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20世纪伟大的社会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发展和受挫是贯穿20世纪的最伟大的世界性社会实验工程。在世纪之交总结其经验教训，是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本文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与破坏、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成熟与缺憾、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80年历程作了全面总结。作者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场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实验，中国改革的意义在于其历史启示和世界示范作用。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里，社会主义第一次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发展和受挫是贯穿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最伟大、最深刻、最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实验工程。
任何实验都需要付出代价，社会实验尤其如此。它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各种错综的社会关系，因此比一般的科学实验要复杂、深刻得多。任何实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前仆后继。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它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反复和挫折。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作为最终埋葬剥削制度的一场最彻底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各种磨难和反复，才能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幼弱发展为强大。
马克思说过，无阶级革命常常会“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1〕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只处于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初始阶段、实验阶段，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驻足世纪之交，认真地、实事求事地回顾和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在这一世纪的伟大实验，是社会主义走向未来、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条件。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力发展
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的标准，从根本上说要看是否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列宁曾经明确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20 世纪社会主义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其意义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制、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同样能够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能够实现现代化。20世纪初，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现代化，进入垄断阶段后，资本主义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矛盾，却使国家间的竞争以及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起来，并埋下了世界大战的祸根。与此同时，一些刚迈开现代化步伐，正在遭受早期工业化苦难煎熬的国家，却同时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引起人们对通过传统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因此，在科学社会主义广为传播，列宁建立起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驱使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火拼的条件下，终于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内外矛盾最为集中和激烈的俄国，率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抛弃了旧有的发展模式，寻求迈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在历史呼唤另一种现代化道路之际，作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崛起的：它不是依靠对外掠夺、对内剥削，而是依靠内部积累来解决发展资金；它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提倡按劳分配和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冲突……。总之，它力图用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创造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首创作用。
苏联作为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确实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20年代末在全面改造国民经济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通过头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短短十多年里走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工业生产持续以15%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农业在从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农村生活开始摆脱了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并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顺利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中国头30年间，尽管走了不少弯路，失去了许多发展机会，但在旧中国工农业生产一片破败的废墟上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事实证明，像俄国、中国这样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旦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迈向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首先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然而，生产力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严重滞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如果生产关系过分超前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落后国家里，通过人民革命消灭剥削制度，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调动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生产力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可是，落后国家由于原先生产力水平低下，当剥削制度消灭之后，要建立起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才能适应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没有预见到的。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一次讲话中说：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确定无疑的纲领，“当我们夺取了政权而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3〕。 列宁对所有制的改造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他努力探索一套适合俄国国情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可是20年代末，由于工业化计划的实施，资金积累、购粮危机等矛盾凸现出来，斯大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全面建立起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有国家，也都在短短的几年内，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类似苏联的公有制形式。不可否认，剥削制度的消灭，私有制被铲除，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但是，公有制的建立不等于找到一条促进生产力稳定而高速发展的现成道路。20世纪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公有制的社会实验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理论上，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旦建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会“完全适合”，而且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苏联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社会上只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不再有矛盾，因此不存在经济危机，不存在失业，不存在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同时，私有制的消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均不存在了，人民内部也不再有矛盾，只有“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又相适合、又相矛盾的状况，这一理论无疑是对“无矛盾论”的重大突破，然而，他又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因此他的注意力仍然放在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公有制程度的不断提高，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超前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对公有制的片面认识，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追求“一大二公”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
其二，在实践中，没有找到公有制促进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和形式。苏联把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作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后，进行过改国有制为社会自治所有制的实验；中国农村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制。所有这些公有制形式，往往都无视许多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加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效益优劣无须考核，内部分配制度也不健全、不合理，致使公有制经济的运行机制呆滞，缺乏生机和活力，产品结构陈旧，市场竞争力弱，平均主义泛滥，大锅饭盛行。超前的所有制关系与现实生产力水平的严重脱节，影响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严重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化改革、转换体制的过程中，如何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促进多种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
二、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最突出的实验要算是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将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社会主义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后，必然要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计划经济所取代。恩格斯说：“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1928年起， 苏联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制定并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自此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征。
