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启示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凸显的解决“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当代人类知识结构越来越凸显的高度“离散化”和高度“综合化”并存的趋势，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越来越凸显的系统性，迫使我们再一次反思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不是抽象的整体性，而是具体的整体性。离开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各个构成要素间关系的深入系统的探讨，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认识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非科学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里程碑。这两次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在方法论上涉及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方方面面。本文拟通过历史考察，动态地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并据此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所蕴含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一
基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化逻辑的考察，我曾论证了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① 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赋予了马克思哲学批判全新的意义，所以才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虽然，在《哲学的贫困》以前，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还没有实现经济学革命，但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必然是其哲学变革逻辑的延伸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展开过程的结果。进一步说，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必然在方法论上引发其经济学革命，而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必然使其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应该指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这一内在逻辑联系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在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整个学说的研究方面出现了种种误区。
（一）《哲学的贫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② 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
在《哲学的贫困》以前，马克思虽然初步完成了哲学革命，但此时仍有两个局限。一个是形式上的局限性，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用更精准的语言把他（和恩格斯）所构建的“新的世界观”公布于世。二是内容上的局限性，即：马克思尚未展开对经济学领域中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批判。这两方面的局限既限制了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也限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深入。在《哲学的贫困》以前，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及与他同时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般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阶级局限性的批判，以及有批判性选择地借用古典经济学的成果和某些“语言”来初步完成哲学革命的。不过，此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还是哲学领域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限于哲学范围内的，故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上）。从逻辑上看，马克思要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基于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哲学批判就必须全面地进入经济学领域，必须展开经济学领域内的哲学批判，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③ 从而开始构建自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惟其如此，经济学革命才有可能。不过，这一逻辑进路的实现需要基本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的辩证否定过程：其发展的每一步都蕴含着打破既有局限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超越上述局限的基本前提就是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所包含的超越自身局限的因素，如对构造形而上学真理体系的坚决拒斥、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持续关注、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历史观的批判以及对既有成果的科学批判等。惟其如此，马克思才可能在彻底批判经济学领域内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并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否则，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哲学的贫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④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首次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我们”为“经济学家”。
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的贫困》之所以能够作为他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和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其最根本原因绝非是纯学术方面的需要，而是马克思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批判活动的需要。正是这种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批判活动的需要使马克思在彻底批判经济学领域内的思辨唯心主义过程中开始发动经济学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戴维·麦克莱伦有段富有启发性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现在他们则注意把自己新得到的见解推向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左翼团体，以‘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⑤ 但是，当他们试图“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的时候，却遇到了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格律恩“遥相呼应”并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蒲鲁东的顽固抗拒。蒲鲁东把歪曲了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化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对贫困的批判”⑥ 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德国纯思辨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其代表作就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者社会主义法典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讥讽道：“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正因为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这样的特点，马克思接下来说：“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不讨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鲁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⑦ 我以为，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上述特点给马克思把哲学批判推向经济学领域，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⑧ 如果我们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那么，在彻底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和德国哲学的纯思辨形式在经济学领域内的表现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并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为发动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所奠定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在深刻剖析和批判蒲鲁东所谓的“构成价值”理论以及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辨唯心主义特性（马克思称此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获得了精准的表述。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所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的深化，而且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历史运动更深刻的把握。二是科学阐释了经济范畴辩证法与现实经济运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经济范畴间的逻辑联系必须要正确反映现实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哲学的贫困》为经济学革命所奠定的“最初的方法论基础”，推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构筑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发展，其标志是：马克思开始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最初成果。马克思对现实的历史运动更深入的把握必须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科学考察来实现，而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科学考察则在逻辑上要求马克思把对“劳动价值”的初步科学认识作为基点（这一基点所涉及的内容就包含着剩余价值生产问题）。为经济学革命奠定“最初的方法论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最初的成果，推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仅在《哲学的贫困》发表半年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初步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范畴，从而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不过，此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基本或初步完成经济学革命尚有不小的距离。
