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在日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对周恩来研究大体始于1936年中国的“西安事变”之后。当时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的经历和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此后日本政治学和历史学界不断拓展周恩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本文试对日本周恩来研究述评如下。
一、研究的4个阶段
日本对周恩来的研究呈现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侵占全中国为目标的日本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以中共代表身份参与处理“西安事变”及以后一系列谈判活动的周恩来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时日本外务省整理了一篇中共有关情况的内部报告，即在对周恩来的身世、经历作了粗略研究后，对他的主张及活动作了集中介绍。当时日本已经认定，周恩来是中共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决策的人物。这篇内部报告虽限于资料而不可能对周恩来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却标志着日本研究周恩来的开始。此后日本的周恩来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1939年参加日本外务省对周恩来研究工作的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波多野乾一撰写的《国共再次合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周恩来传》在《改造杂志》第19卷第7号上发表。 这是日本第一篇公开而又比较全面的研究、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此后，以波多野乾一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在报纸上载文，分析和评论周恩来的讲话和活动，报纸上对周恩来在国共两党内战时期讲话及活动的分析，成为日本分析中共意向的主要线索。后来，波多野乾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研究周恩来的学术成果，被集中起来，于1954年刊于《文艺春秋》杂志，题为《周恩来秘录》。这一阶段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对周恩来的研究还很不系统、全面，对周恩来的生平介绍也多有错讹之处，评价中也不乏偏见或主观成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已把周恩来作为中共领导核心关键人物和对未来中国政局有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复交前。这一阶段日本公开发表的研究周恩来的成果较此前显著增加，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已不仅限于日本的“中国通”，许多学术造诣颇深的日本史学家、汉学家们也把周恩来研究纳入自己的课题。研究成果大体有三类：
（1）周恩来生平研究。1955 年冈崎俊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的《周恩来评传》和1957年青地晨在《知性》杂志上发表的《周恩来评传》，是当时这类成果中较早面世者。这两篇同题目文章对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把政治家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呈现在战后日本人民面前。1954年须磨弥吉郎的《周恩来会见始末记》在《人物往来》杂志上发表。1961年高碕达之助的《同周恩来会谈》一文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这两篇文章也对周恩来的生平作了一些介绍。这些论著的面世，加深了日本人民对周恩来的了解。1961年松野谷夫所著《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及其时代》一书由同友社印刷发行。这部专著把日本当时周恩来生平研究的成果加以综合，其史实和评论则更丰满、准确。1967年梨本佑平编著的《周恩来》一书由劲草书房出版，这部书对周恩来生平的介绍更加系统、完整，而书中对史料的研究也加深了一步。这部书不仅在日本发行极广，而且在欧美和港台地区广为流行。这表明日本学者研究周恩来的成果已被日本国外众多的人们所接受。从《周恩来评传》到《周恩来》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把周恩来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加以赞扬；第二，认为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对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的未来仍会发生巨大影响。
（2）周恩来思想研究。1949 年由日本中央书籍社编印的《围绕毛泽东的英雄》一书中专门有“周恩来”一章。文中对周恩来的思想和政治家风格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岩村三千夫1955、1956年先后刊登于《亚洲经济旬报》上的《周恩来外交演说的意义》和《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两篇文章以及太田胜洪1967年发表于《中央公论》上的《刘、林、周的思想和实力》一文，均对周恩来的思想作了研究。1971年柴田穗的《周恩来时代》一书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同年他的《周恩来——左右三巨头时代三个风云人物之一》一文在《东洋经济》上刊出，田英夫的《周恩来的思想和战略》一文在《东京美术》杂志上发表。这些学术成果中对周恩来的思想作了完整论述并对其形成条件作了探究。这些学术论著都认为：第一，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第二，周恩来思想的特色是务实；第三，周恩来的思想对中共的活动和新中国建设有巨大影响。这些成果代表了当时日本周恩来思想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
（3）对周恩来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的研究。 作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的活动自然被日本关注，他们在探究中国内外政策走势的同时，也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作了探究。岩村三千夫围绕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撰写了《周恩来、尼赫鲁会谈》、《周恩来访问亚洲的反响》、《周恩来访问苏联、东欧》等评论，对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的评论是较正确和有预见性的。而铃木一雄于1960年发表在《世界》杂志上的《日中关系与周的发言》一文则对周恩来对中日关系的见解给予了较多的介绍和评论，为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参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日本学界对周恩来的地位和政见格外注意。土井正行的《周恩来能把握事态的发展吗？》（载《大陆问题》杂志1967年第16期），永渊清敏的《引人注目的周恩来——革命派内部对立的激化》（载《世界周报》1967年第48期），竹内实的《周恩来的作用》（载《朝日杂志》1967年第9 期）和泽谷昭次的《周恩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载《中央公论》1967年第82期），岩崎公彦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是个有魅力的“不倒翁”》（载《亚洲》杂志1971年第6期）等文章， 着力对周恩来的实际政见作了深入剖析，并以此推测中国政局的变化。这些文章中既有主观臆测的成份，但也有见地颇深之处。
