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后，笔者听到一种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怎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什么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在有这样疑问者看来，似乎十七大的新概括既割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更割断了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纪念改革开放30年，再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一定适宜。我以为，这里有一些模糊思想，要廓清一些关系。这样就既能科学把握十七大的精神，又能正确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的关系。
这里讲三个问题。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在2006年的哈尔滨会议和2007年的青州会议上，我实际上已涉及这个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理念，但对改革开放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进行新的概括的趋势渐成共识。因为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②，从实践层面言，是两条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从理论层面言，就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讲，是两大理论体系：一是作为党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它的核心理论)，二是作为党领导第二次伟大革命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十七大顺应时代趋势，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1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这个最新概括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理由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属于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或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彼此不能包括隶属，为基本逻辑使然。若将毛泽东思想包括进去，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或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岂不变成只有一次了？！显然，这是不合适的。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十三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只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讲起。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这个“当代中国”就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十七大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这里的“当代中国”是特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界定，也是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义上讲的，因而是特指这一个时段。毛泽东思想不在这个时间段内，当然不属于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也就不能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里既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意思，也不存在将毛泽东思想“边缘化”问题。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问题。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说法。既然“始于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在一个时期自然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包括其中了。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厘清：一是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包括其中，不等于将整个毛泽东思想包括其中；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生学”考察，它渊源于党在八大开始探索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要“拨乱反正”的“正”，最初的认识也是返回到八大(包括此前的《论十大关系》)。这可视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原生态。就此而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即指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符合那时的思想认识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越来越感到要“回到八大去”，即按照八大的认识来建设社会主义，一是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二是也不完全适合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渐渐地超越了八大。这个超越，主要有这么几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突破了八大的思想，讲了过去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邓小平还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第二个标志是1987年10月的十三大报告。这个报告在否定八大讲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应覆盖全社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从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转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和准备阶段的认识。
第三个标志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尽管十三大明确了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但姓“资”姓“社”的问题没有解决。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指出：社会主义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73。据此，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
这样，经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过去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的认识实现了飞跃，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巨大改变。就如当年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所讲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此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关系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如何理解薄老讲的“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了。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始于毛”。这是一。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生学”考察言，也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这是二。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言，也可说“始于毛”。这是三。但是，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这个角度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而制定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很难再说它的内涵的历史起点“始于毛”了。这是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始”，实际上有两种解读。过去多作渊源意义的解读，这就包括“毛”。十七大作本源意义的解读，这就不包括“毛”。
“始于毛”的那个说法毕竟是20世纪末的认识，根据历史的发展对一些认识加以修正是很正常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既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也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即整个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而不是应包括其中的本源理论。
既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那么怎样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呢？在我看来，还是我在去年青州会议上讲的那个关系。十七大的新概括对于我讲的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正处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将它简称为此名)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按照十七大的规范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基本理由为这么三点：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就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在根本的哲学理论上(不是讲哲学的运用)没有超越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与毛泽东可谓直接的师生关系，无论从其成为“邓、毛、谢、古”后的革命经历看，还是就其“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言，邓小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所以，他在“南方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382邓小平之后的其他领导人更不必说了，实际上都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讲话、发表文章，凡涉及到哲学思想方面，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话语都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因此，就基本的哲学理论言，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