（二）《伦敦笔记》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进一步延伸的重要转折点，又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
《共产党宣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标志着马克思分别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其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的验证和发展。虽然，在1848—1850年上半年，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对经济学领域的全面介入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尚未进一步深入到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必需的具体环节中去，但是，对1848年革命发生过程和失败原因及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影响的哲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的思考，则促使了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进一步延伸的重要转折点和他经济学革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的形成。这种“哲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的思考”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危机及其作用、法国金融贵族的受益与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积累和信贷扩大的关系、⑨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关系以及英国工人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等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上述作用如是说：“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⑩ 为此，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除去继续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中验证和丰富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以及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外（其主要标志就是马克思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间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学资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中去了。他研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富拉尔顿、托仑斯、图克、休谟、洛克、马尔萨斯等80位学者的经济学著作，从中摘录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并作了大量评注以及基于此写了《反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和《货币、信用、危机》三部未完成的手稿，由此形成了著名的《伦敦笔记》，其内容涉及商品、货币、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殖民制度等。
虽然这部笔记的外在形式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庞杂，但仔细探寻其内在的逻辑脉络，我们发现，货币流通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关系、级差地租与劳动价值的关系、经济危机与资本价值生产的关系，构成了《伦敦笔记》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这条逻辑主线既凝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如在批判“货币数量论”的过程中，阐释了货币的二重性、货币的职能、货币的价值变化，并接近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正确把握；在批判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的过程中，昭示了级差地租形成和变化的规律，从而为科学确定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量奠定了基础；在批判性汲取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贸易分类观点过程中，从生产的非比例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社会总生产过程中价值实现矛盾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等等。同时也凝结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更深入的哲学思考，如在《伦敦笔记》以前，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方面，马克思主要是将其归之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但还比较抽象，即马克思的视野还没有深入到这一矛盾的深层机制，而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有了重要进展：在批判麦克库洛赫等人关于否定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观点以及蒲鲁东和格雷等人关于通过借助货币制度改革来消除危机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从隐匿在货币制度中的资本价值实现的矛盾以及从实业者、消费者和工人收入的限制这三者间关系的国际性，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一般。(11)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认识进一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显然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提升，当然也标志着他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认识的丰富和发展。上述这条逻辑主线“直逼”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
综上所述，《伦敦笔记》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进一步延伸的重要转折点和马克思经济学革命过程的重要转折点而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哲学批判由主要对经济学领域内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转向对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各种错误的观点和认识方法的批判，从而进一步验证、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由此，哲学批判对经济学领域的全面介入有了实质性进展；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进一步深入到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必需的具体环节中去，如科学的货币学说、级差地租学说、资本价值实现矛盾学说、经济危机学说等。这两个方面的批判是互动的一体。因此，《伦敦笔记》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的直接准备。
（三）《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既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又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基本或初步完成
1853年后，马克思通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过这种研究不是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到了1857年，使马克思经济学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契机形成了。“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预言的危机确实爆发了，这使他为得到经济学的某些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12) 虽然危机并没有引起革命，但在1857年7月到1858年8月间，马克思以危机为切入点“认真着手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3) 写下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包括《巴师夏和凯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草稿）》以及《七个笔记本的引索（第一部分）》等一些提纲和残篇]，并继而在1858年11月至1859年1月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同年1月为该书写下序言）。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所以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的标志，又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基本完成的标志，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进入到完成构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系统阶段。可以认为，马克思完成经济学革命所必需的方法论系统的构建与他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只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所必需的方法论系统构建的完成。这一方法论系统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其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最核心原则的经典表述所涵盖的内容。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核心、最高层次的方法。其二，在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马克思系统阐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等。其三，对《资本论》创作结构的方法论思考，如马克思最初提出的“五篇结构”。这既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结构方法论的思考，又是他对把基本或初步完成的经济学革命的成果呈现给世人的方式和路径的方法论思考。上述这三个方法论层次是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方法论层次都不能称之为“完成实现经济学革命所必需的方法论系统”。当然，“经济学革命所必需的方法论系统构建的完成”并非意味着这一方法论系统就是“完美无缺”的。例如，对《资本论》创造结构的方法论思考，马克思在以后也是有所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并没有背离上述方法论系统的本质。