第三阶段，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周恩来逝世。这一阶段的成果大体有4类：（1）“周恩来体制”研究。日本学者在此阶段十分注意周恩来以实际工作稳定中国局势，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他们认为周恩来实质上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内乱的，目前正逐渐推行稳定中国、发展经济的“周恩来体制”，而“周体制”实质上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不同。他们还对毛泽东、周恩来以后的中国政局作了预测，认为周恩来的真实主张将影响毛、周之后的中国政局。柴田穗的《“周恩来体制”与非毛泽东化》（载《中央公论》1972年第87期），浅见靖的《周恩来与“批林批孔”》（载《中国研究》1974年第52期），藤井彰治的《周恩来、邓小平交替论的分析》（载《共产圈问题》1974年第18期），柴田穗的《“周恩来体制”下的党的体制》（载《世界经济》1973年第2期）和《周恩来体制的考验》（载《自由》杂志1973 年第15期）以及他的《“周体制”的巩固和“毛时代”的结束》（载《世界政经》1975年第4期）， 柴田穗的《林彪垮台后的动向与周恩来体制的课题》（载《国防》1973年第22期），桑原寿二的《周以后和毛以后》（载《国际时评》1975年第128 期）等论文是这类学术成果中较有份量者。这些文章对周恩来试图整顿党、政、军以实现国家稳定来进行经济建设，解放老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实际政治目标作了分析和评述。认为这是“周体制”的重要内容。（2）周、毛关系研究。 松野谷夫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载《流动》杂志1972年第4期）， 藤喜久藏的《“批林批孔”——周恩来总理将被怎么样？ 》（载《邑友》1974年第35 期）， 柴田穗的《周恩来路线的发展》（载《现代中国》1972年第3期）和他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载《浪漫》1974年）、 《“从病房胜利”的周恩来的战略和技术》（载《亚洲》1975年第10期）均对周、毛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推测。1975年鸟居民的学术专著《周恩来与毛泽东——试论周恩来》一书由草思社出版。该书以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系统论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及其由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书在认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是能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政治家的同时，也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预测。（3）周恩来个人品格研究。 宇佐美滋的《分析中国二把手的哲学与活动能力——周恩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国政治杰作》（载《经济学家》1972年第3期）， 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的魅力与谜》（载《朝鲜评论》1976年第171期）， 立闻详介的《周恩来之谜——舍名求实的生活准则》一书（主妇和生活社1972年出版），是这类成果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著作都赞美了周恩来务实和坚定的政治家品格，并对此种品格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作了探索。这些成果体现出的一个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结合，是形成周恩来优秀个人品格的最根本的原因。（4）周恩来与中国对日关系。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 日本学界对周恩来对日外交活动和主张作了精细研究。朝上正的《周恩来的柔软外交》（载《朝日杂志》1972年），高市惠之助的《周总理的亚洲、太平洋和平战略》（载《朝日亚洲调查》1972年第3～4期），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所追求的日中邦交》（载《朝鲜评论》1972年第136 期），集中研究了周恩来在对日关系中的原则和策略，认为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要建立良好的中日关系，以利于和平和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依此对中日关系前景作了较准确的预测。此外，这一时期发表的柴三九男的《周恩来与蒋介石》一文（连载《短大论丛》1973～1975年第49、51、54期）和西河毅的《周恩来的道路》一书（1976年德闻书店出版），对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关系以及周恩来早年寻求革命真理的历史，也作了深入研究，在周恩来历史研究方面有新建树。
第四阶段，从1976年周恩来逝世至今。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从1976年周恩来逝世到70年代结束。1976年在日本朝野各界和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逝世后，日本学界发表了大量悼念、评论周恩来的文章。同时日本传媒均以头条位置接连数天刊发了介绍周恩来各个时期的照片。周恩来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平、事迹材料随之公开化并广为传播，为日本的周恩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一时期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在继续拓展其广度的同时，又形成了两个侧重点：一是侧重于研究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竹内实的《革命到底， 举足轻重——周恩来之死》（载《朝日杂志》1976 年第18期）及他的《周恩来的遗产和革命第二代》（载《中央公论》1976年第91期），山村治郎的《从毛、周关系看不倒翁的面目》（载《经济往来》1976年第28期），中岛岭雄的《周恩来总理之死与中国》（载《自由民主》1976年第241期）， 尾崎庄太郎的《已故周总理所留下的足迹和今后的中国政治》（载《亚非研究》1976年第16期），林又人的《周恩来逝世后的反右斗争》（载《朝鲜评论》1976年第172期）， 日中出版社 1976年出版的加藤荣治著《周恩来逝世后中国的形势》， 武士书房1976年出版的丰泽贯著《周恩来的中国》等专著，以及山村治郎发表于1976年第28期《经济往来》杂志上的《甘当配角的周恩来的政治智慧》等专论，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周恩来逝世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作了分析。