未发。
新中国成立后，金应熙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使他的学术达到新的境界。这既表现在他致力于中国工人运动史领域而取得的成果，同时突出地表现在古代史领域。他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互相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并且提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的研究课题。金应熙对于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这一指导思想有明确的表述，他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变化和发展，史籍浩瀚，丰富多彩。”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历史的真谛”，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认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研究”。③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他都作过探索和阐发。他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这一理论问题较早进行阐述的学者之一，早在1959年，他便撰著了《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论文，发表于《理论与实践》该年第4期，提出从春秋、战国之际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此后他又对此继续进行思考，特别是在1975年至1978年他负责主编《简明中国通史》期间，经过与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讨论，再作了一些调整，形成了如下四段或两期四段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段：第一段，秦至西汉；第二段，东汉至唐；第三段，五代至明中叶；第四段，明中叶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总的可以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变化来考虑上述四段的划分。”四段分法大体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升、发展、走下坡路及没落的历史。他又说，如果把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期，以唐末为界限分就更为明显。④他一再强调应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作为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中国古代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因而发挥的作用比较大一些。但是，各个少数民族无论大、小，都各有悠久的历史，对祖国的文化发展都有自己的贡献，绝对不能低估。”他特别指出，对于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地域性政权，应有新的看法。这些地域性政权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建立区域性政权后，内部总会出现接受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和维护旧生产关系的斗争。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他们所采纳的有益于本民族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措施，都值得肯定。如契丹族耶律阿保机政权，及其后西夏、金、元、清朝的封建化过程，都应该肯定。⑤这些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对于研究者显然都具有宝贵的启发作用。
金应熙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更堪称是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的新课题。《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一文，是他1985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提交的论文，其成果受到学界的关注。此文以纵贯联系、辩证分析的眼光，广泛搜集，发掘了正史、实录、政书、文集、总集、方志以及考古资料和当代学者野外调查资料，综合运用历史学、军事学、文化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集中论述以下三个问题：（一）长城在古代的军事防卫价值，能否如以往一些学者（以及古代政治人物或将领）那样，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答曰：不能。他指出：“实际上，各个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它们对修筑长城的重视程度亦有差别。即使同一个王朝，前后也常有变化。”汉、唐两朝初建立时，都因国力尚未充实，分别受到匈奴或突厥的严重威胁，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同时致力于筑城掘堑以加强防御。而后来汉武帝、唐太宗在位时，国力强盛，以强兵破敌。明初，因蒙古贵族刚被赶到漠北，力量虚弱，明朝虽也增修居庸关、山海关等处重要关隘，但并没有必要兴筑长城全线。至15世纪后半叶以后100年中，蒙古族力量已有很大恢复，而明代社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内政不修，兵无斗志，此时就唯有主要依靠全线修建长城来防卫了。
