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体”诗歌的佛家怀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家论文,诗歌论文,怀抱论文,荆公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石是宋诗风格① 形成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歌，因其鲜明独特的风格特色被呼为“荆公体”。其诗歌创作的进阶，轨迹清晰，界限亦觉分明：少年时代及其宦游期间的诗作，意气风发，光昌流丽；自任群牧司判官（嘉祐元年，即1056年）至“二次罢相”（熙宁九年，即1076年）期间，诗作大多峭劲雄奇，壮丽超逸；罢相退隐江宁的10年中，诗风更转深婉精妙。[1]419 “荆公体”艺术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综观诗人之躬行及其精神创造的指归，其诗其人的佛家怀抱当是根抵性的原委。
王安石早年跟随做地方官的父亲饱游饫看，中进士后又得十几年的宦游，晋身朝堂后于事业上施展身手的经历，再加上他“无所不读”② 的阅读质量以及禅家“烂熟”期的时代背景，还有他之于佛理禅旨的精妙把握与非凡颖悟，使其对于时代、人生的体察、况味，尤显洞彻。如何解决、排遣现时现世的忧患，王安石无论在尘世社会抑或于内心世界都发挥到了极致，“行世间法”，他付出了尽其所能的努力，建设内心世界做到了尽其可能的完美。他以“三不足”精神③，变法图强，为国利民，又以“出世间法”营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种两手准备均始于那种深刻的忧患，均来自宽大包容的佛家怀抱。据《鹤林玉露》载：“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云：‘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如此之清醒，如此之眼力，如此之胸襟，难怪释子惠洪亦惊叹：“此老人通身是眼，瞒渠一点也不得”。[2]621 因此读其诗，见其高峻，见其深彻，见其雄奇、流丽、恬淡、平和而从容不迫，便知内有所自，内中别具一副心肠。贺裳尝谓：“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叹，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而“特推为宋诗中第一。”[3]418 此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亦属中肯之论。
佛家认为人世痛苦的深幽原因是“无明”④ 状态所生，摆脱痛苦烦恼，止息大苦蕴聚，唯有智慧能够。佛家看重智慧的作用，比尘俗深似一层，它不仅通达“有为之事相”，还须通达“无为之空理”。到达智慧境界次第、程度、结果，佛家有极丰富的称谓，诸如“慧身”、“慧眼”、“慧光”、“慧印”、“慧门”、“慧根”、“慧心”、“慧日”、“慧水”、“慧流”、“慧海”、“慧云”、“慧灯”、“慧灯王”等等。王安石之所以“无所不读”、“学无常师”，[4]698 他是在追求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尘俗、超越学统派别的理性。他看到了佛理的涵盖性、包容性、恒久性，也体验了佛理的说服力，熙宁五年（1072）五月王安石与神宗对话有这样一段：“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则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以无易。’上曰：‘诚如此’。”[5]
王安石“荆公体”诗歌一大亮点是其“翻案诗”。诗人长于“翻案”，“翻案”意在翻新，翻新又能出奇，王安石能够做到，概括说来，一是其博学多闻，二是非凡的经历，三是坚韧的意志，四是丰沛的内心情感，五是对佛理禅旨的精妙把握和非凡的颖悟力。这第五条是那个时代能够做到的最高理论修养，同时又是一种人格涵养。倘若失落了这一大关节，王安石现象则顿成谜团，多生疑窦。甚至连学者兼诗人的朱自清到后来才悟到：“半山本学韩公，今当参以摩诘。此旨世人不解。”[6]425 意谓倘不从王维的角度研究“半山”，则难得“半山”之旨。这该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诗人的翻案诗，堪称诗歌议论化的典范，亦是“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能”的一种努力。其著名的《明妃曲二首》，闪烁着智慧的灵光。该诗既出，广为传诵，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都写了和诗，然而，诸作均不及王作。