进入20世纪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年代末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极度尖锐化的表现。正当资本主义世界面临大萧条、大危机的时刻，社会主义苏联却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广大建设者忘我劳动，大批建设项目上马，还引进了许多国外资金和技术。即使在国际环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也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一切有赖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充分实施。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财力和物力都是不充裕的，但依靠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工业，保证了重点项目的建设，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上达到了斯大林提出的“用十年跑完人家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的战略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也更适应于备战、应战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庞大的国民经济迅速转入战争轨道，这对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计划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自身提出的客观要求，然而，西方国家尽管早就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过计划经济，以致当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只能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生产关系的全面重组，社会状况一片混乱。30年代初当资本主义世界面对经济总危机苦无良策之际，社会主义苏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无疑为其启发了思路，指点了迷津。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年罗斯福实施“新政”和凯恩斯理论的出台正是得益于此。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强化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社会生产的要素、部门、环节进行综合协调，平衡发展，实现调控与自由市场并举，增强了自我调节的能力，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直接采用了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或七年计划的模式，难怪布热津斯基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思想精髓的间接传播”。对计划化的早期成功，《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评论道：“不论这种情况有怎样的缺陷——这种缺陷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受到苏联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苏联的计划化……无疑在当时和以后不仅对先进国家中遭受长期失业之苦的集团，而且对急于获得经济发展的落后国家都具有吸引力。”
苏联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缺点不在于搞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是形成了一个凝固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把计划绝对化，排斥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随着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基本消灭以及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不断集中化、计划化，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少，对企业来说，国家计划就是法律，企业资金由国家财政无偿拨款，利税全部上缴，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和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统分统销，产品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形成了“产品经济”的模式。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用行政办法由上而下有计划的管理，管得太多，统得太死，严重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得社会缺少一种充满活力的竞争和发展机制。此外，由于计划越来越具体广泛，无所不包，并具有法律效力，使得计划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准则，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和发展目标的复杂化，这种计划就越来越打上人为的烙印，计划管理中充满“长官意识”，经济发展长期失衡，国家经济生活处于僵化和半封闭状态。
这种集中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源于认识上的误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流行着一种理论，即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两者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结果把作为协调经济发展手段的计划化当作了根本目的，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简单凝固的理论是造成僵化经济体制的认识根源，所以要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就要破除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结论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根据这种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与破坏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一个区别于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并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实验。1918年初，全俄苏维埃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全部属于苏维埃。苏维埃政权初期尽管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势，列宁仍十分关注新政权的民主建设。他认为：“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6 〕由于苏维埃政权把印刷所和最好的大厦从剥削者手中夺了过来，就使群众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有了切实的物质保障。30年代由于苏联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使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成为可能。 苏联1936年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部最完整的宪法，它规定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力，它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一切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它的颁布和施行曾引起国内外广泛而强烈的反应。英国韦伯夫妇认为，1936年苏联宪法比1776年《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国革命宣言》更具有重要意义。宋庆龄认为，这部宪法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罗曼·罗兰在日内瓦发表谈话说：“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梦想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7〕。 当时居住在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那一段快乐的日子为历史留下了一项成就——在那几年里诞生了苏维埃宪法。……不论美国人对苏联的选举有怎样的想法，苏联人民至少同我们一起起劲和带着希望地参加选举的。他们不但投票选举候选人，而且还将自己的要求写成‘纳卡兹’——‘人民的指示’，而这些指示就成为新当选的政府的首要任务”〔8〕。
然而，社会主义为民主提供的更大的可能性，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力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仅没有现实充分的民主，一些非民主、反民主的极端作法至今令人痛心疾首，出现了社会主义内容与形式的严重背离，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社会主义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民主与法制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个人崇拜盛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党内斗争尖锐化。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20年代末开始流行。30年代初斯大林就抛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把集权制作为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原则，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已不再定期召开，各种不同的意见均遭打击或翦除，斯大林实际上已置身于党和国家之上。大清洗更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中国也曾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灾难。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诞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受着皇权意识和小农意识的侵扰，加上国内环境的影响，往往会片面夸大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以至在实际生活中滥用专政手段，民主政治秩序和健全的法制却建立不起来，即使已经制定出来的宪法法律也常常遭到破坏。直到今天，民主政治的建设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成就与缺憾
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开创了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这是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社会福利是一个晚近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不仅在于要谋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同时追求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发展目标，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与人之间财产占有状况很不平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悬殊导致了个体及整个社会生活的畸型。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力求消除这种不平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于铲除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国家和政府能够根据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制定政策，对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生存条件实施保障，能够大力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创造条件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实施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标志。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对社会福利十分关注，提出要实行完全的国家福利保障，即由国家负担全部费用，而职工无需缴纳保险。列宁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且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就十分重视职工的社会福利问题，仅革命胜利头两年里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职工患病失业的保险法，以及关于社会保险机构开展工作的程序法令。