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世界观的一代宗师——徐继畬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师论文,世界观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徐继畬三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在这一中国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整体上来说，仍然继续为传统观念所束缚，长期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与东邻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未能实现的内在原因。
中国整体性近代世界观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妨碍着国人对时代性质的判断、对敌手本质的认识以及自己所采取对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而且也抑制着先驱者更扼杀了先行者，徐继畬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近代中国天朝观
当中国人遭受英国人炮火的时候，东邻日本仍在闭关锁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635年日本德川幕府全面锁国，比大清康熙重新禁海还要早八十余年，幕府对出国、信教和接触西学的惩罚要比大清厉害得多。1837年美国商船以送日本船民回国为由驶向江户湾，希望和日本建立联系，进行贸易，而日本却以猛烈的炮火作为回答，且一个也不许那些被送回的日本船民上岸。1840年的鸦片战争，堂堂大清被西洋人打得大败对日本人影响至深。因而当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来日本要求门户开放，签定商约进行贸易时，日本人再也不敢以炮火作为回答了，而是在国内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形成了开港论和攘夷论对立的两大派。不久，日本的“攘夷论者们试图赶走洋人，结果被西方各国的炮舰所击败，终于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攘夷是轻率的”，“实行攘夷会使日本灭亡”，最后形成了共识，“即认为应该通过开港使日本富强起来”①，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如是说。日本就是这样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这本著名的小册子的副题就叫“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该书充分表明了转变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日本在由古代转为近代的历史性转折关头，正是由于思想观念上的“果断”，才带来了近代化崛起的“奇迹”，可见近代世界观是多么地重要。
反观中国，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标志着已进入了不能闭关锁国的近代社会，国人却始终不愿承认这严酷的现实，不能冷静地理性地去面对现实，去思考确实可行有效的对策。连林则徐魏源等先驱者亦不例外。先是长达二十年的停滞时期；继则是以不承认西方文化地位为特征，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再则是以拒绝中国文化近代化为特征，标榜“西学中源”的维新变法。对西方一直是口服而心不服，口惠而实不至，始终不肯在文化上承认对手，也就在以学西方为特征的近代化道路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历史浪潮推着走，而失却了应具备的历史主动性。历史条件三变而认识一如既往，始终脱不出“中为夏、西为夷”、“中为体、西为用”的传统模式。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国人的世界观在整体上还是古代的天朝观，由此而求近代化，岂不是缘木求鱼？
林则徐一直被我们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又看到了什么？不错，他禁烟抗敌，是旷古杰出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世界观却依然是古代的天朝观，他对西方的认识也是传统的。为了在军事对抗中击败对手，他确实做了许多组织翻译西书、了解西方的工作，但这也仅仅是实践着闭关时代纪晓岚“节取其技能”的主张，没有脱出“技”的范畴。有的学者曾惊诧魏源继承林氏未竟事业而编就并数次扩充《海国图志》时，林则徐没有相应的反应。其实林则徐至死不甘心的就是没能亲手把外国人赶出中国，他一直是从军事角度着眼着手的。在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禁烟的过程中，他有一系列与外国人来往的《公牍》，就揭露痛斥敌人而言，确实义正辞严，令人钦佩。但仔细研究这些《公牍》，我们不难发现，林则徐依然一派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口气与作法。即使撇开“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我天朝君临万国”等程式不论，在往来公文中他不能容忍外国人有稍许平等言辞的出现也可表现出其古代的天朝世界观。比如，英国领事义律在来往的公文中有表示中英平等对等地位的“相和”二字，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敏感，他在复谕中驳道：“天朝以大字小……不得率将‘相和’字样写入禀内，致与体例不符，有干严饬”。荷兰人在公文中沿用大清格式称呼其国王，林则徐大为不满，认为这“种种谬妄，此必胆大之汉奸代为混写”。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大清有资格用这一程式，蛮邦番国是不可能与大清共同享用这一套程式的，这事关大清的盟主地位问题，故林则徐要下属“按其字迹，密查汉奸，严拿重办”。英国领事曾就林氏公文中居高临下的天朝口气提出抗议，认为自己“既为英国特派官员，敬请大宪谕内，不要仍用轻慢字言也”。林则徐就此答道，“天朝体制”如此，“有何轻慢”？至于他对中外贸易的看法仍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眼光。在他看来，“我中原……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尽可不需外洋货物”；“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外夷若不得此，既无以为命”。因而中国若断绝对外贸易，停止供应这些养命之物，“则夷人何以为生”？洋人应该感激这种天朝所赐的洪恩，应感恩戴德才是。“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②，将抗敌决策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继承林则徐未竟事业编就《海国图志》的魏源，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而传世。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师夷长技”学习别人的长处，确实无隙可击，无可非议，但具体联系到魏源的世界观则大有论说的必要。