第二，这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如邓小平本人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3]300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来讲，现在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当初讲这个问题时的情况；但是，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际情况讲，它却仍然适用，不仅现在适用，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至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会适用。就此而言，我以为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如果说，前一条是从主体方面言，这一条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使然。
第三，哲学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管用”的时间更长。哲学理论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理论不存在对应关系，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丝毫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都是政治理论，既然是政治理论，它的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才不断增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否则，就不会有目前这么多的指导思想理论。而哲学作为研究世界根本规律的科学会比较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很大的普适性，会比较稳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毛泽东哲学内有偏颇的某些观点，但在总体上不失为科学的哲学理论)，是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对最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高度的阐发，其“管用”的历史跨度时间会长些，比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时间丧失其真理性。政治理论与哲学理论是两回事，这里无须有对应关系。那种要求“对称”、“匹配”的认识，是一种简单化倾向。我们决不能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就去生硬地“制造”出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实践中形成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
前面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根本的哲学理论上没有超越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不是说在实践哲学的运用上没有超越。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两个范畴，若就哲学的功能言，属于两大类。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同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样，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各异，不存在学科门类的高低之分。改革开放30年来，在实践哲学的运用方面，即应用哲学领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其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样非常巨大。
改革开放3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丰富多姿、精彩纷呈，既有直接的推进应用，也有反思的超越应用，使抽象的思想哲学理论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理论，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理论根源，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形成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就对30年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者论，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应用发展阶段的主要哲学思想大体有这么一些：
(一)实践标准观与改革开放论
2008年4月下旬，在“首都理论界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座谈会”上，我曾就此以《哲学的“核爆炸”和“核动力”》为题做过发言。我讲：这个题目很吓人，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是以比喻来讲毛泽东关于“精神变物质”的浅显道理。真理标准讨论的巨大影响，30年后蓦然回首，神州大地天翻地覆，不就有如“核爆炸”释放的能量吗？！这也使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的“小球推动大球”，对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改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常识，也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11月修改《九评》的一篇文章时还亲笔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这说明它不应该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但谁能想到，“文化大革命”10年极“左”，一些认识“走火入魔”，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居然要正本清源、重新启蒙。又有谁能想到，它引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即“核爆炸”，有这么四点：一是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既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中国进行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既是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巨大推动力，又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发动和不断展开提供了丰富的干部资源。三是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使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和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直接掀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当代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四是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异常广阔的空间，形成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真理标准讨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引发的思想解放对今后的理论创新还会发生深刻影响。
因此，说一个哲学“小球”引发了“核爆炸”，产生了“核动力”，不算为过。
(二)实事求是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一国两制”论
“实事求是”本来是毛泽东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后为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通过真理标准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后，不仅重新确立并被明确为党的思想路线，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运用中大放异彩，衍生出许多政治理论之果，成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之源。
首先，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言，其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了“实事求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它被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法宝。二是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相连一起，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更具动态性。三是实事求是还同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重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撑，更加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论。
其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过去犯“左”的错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缺乏正确把握，对基本国情作了错误判断。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清醒认识，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0年之后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2007年2月，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再次，运用实事求是思想，创立“一国两制”论。尽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有“一国两制”思想，但将其明确提出，并成功实践，则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时。邓小平明确地将“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归功于实事求是。他说：如果这个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2]101