欧阳修虽调动诸多艺术手段，甚至也动用了散文法，对王昭君寄诸深切同情，诗作诉诸胡地环境的恶劣，抨击汉元帝的昏聩，慨叹红颜薄命；司马光也描述了异乡的沙寒草木稀，“明妃挥泪”、“汉主伤心”，悔不当初，“不若”“住巫山”“嫁乡县”的好，诗末也推出一位“咫尺掖庭犹可欺”的“白头肖太傅”，但诗情诗意总不如人意。王安石之作议论高妙，情深意新。王昭君那“泪湿春风”、“低徊顾影”的“意态”，是画手描不出、“画不成”的，毛延寿实属“枉杀”③[7]452－455，此王作翻新其一；在交代了昭君“一去”心知“难归”，汉衣着尽，家乡消息只能年年赖雁传递后，着一“出奇”之论：“人生失意无南北”，并证之以“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实在出人意表，出“其”不意。连同第二首之“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亦极富人情，亦翻新出奇。这且不管是诗中“家人”说了“人生失意无南北”，还是“沙上行人”道出“汉恩自浅胡恩深”，这都是一种包容宇宙的智慧，一种高妙的理性洞彻。黄庭坚也以为该诗“词意深尽，无遗恨矣”，并认为“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8]卷六，66 王安石七言绝句《乌江亭》也是“翻案”“翻新”的胜例，且是道地的“荆公体”⑥：“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捲土来”。该诗一是针对项羽之意，也有针对唐人杜牧之意。杜牧认为，兵家胜败，不可期预，项羽该“包羞忍耻”以图“捲土重来”。王安石却从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洞悉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乃是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不得人心所致。在“壮士哀”、“势难回”的滔滔现实中，纵是江东弟子“今虽在”，谁能肯为其捲土重来！之于历史的翻案，翻新，自然是智慧的识断，对于历史的评判臧否，主要是当下的寄寓籍喻，它展示了一种“行世间法”的佛家怀抱。
“荆公体”诗怀抱之广大，也因了诗人身份、经历的独特，得俗世仕进之巅的政治家、改革家将其胸襟、抱负付诸实施时，便调动了他全副才情与智慧，当其畅行、遇阻甚至最终归于失败时，这其中每一个过程、环节与细节，都足以引发或冲撞出他那诗人的激情，举凡与此大事端有关联的任何情境，都是其诗作合宜的题材。而历史人物，既往物事对于诗人来说，正是诗创造的良好触媒，他的博闻、他的善议，足使其不用大费周章即可获得精妙佳制。
谢公墩，即谢安墩，是晋代谢安在金陵的居住地。据说李白曾营园于此，后为王安石之居，诗人多有吟咏，他曾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写道：“我名公字偶相同（谢安，字安石，故称‘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又有《谢安墩》二首，其二云：“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在长诗《谢公墩》里，荆公面对“樵不知”、“牧不言”所咏物事，自是无限感慨。他“摩挲苍苔”、“点检屐痕”，见“井径已没”、“漫然禾黍”，想“公去我来”、“陈迹难追”，进而识到：“万事付鬼籙，耻荣何足论”。这是一般人很容易生发的慨叹，况且眼前的景致已野莱不葺，到李壁时已非荆公诗中所见：“墩在公所拾宅报宁禅寺后，余尝至其处，特一土骨堆耳”[8]卷五,53。但是，王安石还是从中拈出了新意，以喻世喻今甚或谕己。“天机”自有“开阖”，“人理”谁人可能强恣！诗人颇有些自许的意味。诗末，诗人赞赏谢安处惊不变，神色安定，但不赞成其“涕泪”于“谗者”。⑦ 从诗作兴发的感慨和传递出的褒贬来看，荆公怀抱、见识和以理一之的风范气概，确实不与人同。比如为时人、后人所看重的诗圣杜甫，被王安石所称道的地方，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他在《杜甫画像》一诗中，出人意表地从杜甫内在的“元气”入手，杜诗之所以高峻阔大，是因为诗人“排天斡九地”的“元气”相“侔”相副，元气“浩荡”于“八极”，“生物”岂能“不稠”。王安石评杜诗，并不涉及具体的艺术技巧，亦不谈诗人忠君的事迹，却很敏锐地抓住了诗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根本问题，生发议论，揭示杜诗成就的底蕴，并表示了对伟大先辈的敬崇。所谓“惟公之心古亦少”，自然也是“今”亦少的一种深情呼唤，是一种人文关怀，也是一种曲折的终极关怀。