在本世纪20—30年代，社会主义苏联还处于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已经向劳动人民提供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种种实实在在的权利，体现了新社会的本质和特征。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消灭了失业现象，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完备，包括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物质保障，对患病、妊娠、分娩者提供免费医疗及其它福利形式。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维护了社会的长久治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营造了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也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更广阔的时空。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实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它成为人民了解社会主义、向往社会主义的窗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国内危机日益频繁，资产阶级也越来越感到进行“社会改革”的迫切性。当时英国内阁大臣琼斯向首相劳合·乔治提出推行社会改革计划，“作为医治社会动乱的良方”，他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榜样在“真正愤懑不平的土壤中扎下根来”，那是危险的。30年代大萧条初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思路是：一步步实行社会改革，避免通过革命而一下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革命浪潮席卷本国而纷纷采取了向人民作出让步和改良的政策，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身的统治。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由于运用新科技于经济发展而使社会财富大量涌流，有可能为劳动者获得各种福利待遇提供物质保证；另一方面，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党和社会党几度组阁，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广泛推行福利政策。在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推行“从娘胎到坟墓”的公民完全福利措施，曾经享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但在很大程度上使穷困者得到救助，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避免了社会冲突的加剧，起到了“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无疑也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
福利制度同社会主义其它问题一样，并非尽善尽美。完善的社会福利应当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社会才能够提供足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和体制的原因，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却往往出现脱离生产力实际状况而去追求“大而全”的平均主义福利，结果导致国家对社会福利事业的不堪负担，群众则因“人各一份”而滋生懒散情绪。福利制度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设想，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只讲公平，不讲效益；只讲平等，不讲竞争；“大锅饭”、“铁饭碗”盛行，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弱化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使福利事业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有时甚至产生某些消极作用。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发展生产力与逐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五、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树立了丰碑。马克思早在《法兰西内战》中说过：“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和平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历来以捍卫世界和平为己任，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历代社会主义活动家所遵循的原则。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苏维埃政权立即发布了《和平法令》，呼吁各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缔结和平民主条约，并单方面宣布退出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独立承担了东线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它捐弃前嫌，与英法美等国组成强大的反法西斯同盟，协同作战，为最终战胜纳粹势力作出了重大牺牲。在亚洲战场，中国共产党人竭力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制了大部分日军，为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争得极有利的形势。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没有千百万共产党员的浴血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定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更大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反映了整个世界对社会主义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的承认和尊重。战后，在社会主义的吸引和支援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许多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些独立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了社会主义的生力军，也增添了主张世界和平的现实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就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建国初期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保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50年代初，中国最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中国仍不遗余力地寻求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
但是，社会主义在处理同外部国家关系问题上也产生过失误。应当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随之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一球两制”的局面。虽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但这种格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继续存在，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找到一种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处、交往和相互联系的正常途径和方式。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一直以冷战的方式处在对立和抗衡的状态。在经济上，斯大林晚年提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妨碍了相互间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封锁、禁运以及经济制裁等方式，更加剧了双方的敌对态势，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国家安全方面，双方从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加紧军备竞赛。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插手各种国际事务，闹得世界永不安宁。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是与社会主义宗旨完全不相符的。苏联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时也常常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老子党作风，致使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一些分岐未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相反，却由分岐演变成积怨，由积怨演变成公开的论战，直至双方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使两国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这一伟大的实验工程是全方位的，经验教训都十分丰富而深刻，以上五个方面只是较为主要的内容。作为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实验，科学的理论和崇高的理想必然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成就、新风气，给人类注入了生机、活力和希望。然而，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必然会产生差距，尤其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更多。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出现种种失误，有的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完全缺乏经验，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须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过程；有的则是可以避免的，只是由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驱动，使一些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
80年代起，社会主义各国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本身是一场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实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变成了“改向”，它们在抛弃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造成改革的完全失败。可以说在改革时期，一方面可能爆发全面深刻的危机而决堤；另一方面也可能排除种种困难和干扰，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有着12亿人口的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探索和开创新的道路，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在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正在逐步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它以活生生的现实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强盛的生命力。就连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很有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苏联各共和国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可以用它来代替已经宣告失败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9〕可见，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的历史启示与世界示范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的生长点。
注释：
〔1〕〔4〕《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319页。
〔2〕《列宁全集》第16卷，中文第二版，第209页。
〔3〕〔6〕《列宁选集》第3卷，第570、63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7〕〔8〕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71、74页。
〔9〕（美）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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