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主体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06)05—0036—06
价值问题是当今的“时代话语”,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一直高度关注着价值这个“时代话语”,在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思想。邓小平价值观的最显著特点就在于他坚持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理论思考和战略决策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他的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必然结论。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的深化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现代表现形式。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及其理论特点,对于拓展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人民主体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邓小平同志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人民群众在价值创造、价值选择等一系列价值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作了全面的阐述。
1.人民的实践活动是价值生成的基础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的逻辑起点。邓小平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P118) 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肯定了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力量,社会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他指出,对于党和国家政权来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2](P368) 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342)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3]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P382)。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因此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度重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科学文化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没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邓小平把人民的实践活动看作价值生成基础的思想,不仅科学地回答了价值哲学中关于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且把价值学说中的价值创造问题与唯物史观中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原理联系起来,它说明了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就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2.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是价值的本质和价值评价的标准
根据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来确定价值和评价价值,这是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又一重要思想。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必然要求把对人民的实际效益作为价值的本质和价值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内在包含着讲究实效,即要根据客观事物对人民的实际效应、效果、效益来确定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用哲学的术语表述,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效益、效果。他多次强调要“拿事实来说话”,要“保证实效”,提出要以对人民的实际效益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P23) 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经济效果,要讲究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要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要看能否增强人民的团结,能否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科研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能否出成果、出人才;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实绩、政绩;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搞形式主义,“要精,要管用的”[1](P382)。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确定一件事情、一项工作、一个制度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主要看它对人民、对社会的实际效果、效益,对人民有实际效益、效用、效果的事情和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正是依据这一思想他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突出地体现了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的观点。三个有利于包含着三条标准,即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这三条标准是统一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三条标准的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民利益标准。
根据对人民的实际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对价值本质的全新的概括,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价值这个价值理论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价值不是由主观的需要和情感要求来界定的,不能以能否满足主体需要来衡量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因为并非所有的主体需要都是正当合理的。价值只能依据对人民的实际效应、效用、效果来界定和评价,也就是说只能以实践、实践的结果来确定和评价价值,这就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使价值具有了实践性和科学性特点。
3.人民利益是价值选择的出发点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主体的一切活动都是带有一定动机和目的要求的,人们的“求是”活动总是根据主体的利益、体现着特定主体的价值取向性。就是说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是人们掌握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原则和实践原则,又是体现着特定主体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的价值原则。人们在力求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同时,也自然会反映他们所代表的民族、阶级、集团或集体的利益。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理所当然地要求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以及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出发点。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和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所以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2](P166) 他认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起点和立脚点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P163) 他号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给人民做多少好事。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权衡利弊、确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即作为一切价值选择的依据。
价值选择是价值活动的出发点,它直接影响着价值创造行为,支配着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的确定。人们对价值的选择是受价值主体的利益和要求制约的,由于价值主体利益的不同决定了价值选择具有多样性。邓小平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选择的出发点,并把价值选择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起来,这样既充分体现了他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同时又保证了价值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4.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价值奋斗的目标
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具有内在统一性。邓小平从人民的利益是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前提出发,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一切价值活动追求的目标。在邓小平看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P155)。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P110—111) 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穷。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点。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 在南巡谈话中,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在邓小平看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目标上的根本区别。所以,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价值目标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需要的结合点,它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它又是对未来所创造的价值的超前反映。价值目标具有导向性、激励性和支柱性的功能,它可以转化为人们的价值信念与价值理想,激发人们追求更高价值的热情。邓小平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标,并把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这样既有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心和坚定信念。
二、人民主体价值观的鲜明特色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它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个性特点。
1.坚持真理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邓小平把人民作为价值活动的主体,根据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效果来确定价值的思想,不仅解决了价值的生成和价值本质的问题,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真理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他研究价值观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就是从“实事”出发,达到“求是”的目的,用以指导实践,这是一个认识真理的过程。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所以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看来,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检验价值的标准。他从实事求是的前提出发,提出价值是由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效用、效果来确定的观点,这也就是说价值是由实践、实践的结果来确定的,这样他就把实事求是原则和实践标准的观点从认识领域扩展到价值领域,从而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价值选择根据和价值评价目标,与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的严整性是完全一致的。人民群众作为价值的创造者,他们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就是说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就是通过他们的价值创造活动来实现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以人民利益作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的标准,也就是以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样邓小平就把价值创造活动与历史发展运动、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实现了价值观与历史观点的有机的统一。