从“荆公体”诗歌高妙的识判力和非凡的智慧审度其佛家的襟怀，有一现象非常惹眼：诗人对先秦诸子的兴趣颇浓，然而“除孔、孟外，几乎没有能使他心服的”[4]700。他《孔子》一诗，表达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敬：“圣人道大能亦博，学者所得皆秋毫。虽传古未有孔子，蠛蠓何足知天高？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挠一草摇蟠桃。颜回已自不可测，至死钻仰忘身劳”。《孟子》一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然而诗人对孟子亦非全盘接受、照单全收，孟在人性方面的主张，王安石别有所解；之于孔子，诗人有诗赞，更有文誉，其中一篇的题目就是《夫子贤于尧舜》。王安石所倾心称颂的是孔孟的理想主义，但又清醒地看到孔孟的理想不得施展，无奈退而授徒，这是大儒的悲剧结局。王安石一生的大志，是对政治社会的改造，他是一个特例、显例。有思想史家论曰：“一个圣贤型人物，由于理想主义的人格特性，几乎注定只能在教化方面树立典范，很少有机会得君行道而成为一个现实中的政治家；一个政治家，又很少能像王安石那样由衷钦佩圣贤人物，并在精神上与之沟通的。此外，霸者不免鄙弃仁义，功利主义者不免过分局限于现实，缺乏深厚的精神背景。这些缺点王安石似乎都没有。单由政家的角色看他，很难相信他竟是一个道地的理想主义者；假如承认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又怎么会是一个政治家？实事上，他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政治家，他使两种很难结合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这是后人对他的了解发生困难的基本原因之一。”[4]703 诸子百家都不是，其仰仗的究竟，则须从深从广探索寻绛。苏轼在为小皇帝哲宗赵煦代撰的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的《制词》称：“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此评注亦属中肯，荆公之识确有人不能及处。其所以能“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是因其识断的慧海，广所包容的怀抱。诗人倘不饱读内典，何以洞悉语言文字的苍白与局促：“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读史》）。对于历史，诗人所长不仅在于“博闻强记”，“一过目终身不忘”（《宋史》本传），主要在于他卓荦不群的见识，“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宋史》本传）。一句“丹青难写是精神”，道尽了历史资料繁芜驳杂和读史之难，欲将活生生的历史精神钩稽出来，王安石往往以其高妙的识断力而诉之于诗。其《韩子》一诗说韩愈：“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颇负盛名的韩愈与其声名远播的“惟陈言之务去”说，王安石也认为这并未从根本上提出问题，亦不免是一种“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
“荆公体”诗的佛家襟怀，很容易体察到诗人对民生民瘼的衷心关注。有论者说：“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盖。”[1]419 此时诗人“健拔奇气”、“才力颇张”，尚不及“涵盖”，在“行世间法”的过程中，因何急事变法革新，是下层百姓的困苦强烈刺激诗人不能“涵盖”，须直书疾呼以广注意，如其著名诗作《河北民》，在诗的传达上，直是菩萨情怀，而无暇多顾诗歌艺术表现的形式技巧。所谓“河北民”，是指宋与辽、夏交接地区的人民，其生存境遇，除阶级剥削，还有民族压迫，“生近两边长苦辛”。诗人在辞意激切的呼吁中，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贪吏，这无疑也是社会的病灶之一。诗人如此尖锐的诗锋，恰好衬托出诗人若许宽广的佛家包容。
“荆公体”诗歌里，甚或有对自然环境、生存资源深重的忧患。长诗《秃山》计有14韵28行，诗人所设寓的海上“秃山”原本是草木繁盛之地，只因来了一“鸣”之，一“从”之的雄雌二狙，狙之家族就繁衍开来，“子众”“孙稠”，所需“根”“实”在山上始易求得，加上它技巧过人，“极高”、极“幽”处，俱能搜求，众狙“丰肥”，“拥争”一饱，“山乃尽侵”。如今已成“秃山”，大小“苦”、“愁”，山上草木稍稍“受咋啮”，继而“一毛不得留”，这“坐吃山空”的警钟，今日读来，仍觉余音缭绕。