（二）长城在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定居农耕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上，起到什么作用呢？按照以往人们认为长城单纯是军事防御线这种几乎固定化看法，对这一问题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更未曾认真论证过。金应熙指出，游牧民族以其畜牧产品，与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相互交换，这是古代居民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由此决定“南、北各族人民都不避艰辛，力求克服各种障碍进行贸易”。中原王朝统治者出于防范心理，对贸易地点严加限制。“结果是贸易被局限在游牧地区和农耕定居地区邻接的一些特定地点进行。在这种场合下，作为军事防御线的长城便会同时成为经济、文化的会聚线。”在汉初，规定在长城线上某些地点开设“关市”，进行定期集市贸易。在明代，初期朝廷实行严禁政策，至后期，双方人民之间的贸易终于冲破朝廷的封锁而趋于频繁，“使长城作为会聚线的作用获得显著的表现”，最突出的是丰州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农业区的发展和大同、张家口等城市商业的繁盛。丰州川的开发，起因于蒙古严重缺乏谷物，阿勒坦汗遂招募汉人前往进行农牧业生产。陆续应募而往的汉人把内地的农业耕作、手工艺、医药技术传入蒙古，“到明隆庆五年(1571)时，丰州川已有人口五万多人。”“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丰州川农业人口发展到10万人以上，垦田万余顷，连村数百，部分地解决了畜牧区的粮食问题。在和平的条件下，畜牧业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每年投送到‘马市’上去的马匹数量大幅度地增加了。利用内地传来的手工业技术，蒙、汉两族人民于明万历九年(1581)协力兴建了呼和浩特城（青城），商业也发达起来了。每年有喀尔喀、卫拉特等蒙古部落的大批商队来到呼和浩特地区进行贸易，它逐渐发展成为全蒙古区域的商业中心之一。”
（三）通过前述两方面分析，金应熙得出结论：视长城的会聚线作用和障碍物作用为一对绝对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观念，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它们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在汉、明两代，长城作为遏阻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内地）农耕定居区的军事防御线，曾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障碍物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生活上的要求，中原（内地）人民和游牧民族人民又总在长城内、外进行私下的、哪怕是中原王朝所严厉禁止的贸易，所以长城又带有经济、文化会聚线的作用。两种作用同时存在，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则要由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来决定。”⑥
金应熙此文的发表，突出地证明他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所掌握的丰富史料，放在各时期经济发展、政治措施、军事战略、民族关系、社会状况等项的互相作用之中，进行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获得证明“古代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应当与各时代的经济、政治状态结合起来作具体评价”、“不仅是军事防御线，同时又是文化会聚线”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结论。最近出版的一部探讨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经济地理的博士论文《地理环境与市场空间》，书中专设有“明代陕北军事城镇的商业化”的标题，其中论述：明代陕北延绥长城大体分布在今陕北府谷、神木、榆林、靖边、定边等七县境，其时，全线列有35城堡，榆林原为一处小寨，后改为堡，至成化年间迁延绥镇于榆林卫城，才成为陕北长城重镇。由于士卒、随军民户、当地居民交换的需求和商人的参与，于是沿边形成了以军事为主的稳固市场区。榆林城北的红山市是与北边蒙古交易的贡市市场，内地以锻、绸、布、米、盐、糖、果、金等交换蒙古牧民的马、羊、骡、驴、羊皮、皮袄等，成为“北部边塞集中的市场聚散中心”。其他神木堡、靖边营、安边营等地俱有常市，至清朝此7处堡、营便发展为沿边各县。⑦这些论述，正好为金应熙提出的“文化聚会线”的新观点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例证和补充。1986年，金应熙还撰写了《古代史上长城的军事价值》一文，着重于军事史进行研究，是对其长城研究课题作进一步的拓展。
学术史的深刻研究
金应熙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同样应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他本人具有深厚的学养，对于祖国历史和传统学术有高深的造诣，对于当代学术发展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并且重视通过总结本人所亲炙的三位名家的学术思想和精神风范来为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启示，因此所论极具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细加体味。
《悼许地山师》生动地刻画了在香港大学执教的著名学者许地山刻苦治学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风貌：“从最近几年来，先生在港大担任的课程，每周总在20小时以上，所讲授的科目有十多个。只要是对同学们的进修有帮助的功课，他总不惜减少自己休息必要的时间，腾出工夫来讲授。一年级的同学听不懂国语，他来担任补习，一二位同学几乎好奇地要学一点梵文，他特意在下午赶回来教授。你开口要跟他读哪一门功课，他从不推辞。这种为大众的利益打冲锋的工作，暗地威胁他的健康，他也知道，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下去，不肯放松，他的天性就是喜欢帮助人，为了学生，他不惜牺牲自己。”⑧在许地山逝世半个世纪以后，金应熙又撰写《许地山老师和香港史研究》一文，赞誉其香港史研究贯穿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与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总结为如下几个特点：比较全面地探索了香港地区在英国侵占以前的悠久历史；扼要地论述了英国割占港九和强租新界的过程，并且点明了三个有关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十分重视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反殖民主义、反侵略的斗争，热烈颂扬在斗争中得到的胜利；借助于丰富的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史地辅助学科的学识，本着求真求实的治史精神，审慎地就香港古代文化、民族问题提出几点比较可靠的看法。而又特别强调许地山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从事香港史开拓性研究是崇高的爱国精神的表现。