在魏源之前龚自珍已经认识到了清朝的腐败没落，用“日之将夕”来形容概括当时的时代性质。但在魏源看来，大清仍是天朝上国，文治武功不减当年，雄威仍在，“岂独高出明代万万”，连《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都认为他这样做太过份了，奇怪他为什么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③。在魏源看来，西方人“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只要大清恩威并用，“威足慑之，利足怀之”，“必使可畏可怀，而后俯首从命”。这些西方人虽然有点船坚炮利的优势，但在文化上却不值一提，终是一“夷”类而已，以中国人的文化优势，在“长技”上学些西夷不费吹灰之力，“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制夷”又有何难？不仅可以很快赶走西洋人，战后重建以大清为中心，“四夷来王”的世界秩序也不在话下。在《海国图志》中，魏源的计划是周详的（甚至连学得船坚炮利后，“凡水师提督大员，入京陛见，必乘海艘，不许由驿陆进”④都计划到了）、“制夷”的前景是异常乐观的。但尔后的历史并没有按照魏源所预想的发展，“师夷”难之又难，“制夷”更了无应期，每每为“夷”所制。历史的发展与魏源的判断南辕北辙。之所以如此，与魏源在国门已开走入近代的新形势下却照搬闭关最严重的乾隆时代纪晓岚“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对外政策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他这样做的根子还在于他与纪晓岚有着一样的古代天朝世界观，而未能用近代眼光分析问题，作出判断并提出更为有效的主张。
洋务派开始实践魏源主张并在“技”的范围上有所扩展，但其世界观却没有实质性进步，只不过将纪晓岚提出魏源引用的话更简捷地概括为“中体西用”，仍然视西方为没有文化地位的“夷”类。正如洋务重臣曾国藩所说：“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技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礼仪，安有政治足言？即有政治，亦不过犯上作乱，逐君贰臣，蔑纲常，逆伦理而已。又安足法”⑤。梁启超曾对这种历史变而世界观不变的状况有所指陈，他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能使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数十年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则益自张大……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⑥。此论不谬。甲午海战，大清舰队实力并不比日本舰队差，但仍是一败再败，全面崩溃。为什么？理由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条，但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是用封建的旧脑筋来办洋务、兴军事、指挥作战，总根子还在世界观上。
到变法维新之士，虽然认为中国政治非实行变法不可，但仍不肯撕掉那块遮羞布，而提出什么“西学中源”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古代世界观的变种而已，还是在内心中看不起西学。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没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从我们古代学去的，我们古代儒家经典中早已有之。因而与其说是学西方而变法，不如说是借古尸还魂，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有天壤之别。因而当时作为变法指导思想的，并不是康梁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与了解，而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之类东西。这就为坚决反对学西方的封建卫道士们留下了口实，既然我们老祖宗早已有之，发扬古典就行了，何必要向西方看齐？
从林魏到康梁，这些“先驱者”在世界观上都是如此，至于一般君臣士大夫民众，更为传统天朝观所束缚。清廷君臣最怕的莫过于见洋人，道光咸丰两帝为此不惜以钱财国士为代价。咸丰为此宁愿躲在寒冷的避署山庄过冬直至死去都不肯回北京；为羞于见洋人，博学的倭仁以伞遮面。为了阻止中外互设使馆建交，周祖培代表诸王大臣上书力称外国使节驻北京有“八害”⑦；为阻止学习西方，本无上奏资格的杨廷熙竟能破例上五千言之长奏，认为设同文馆其事其理其心有“十不可解”⑧，大肆攻击学习西方之士。
鸦片战争初期，为抗敌取胜计，本来应下一番冷静理性的“知彼”苦功，但其时广东前沿的士大夫民众却为偏执狂热的情绪所左右。在《全奥义士义民公檄》《广东乡民与英夷告示》中宣称：“恭维天朝大统”，周边蛮夷各国“莫不候风占月，输忱效顺。乃独有英咭利国者”，“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有何长处”，“尔恃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尔除此三物，更有何能”？“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我天朝茶叶大黄，各种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⑨。在此氛围中所了解的夷情、采取的对策又怎能不失真失效、事倍功半？又怎能谈得上近代世界观的形成？
可见历史已进入近代几十年，传统的天朝观却稳如泰山，始终在从先驱者到一般人的头脑中作怪，虽一变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不肯承认西方应有的文化地位，而死抱中国之“体”不放。因而所谓“师夷长技”也正名符其实，始终在“技”的范畴内打转，而不愿亦不敢正视西方之“体”，把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自己“师”的对象，如此学西方不事倍功半又有何出路？
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与社会氛围中，徐继畬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国门已被打开，中国已进入近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传统的天朝观念和心态中清醒了过来。不为世俗和社会名流的看法所左右，而是冷静地理性地对被国人贬鄙得不值一提的西洋人进行系统而不带偏见的研究，从而较为清醒地看清了来犯之敌的真面目，看到了中国所面临危险的长期性严重性，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时代特征，从而使自己的世界观为之一变。初步地，尽管是粗糙地，然而却十分难能可贵地形成了近代世界观，成为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一代宗师。
三大突破及其近代世界观的形成