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提出的政治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还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具体运用。
(三)主要矛盾观与经济建设中心论
主要矛盾的思想是《矛盾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对主要矛盾的阐发也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他说：研究任何过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个方法，结果如堕烟海。这段话是他炉火纯青地运用之思想结晶，其得意超然之情跃然纸上。他的成功，从哲学上说，与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有密切关系。他晚年犯严重的“左”的错误，一个重要方面也在于没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思想，对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判断。拨乱反正，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还是运用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观，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正是对主要矛盾有这样坚定明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十七大也明确指出：尽管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仍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14-15。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观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矛盾主导方面观与社会主义主体论
毛泽东阐发矛盾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这个方面所规定。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岁月，他运用这个思想是很成功的，正确地处理了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关系、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关系。但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没能完全坚持这个思想，逐渐形成“社会主义纯粹论”倾向，尽管在作天马行空式的哲学谈话时认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认识的深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主体论”。不仅“一国两制”构想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文化政策等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主体论”。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可以说是“共产党主体论”。所以要实行这样的制度，同样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两党制”既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社会主义主体论”思想。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可以通过探索其他形式的分权体制和机制来解决。
(五)矛盾的普遍特殊关系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在我看来，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伟大的政治经济理论成果，它的理论价值不亚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论。它的实践价值，我国这些年的快速、持续发展所取得的震惊世界的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形态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乍一看来，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没什么关系。实则不然，它正是成功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解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然后又嫁接给社会主义的杰作。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夸奖邓小平会按照辩证法办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思想，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方法和发展生产的手段，谁都可以利用它，上升到哲学上说，即是属于矛盾的普遍性；“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用哲学语言说，则是矛盾的特殊性；按《矛盾论》讲，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姓“资”，不是采用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本身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起的决定性作用。经过这样解析之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被“剥离”出来，让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改姓“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破解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最大理论难题。10多年来，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向前。
(六)社会基本矛盾观与社会主义本质论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尽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60年来，共产党人都将它作为理想在追求，但从未这样提出过问题，我们熟读的包括老祖宗在内的无数“本本”也没有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等。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社会主义本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225的反思，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就否定了长期以来的习惯性认识。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根据是什么？仍然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既然如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应当以这个基本矛盾为依据。过去习惯性认识的那些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撇开了生产力，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要求。哲学认识上的片面性，必然导致在认定社会主义时，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其根本任务。邓小平讲的“不够格”，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它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上述新论，纠正了这个理论失误，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第一要务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它的意义有如过去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说的，“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开了它，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七)生产力决定作用观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这是一个与上面相关联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具有鲜明的直接现实性品格，这里还是单独立论。
“生产力标准”概念是十三大明确提出的。它源于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讲的：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还是解放及其作用之大小，只有“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4]1079。据此，十三大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5]58。1992年“南方谈话”，讲改革是否正确时又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它扩大了“生产力标准”的外延，深化了其内涵，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根本利益标准统一起来。这两个论，一方面是具体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又释放出了比过去巨大得多的能量，且其通俗易懂性使之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面对面”理论。