第二，马克思初步构筑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论”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按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为以后撰写《资本论》第一章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而把“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公布于世；基于价值规律，在考察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中，马克思阐释了自己所初步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大体上完成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构建；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危机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初步构建了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等等。
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一方面，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系统构建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这里所说的“趋于完善”主要是指：从方法论上看，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具有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完备形态。这种“完备形态”既涉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又涉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形式。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应具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系统才能不脱离现实的历史，从而实现其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功能。这种方法论系统绝非仅靠从字面上记熟几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能获得的。实际上，马克思在初步完成哲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4)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些抽象本身”就是指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所集中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初步完成哲学革命的马克思当时还不可能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地阐释上述问题。直至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后的近13年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通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系统构建的完成，令人信服地向世人表明了“抽象本身”怎样才能不“离开现实的历史”。这也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必然使他的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就是不完备甚至是残缺的。另一方面，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基本完成。如果马克思不构建起自己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他的哲学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从而他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回答他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问题——资本发展的逻辑及其趋势。因此，在初步完成哲学革命后，马克思哲学批判开始全面介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确立及其展开的过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构建的完成和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初步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全面、正确地把握了资本发展的逻辑及其趋势，同时也使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也说明：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必然在方法论上引发他的经济学革命；没有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就根本不可能有他的经济学革命。马克思完成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系统与他初步确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与他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二版和法文版）以及《资本论》第四部草稿（1867—1881年马克思为修订《资本论》第二、三卷而作），虽然在“写作结构”、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和理论构建的具体环节等方面都有所发展，但在其本质上都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开辟的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继续。
以上只是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作了比较简略的历史阐释。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虽然不能全部涵盖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整个学说及其发展，但如果脱离对这一内在逻辑联系的全面把握，那么就不可能正确认识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哲学了。
二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必须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哲学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哲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始源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从动态上凸显了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在方法论上的基本规定是：这一“整体”是由该整体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间关系构成的。所以，对这一“整体”的研究既不能采用整体主义的方法，也不能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学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与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这一整体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即都不能偏离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在方法论上的基本规定。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在方法论上的基本规定要求我们必须在研究中注意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当以马克思学说的整体为研究对象时，务必要在逻辑上肯定这一整体是具体的整体，而不是抽象的整体，即不是在人们的思维中所呈现出的那种舍弃了整体的各个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否则，研究者就会把由各个理论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笼统化”和“简单化”。“抽象的整体”在方法论上易于导致把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简单化的倾向。目前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研究中就存在着这种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试图寻找到一个能把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各个复杂环节直接、简单地串起来的“线条”，以尽可能地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简化。殊不知，这样很可能会造成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更大程度上的误读。我以为，就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研究而言，目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反思在马克思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互动关系间所体现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当以马克思学说的整体为研究对象时，他把握构成这一整体的某一或某些理论的程度和水准至关重要。不能说连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或某些理论都称不上比较精通的研究者就有能力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整体上的研究。当然，比较精通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或某些理论还只是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整体上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二，当以马克思学说整体的某一或某些理论为研究对象时，务必要在逻辑上肯定所研究的某一或某些理论从属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否则，研究者就会把这一整体的某个或某些理论“个体化”和“片段化”，从而使其失去了被这一整体所规定的“原貌”。(15) 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当以马克思学说整体的某个或某些理论为研究对象时，他把握这一整体的程度和水准至关重要。简言之，在逻辑上忽略或离开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对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研究就必然会“失实”。