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秩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越来越多。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扩大到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从比较完整和正规的意义上说，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乃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构筑的第一个全世界规模的国际关系体系。然而，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认为“华夷秩序”存在的时间，限于我国明代（1368-1644年）。黄枝连先生将这一古代国际关系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制”，进行深入探讨。参见《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
今天，对于这个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不仅深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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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雏形的或比较成熟的、地区的乃至全球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在内，没有一个有如“华夷”秩序那样源远流长，一以贯之。
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上古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口不多，华夏族体尽管在不断发展、壮大，占有黄河流域广大生存空间，并不无自傲地将自己生息、蕃衍之地视为世界之中心，直至明确自称“宅兹中国”、“惠此中国，以馁四方”（注：“宅兹中国”见于陕西宝鸡出土周成王时《何尊》。“惠此中国”出自《诗经·大雅·民劳》。），但周边的其他族体仍常常在华夏地区迁移、流动。这就是历史上所讲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可见，南方的“夷”和北方的“狄”，同中原的华夏，处在一种对立而又交错、交流的状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很自然地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从最初的字义上讲，“夷”乃带弓之人。又，据《越绝书》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且“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夷越一家，均指滨海而居的古代族体。（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九章。）可见，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纯净的需要，即所谓“裔不谋华，夷不乱夏”。华夷观念所反映的，是中国境内华夏族体与其他族体之间的对立与交流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中国的对外关系，自此在理论上被提上日程。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东使“蓬莱”，筑长城以守之，设郡县以治之，遣徐福以求之。设使秦祚绵长，在此基础上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对外关系的生长点。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载的两汉帝国。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在两汉时期达到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期。国祚绵延、体制完备、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汉帝国，自然有着对外扩大政治影响、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
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区。生活在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农耕地带，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从汉初开始，除卫青、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面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是有华夷而无秩序。而匈奴以北今日中国境外地区，更是人烟绝稀的西伯利亚地区。森林无际，渺无人烟，遑言国际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对深入太平洋一事始终踟蹰不前。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罗马帝国，雄强一世，富难匹敌。罗马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流播四方，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罗马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吸引，造成古典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路沿途，邦国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势而起。大汉朝廷，自张骞凿空，到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最初的驱动力，有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出自对付北方匈奴的战略考虑，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这种政治动因，却极大地推动了中西交通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向西方伸出的触角，以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为标志，曾远至波斯湾东岸。汉代对西域的经营，使今日中国境内新疆地区的一些邦国开始内附，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至于中亚以远诸国，汉帝国即使想建立或营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北有匈奴虎视眈眈，丝绸古道烽燧相望，始终是一付惨淡经营的架势。葱岭以西诸国，均属“绝远”之地，全凭丝绸古道一线相牵。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些“绝远”之国来使则喜出望外，断交则无可奈何。罗马帝国，即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实际上已份属分庭抗礼的地位。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其中的“献”字，恐怕只是汉帝国统治者的自我安慰而已。同样地，波斯在安息王朝时代，据中国史料记载，“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史记·大宛列传》）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遣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派大将率领两万人马出迎数千里。不久，“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中华与波斯之间，完全是对等关系，是两强的友好交往。这其中的“献”字，同样有假，同样是当时中国人（这一次是我们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笔端流露出的大汉意识。至于丝路上其他中小国家，慕名遣使前来中国，虽可能出自对古代中华文明心仪、欣羡之情，却很难与中华帝国形成某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们同中国之间，极而言之也只能营建一种丝绸之路的国际秩序，即共同维护丝绸古道的安宁与畅通。我们知道，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