⑨《杜国庠》一文，是金应熙于1982年为《中国历史年鉴》撰写的评介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杜国庠生平和学术的文章，其中着重评价了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的学术价值和特色：“这本著作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在探讨先秦各家思想社会根源的基础上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墨家和儒家，稷下黄老学派和儒家孟、荀，墨辩和名家等无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一家学说往往在批判另一家学说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被批判者和影响。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这本著作就试图从阐述先秦各家思想的兴起、衍变、继承、递嬗，即在弄清其来龙去脉中，去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思想的真面目，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⑩堪称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陈寅恪》（收入《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尤为金应熙研治学术史的力作。近十几年来形成了“陈寅恪热”，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评论陈氏的论著，但迄今为止，金应熙此文仍然不失为最值得重视的著作之一。金应熙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在香港大学接触了陈先生，50年代后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又曾向陈先生学习中古史，加上金应熙的学识和广博知识，因此他很有资格写这篇评传。
金应熙将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概括为三个主要领域，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他作了准确的历史定位。陈寅恪先生从小熟读中国经史典籍，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大量掌握中原地区及古代周边民族的文献资料，他具备阅读十多种语文的能力，同时善于运用西方近代治史观念和方法，因此他的治学范围几无涯际可寻，一般文史研究者难以得其要领。金应熙由于熟悉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其治学历程，因此他能精辟地把陈寅恪所作开创性贡献概括为三个范围。第一，是周边民族史和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回国之始，即开设多种有关周边民族史研究的课程，当时在国内几乎是全新的学术。其后，又致力于对《蒙古源流》的研究，论证关于民族起源的蒙古旧史有一个层累向上创造的过程，起初是蒙古民族固有的感生说，其后增加了采自突厥、高车民族起源神话的一层内容（如狼祖传说等），到《彰可知论》和《蒙古源流》，又在其上再增加印度、西藏的两重建设，糅合几个民族的神话，使蒙古史成为由西藏而上续印度的通史。这一发现堪称发学界多年未发之覆。陈寅恪研究佛经翻译文学也提出诸多独到见解，如从佛经中探寻中国小说、故事中人物的原型，藉以说明印度神话、寓言等在中国的传播，又从佛典中追溯我国某些文学体裁的渊源，考证章回小说和弹词都是由佛教说经散文与诗歌互用的形式衍变而来，这些都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出贡献。第二，是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其成就集中地体现在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前一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各种制度的渊源和演变。过去，人们一般认为隋唐制度都是继承西魏北周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提出：隋唐制度实有三个来源，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此三源中实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它本身又是以中原、河西、江左三方面总汇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则以统治集团地位之升降转移为中心，来探索唐代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陈寅恪在书中提出，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至唐玄宗，关中本位政策渐被破坏，统治集团也因而发生变化。安史之乱后，贯穿李唐朝廷政局的是另一条基本线索，即出身边徼的内廷宦官勾结外廷士大夫党派的斗争。外廷士大夫区别党派是由于他们分别属于山东旧家士族与科举出身的新兴势力的不同集团，故在是否采用武力对付藩镇等项政策上也有重要的分歧。这些精辟见解为后人深入研究唐代士族地主的相互关系开辟了道路。第三，是对唐代文学和清初文学作了精湛的研究，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名著。在前一书中，陈寅恪以诗、文互证，将历史与语言打成一片，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后一书是陈寅恪晚年奋力完成的七十余万字的巨著，以钱（谦益）、柳（如是）关系为线索，引证了明末清初大量诗文，详细考证与他们相关的幾社和复社的活动、弘光朝的政争、顺治年间江南的反清复明活动等重大政治事件，同时表彰柳如是身为青楼女子而深明大义，积极从事抗清活动的事迹。此书是论述明末清初政治史的力作，亦可视为陈寅恪以诗文证史方法的总结。尤为重要的是，金应熙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趋势，精当地论述了陈寅恪学术的历史地位：“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都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以前老一辈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著作都曾起过开拓学术新领域和转移时代风气的作用。”
此文又一贡献是从史学方法层面揭示和总结陈寅恪取得卓著建树的原因。金应熙从广搜史料且独到地运用史料，精详的考证，和对史事的综合分析三项作了深入的论证。如关于史料运用，金应熙在文中提出，陈寅恪严肃地批评学术界中一部分人不重视大量占有史料的毛病或随意曲解史料的夸诞附会的恶习；又独到地提出对官修及私家著述应等量齐观，详辨而审取；以诗文论史，大大开拓了史料范围，旧诗中咏史事者甚多，常常能提供关于时、地、人的确切材料，而小说则是以其人物或情节的通性即典型性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关于考证，陈寅恪既重视校勘和辨伪，又致力于探求史料提供者的原意和其所记事实的可信程度，这是他较乾嘉学者更胜一筹的地方。关于史事之综合解释，此尤为陈寅恪治学最具特色的方法。他的隋唐史著作的出色之处正在这里，即“能够辩证地分析历史现象，从表面上似乎无关的历史事实中看出其内在的联系，理清其变化的线索，然后形成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自成体系的看法。陈氏的研究之所以能突破我国传统史学的范围，其原因正在于此”。