目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在整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哲学的框架，故或多或少带有纯思辨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马克思看来，脱离现实的纯思辨有三个特征：一是超现实性。这里所说的超现实性不是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辩证的超越，而是指回避现实和虚假地摆脱现实。二是超历史性。这里所说的超历史性也不是指历史时间的跨度大，而是指缺乏历史规定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把一个需要说明的孤立“事情”或论断“作为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即全部学说由以出发的基础。三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即：“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这是给自己装上一副德国人的深思的和思辨的姿态的一种最便宜的方法。”(16)“纯思辨”是传统哲学框架的一个主要特点（德国哲学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把超越传统哲学框架的马克思哲学强行纳入传统哲学框架内来研究，必然严重地阻碍我们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始源的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为，在传统哲学框架内的“马克思哲学”已不再是马克思哲学了。把马克思哲学强行纳入传统哲学框架内来加以研究的方法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但也是最没有“思想”的方法，其最好的结果就是“自说自话”，而这却是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相悖的。这种方法把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整个学说中简单地抽绎出来，使其丧失了“整体规定性”，从而使马克思哲学蜕变成为传统哲学的一种类型。我们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的贫困》→《伦敦笔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一思想发展序列充分说明，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中，哲学和经济学是如何发展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如何在互动中展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他的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他的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他的哲学。在一种与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本质”相悖的方法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绝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也就更谈不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了。
应当承认，就个体而言，目前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工作者，其知识结构和把握整体马克思学说的能力在总体上的确不容乐观。这里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本文在此并不打算细论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仅想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即：当研究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比较狭窄和把握整体马克思学说的能力匮乏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记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曾向我提出过这一当时我没能够详尽回答的问题。强调包括笔者在内的人的知识结构和把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的能力的匮乏，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哲学方面总是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总体上的），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他的哲学的可能。明确局限是为了尽可能地超越局限。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够对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加以重新反思，并在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活动中付出不懈的努力，就会不断增大超越上述局限的可能。
（二）关于跨学科意识的再认识
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就是马克思跨学科意识、跨学科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产物。这两次革命及其相互的内在逻辑联系至少直接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这里姑且不说所涵盖的自然科学）。可以认为，如果马克思不精通这些学科并自如地把这些学科加以辩证的综合（其中包括不同学科的方法移植、方法渗透和方法融合等），他就不可能发动并最终完成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
这里涉及多年来国内外学界所探讨的“跨学科”问题。“跨学科”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国外学界早已有了这方面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如美国学者J·T·克莱因的《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的《跨学科方法》等。(17) 我国学界这些年来也相继涌现出与“跨学科”相关的各类组织、讨论会、课题和著述。不过，笔者在这里不想专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而只想就此论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我以为，目前我国学界“跨学科”虽然有时在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但收效甚微。这里除了有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以及不能有效地应对“跨学科”带来的悖论等方面的原因外，(18) 恐怕与其跨学科意识的薄弱有更大程度的关系。对一个学者来说，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他必须精通两门以上的相关学科（一般说来，精通的相关学科越多，“跨学科”研究越是得心应手），不过，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意识。笔者这里所说的“跨学科意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指马克思所特有的，即：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研究者只有具有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意识，其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合理、全面起来。就知识结构而言，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全才”。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中所显示出的是：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相互关系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包含马克思相关知识结构的质的提升。而这种提升在意识方面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由他的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他在“伦敦时期”对“不列颠博物馆堆积的经济史资料”的研究时说：“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19) 从方法论上看，正是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意识促使马克思在当时不很在行的学科上下苦工夫。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事先预设好的宏大“工程”，而是在他的跨学科意识引导下形成的恐怕连他本人也没有完全明确意识到的逻辑结果。从方法论上看，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意识，马克思才能在（而且只能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哲学革命；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开始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并由此推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初步成果，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没有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互动发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这两种互动的批判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间起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自己也要具有马克思所具有的那种跨学科的能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自觉地学习马克思所具有的跨学科意识。
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着一种与马克思跨学科意识相悖的倾向，即：研究者的意识大都局限于本学科领域甚至本学科的某个研究领域，故形成了强大的学科壁垒或研究圈壁垒，从而使相关研究走入死胡同。例如，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往往把“实践”、“存在”和“感性活动”等搞得云山雾罩，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种“概念游戏”；不少研究经济学的人把简单模仿和追随西方经济学数量化视为一种时尚，(20) 但这种“时尚研究”很难说明什么重大经济问题，更不要说提供什么指导意义了；而不少似乎是在搞“跨学科”的人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又少得可怜或轻视理论思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树立马克思那样的跨学科意识，对于我们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哲学意义非常。
（三）关于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汲取各学科成果的再认识