(八)政党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同其他政治理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一样，既可以从认识论方面分析，也可以从辩证法角度解读，还可以从唯物史观阐释。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是综合的，其对应关系不是单一的。本文为了说明应用哲学的发展，便于分析起见，只能侧重毛泽东的某一个哲学观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一个政治理论。抽象的理论分析只能如此，还原到具体的实践则应作综合的理解。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里从对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政党观来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到底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党的先进性，以加强党的建设。从党的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根据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讲党的先进性，尽管历届党章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即是说，讲了75年，是“一个代表”思想。进入新的千年世纪后，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党的先进性增加新的内涵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从现实需要看，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有利于提高党的素质，促进党不断与时俱进。从思想资源看，在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著作中，有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丰富内容。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蕴含大量的“三个代表”思想材料。这样，以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讲党的任务的相关思想加以整合，注入新的时代元素加以概括，提到党的性质高度加以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思想言，就更具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文字表述上，最初是讲“‘三个代表’的要求”，2000年4月下旬，胡锦涛在一次座谈会上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思想，随后提出要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9月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正式使用这个提法。一年后的十六大，它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被提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就其理论渊源言，仍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九)人民观和人权观与“以人为本”论
“以人为本”论，从实质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相当长时期，抽象地讲“人”，被视为“异端”，何论“以人为本”呢？！因此，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对于我们党来说，仍应视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它首先直接来源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间接地渊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先说“以人为本”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江泽民在2000年2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2001年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阐述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毛泽东在七大讲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时，曾引用过，但建国后很少讲它了。时过半个多世纪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重新援引这个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也是对一个时期“左”的观念的纠正。江泽民的这个讲话还将我们党所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社会关于人的发展要求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为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这既可视为“以人为本”思想提出的一个理论依据，也可看作为它的提出扫除了思想障碍。
当然，如何理解“以人为本”，至今理论界还有不同认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见仁见智。我以为，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而这都可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现阶段的应用发展。“以人为本”论的第一义，无疑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这里的人民是群体概念，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的“人”与执政为民的“民”是同值的。但仅此，还不是“以人为本”论的全部涵意，否则它就没有出“新”，只是变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它所以获得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评价，就是因为还有第二义——维护个人的权益，保障人权，即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这里的“人”，又是个体的“人”，它也包括在“以人为本”的内涵之中。我不赞同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那种认为这里的“人”只代表群体不代表个体，是说不通的。中央所以选用“以人为本”，而没有使用“以民为本”，就在于“民”突出的是群体，“人”则兼顾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
“以人为本”论的第一义，根植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民观自不待言。它的第二义与毛泽东有何干系？了解党史就知道，我们党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曾经都是高擎人权大旗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在延安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规定了人权保障政策。这两个文件都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后者还是他修改定稿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没再明确地讲“人权”，直至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才重新写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2004年全国人大会议修宪，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此时，正是半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以人为本”论。从其思想内涵包括的两个方面来讲，可以说，间接地渊源于毛泽东的人民观和人权观。
(十)矛盾关系的全面、协调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在2006年8月的哈尔滨会议上，我专门讲过。那时是从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与这两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放在一起作总的分析，并且强调毛泽东与这两论的关系，不仅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还包括实践经验层面的；不仅包括毛泽东正确的积极的内容，还包括对党和国家发生过负面消极影响的那些错误决策。那篇讲话主要从三个层面说的，一是讲矛盾论是它们的哲学理论依据，二是讲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是它们的政治理论依据，三是讲“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它们提出的历史教训依据。今天看来，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角度讲，还站得住。总的说来，它们都可视为对《矛盾论》讲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具体运用。这里所以将两者分别而论，主要是想着重说明它们是对上述矛盾关系不同侧面的应用发展。科学发展观更多地强调矛盾关系的全面、协调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6]443。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四大要素的论述，体现了这个思想，也可说它的具体运用。温家宝在讲述科学发展观时，已追溯到体现这个思想的《论十大关系》，就揭示了两者间的理论渊源。
这里还想说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一种看法，是针对“以物为本”的。作为学术问题，我想讲点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它是相对于“以社会为本”提出的。所谓“以社会为本”，即以社会的发展为根本。社会的发展，主要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它的对立面是强调人的发展。所谓人的发展，即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以社会为本”不完全是“以物为本”，它也包括“人”，但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强调社会的发展利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状况。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最明显。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处在初级阶段，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这同样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也为了人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还应当指出，在理论上则受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片面强调以社会为本，而没有兼顾以人为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进入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才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的空前提高，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人权益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样，党和国家的发展观实现由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是与时俱进的正确决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个转变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言，这是应用哲学的又一巨大成果。
(十一)矛盾的同一、斗争观与和谐社会论