这些论著的认识基点是：周恩来逝世对中国政局肯定会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左派会占上风，务实派将受压，但从长远看，周恩来的主张会最终胜利，中国将按周的设想发展。二是侧重于周恩来的历史研究。日本悼念周恩来逝世的高潮过去之后，日本学界的周恩来研究也从现实评论型转入历史研究型。1978年峰屋亮子编著、由亚洲政经学会出版的《红军创建时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书，每日新闻社1979年出版的新井宝雄著《周恩来的实践》和《领导力的秘密》两部专著，集中研究了周恩来红军时期和建国后的活动，在周恩来历史具体阶段的研究方面有较大进展。总的看，这3本书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 在史料的系统化方面有所突破。书中史料几乎对周恩来各个时期的主要历史活动都有记述。第二，充分肯定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者之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者之一的历史作用。第二个小阶段是从进入80年代开始至今。进入8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把周恩来作为历史人物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论著增多。学术成果大多在两个问题上展开：（1 ）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对现实政策的影响；（2 ）周恩来与战后的中日关系。研究前一个问题的以学者居多。传记作家松野谷夫的长篇传记《周恩来——斗争的岁月与形象》（连载于《朝日杂志》1980年1月11 日至8月22日）是其中的代表作。 该书分若干专题详细记述了周恩来的生平及其功业。研究后一个问题的以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各方面人士居多。由这些人士撰写的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出版及内容见后文）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公布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的史料，是较有价值的论文集。
二、学术成就及其代表
对比国外周恩来研究的成就，以日本的水平为最高。而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学术成就又集中在以下3点：
第一，研究周恩来历史的成就。日本学术界对周恩来历史的研究有3个特点：一是起步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二是对周恩来历史的阶段性研究，例如对周恩来早年求学的历史和周恩来红军时期的历史的研究比较深入；三是较系统，学术成果基本上包含了周恩来从出生到逝世的全部历史。而在这些成果中，可以说梨本佑平所著、由劲草书房1967年10月出版的《周恩来》一书是最高成就的代表。
梨本佑平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时，他开始关注周恩来的活动，从那时起开始积累资料，自1967年1 月动笔始，历时半年，撰成《周恩来》一书。该书的着眼点在于论述周恩来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展政治活动的，以及这些活动对今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该书1967年出版后，1973年又出增订版本。全书共12章39节。书后附有“周恩来年谱简编”。全书以2/3 的内容记述了周恩来从“五四”运动时期作为一个觉醒了的革命青年到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这30年间的重要活动；其余1/3 的内容记述周恩来在建国后到中美和解、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内政和外交实践，其中“文化大革命”一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运动的过程和周恩来的处境。该书运用较丰富的资料，对周恩来的历史作了较生动深刻的描述，并依作者的观点作了评论，许多评述颇有见地。该书出版发行后，对于日本读者全面认识周恩来，了解中国的革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关系方面的成就。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是中国的国家总理，两人在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并肩战斗，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境又很特殊。因此，日本学者在研究周恩来时，一直对毛、周关系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注意，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和专著。另一方面，周恩来处于中共领导集体之中，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也处于集体之中。研究周恩来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毛、周关系的分析，而且也只有在此种分析中才能把周恩来的活动和思想全面、深刻地展示出来。因此日本学者关系毛、周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就包含了周恩来思想和活动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体有两类，一是专题政论性的。此类成果专注于对毛、周现实活动和关系作出分析和评论；二是按历史发展线索分阶段研究性的。此类成果侧重于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对毛、周关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这两类成果中当然以后一类学术性最强因而也最有代表性。而其中又以鸟居民所著、由东京草思社1975年9月出版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为最高成就的代表。
鸟居民系日本民间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在日本周恩来研究方面颇具权威性。他在日本其他学者已经出版了许多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关系的论著的情况下，下决心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新高度。因此他广泛搜集并深入研究了大量资料，结合对中共党史的深入考证，下了很大的研究、写作工夫，始成此书。