2.坚持社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人民主体价值观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客观尺度,并把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这不仅坚持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原则,而且坚持了社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
首先,社会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利益是指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日益丰富,它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民受益。所以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P255)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生产力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在本质上也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
其次,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和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内在地包含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并通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出来,所以综合国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再次,社会、国家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人民主体价值观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评价标准,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标准和综合国力标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的做法和行为,也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必将随之得到提高。同时,也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才能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障。所以邓小平一直把社会、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一个整体,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和革命就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否则,革命和建设就是空的[2](P231)。
3.坚持价值目标与价值手段的统一
邓小平不仅把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标,而且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和途径。邓小平在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P195) 在这里他不仅说明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物质前提、制度保障和根本途径,把价值目标与价值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首先,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物质前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P137)。 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P265)。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起来后,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为实现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P142) 这两条原则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 “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P64)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政策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再次,坚持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要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但不可能是平等致富、同步致富。在邓小平看来,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P373) 但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富裕的速度也有快有慢,所以他一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166) 先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通过多缴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在他们支持和带动下,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人民主体价值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思想,以其全新的视觉对价值哲学的一系列理论作出了全新的概括和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深入研究人民主体价值观的思想,对于拓展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价值研究必须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把价值问题置于实践基础上,始终坚持从实践、特别是从实践的结果去解决价值问题。他把人民的实践活动看作价值生成的源泉,用实践的结果即对人民的实际效果去确定价值,用对人民的实际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价值生成、价值实现和价值评价等价值学说的基本问题,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价值观。
实践活动是人们价值活动的基础,是一切价值生成的源泉。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客观物质活动,主体根据自己的目的要求来改变客体原有的属性、结构,创造出人化客体,这种人化客体就是价值客体,所以价值是生成于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实践活动创造的价值客体还不是价值,它只是一种价值载体,或者说是一种潜在、可能的价值。只有在实践中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发生联系,并且对价值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发生实际效用时,包含在价值客体中的潜价值才成为现实的价值,这就是说价值是实现于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从价值的生成过程和价值的实现过程来看,价值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价值既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又具有主体性的特点。价值的这种客观性和主体性的特点归根到底是由价值活动的基础——实践的客观性和能动性特点决定的。实践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决定了它创造的价值客体是客观的,同时实践的客观性还决定了价值主体利益要求的客观性,主体需求的动机、水平、结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水平决定的。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去改造世界创造价值,并以此作为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的尺度,这就决定价值总是与特定主体的利益相联系的,具有主体性特点。
从实践出发、特别是从实践的结果去理解价值问题,说明要掌握价值的本质不能离开实践。一种事物有无价值或价值的大小,就是看它对价值主体是否具有实际的效用,即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实际的效果。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拿事实来说话”。以实际效果来确定价值本质,也就是以实践作为检验价值的标准。这样就把价值本质和价值评价问题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如果离开了实践活动和实践结果去谈论价值问题,就会把人的某种主观需要或情感欲望作为价值本质和评价价值的标准,这样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只有从实践出发、特别是从实践的结果出发去认识和研究价值问题,把价值问题基于科学实践观基础上,才能保证价值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保证价值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价值研究必须注重实际,讲究实效
注重实际、讲究实效是邓小平人民主体价值观的理论特色,也是邓小平研究价值问题的基本方法。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中鲜活实践的价值升华和理论概括,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着眼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放在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注重解决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所以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又是注重实际、讲究实效的价值观。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思想,是在回答社会实践中提出的价值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96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包产到户”和“责任到田”好不好的争论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就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看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在这里邓小平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生产关系看作好的、有价值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回答了社会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价值问题。例如,经济政策和其他各项工作做得对不对,要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资”企业该不该存在和发展,要看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是否有利;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邓小平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他不仅回答了社会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且科学地解决价值哲学上的许多理论问题,赋予价值哲学以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邓小平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启示我们,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面对社会实践,面对人民的生活实际。价值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在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我国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未被社会广泛关注,形成了理论上的繁荣与实践中的贫困的鲜明反差。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偏离了注重实际、讲究实效的原则,片面强调价值问题的理论建设和体系建设,而忽视了对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因此,价值问题的研究必须走出学者们的书斋,深入到社会实践和大众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价值哲学真正走向繁荣。
收稿日期:2005—07—29
标签:共同富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