“荆公体”诗所呈示的佛家怀抱，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之于自然理会的大智慧。诗人钟爱自然，寄情山水，并非自谢政退归钟山之日始，然而其亲和自然的山水田园之作，却以此际为精。黄庭坚尝谓：“荆公暮年做小诗，雅丽清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9] 叶梦得所谓“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者[1]419,亦指此。诗人《移桃花示俞秀老》一诗将桃花写得春意盎然，撩人心怀，且间以“桃花源”境的想象渲染，使诗境更加远离尘嚣，益见诗思之清妙，诗情之澹然。黄庭坚说诗人晚年交游多“清尚之士”，诗题所“示”之俞秀老，即其中的一位。“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诗，人未知之，荆公爱焉，手写一联‘有时俗事不称意，无限好山都上心’于所持扇，众始异焉。”[4]卷四,37 王安石此联，很形象地传达了他的生存状态和写作情态。他既不同于居官禅隐的王维，又异于贬谪禅悦的刘、柳，而是退政归山后的真正赋闲，因此他可以凭藉对佛禅的“独悟”，身入以至心入大自然中，从容不迫地与他的良友高谊“俱味禅悦”。诗人退居金陵后，诗即因游而多。仅因“岁月无考”约可“附于元丰六年”的，“择其尤者”就有数十首，诸如《与吕望之上东岭》、《即事二首》、《南浦》（有二）、《杖藜》、《木末》、《次俞秀老韵》、《谢安墩二首》、《北山》、《寄四侄旊二首》、《书湖阴先生壁二首》、《示俞秀老二首》、《金陵即事三首》、《钟山即事》等，均系可圈可点的山水田园佳制。略举数首，以见风神：“南浦东岗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诗人擅长使用色彩以加强感受的强度，诸如“晴沟涨春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舠”（《移桃花示俞秀老》）；“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宿雨》）等等，其中“红”“绿”尤多。该诗所着“鸭丝”“鹅黄”之色，并不直接敷于具体景物上，亦即着色之事物并未直接在诗中出现，从所给定的副词即可想见所咏之物，从“粼粼起”，可推之“鸭绿”是状春水，从“袅袅垂”乃知“鹅黄”是画杨柳，清新惬意，摇动人心。还有《金陵即事三首》其一：“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倂是梅。”李壁称此诗，“吟讽不足，可入画图”。其实该诗不仅写出了形色，而且洩出了梅之香气。再如其《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该诗末句曾有人指摘，但蔡上翔却别具只眼：“旧诗鸟鸣山更幽，以分外语为翻新，本不失为佳句，一鸟不鸣山更幽则又以本分语为翻新之调。诗家三妙境，其不可穷如此”[10]卷二十二,312。此间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首两句写诗中主人院落之静，虽下一“静”字，亦映照了“净”，因得主人“长扫”，而无苔类之芜杂，造访客人因见其“净”而生其“静”，这“静”多是心理的感觉；院落之美，有花木已觉是境的雅丽，且“花木”已“成畦”，则更畅人意，从“长扫”“自栽”知主人之勤勉，主人之兴致情调健康而又高雅。后二句自是田园的胜句，享誉极高，然而有关用典问题，对于该诗也有本于评家审美标准的些微指摘。⑧[11]140－149 就诗自身来看，其写景的生动，韵味和将读者携至境前的能力来看，较唐人是一种发展，他在从容之上又添了气势，令人怡情快意，叹赏不已。一碧溪水环绕，回护着绿色的田园，“两山”排门而入将漫峰的青翠送进堂来。山水的情韵像诗人一样高雅，像老友一样不分彼此，没有繁缛多余的礼节，护田绕绿，排闼送青，彼此之间如此知心，那么融洽，足见诗人心态之“舒闲容与”和对大自然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诗人自己也颇以此诗自许，《冷斋夜话》称：“山谷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二句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近所作也”。[8]卷三,574 惠洪所谓荆公“尽古今之变”者，亦举此诗为证。诗人的《北山》则呈示了另外一种自然的关照：“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堂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诗人笔下是一个春意充盈，生机蓬勃的世界，“北山输绿”、绿涨横陂、“直堑”山涧、曲回池塘，一派水光潋滟。诗人陶然其中，数点着片片落花，才发觉已坐得“太久”；缓步漫寻芳草已误了归家的时光。心境、诗境颇近王维。《艇斋诗话》说：“前人诗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维‘兴阑啼鸟唤，坐久落花多’；李嘉佑‘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12]115 之所以有“思致”者，多因其有怀抱也。