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无论是大陆还是群岛，自古以来均有人类频繁的活动。这一地区西接印度洋，同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往来也向称密切。在古代，这一地区邦国林立，风云变幻，兴衰往替者，何止数十百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海上丝路上诸邦国的兴衰，与这条海上商道的贸易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同中华帝国关系的制约。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平定南方以后，在今天广东濒临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派遣属于黄门的中官译长带领招募来的人员从雷州半岛等地出发，探查海上向南方和西方的通道。《汉书·地理志》上那段为学者们所熟知的记载，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其大致的路线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西航至印度次大陆东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由那里回航。不过，限于当时我国的造船水准、航海知识与技术，到达遥远的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则要由东南亚乃至南亚各地的商船转运，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一段记载了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说它们“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国家遣使来华的“献见”，是有别于罗马、安息来汉使节的“献”礼的。它们不像罗马、波斯，没有帝国的国力，没有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它们与中华帝国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势、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梯次上的差距。正是这些梯次上的差距，使它们有可能被吸纳入中华帝国长期营造的“华夷”秩序中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汉朝的使节前往南亚、东南亚，要不断换乘“蛮夷贾船”，而这些“蛮夷”之国，又都遣使来华“献见”。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即雏形阶段。其表现为：第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在比较明确的意义上，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朝鲜在三韩时期，约于公元前109年前不久，辰国（马韩目支部落）使者曾赴汉欲进见汉武帝，因朝鲜王卫右渠的阻碍，未能实现。公元44年（东汉建武二十年），韩廉斯人苏马偍等诣乐浪郡朝贡，光武帝因封苏马偍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四时朝谒。日本则在东汉初年，公元57年，即“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安帝永初元年（当日本景行天皇三十七年，即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后汉书·孝安帝纪》）倭国或倭奴国还接受了东汉皇帝的赐封印绶。“汉倭奴国王印”，是“华夷”秩序早期的有力证明。至于东南亚、南亚的都元国等，则记载更为简单，“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而已。许多日后纳入华夷秩序的国家，有的如越南尚处于北属郡县时期，有的则尚未形成或名不见经传。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这一点，以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之罽宾国最为典型。据记载，“自武帝始通漈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以后时来时绝。时人杜钦认为该国“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词，无欲则骄熳，终不可怀服”。（《汉书·西域传》）第三，双边交往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在中国方面，对外关系的思路、体制等方面都有待完备。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国推向一个亲的巅峰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璀璨辉煌，流光四溢，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正是在隋唐时代，“华夷”秩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首先是那个在汉代“数剽杀汉使”、“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的罽宾国（注：罽宾国的地理位置，学者考证不一。汉唐间亦屡有变化。大致在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
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任，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唐书·罽宾传》）罽宾之外，“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颇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这勃律国，即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Baltisan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在中国古籍中对印度有各种称呼。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此外，“崮失密，或曰迦湿弥逻（今克什米尔）……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贲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新唐书·西域传》）
正当大唐帝国全盛、并将“华夷”秩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我们或者将其称为穆斯林秩序。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这古代世界的两大璀璨文明之间，必然彼此吸引、互相交流。阿拉伯与中华帝国这两强之间，因为相距实远，彼此也终将建立一种相安的外交关系。然而，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撞与摩擦。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骨咄、胡密等处。（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耿引曾教授对古代中国与南亚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参见《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另据研究，公元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直到茂艾三部芦(Multan)，在喀布尔与白沙瓦平原遭受阿拉伯人数次劫掠后，伐拏国(Banu)也遭受了同样的经历。于是，那些非穆斯林地方统治者也不得不向这些阿拉伯人进奉贡品，并承认它们的宗主国地位。此时，次大陆的西天竺的状况是“今被大寔（即大食）来侵，半国损也”；新头故罗则是“见今大实（即大食）侵，半国损也”。此时，阿拉伯人与唐帝国在乌荼国即乌苌国也展开了外交争夺战。“贞观十六年，其王达摩因防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玺书优答。大食与乌苌东鄙接，开元中数诱之，其王与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册为王。”（《新唐书·西域传》）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例如，伽湿弥逻国“其国四周山为外廓，总开三路以设关防，东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门一路通乾陀罗，别有一途常时禁断，天军行幸万得暂开”（注：《悟空行记》，转引自耿引曾前引书，第139页。）。可见，唐朝的军事活动已及克什米尔一带了。