近代客观环境、社会氛围已如上述。但毕竟国门已打开，客观现实对天朝观不能不形成冲击，也不能不留下烙印。历史选择了徐继畬这位厦门福州两口通商的管理者，清廷“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⑩。其实说也简单，西方的船坚炮利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是包括林则徐、魏源在内的先驱者都已看到了的，徐继畬只不过是多问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西方有船坚炮利？西方仅仅是船坚炮利吗？如此而已。但正是他的这种“寻根究底”，使“最早赴华的美国人公认，徐继畬是中西文化交流这块处女地的拓荒者”。“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启蒙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瀛环志略》便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我们有责任还他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11)，一位中国学者如是说。
所谓近代世界观，就是从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承认中国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承认西方各国与中国有对等的地位；从华夷之辨中解脱出来，在事实面前承认西方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反思中国社会，主张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走自强抗敌的近代化之路。近代世界观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灵魂，是摆脱落后挨打局面，振兴中华民族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是近代国人的正确抉择。
就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中，徐继畬独自承受着文化民族地位这三重压力，甘冒被世人误解、为世俗所垢诬之险，实现了三大突破，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为他进行近代化启蒙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人学习西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
首先，徐继畬突破了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历史局限，认识到了世界的多元性。
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华文明是天下唯一的文明，曾经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如果说在明清之前，中国作为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度这种情况还符合历史事实的话，明清已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这种状况已被打破。到十九世纪，西方英美等国无论从军事实力到文明程度都不在大清之下，但中国人还是把他们贬称为“夷”，还以天朝上国自居。鸦片战争中大清虽然一败再败，但却仍未触动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感，甚至在奇耻大辱面前得到了强化。在林则徐义正辞严痛斥英国人的背后就不时地透露出了天朝上国的心态与居高临下的钦差神态。魏源虽然提出“师夷之技”，目的却在于借此机会重建被鸦片战争打碎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未来世界秩序。
而徐继畬则不然，他不但看到了世界各国“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瀛环志略》下同）的社会现实，而且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剖根究底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他还存在许多的困惑和不解，但他却初步领悟了世界的多元性，从而对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并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纠正了这种偏见。他在《瀛环志略》中告诉我们，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在地理上中国不在地球的中央而仅仅在世界几大洲之一的亚洲的“东南”一隅；在文化上中国不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体，而仅仅是世界几大文明圈中的一个。他用历史事实表明：世界是由多元文明组成的，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他文明体自有其文明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受泽于中国古文明的依附物；而且西方现在的文明程度与大清相比毫不逊色。他举例说，法国巴黎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城市，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这个城市“城垣方广，居民九十余万……城内有大书院，藏印本书三十六万册，钞本书七万册”，“有钟表匠两千人，每岁造时辰表四万件，自鸣钟一万八千架”，“又设医院十四所，选名医居之，每岁收疗病者一万四千人……又有繁术院，居各项艺术之师，如学兵法，开河道，造器物之类，学者各就所愿”，其文明发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文明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使徐继畬这位道光进士、福建巡抚把自己多年循守的文化传统、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架子、清廷“大臣无外交”及驼鸟外交的种种禁令与限制统统抛在了脑后。充分利用自己兼管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务的职务之便，广泛地不亢不卑地与西方人士平等交往，并放下天朝、大官、儒士的架子，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千方百计收集西方资料进行研究，被来访的美国教士看作是“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12)，从而使“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从而成为一个“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的“思想解放的人”(13)，成为“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瀛环志略》也成了对近代中国人进行近代化启蒙的“破荒之作”（皆费正清语）。