这个问题在上面已经论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哲学基础，就其直接性讲，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再具体言之，是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运用。《矛盾论》对这两者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人们熟悉毛泽东的名言：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个论断对不对呢？就他讲“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以及就“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和“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而言，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论断对两者关系的表述又是不完全的，毛泽东本人在1939年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已对它作了补充，也可说修正。他批注道：“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7]374有了这个补充或修正，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理解就完整了，也辩证到底了。这也才能说得通两者的相反相成关系。否则，讲两者关系总是到这里“卡壳”。过去在实践运用中将“斗争哲学”绝对化，与对两者关系的不完全的解读不无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对矛盾理论认识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修正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的认识，不再那么将“斗争性”绝对化了。邓小平的许多政治理论和方针政策都是基于此点建立和制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也是基于此点建立的。当然，这是有政治前提的，即我们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从过去“造反”的革命党变成了治国安邦的执政党，而且从受到封锁半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变成了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由强调“斗争性”转变成强调“同一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理所当然。强调“同一性”，不是不讲“斗争性”，只是将两者的主导地位作了改变。十七大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和对社会建设要求的阐释也说明了这一点。
(十二)对立统一观与党的30年基本经验论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6]291的确如此，辩证法在中国得到了巨大发展，其丰硕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从一方面说，已成为历史；从另一方面说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因为这两大理论体系是无法割裂开来的，从邓小平理论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言，毛泽东思想仍列入其中。就此而言，在哲学意义上讲，它还是“活的”、“有生命的”。当然，这也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事实上，正因为它是“活的”，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有上述的具体运用，有那么多的政治理论产生。
十七大还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作了初步总结。这就是那“十个结合”，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胡锦涛说：这“十个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1]10。
这“十个结合”是一个新的概括。它体现了对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把握，是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观的具体运用，彰显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的辩证考量。同时，它也是对十三大以来一直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思想的具体展开和最新说明。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具体运用还有不少，但仅这12论就能说明它已形成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说已形成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不在于它有12论之多，而在于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由于对它的具体运用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既然是飞跃，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既然是上述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结果，当然可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的结果。在逻辑上，这是不言自明的。
三、坚持“三个面向”，开创深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30年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曾几度掀起高潮，著述相当多。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已达到的新的阶段这个高度而言，对它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人们所企盼的那种高度和水平。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补。
迄今为止，我们党的历史大体以30年左右为一个大的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近30年是闹革命，探索出一条革命成功的道路。第二个近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搞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没有探索出正确的建设道路。第三个30年，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终于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我们国家发生了像十七大报告说的，“三大面貌”(即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如果以30年为一个计算单元的话，今后30年将是什么状况呢？只要如邓小平说的，坚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的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继续遵循唯物辩证法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我们国家会发生更大变化，不仅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在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应用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怎样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深度研究呢？我提出这么几点个人意见：
第一，千方百计物色和培养青年学子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亟需解决这支队伍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问题。人才是基础的基础，没有人来学习和研究，其他无从谈起。因此，我要首先讲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研究会成立至今也20多年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队伍状况历历在目。曾经的“显学”，目前渐渐地边缘化了。高校和党校已不设专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硕士生、博士生在萎缩。这有多方面原因，不去说它。我们老一点的同志要向前看，物色好苗子，努力传帮带。就我个人言，很想招收这方面的博士生。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吸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乳汁成长的，它已溶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这样说一点不夸张，当然，我们也不断吸收新的营养，丰富和提高自己，与时俱进，虽然不去赶时髦，但可以勉励自己不做落伍者和促退派。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相通的，可以一以贯之；而且研究的方法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那些方法。我感到，过去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终身受益，现在读毛泽东哲学书籍还是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没有隔世之感。为什么？因为它讲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比较超脱，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所以，我代表研究会呼吁，希望与会同志广为动员，物色和培养一批莘莘学子，担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人。这次汶川抗震救灾，涌现了那么多的青少年英雄，他们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中华民族的新星，其中必有一批人会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人。
第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同志来说，希望减少浅层次的重复研究，要立大志，有孟夫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气慨，吃大苦，耐大劳，做深度研究，努力成为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新局面的领军人物。怎样进行深度研究呢？那就是坚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0年前，我讲过这个问题，去年陈占安同志又说及此事，这里再做点发挥。