金应熙对陈寅恪学术的研究和评价确实具有开阔的视野，如对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分析，即借助于法国学者戴密微的一段论述而受到启发，体现了以国际学术眼光作为参照。这对于评价陈寅恪这样国际著名的史学大师更有必要，也更为恰当。文章中处处表达了金应熙作为后学，对陈寅恪的尊敬之情。在文章的结语中特别强调：“他的思想中也出现了不少接近历史辩证法的因素，他对历史过程某些方面的描述已比同时的旧史学家和西方汉学家们高出一头。这同丰富的史料、精详的考证密切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成果能在旧中国史学界中蔚成异彩。”
《陈寅恪》一文是海内学者研究陈氏学术思想较早问世的论著，对于推进对陈寅恪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有一本曾经广为流行的传记，不顾金应熙对陈寅恪的精神和学术所作的高度评价和精到论述，不顾具体的历史环境，而歪曲事实，指责金应熙“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有意贬低金应熙的人格，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学术界许多人士的批评。金应熙在1958年写文章批判陈寅恪先生，这当然是一个失误。但这一失误主要是时代造成的，是时代的错误。金应熙应负的责任是他对组织布置的“任务”没能顶住。我们应该着重分析当时“左”倾思想盛行的时代环境，总结造成错误的历史原因，吸取教训，而不应着重归结为个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篇处于巨大政治压力下所写的批判文章中，金应熙也毫不含糊地表达对陈寅恪的深深敬意，说：“陈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又提出陈寅恪治史善于抓住历史现象中的“重要环节”，具有超过别人的史识：“陈先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个别事实的考证的。他的史学方法之一，是企图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一些他认为是重要的环节，先行解决，然后再以所得的结论为出发点，连带说明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这种方法使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带有一种系统性，而和其他一些专搞考据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这些话所明确表达的对陈寅恪的尊敬，才是金应熙的真切感情。与1985年发表的《陈寅恪》一文前后联系起来，更说明金应熙对陈寅恪的尊敬是一贯的和发自内心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曾一度出现“陈寅恪热”，其中确有深知陈寅恪的人格和学术而撰成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著，但同时，又存在不少文章不引导读者深入认识陈氏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精神，而热衷于泛论其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倾向，这对于吸取陈寅恪的过人学识和智慧并无裨益。正如蔡鸿生在其所著《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所说：“可惜，在近年所谓‘陈寅恪热’中话题的焦点集中在他所倡导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对‘覃思妙想’的学术风格，则似乎视而不见，未免令人遗憾。事实上，寅恪先生主张独立于‘俗谛’之外，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呼声，为的是通过深思妙悟去求‘真谛’，与朝市的纷纷扰扰毫不相干。”(11)这也可以证明：金应熙所撰《陈寅恪》一文深入结合时代环境探讨陈寅恪学术思想形成的轨迹，深刻分析他的主要学术建树和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总结陈寅恪在史学方法上的成功和值得继承、发扬之处，这些精到论述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注释：
①参见金冬雁《教泽长流人共感，且留遗宝耀神州——金应熙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初探》，《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金应熙：《书籍介绍：陈寅恪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347～348页。
③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第一章绪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引自鲍彦邦《金应熙教授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若干问题的见解》，《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附录，第373页。
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154页。
⑥《作为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中国古代长城》，《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197～213页。
⑦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7～138页。
⑧《悼许地山师》，《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第295～296页。
⑨《许地山老师和香港史研究》，《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第317～320页。
⑩《杜国庠》，《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299～300页。
(11)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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