这是与“跨学科”直接关联的一个问题。“跨学科”既可以是个体行为，也可以是共同体行为。共同体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个体行为”的不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跨学科”大体上是属于个体行为。我们很难达到他们那种境界。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各相关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体跨学科能力的不足。但问题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困难重重（这里暂且不论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对话和交流）。近年来，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影响比较大的跨学科对话和交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倡导和主办的“哲学与历史学对话”和“哲学与经济学对话”。我以为，这两次对话的意义比成效更大。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学科偏见而拒斥其他学科的成果；二是在不同学科特有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间存在着矛盾；三是不同学科的主体汲取其他学科成果的能力匮乏。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尽管如此，加强各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必将不断地冲击与“跨学科”相悖的意识。所以，从长远来看，加强各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将会在强化学界的“跨学科”趋向方面起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至少在目前我国学界，不以各学科对话和交流为基础的“跨学科”，其深度和成效是令人怀疑的。
这里需要澄清学界不少人的一种误解，即：各学科间的交流和对话所推动的“跨学科”将会削弱或消除相对独立的学科研究。实际上，“跨学科”非但没有消除相对独立的学科研究，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研究。就研究方式而言，“跨学科”大体有相互联系的两种：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即把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有机融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学科研究方式或种类，如边缘类学科、交叉类学科、横断类学科等。其二，相对独立学科的综合研究，即通过有条件地利用和转换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本学科特有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相对独立学科的综合研究已经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超越了本学科既有的框架。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互动发展中，既有第一种类型的“跨学科”，也有第二种类型的“跨学科”。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属于跨学科研究，他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自然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我们目前应坚决反对的是固守学科壁垒，固执地仅用本学科的知识、语言、思维定式和方法来研究本学科问题的趋向。可以认为，在当代，没有“跨学科”，就没有科学研究的进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说也是如此。
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和对话最重要的功用之一是：各学科的成果（包括新的观点、方法、视角、资料等）能得到及时的了解，使之成为共享的成果。这里，“及时”尤其重要，否则就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其他学科在相关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会对本学科的相关重大问题产生误判。例如，我国有的学者就曾误把哲学界20多年前的一些观点视为哲学界当下的主流观点加以评判，并由此导致了对唯物史观与史学方法论关系的一些不科学的看法。再有，目前哲学研究中常引用的关涉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其实早已过时或被相关学科研究所更正，但当下发表的许多哲学著述中仍然堂而皇之地将它们作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加以使用。
在汲取各学科的成果方面，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比其他学科显得更为紧迫。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真正摆脱传统哲学框架的束缚，就必须汲取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成果，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演绎成为抽象体系的变换，即：从一种远离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思辨形式变换为另一种远离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思辨形式。应当承认，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有不同于其他具体科学研究的特点——独特的思辨性，但是，这种思辨性是建立在对同时代的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基础上的。脱离了对同时代的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哲学研究就会演变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的推演。进而言之，建立在对同时代的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基础上的思辨与脱离对同时代的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的思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基于时代发展、超越时代局限的批判与构建的统一，而后者则是一种随意性很强的概念游戏。目前学界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把加强各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汲取各学科的成果视为取消哲学的思辨性，这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至少对当代中国哲学界来说，缺少的不是形式上的思辨，而是对同时代的具体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基础上的思辨；缺少的不是哲学学术的形式，而是哲学学术的内容。哲学只有汲取具体科学的成果，才能为具体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撑。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不能片面地责怪从事其他学科研究工作的人不重视哲学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因为，哲学并没有给其他学科提供强大的方法论支持。就我国学界而言，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不重视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是哲学自己吞噬下的恶果，更确切地说，是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自己吞噬下的恶果。哲学不能汲取具体科学的成果，就不可能面对现实。
（四）关于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再认识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后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论启示就是：科学的理论学说必然具有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科学的理论学说的发展必然会不断满足改造现实世界活动的需要。如上所述，《哲学的贫困》之所以能够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的起点和其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根本原因绝非是马克思纯学术研究方面的需要，而是他的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批判活动的需要，即为“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而批判具有浓厚的德国纯思辨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需要。因此，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哲学，从而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哲学之目的，不仅仅需要增强跨学科意识，加强各学科间的对话和交流、汲取各学科的成果，还必须确立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
从支撑思想学说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视角上看，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之所以充满活力，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持久、深刻的震撼力，就在于构筑它灵魂的基本精神，即由特定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凝聚而成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并通过他的整个学说展现出来。这种基本精神的核心就是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现实世界是个系统，改造现实世界或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自然也是个系统，涉及方方面面。在马克思那里，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通过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转换为学说及其发展的整体性。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也可以说，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不能离开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全面、正确的把握来理解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否则，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理解就很可能是片面的、零碎的。既然在马克思那里“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是“通过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转换为学说及其发展的整体性”的，那么，具有这种“转换”功能的实践精神也就必然具有全面性。这种源于改造现实世界系统性的全面性，直接体现在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中。进而言之，“实践精神的全面性”必然要借助于具有整体性的学说来显示其自身。因此，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准确、深刻的领悟，是以对他学说整体性的全面、正确的把握为逻辑前提的。仅限于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一般界定的理解，是不可能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精神有准确、深刻的领悟的。