总之，自从公元7世纪70年代倭玛亚王朝征服呼罗珊（Khurasan，今伊朗东北部）地区以后，就以呼罗珊为基地不断东征。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侯三世之子卑路斯，则干脆携子泥涅斯投奔长安。一时间，中亚的康、安、石、史、曹等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支汉那、骨咄、俱位等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公元750年，倭玛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新王朝政治重心东移，终于与唐帝国兵戎相见。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
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地区推行“华夷”秩序虽一度成绩可观，却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略。“华夷”秩序经营之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公元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从而结束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期。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开始，我国的紧邻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由于是毗邻而居，当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往往妄自尊大，对朝鲜这个东邻，有时竟怀“不利于孺子”之心。隋炀帝征伐高丽、唐太宗征伐高丽，直至唐助新罗出兵灭百济与高句丽，均是明证。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误，也没有一个民族不犯错误，连一贯热爱和平、绝少对外侵掠的中华民族亦难例外。朝鲜人民英勇抗击了隋、唐帝国的入侵，应该说，朝鲜与中国建立了国与国的关系，成为“华夷”秩序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成员，乃是朝鲜民族斗争的结果。当然，由于历史的渊源，由于国势大小强弱的客观实际，也由于中华文明毕竟居于领先地位，朝鲜不得不委曲求全，承认中华帝国之主流地位，从现实出发，主动列入“华夷”秩序的内圈。新罗时期，朝鲜不断派遣进奉使入唐朝贡。唐朝也不断派遣宣慰使、册命使前往新罗。新罗还派人入唐宿卫。新罗王子金守忠入唐宿卫归国时，曾携四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图等大量资料；新罗入唐宿卫学生梁悦，在唐德宗为避兵乱、幸奉天（陕西乾县）时，从难有功，被命为右赞善大夫（注：朝鲜《三国史记》上，第275页；参见陈玉龙、杨通方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新罗文化发达，因而唐在遣使新罗时格外慎重。例如，738年，唐玄宗闻新罗圣德王薨，特遣使往祭。他选择了左赞善大夫邢
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注：朝鲜《三国史记》上，第275页；参见陈玉龙、杨通方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南朝宋孝武帝时，封“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梁武帝时，也有“征东大将军”之封（注：《宋书·孝武帝本纪》；《梁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第129、36页。）。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方物”，事情才算平息。唐代隋兴，中国跃上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巅峰，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就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在日本对外关系方面，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先知穆罕穆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注：The Sayings of Muhammad,London,1941.）；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奠都巴格达时亦说：“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注：Al-Tabari,Annals,Leiden,1964-1965,Vol.IV,p272.）。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600-700人的海舶，还早于欧洲人九百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状况。中世纪阿拉伯的著名作家、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们，如苏莱曼、马苏迪和伊德里西，都记述了中国船舶常航行到波斯湾和红海。唐代贾耽，更记载了从广州直航波斯湾头以及位于红海口的亚丁的详尽航程。（《新唐书·地理志》）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马来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吴王孙权遣使康泰、朱应就访问过马来半岛上的耽兰洲、蒲罗中国、鸟文国。公元五、六世纪，丹丹、盘盘、狼牙修等多次遣使南朝；公元7世纪，隋炀帝派常骏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东北部），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常骏归国时，赤土王子那邪迦随行回访，亦受到隋朝的隆重礼遇。（注：《隋书》卷八二赤土国条；卷三《炀帝本纪》。）有唐一代，单单、盘盘、罗越等国仍经常遣使修好。
斯里兰卡，又名狮子国。“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缨、象齿、白毿。”（注：《新唐书》狮子国条。）
我国历史上的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途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越南，建立“大瞿越南国”，从而结束了将近11个世纪的“北属”时期。公元975年（开宝八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直到1174年（淳熙元年），宋朝才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成为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内圈成员。据统计，终宋之世，交趾的朝贡次数达五十次以上（注：山本达郎主编：《越南中国关系史》，东京，1975年，附“越南中国关系年表”，计自北京开宝六年（1173年）至南京淳佑十一年（1251年）越南丁、前黎、李、陈四朝先后向宋入贡达五十七次之多。），在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咸平四年）丹眉流（又作登眉流、单马令、丹马令）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注：《宋史》卷四八九丹眉国条。），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和1082年（元丰五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注：《诸蕃志》渤泥国条，《宋史》渤泥国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摩逸国（即麻逸）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王遣贡真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宁十年六月，此国亦贡方物。上遣内侍劳问之，乃此国也。”（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注辇国条。）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注：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大宋王朝的盟友关系。为了避开契丹人的势力，在高丽方面的要求下，宋朝开明州（今宁波）为专通高丽的港口。自此，高丽贡使频频经宁波港修贡。宋使也络绎不绝前往高丽交流。特别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注：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这种“蒙元”秩序，使元朝七次征伐朝鲜；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还派兵攻伐缅甸。这种“蒙元”秩序之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吸纳中华文明。