王安石之于诗有着高超的评判力，对其本人来说正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所谓“惟诗与我宽愁病，报尔何妨赋棣华”（《和文淑湓浦见寄》）的直接现实就是诗人数十年中创作了1531首诗（今存）。诗人爱诗，需要诗，因而对诗的质量、个性特色要求颇高。既经产生，即透着创造性的灵光，诗歌修辞的胜例就有诗人之《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该诗乃诗人晚年（1068）之作而非恢复相位之时。”[11]125－139 关于其中的“绿”字，据《容斋续笔》载：“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种精心的锤炼和最后的定夺古今诗评家几乎全都认同，从拣试过的数字看，“到”字呆板，亦无感情色彩；“过”字飘忽，留下痕迹是何，难以诉诸视觉；“入”字窄狭，喻春风尤不佳，似乎到此为止；“满”字空泛，春意满尚可，春风何以满，同时也给读者一种噎胀感。“绿”字既形象又准确生动，既有诉诸视觉的清新亮丽的色彩，又唤起了心灵春意的种种感觉。关于“又绿”“自绿”的版本问题，李壁之“笺注”本，《王文公文集》和《临川集》均作“自绿”，只有洪迈《容斋续笔》卷8引作：“又绿”，钱钟书《宋诗选注》、周振甫《诗词例话》亦作“又绿”。对此赵齐平先生说：“吴小如《读书丛札》曾经指出‘又绿’不过形容时光易逝‘显得意境稍浅而用笔亦不免平直’，‘远不如自绿的耐人寻味’。这确乎颇有见地。需要补充的是，‘又’字不仅限于‘形容时光易逝’，而且与乍去江宁的实际情况不合。”[11]129 吴、赵两先生均主“自绿”，吴先生从诗自身体悟，沉潜自深，赵先生之补充着意考据，亦自有本。吴先生以为该诗之所以“耐人寻味”，就是因为诗人写出了春风“应该是有情的”，而“偏偏无情”，“一到春天，和风自管吹绿了江南的岸草”，“却不管诗人思归不得的惆怅情怀”。[11]129 这似乎已无须补充，其情理、其颖悟以至其文字传达，都已十分到位，分外传神。“自绿”的认同，使人窥见诗中佛影，甚或嗅到了诗中浓浓的禅味，世界的自性本体所生发的万千色相，生生灭灭，旋生旋灭，自在恒在，人类情感亦然。该诗之所以“耐人寻味”，是精通佛旨禅理的诗人“无情暂作有情缘”的结果。
“荆公体”诗的佛家襟怀，源于诗人的佛学造诣及其佛行通脱彻底。纵观诗人的诗学生涯，不计是在朝在野、仕进仕退，他不曾有一个敌人，更无一个私敌、死敌。因“乌台诗案”获罪的苏轼，时为新法的反对者⑨ ，在讨论对苏轼的处置时，王安石讲：“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最后“以公一言而决”。[10]卷四,72 这不仅是一种姿态、风度，更是佛家的情怀和佛家悲智双运的一贯性体现。诗人感情活动的一方世界包容巨大，“荆公体”诗是这巨大包容的才情传达。《示长安君》是写给大妹妹的饯别诗：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据考证：“这大约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出使辽临行所作。”[13]47 兄妹间的手足情谊如此真挚，如此温馨。诗人一向不讲求口腹之欲，从来注重精神情意。“杯盘”“草草”只是为笑语提供藉助而已。“灯火”“昏昏”的暂短时刻谈论着漫漫“平生”。甫才结束了三年的“湖海”之隔，万里尘沙之行又将至足下，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寄书应见雁南征”，时间之长，空间之阔，更叫人珍惜眼下这“灯火”“昏昏”的时刻。诗人“平居事亲最孝”[10]杂录卷一《父子考》,339 “孝友最隆”[10]杂录卷一《兄弟考》,341，兄弟姊妹颇为友爱，“安仁安道为安石异母兄，而及其死也，无不丧事尽哀，二兄一嫂未葬，屡见于尺牍奏章，其友爱如此……安石守道安贫，见称于当世大贤甚著，虽处卿相之贵，自奉与寒素无异”[10]杂录卷一《夫妇考》,342。从诗中亦可见，“少年”“老去”的离别、相逢，都一样牵动着诗人的情怀。情谊的恒久，一如其对文章事业之追求。吴澄尝谓：“荆国文公，才优学博而识高，其为文也，度越流辈。其行卓，其志坚，超越富贵之外，无一毫利欲之泊，少壮至老死如一。其为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14]448 王安石之于女儿的慈爱亦有诗可证，大女儿吴氏女子⑩，因想念父亲曾寄诗言怀：“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王安石即复，作《次吴氏女子韵》，女儿之思，父以佛劝。《再次前韵》则直示佛典教之：