离开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全面、正确的把握，“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在人们的思维中就很可能会蜕变为一种抽象的、空洞的、片面的精神活动。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全面、正确的把握，才能有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准确、深刻的领悟。另一方面，如果离开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准确、深刻的领悟，那么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是全面、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绝不仅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要求，更主要的是马克思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全面性的要求。所谓“实践精神的全面性”就是实践精神介入改造现实世界活动的全面性。马克思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全面性把改造现实世界系统性的要求输导到马克思学说构建的逻辑中去，从而形成了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因此，我以为，说不能离开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准确、深刻的领悟来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就是讲不能离开改造现实世界的系统性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否则，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理解就会陷入一种“纯学术”的语境。而在“纯学术”的语境中，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往往会被扭曲。因此，只有准确、深刻地领悟贯穿于马克思整个学说中的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包括这种实践精神的全面性），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就体现了笔者以上所述的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与马克思理论学说整体性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我们来说，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的辩证关系，其根本性目的之一是：在当代确立马克思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增强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马克思学说。这里有个方法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在当代确立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与一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实践精神，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虽然以后者为基础，但绝不等同于后者。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在当代的确立，就是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在当代的再现。这种“再现”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这里所说的“具体的历史的”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确立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二是由一定的主体所确立的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内容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我们来说，这里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当代先进的中国人是确立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主体。既然如此，那么当代先进的中国人所确立的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必然是凝结在能够直接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全面体现先进的中国人在当代对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的再现。我以为，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在当代再现的方法论要求是：立足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系统改造的实践，把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有机统一起来，在对时代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包括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探讨中丰富和发展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并通过对世界和中国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理论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等做出科学阐释，从而为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我以为，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学说以改造现实世界为主旨的实践精神在当代的再现或确立，才能真正增强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马克思学说。
注释：
①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 本文所说的“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延伸”是指：马克思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所具有的不断超越自身局限、丰富和发展自己已有成果的过程。
③ 这里要作一方法论说明，即：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领域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哲学批判是超越哲学领域的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从方法论上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可能发动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
④ 马克思在1880年4月7日法文报纸《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1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48页）这进一步说明，把《哲学的贫困》视为经济学革命的逻辑起点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的。
⑤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⑥ 洛尔夫·德鲁贝克、雷纳特·麦科尔：《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籍维立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9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5页。我以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批判德国的哲学”，其深层寓意是：通过揭露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被歪曲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卖弄，来彻底批判经济学领域中的思辨唯心主义。他这里所说的“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其深层寓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开始向构筑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发展。
⑧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⑨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163页。
(12)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301页。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页。
(15)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讲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学说的某个构成部分（如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的研究不再有意义了，而是旨在强调：无论是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整体，还是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某个构成部分，都不能在逻辑上忽略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学说是由该整体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间关系构成的，否则就会堕入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所设下的“陷阱”。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9页。
(17) 国外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超学科”的提法，90年代初又成立了第一个国际超学科研究所。目前学界有的人将“超学科”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以研究现实世界问题为主；学科方式的整合和超越；注重参与性研究；寻求学科外知识的统一（参见蒋逸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在我看来，“超学科”与“跨学科”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超学科”只是对“跨学科”原有认识的一种扩展和深化。
(18) “跨学科”所带来的悖论是指：在一定背景知识条件下不同学科间或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间出现的对同一问题完全不同的看法。“跨学科”所带来的悖论既可能促进“跨学科”的发展，也可能阻碍“跨学科”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动力。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20) 笔者这里并不是反对经济学中的“数量化”研究方法，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一旦被绝对化或被不适当地抬高就会走向其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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