郑和远洋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跨南海，渡印度洋，遍访亚非大陆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五、六、七次都曾远航非洲东海岸，直接访问了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等城邦。郑和下西洋，积极开展了大明帝国的对外政治与经济活动，招致了许多国家派遣使团来华访问。船队出海与返航也常负有迎接各国使节的任务，如郑和第五次出航，就“送摩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十五国贡使返国”；第三次返航时，就“附古里第十九国贡使来朝”。各国来华使团，规模亦日益扩大，因为大明帝国对外政策一直坚持要厚往薄来的原则，令使臣们所获甚丰。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还有一次，西洋古里一国使团人数也竟高达1100人。
位于今天文莱的渤泥王国的君主在海外诸邦国中率先亲自来华。1408年（永乐六年），渤泥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王子、公主及陪臣150余人泛海来贡，于八月到达当时明帝国的首都南京，受到明廷的隆重接待。同年十月，渤泥王病逝于“会同馆”，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明王朝以王礼将其葬于安德门外。
15世纪初，马来半岛南端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即马六甲（又译为满刺加）王国。郑和下西洋，船队以此地为重要基地，修建仓库，贮存船货、粮食，均受到王国的支持。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刺本人于1411年（永乐九年）采办方物，率妻子、头目等540余人，浩浩荡荡地访问了中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间，马六甲国王祖孙三代前后到中国访问五次，每次都受到大明皇帝的厚礼接待。
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活动中，曾三次派分遣船队访问了份属“东洋”的菲律宾群岛，大大密切了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各率家眷、随从等340余人访问中国。归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于德州，明成祖朱棣命葬以王礼，并亲为文，树碑墓道。（注：《明史·外国传》，苏禄条。）此外，蜂牙施兰国王嘉马银也于1406年、1408年和1410年连续三次访华。（注：张燮：《东西洋考》，苏禄条。）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注：这里所引明使黄洪宪与朝鲜运接使李珥等酬唱诗作，参见黄枝连前引书，第146页。）。
同时，琉球（今日本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琉球“……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后遣武贲郎将陈稷率兵至其国虏男女五百人返。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之，不从”（注：《大明一统志》，转引自黄枝连，前引书，第183页。）。就是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骎骎乎凌驾于他国之上。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从洪武五年（1372年）大明立国之初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与大明帝国相始终。清朝建立后，自1644年至1867年，琉球朝贡又达100次以上。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圈之外。日本国同那些位于“绝远”的亚非邦国不同，那些国家距中国太远，且社会状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中国差异极大，因而时来时绝，对“华夷”秩序保持着一种游离状态。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对于明太祖的武力威胁，怀良亲王则大义凛然地宣称：“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犯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称颂朱棣“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方响化，四方归仁”，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明朝统治者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日本船队随贡使常常排山倒海而来。仅景泰四年（1454年）一次，到达中国的日本商人竟达1200人之多。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
2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是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开始凝聚和形成的。华夏族体的凝聚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从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汉、唐、明、清那样的统一的大帝国。
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突现出来。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家学说也为要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而不断演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力田的框架，等等，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礼框架的阴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在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儒学那些“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框架，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凿空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其“国书”中那些“儒术”之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我们从后代中国君王、特别是大明帝国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明太祖实录》）
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
“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注：《明史·外国志（古里）》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十四。）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
晋朝时《颦鼓歌》中的《洪业篇》歌词唱道：“宣文创洪业，盛德在秦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大赦荡萌渐，文教备黄支。”（《晋书·乐者下》）这里歌颂的是，中华的文治教化已经泽被远在南亚的黄支国。
公元428年（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书中写道：“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负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之王，莫不遣使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宋史·蛮夷列传》）