鸟居民本想将此书称为《周恩来政治评传》，但他考虑到：（1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历史上，毛、周共同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毛偏于理想主义色彩而周偏于现实主义色彩，二人互补性很强，探讨二人互相合作互相弥补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共历史和周本人均有助益。（2）为了突出研究毛、周关系的主线，以《周恩来与毛泽东》为书名更为恰当。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分9章。著者在该书内容编排上， 大体保持建国前后各占1/2，而建国后的内容又以1965～1975年为主。
这部书认为1936年“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共厄运的历史转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了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 他的现实主义处置方法使中共化险为夷， 步入坦途。1957～1958年间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现了他浪漫主义者的色彩，而周恩来的务实色彩及勤奋工作，对于弥补毛的不足，挽回一些重大损失起了关键作用。该书还分析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内外政策上的某些差异。该书还预言，在毛之后，周恩来的作用和影响会明显变得重要起来。该书还对周恩来的政治生存方式，协调和平衡能力，特别是对政治事态发展的准确预见，都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和客观的评析。作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周恩来的政治主张和生平置于毛泽东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在对比中描绘出周恩来的政治性格和肖像，显得十分生动、传神，也引人深入思考。
第三，研究周恩来个人品格方面的成就。周恩来高尚的品格为日本各界人士所深深敬佩，周恩来的个人品格也自然成了日本学界倾注力量加以研究、评论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分为评论性文章和回忆、纪念性文章两类。对周恩来个人品格的评论性文章以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魅力与谜》（《朝鲜评论》1976年）、宇佐美滋的《分析中国二把手的哲学与活动能力》（《经济学家》1972年）、立间详介的《周恩来之谜——舍名求实的生活准则》（《主妇和生活》1972年）为主要代表，但此类文章在评论周恩来时常常带有出自个人立场、世界观的理解，因此难免偏颇之处。而回忆、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则大多出于日本知名政治家、企业家、学者之手，史料可靠、详实，评论也较中肯。因此这类成果应该说是日本研究周恩来个人品格方面最好的。而在这些成果中， 又首推由日本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编辑、 东京里文出版社于1991年3月出版的文集《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为最高成就之代表。
这部文集的作者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与周恩来有过直接交往的日本政治领导人，财界著名人士，文化、艺术、新闻、体育界知名人士，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社会贤达。书中还配有47张照片。文集收入文章72篇，其中遗作13篇。全书分三部分：（1）政治经济；（2）文化和友好往来；（3）评传和年谱。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文章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已故知名人士著作中有关章节的摘录；二是转录周恩来逝世前后日本报刊发表的部分文章；三是为出版此书特意征集来的文章。1989年后写作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文章均较生动，内容也很丰富，不仅表达了文章作者们对已故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还披露了许多战后中日关系史中的细节和片断，记录了周恩来在对日外交中的谈话和活动，颇具史料价值，是周恩来学术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三、日本周恩来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周恩来研究有4个特点：
1.日本出于历史原因和特定需要，对周恩来本人及其在中共领导层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起步较早。在“西安事变”时即开始注意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和活动，此后逐步展开和深入，成果也逐渐增多。
2.研究的领域较为广泛。既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又研究他的现实政治活动；既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和政见，又研究他的个人品格；既全面研究周恩来的政治主张，又集中研究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作用；既研究周恩来本人，又研究毛、周关系。这种研究广度在当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不及的。
3.研究者来自各方面，研究成果多种类。日本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以学者为主，以由“中国通”转为周恩来研究的专家为基干，但同时也包括多方面的人士。日本的一些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政治和经济界人士，多有从事周恩来研究的，因此日本的周恩来研究的成果也是多种类的，有评论、传记性著述，也有回忆和纪念性文章。多种类成果纷呈，使日本的周恩来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厚度。
4.研究力量以分散为主，但也有集中研究的情况。一般说来，日本的周恩来研究以个人劳动为主，研究工作的分散性特点较强，这也使得日本的周恩来研究成果色彩丰富，个性较强。周恩来逝世后，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出现一次高潮，在此基础上，1989年初以日本新闻界发起撰写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为契机，成立了“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日本东京由民间创立了专门用来支持周恩来研究的“周恩来基金”会。这使得日本的基本上属于分散型的周恩来研究力量中，出现了一点集中的因素。但总体上日本目前的周恩来研究仍以分散为主。
总之，日本的周恩来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预计今后日本会继续把周恩来作为历史人物加以深入研究，并与对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中逐渐形成学术性更强、研究的具体领域更广、专题研究更深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