面向现代化，就是面向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即运用以《实践论》、《矛盾论》和“正处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述许多政治理论，无一不是面向现代化的丰硕成果。这方面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面向世界，即要有世界眼光，放眼世界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革开放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世界影响比较看重，这与那时宣传世界革命的思想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注重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是对的。国家没发展上去，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但还是要有世界眼光。邓小平就是立足于世界来决策中国的发展的。要学习邓小平，不仅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要有世界眼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要有世界眼光。最近有两件事使我很有感触。一是拉美国家那么崇拜格瓦拉，对他的纪念活动掀起了罕见的高潮。格瓦拉的军事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格瓦拉运用它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开展游击战争，尽管没有成功，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深刻影响。二是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派，通过坚持武装斗争，终于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准备执掌政府。这是许多观察家没有想到的。它说明毛泽东的世界影响相当不小，这也包括他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对这个现象要研究，纳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视野。我们决不能以为毛泽东已成历史人物，他的思想特别是其哲学思想就已成历史陈迹。如果有这种认识，那是大错特错了。
面向未来，就是要有长远眼光，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作战略性研究。毛泽东在七大曾对抗战胜利后的发展前景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讲过17种可能性。古训讲“预则立，不预则废”，党中央这几年也一再这样强调。现在人们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很关心，比如，对政治体制改革谈论不少。这不是坏事，要作面向未来的战略研究，提出各种想法供智库参考。应当承认，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少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已进入深层次的改革层面，如何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还在艰苦的探索之中。这次汶川抗震救灾所表现的领导指挥空前迅速，新闻信息空前透明，国际救援空前开放，尽管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但从中可受到许多启迪。只要举一反三，我以为对寻求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权力的体制改革会有帮助。何况邓小平已经运用毛泽东的辩证法成功解决了社会主义也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天大难题”，我们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加以剥离，区分出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质属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扬弃，对于后者学会批判吸收，让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经过若干年努力，也会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制约、监督和制衡权力的体制和机制的，解决我们国家的另一个“天大难题”。
不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吗？这个“天大难题”解决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也就实现了。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面向未来，同样可以立大言，建大功。
第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形成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派。“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十七大讲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我非常欣赏这句新话。在学界，目前的学术空气尽管很活跃，但是真正做到深入研讨，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而又平等争论还不是很容易。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长效机制，很难形成为学者们满意的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氛围，而这又与贯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不够有关。对于学术研究，只要不违背宪法这个底线(对于党员还要遵守党章)，抱着对党的事业和人民负责任的精神，在这个大前提下，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研讨、对话甚至争论。广泛深入地开展学术讨论，是推动理论向前发展的有效路径。过去邓小平讲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后来江泽民讲尊重创造，这次胡锦涛又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五个“尊重”是相互关联的。作为一个整体思想，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更大作用非常重要。
据此，我想讲培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派问题。在我看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是很难达到这个要求的。在前些年中国社科院纪念老院长胡绳逝世的座谈会上，我讲过这个问题。在前年《郑必坚论集》出版座谈会上，我呼吁过这个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应当有学派，要培育学派。培育学派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有利于组建学术群体，形成学术团队。二是有利于学术传承，弘扬有特点的学术精神。三是有利于造就学术大师。学术大师的造就，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群体的帮助。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这一点更为重要。学派领衔人为成就大师积累了学术基础。四是有利于发挥学术品牌效应。搞市场经济少不了品牌。过去没认识到这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吃了大亏。现在许多大宗商品纷纷搞自主开发的品牌。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学术研究，也需要品牌。学派，实际上是学术上的一个品牌。培育中国特色的各种学派，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学术品牌效应，有利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对于开创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新局面言，培育学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学派会不会成为宗派呢？我以为这主要看怎么导向，也还有一个培育过程。只要是真正做学问者，立志献身于学术之大家者，学派不会成为宗派。因为他胸襟开阔，心比天高，海纳百川。凡是搞宗派者，心胸都比较狭窄，唯我独尊，不能包容。真正的学派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很欣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八个字。有了这八个字，就为培育学派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客观环境。当然，形成学派，还需要有很多条件，在我看来，至少需要有三个要素：一是要有振聋发聩的言论，敢于创新的学说或观点。过去常讲“著书立说”，现在学术著作不少，但往往是著书不立说，在学术上有创见者没有成批地大量涌现。学派、学派，首先要有学术观点才能立派。二是要形成一种独特的研究和文字风格以及为学界称道的风骨。形成风格，做学问时间长了，会自然形成。但要有一种风骨则不易，它与对学术的执著和坚定有密切关系。话说白了，即不能见风使舵，要有学术骨气。三是要有学术群体，光有一个学术大家，不能成派；既然是派，就需要有学术观点大体相近的一批人。目前在一些学科，不乏大家，但没有成为一派观点，故不能成为学派。培育学术群体，可以说是培育学派的基础。就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经过10年、20年乃至30年努力，坚持十七大所讲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变，我以为是可以形成学派的。有了学派，开创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局面就有了学术基础和队伍基础。我们如果这样持之以恒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档，若干年后，这本身就是一个学派，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学派。
最后一点，为迎接建国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平台。这里，我将新局面和新平台看作两个层次。对新局面的要求更高些，但只要有新的变化，就算上了新平台。明年是建国60周年，大后年即2011年是建党90周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者不能不有所表示。目前这几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样的学科，往往通过纪念活动来推动，因此要抓住这样的机遇，推动学术研究。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纪念活动密集一些。有个说法，“三、六、九”都是大活动。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纪念。开完了这个会，就要准备“六、九”的会。我希望与会的和没有与会的同行，以最优异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来参加建国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平台，为开创深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局面打下扎实基础。
注释：
①2008年7月20日至24日，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和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在青海西宁市举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15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是作者作的主题报告。
②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终点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终点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请参看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两次飞跃和两次革命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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