同年，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致书宋文帝，讲得更明确：“今以此国群臣吏民，山川珍宝，一切归属，五体归诚大王足下。……大王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宋史·蛮夷列传》）
公元1015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南亚注辇国国王罗荼罗乍遣使来贡，其“国书”中表示忠诚曰：“窃念臣……世居夷落，地远华风，……是敢倾倒赤诚；遥瞻丹阙。任土作贡，同蝼蚁之慕膻；委质事君，比葵藿之向日”，《宋史·外国传》）其对中华帝国的一片丹心，无以复加，简直好比“葵花向太阳”了！海外诸国，无论大小远近，只要是这样做了，就会得到中国君王的嘉奖：
《全唐文》卷十六，中宗栏目载有褒天竺国使臣诏曰：“中天竺国大首领大野迷地罗梵摩等，殊邦慕德，重译来朝，是加褒奖，用以诚心”；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册崮失密国（克什米尔）王木多笔文曰：“奕叶归顺，远舒诚节，修职贡之礼，受蕃落之奇……可不勉欤！”（注：《明史·外国六（渤泥）》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
位于今文莱的渤泥王国，其国王麻那惹加那，诚心欣羡中华文明，亲“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对明成祖极“输悃诚”。朱棣大喜，“慰劳再三”，甚至认为：“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略脱夷习。”《宋史·蛮夷列传》）中华帝国的统治者称一个外国“番邦”已“略脱夷习”，这是一种很高的褒奖之词。
至于朝鲜，由于长期自觉地认同“华夷”秩序，“事大至诚”，且自觉引进中华礼义典章，因而在“华夷”秩序中地位最为突出。明太祖册封高丽王朝恭愍王时，称赞其“世守朝鲜”，“恪遵华夏”，是为“东土名番”。简直是“华夷”秩序中来朝万邦之楷模了。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域外诸邦对中华帝国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职贡；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
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这种“中华和平”式的局面，显然是一种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局面。
至于“华夷”秩序下的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即所谓“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十，页八。）以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尤其不能允许那种无视中华帝国的威德、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情况发生。
为了落实“华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则，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构建、丰富并逐渐完备了一整套体制，以保证那些理念、原则的具体实施。当然，这一整套体制的发展与完备，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支持与配合。
“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
自汉武帝开始，可以看到外邦来“献见”的记录。这些“献见”，可以看作是朝贡制度的形成之始或雏形。其“献见”，无论是国度、周期，均几无规律可寻。汉成帝时，杜钦就西域罽宾与汉朝的关系对大将军王凤发表的一番游说，就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无规律状况。他指出，罽宾“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词，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进而还指出，所谓罽宾派来的使臣，“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而已；这罽宾的“献见”，“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注：《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
商人冒充使节也好，商人兼充使节也罢，在古代国家之间早期发生交往时，本是很常见的现象。商业、外交，参半而行，并不奇怪。由于中华帝国对外交往时一贯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这种“实利赏赐贾市”和“行贾”充当使者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直至明代，仍所在多有。如锡兰国人“甚爱中国麝香、
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就以宝石珍珠易换。王常遣使随宝舡方物进贡中国”（注：《西洋蕃国志》，锡兰国条。）。
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与中华帝国关系之日益密切，朝贡制度毕竟渐渐有了其体制方面的内容。
首先各国贡使的规模、人数、级别日益扩大与提高。许多使臣在本国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之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国书中就郑重其事地推荐其使臣，说“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出身名门，以至国王还要介绍他的父亲。到了明代，索性国君们亲自率团访华朝贡，足见海外诸邦将同中华交往看作一件大事，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来对待。由于来使太多，令中国应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对各国来朝的周期、人数，乃至船数均作了明确规定。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5年）对中书和礼部大臣下了一道圣谕，指出：“……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泥、三佛齐、真腊诸国，入贡既烦，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注：《明史·外国五（占城）》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二百二十。）
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各种因素的辐凑之下，贡使十分密集，令中华帝国统治者，又欢喜，又烦恼；有时，贡使们又久不至，令中华天子颇为失落。如明初，琉球不断来贡，永乐一朝二十一年中，琉球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共朝贡38次之多。中山王仍请求“乞如常例，岁一朝贡”时，宪宗皇帝则明确答复说：“自后定例，二年一贡，其许百人，多不过加五人。”（注：周煌：《琉球国志略》，第65-66页。）
至于日本，则更作为特例处理。“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在朝贡制度下，又有一套严格的礼仪。
诸“蕃”贡使来朝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要求明确称颂中华帝王为“明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
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
“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赞拜蕃王再拜，跪，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明史》卷五十六，礼十）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一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华文明内涵之深邃。人而透过这一路叩拜，使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大大加强了向化之心。
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即“敕书”。敕书中除了重申中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蕃”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国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要求各国奉正朔，就是要求它们接受并遵行中国历法。表面看来，“颁正朔”，仅是赠送一本中国历书给各国，似乎颇为简单。实际上，“正朔”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