为了纠正国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偏见，揭示世界的多元性，他引用和绘制了数十幅相当准确的世界及各国地图与书中的有关章节相配合。并在“书中总是把西方人发现的科学事实与中国人的错误概念并列”，使人一目了然，受到应有的启发。他用具体的图表、事实把大清这个“中央王国从世界的中心移开了”，“他已经领悟到，作为儒家道德体系核心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中国的形象已不再合乎时宜了”(14)。这就等于宣告：近代世界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面对打上门来的强敌，要有效抵抗并在“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的国际环境中迎头赶上去，是破除自我中心观的时候了。
其次，他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的局限，把已近代化了的西方人从传统的“夷”类中解放了出来，并以相当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从而为近代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夷有别”，“严夷夏之大防”是“春秋之例”，孔孟儒学的一贯主张，国人的共识。在国人眼中，中国永远是天下唯一的先进文明，唯我独尊天经地义，其余所有的国家近至藩国远至西洋都是低我一等的，不开化的，需要我们进行教化、进行文明薰陶的“蛮夷”。在国人眼中，“蛮夷”是不值得重视的，也是仅有野蛮的武力而在文明程度上为国人小瞧蔑视的。西方人用武力打败了中国，中国的先驱者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人士，不面对现实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口咬定西方仍是“夷”，因而对付这些“西夷”，仅传统宝库中就足足有余了。中国人懒得进行新的探索，也满足于对西方的一知半解的认识水平，因而从魏源到洋务派们照搬纪晓岚的主张就毫不奇怪而顺理成章了。至于一般人更不在话下，当时的清廷就把与西方的交往统称为“夷务”，只是这些“西夷”好难调治，为总结经验故，清廷专门汇集了道光、咸丰、同治朝的有关资料，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至于后来用“洋务”代替“夷务”一词，也算是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但已在徐继畬之后好多年了。
徐继畬在与西方人士的广泛接触和对近代西方历史进行研究中逐渐认识到，西洋人与传统的夷类大不一样，再把他们称之为“夷”实在不符合明摆的事实，是一种误会。他作为饱学的儒士，自然知晓把西方人从“夷”类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冲击力，对自己亨通的官运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但他为了尊重事实，同时也为着对国人提供真实的西方情况，他决然地这样做了。1844年他初撰英吉利的一节，2400余字中就有“夷”字21个，而到1848年他以《瀛环志略》的书名刊行时，书中的“夷”字奇迹般地消失了，如英吉利一节扩至7600余字，却不见一个“夷”字。原来他用中性词或尊称取代了这些贬称，如将“夷目”改称“英官”就是一例。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决不可轻看这个别字的改动。这不是一般的文字性修改，而是一种对西方认识产生质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由古代世界观转变为近代世界观的一个标志。
鉴于对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他对西方文化一改国人的口诛笔伐而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对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和国人视西方文化为异端进行讨伐都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各有所长，不应互相鄙视。他认为，西方人信耶稣，“原无所谓非，而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未免多事矣”；“佛，西方之圣人也”，但佛法传入中国实属“无端”。同样，中国人反对西方宗教传入是正当的，但由此而把西方文化视为异端，进行口诛笔伐则“亦多事”。并讥讽道：“口诛笔伐不亦劳乎”，继而大胆提出，对西方文化，”不必操儒者之绳墨而议其后”（上述引文分别见《瀛环志略》校定稿、《书王印川广文诗后》）。他对自己的认识充满自信，“此种议论，俗儒所惊，然未必敢驳也”（同上）。
再次，他对时代性质的认识也实现了突破。
认识时代是把握时代脉搏使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时代潮流的前提。林则徐魏源作为先驱者并没有对时代特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因而在他们那里，“师夷”“制夷”都是轻松而不难办到的，丝毫不在话下。尔后的近代史充分证明了其艰巨性，也就击碎了他们尽管是美好的却实属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洋务中兴的那些先驱者的种种言行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近代”这个变局缺乏实质性认识。
徐继畬对时代的认识基于他对西方世界及其实质较为透彻的了解。他看到，英美法各国已在西方崛起，不仅军事实力强大，而且文化亦很发达，实属文武兼备之国度。况且他们已经实现了交通运输革命，船舰实现了机械化而可进行环球航行，“火轮船行驶甚速，不畏风浪”，日行千里的火车也在西方出现并发展很快。如果说在交通不发达时代闭关锁国尚有可能的话，而交通革命后的今天这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因为他发现，西方对中国构成威胁是与近代西方交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西方“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过去是“求疏通而不得”，而今则是“欲隔绝而不能”，这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古今一大变局”。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光荣孤立观已为严酷的现实所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各国“比权量力相为匹敌”的新时代。
徐继畬还发现，在这个以实力相匹敌的新时代，西方各国之所以对中国虎视耽耽，步步进逼，是一种非“偶然”性的为其“国计”所驱使的本性所决定的行为。因为这些国家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他们在世界各地到处建立港口，发展贸易，“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以上引文均见《瀛环志略》）。这并不意味着徐继畬为西方不远万里侵略中国进行开脱，而是他看到了只要西方各国存在，这种以武力为商贸开路的作法就不会改变，且压力会愈来愈大。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一味退守始终是被动的，而要强大起来，商贸是其源泉。较之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的看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看得更为深远，亦更具有近代性。也就是说，徐继畬已经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