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诗人告诉女儿能解决“念家”并进而能“了”“如梦”般的“诸缘”者，只有佛家经典。大约女儿看过父亲指点的佛书后，仍解决不了忆家念家的问题，诗人又写了《寄吴氏女子》，并附上诗大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仍以佛家劝慰女儿。诗人先以女儿的子女长大且已“受师学”“知女功”为慰，继而说道其叔父王和甫仍在朝中任尚书右丞，小叔王纯甫也来往于京都金陵之间，“吾与汝母”也“汤熨”“小停”，衣食无虞，田园适志，“汝何思而忧”。从诗中可知其女所谓“忆家”，主要出于对父母的惦挂，“家书无虚月”，“书每说涕零”，足见其女孝心恳惕。诗末称“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可知其女儿亦素得佛理之熏染而“耳目荧”。据称王安石一家的女子均有才思，其姑母、其妹、其长女、次女、其侄女乃至其妻吴国夫人等，均能诗文，王安石以孝友著闻于时，其家庭亦受其影响。那种直接、间接乃至潜移默化的熏染是多方面的，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叹赏曰：“实可为家庭之模范者也”[15]301。
“荆公体”诗事创新，曾在形式上做过多种尝试，据认为诗之“集句”一式即诗人首倡；六言诗因其平仄粘对，声律要求等均颇难协调，极少有人问津涉足，即或试笔，成功亦少。王维是此中佼佼者，也许是出于对“难为之”的一种刺激，王安石亦尝试了，且颇为见效，诗人有《题西太一宫壁二首》（选其一）：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该诗被誉为诗人之“压卷之作”(11)，可与王维六言《田园乐七首》媲美。《玉林诗话》亦谓：“六言绝句，如王摩诘‘桃红复合宿雨’，及王荆公‘杨柳鸣蜩绿暗’，二诗最为精绝，后难继者。”[12]514 诗人在现实中捕捉到的景致实感人心魄，“柳叶”的“暗绿”，和以“荷花落日”之“红酣”，这种冷暖色调配置所引起的刺激已使人心动神摇，又辅以向晚的“鸣蜩”之声息，你自然会感受到大千的神奇，色相世界是如此丰赡，如此不可思议，紧接以“三十六陂春水”的过渡，甫成第一首的人生况味。转入下首，始觉平淡容易，一句“欲寻陈迹都迷”，又将人载入对人生世界无穷无尽的思考之中。
“荆公体”诗之联语向为人称道，此亦是“荆公体”的特色显示处，也正因为联语的功夫、造诣，才成就了其律绝的精致精微。诸如：“月枝地上流云影，风叶天边过雨声”（《玉晨大桧鹤庙古松最为佳树》）；“万壑风声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古松》）；“碧合晚云霞上起，红争朝日雪边流”（《酴醾金沙二花合发》）；“好借月魂来映烛，恐随春梦去飞扬”（《与徽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愁消日月忘身计，静对西山忆酒樽”（《闲居遣兴》）；“苑方秦地皆老没，山借扬州更寂寥”（《自金陵至丹阳道中有感》）；“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金陵怀古四首》）；“空花根蒂难寻摘，梦境烟尘费扫除”（《北窗》）；“春风似补林塘破，野水遥连草树高”（《江上五首》）；“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江上五首》）；“花枝到眼春相映，山色侵衣晚自迷”（《出城访无党因宿斋馆》）；“日落断桥人独立，水涵幽树鸟相依”（《太湖恬亭》；“新霸辅溆绵绵净，薄晚林峦往往青”（《雨花台》）；“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落星寺南康军江中》）；“万户侯多归世胄，五车书独负家声”（《闻和甫补池掾》）；“山鸟自鸣泥滑滑，行人相对马萧萧”（《送项判官》）；“曲学暮年终汉相，高淡平月漫周公”（《送陈舜俞制科东归》）；“桑麻接畛余无地，锦绣连城别有春”（《送夏之屯田赴成都》）；“久为汉吏知文法，当使淮人服教条”（《送吴仲纯守仪真》）；“苍烟白雾千山合，绿树青天一水容”（《豫章道中次韵答曾子固》）；“闻道不先从事早，课功无状取官频”（《酬吴季野见寄》）；“已成白发潘常侍，更似青山杜拾遗”（《酬王太祝》）；“赏尽常山见流水，唱残白雪知阳春”；“闲日有僧来北阜，平时无盗出南塘”（《次韵微之即席》；“莫言乐国无愁梦，赖把新诗有故情”（《次韵质夫兄使君同年》）；“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次韵酬朱昌叔六首》；“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次韵徐仲之咏梅二首》）；“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枯焦是有才”（《次韵和甫咏雪》）；“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祗见灯”（《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翻成地上高烟雾，散在人间要路歧”（《次韵昌叔尘土》）；“奉使由来须陆贾，离亲何必强曾参”（《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胡地马牛归陇底，汉人烟火起湟中”（《次韵元厚之平戌庆捷》）；“纵使一区犹有宅，可能三月尚无君”（《和平甫寄陈正叙》）；“和风满树笙簧杂，霁雪兼山粉黛重”（《和平甫春日》）；“小吏一身今倦宦，先生三亩独安贫”（《和正叔怀其兄草堂》）；“润色平生知地禁，登临此日愧身闲”（《和祖择之登紫微阁二首》其一）；“黄尘欲碍龟山出，白浪空分汴水来”（《和吴御史临淮感事》）；“一鸟带烟来别渚，数帆和雨下归舟”（《和金陵怀古》）等等，人事千般，宇宙万籁，牵动着诗人佛陀菩萨般的心怀，都在诗人笔下如此有条理地活跃着。