“东土名蕃”朝鲜，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遥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四拜，入幄次，释服。”（注：《朝鲜王朝实录》（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卷三，页五。）朝鲜订立了这一套礼仪，不仅表示其事大以诚的决心，而且特别表明，她在学习中华文明方面鹤立鸡群，到达了很高的水平。
“汉魏以来，不近中华”，唐、宋时“未尝朝贡”的琉球，居然后来居上，在迎接中国册封天使时，也有一套礼仪，直追朝鲜。如康熙二十一年清使汪楫出使琉球，登岸后，琉球国世子遣众官大小百余名随龙庭候于“迎恩亭”下，汪楫捧诏敕安于龙亭，众官行五拜三叩之礼。“天使馆一仿中华官廨制度……有仪官署曰：天泽门，万历中使臣夏子阳题也。”（注：汪楫：《使琉球实录》。）册封之日，世子一大早就率百官迎候汪楫等至中山殿，行大封拜礼。国王升降、进退、舞蹈、祝呼肃然如式。汪楫在琉球逗留期间，还受到琉球国王七次大宴款待，有迎风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和登舟宴。
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最早的，如安息国王就曾派大将率两万人出迎数千里。到了明代，礼数更为周到。如永乐十年和十三年，明成祖两次派遣太监侯显出使榜葛刺（今孟加拉），“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赍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又差人赍礼象马迎接……。其王于正殿设高座。嵌八宝，其踞坐其上，剑横于膝。乃令银拄杖二人，皆穿白缠头，来引导前，五步一呼，至中则止；金拄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恭礼拜迎诏敕，叩谢加额，开读赏赐”（注：费信：《星槎胜览》。）。又如郑和船队到达阿丹（今亚丁）国时，“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注：《瀛涯胜览校注》。）。
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18世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有由六百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注：温斯泰德：《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69页。）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托马斯·福莱斯特(Thomas Forrest)曾于1783年访问霹雳王国，他记载道：“我从船上停泊地丹戎普都斯乘小船登陆拜见霹雳国王，他在一座高大的房子中很隆重地接待我，房内有冲兵二十名，穿着黑缎上衣，胸部绣有金龙戴着满洲人的帽子，完全是中国式的打扮；有的持戟，有的拿矛，也有人拿未上刺刀的滑膛枪。”（注：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1980,PP259-260.）
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注：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视、绝不马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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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
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除却它们处于末世、十分衰败、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压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经略“华夷”秩序。它们经略“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是千年一以贯之的，即产生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学的有关理念。
“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天生圣人”——中华帝国皇帝。在他之下，“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四夷率士归王命”，“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总之，要“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
只要承认这个“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这个“一”，即被承认为“大一统”、“一统华夷”的中华帝国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给万国千邦带来“和”。
“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和“率土臣妾”，多么鲜明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注：黄枝连先生对于“天朝礼治体制”中的“一”与“和”的述评，甚为精当。参见黄枝连前引书，第221-224页。）
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儿共享太平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族不动酒旗招”是也。
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如册封崮失密（克什米尔）国王，册封勃律国王、小勃律国王；册封罽宾国王、乌苌国王等，册封室利佛逝国王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南北朝时代，即封来自南亚天竺伽毗黎国使臣竺扶大、竺阿弥“并为建威将军”；唐代中宗时授中天竺国使臣果毅都尉；直至唐末，还授佛齐国贡使蒲粟宁远将军。此后历朝，封赠则愈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逃到中国，仍有封赠，如萨珊波斯被大食（即阿拉伯）所灭，其末代君王伊嗣侯之子卑路斯流亡并客死中国，唐王朝仍封他为“右武卫将军”。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态度。
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齑捧诏敕，金银供器、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图之治，赏赐国王头目”，最初完全是一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寻荣恩肴，俾复归国”，将他释放回国，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
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须看中华帝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例如，琉球国王尚穆，即位于1735年，直至1756年才受到乾隆皇帝的册封。19世纪下半叶，当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初露野心于朝鲜，并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时，恭亲王奕等奏报与日使谈判经过，即指出：“臣等查朝鲜虽隶属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1页。）
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虽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洪武二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