一代宗师徐继畬
在国门已被打开再无法关上的近代中国，以“中＝夏、西＝夷”、“中＝体、西＝用”为特征的天朝观是一副“有色眼镜”，严重阻碍着国人去看清世界、看清时代、看清敌人，严重阻碍着国人做这些必不可少的向西方寻求真理、学习西方的前提性基础工作，也就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成败。由此可见，能否摘下这副“有色眼镜”是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近代世界观的试金石。
在近代中国，徐继畬是勇敢地摘下这副“有色眼镜”而实事求是地观察面对客观世界的第一人。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徐继畬摒弃了以前那种狭隘的世界观念”，因而他“并不害怕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和思想交流”，“徐继畬尽其所能地从译成中文的材料中，从在他管理下的通商口岸住着的西方人那里了解外界情况”，“在新的环境里，他的才华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持感兴趣而开放的姿态。他异常敏捷地引进西方文明的活水，从而使他获得对中国问题的更为实在的洞察力”，“于是，《瀛环志略》变成一部便览的指南。它向中国统治者们提供了对世界开明的看法，及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令人信服的陈述：自强；官商结合；务实的外交；参考令人羡慕的彼得大帝计划，引进有用知识……徐书还提供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实情。他认为，有效地把人民及其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是欧美强大的本源”，也是中国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只有走近代化道路，才能够“抵御欧洲强国的侵略”(15)。徐继畬的一代宗师地位便由此而得以确立。
徐继畬是近代国人平等看世界进而认识世界的一代宗师。在当时，西方富强文明值得效法本是不争之事实，徐氏亦作如是观。然而满脑子天朝观的卫道士们却不能容忍并把徐氏对西方的客观陈述当作其“罪状”来驳斥。说徐书“谓英吉利为欧罗巴强大之国”，“尤称其雄富强大”；“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故主张对徐继畬“上章劾之”，对徐书则“书版狎令毁销”(16)。连洋务重臣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17)。而具备了近代世界观的郭嵩焘却对徐继畬的先见之明钦佩不已，在与人书中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18)。变法领袖康有为承认，徐氏的《瀛环志略》等书是他“讲西学之基”，从这些书中他“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9)，从而走上变法维新之路。
徐继畬还是近代国人走出封闭、走向世界的一代宗师。虽然他自己未能走出国门，但其世界观走出了封闭，使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许多“第一”与他有关，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例如，近代国人中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是祖籍福州的厦门青年林鍼，他1847年从徐氏所管辖的厦门出发到美国工作一年有余，1849年初回国后写成《西海纪游草》，徐氏为之题以“鹭岛十二峰之外，鹏程九万里而遥”进行褒奖。近代大清官员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是徐氏的好友斌椿，他出国前徐以总署大臣身份接见并赠以《瀛环志略》，后又为其回国后写成的《乘槎笔记》欣然作序，对其“慨然愿望”“亲历殆遍”西方各国“以联合中外之情志”的行为予以赞赏。近代第一次以使臣身份出访的志刚、孙家谷在回国后写成的《初使泰西记》《孙家谷使西书略》中都提到了徐氏的《瀛环志略》一书。至于近代中国第一位驻节西方的外交官郭嵩焘更是带着徐书走马上任的。徐继畬的宗师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徐继畬的近代世界观还是极为粗糙而很不彻底的，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徐氏毕竟是一个封建大官，又活动于国门初开之际，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完全脱离封建局限而形成彻底的近代世界观。就徐继畬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已远远高出于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也足令许多后来者汗颜。从我们的简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一代宗师的历史性角色。
注释：
①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6-7页。
②《林则徐集·公牍》48-129页。
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163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圣武记序》。
⑤转引自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版52页。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
⑦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953页。
⑧转引自《笔记小说大观》第33册朱克敬《暝庵杂识》卷三。
⑨《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68、64、65页。
⑩、(12)、(13)、(14)、(15)龙夫威《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29；29-30；33-34；55、53、49；29、33、28、4-5页。
(11)《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24、154-155页。
(1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480-481页、史策光《梦余偶识》卷一。
(1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18)山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1990年3期《徐继畬专辑》42页。
(19)《戊戍变法》神州国光社版11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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