翁方纲称：“宋人七律，精微无过王半山”[16]《石州诗话》卷四,138，其巨大的佛家包容在有宋朝亦鲜有跻攀。
李光祚说到荆公诗文时赞赏道：“宛若风皱水纹，月翻花影，乃天地间自然景色，可称千古一人。”何以能此，李氏进而论曰：“亦游方之内，非游方之外矣！”[14]450 是说王安石虽精研佛禅，造诣非凡，但他主要是“行世间法”。然而对于诗人来说，他“出世间法”的经历使其获得了之于宇宙人生的超然况味。诗人躬“行世间法”的执著、认真、成就甚或失败的种种感受令其洞然；他寄情山水，流连自然，俱味禅悦的种种颖悟，使其超然。其精湛深婉的诗风，广所寄寓的佛家怀抱，是诗人“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并行不悖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8－08－06
注释：
① 学界通常认为唐诗主情而宋诗主理，唐诗以韵胜，宋诗以意胜，唐诗之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气骨。后世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也从一方面道出了宋诗的整体风格。
② 王安石自称：“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周礼义〉序》）
③ 所谓“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邓广铭先生经考据认定为王安石亲言。“祖宗不足法”和“人言不足恤”，诗人均胸有足恃。仅从其“天变不足畏”一款，足见王安石之胆识、气魄与才情。
④ 佛家典籍称“无明”谓：“痴暗之心，体无慧明，故曰无明；又是一切烦恼之异名也。”
⑤ 关于王昭君不赂画工事，史载有出入。详见拙著《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第452—455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⑥ 所谓“王荆公体”始见于《沧浪诗话》，其《诗体》篇“王荆公体”下，严羽自注云：“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之上”。“王荆公体”，亦省称“荆公体”，绝句在“荆公体”诗歌中，份量显重，是“荆公体”所以成“体”的重要支撑之一。杨万里《读诗》云：“船中活计只诗篇，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可见“半山绝句”在宋代的影响和人们的喜爱程度。
⑦ 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5《谢公墩》一诗笺注：“桓温陈兵新亭，将移晋祚。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又“帝尝召伊饮，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又抚筝，歌怨诗曰：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为安发也。安泣下沾衿，越席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有愧色。诗言安不慑于元桓，而垂泪于谗者，似未能一视祸福也。”
⑧ 赵齐平先生对该诗亦是激赏，他对古今之于该诗的指摘，讥讽均据实据理给予了驳拨，从多方面分析论证，力图给予该诗以准确评价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详见赵齐平《宋诗臆说》第140－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⑨ 苏轼并非一概反对，其中的是是非非可参阅拙著《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第466－471页。
⑩ 李壁“笺注”曰：“介父二女，长适吴安持，宝文阁待制”（第12页），因称“吴氏女子”。
(11) 《宋诗精华录》云：“绝代销魂，荆公诗为以此二首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