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古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时常出现紧张。如安南就曾“兵据占城”，1474年（成化十年），满刺加告安南：“又欲吞本国”，1484年，占城也侵邻国，真腊就“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苏门答腊及满刺加又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满刺加还不断告状，“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云云。可见，各国均视大明帝国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大明皇帝也以最后仲裁者自居，“因安南使返，敕责其王”；“敕占城罢兵修好”；“令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村，毋违朝令”；“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这些敕谕，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暹罗，1408年即永乐六年，“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在南亚地区，为沼纳朴儿侵榜葛拉事，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特遣侯显出使沼纳朴尔调停，谕以睦邻保境之义。
在东北亚地区，当着东土名藩朝鲜遭到日本丰臣秀吉的武力入侵时，大明帝国尽管早已越过了其国势鼎盛时期，却仍毅然发兵，入朝作战，终于同朝鲜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霸权迷梦，维护了“华夷”秩序。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当着“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反了这个“一”的原则，即有违中国“大一统”、“一统华夷”的理念，那时的中华帝国，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己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例如，明初安南陈朝君主日奎遣使来贡，被明祖封为安南国王。后陈氏政权为外戚黎季聱所篡，季聱更名胡一元，建国大虞。不久，传位于其子胡
。胡遣使来贡、明成祖不知详情，也封其为安南国王。未几而察之，认为这一行为既为谋篡，又是欺诈中华帝王。遂发动讨伐战争，前后达二十年，曾一度将安南划入大明帝国的版图，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县以治之。终于在越南人民的不断反抗下，被迫息兵罢战。
4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汹涌潮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所，即葡人占据马六甲地第三个年头，到达该地区的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踪帆影（注：M.A.Meilink-Roeloyse,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the Hague,1962,p76,p143.）。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特”。他们“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17世纪是荷兰人活跃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兰人击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潮。1757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1819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的《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地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了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19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附庸。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秩序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经过长期准备，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着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秩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它的卓然独立、它的不同凡响，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和”字：
“和为贵”；
“八方四海庆太平”；
“共享太平之福”；
“旌旗不动酒旗招”；
“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
政治上和平亲善，经济上、文化上和平往来、友好交流。这种理想、理念和体制运作，无论是“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还是“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都不能望其项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比，“华夷”秩序就“可上九天揽月”了！要言之，我们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也好，吸取古代“华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与真谛，承袭共“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不过，如前所说，“华夷”秩序也绝非尽善尽美，相反，它打着古代阶级社会深深的印记，带有中华帝国与生俱来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个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一”：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千邦万国敬依从”；
“四夷率土归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赐予，这种理想、理念、礼仪、体制运作，浸透着古代封建帝国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实，放眼观去，自古以至今，这种以一元论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又何止“华夷”秩序。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却又哪一个不是浸透着“一”？！哪一个不是以一个古代帝国或近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居于凌驾一切的统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政治战略时，我们不是仍然依稀可见“一”的影子么？！
诚然，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均势”理论。这种“均势”理论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别于“一”与“和”，即以几个西方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和平，即“均势和平”。其实，这种均势和平，不过是几个企图主宰一切的列强之间打来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为何均而不能久，说到底，还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强，个个口念圣经，心怀拳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打破均势，企图战而胜之，再建由它主宰的“一统”秩序。
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应该是彻底抛弃这个“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共同组建的多元的国际秩序。它应超越人类历史上包括“华夷”秩序在内的一切国际秩序，性质是和平的，平等的，构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中国曾建立过古代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华夷”秩序，今天也理应在建设这种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国际秩序中，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