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与素质教育——高考现象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透视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说的“三高”，系指高考、高分与高价。高分与高价产生于高考，高分与高价是高考的衍生物，故统称之高考现象。本文拟就“三高”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影响作些理性分析。
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3+X"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和实施。
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还属于精英教育，进入高校是通过选拔实现的，而选拔的手段是通过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试成绩优者上，劣者下。"3+X"高考改革是对考试这一手段本身的改革，其选拔的性质并没有变。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等的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同，高等教育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一般地说，在某些方面一定会表现在考试内容的取向上。"3+X"高考改革最积极的意义是反映了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能力的新需要，即高等教育要选拔有创新潜质的人，通过教育培养成创新型人才。高考要有利于个性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是"3+X"高考改革的本意之一，也是高考制度的重大改革。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实施素质教育寄托在"3+X"的改革上。从实施"3+X"考试的实际过程和事实上看，虽然"3+X"同改革前的高考在科目及其组合、考试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说，其应试的指挥棒并没有变化。无论是新办法还是老办法，都是以选拔为目的的选拔性考试。有考试就有应试，有选拔就有选上和落选之别。为了选拔上，就要按考试的游戏规则准备应试，因而，都不可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弊端。具体地说，"3+X"高考对实施素质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3+X"高考增加了学生的负担。"3+X"高考只是考试科目的变化和重新组合，除原有的文理科课程外，又增加了一门综合科目的内容，有的省还搞３加大综合再加1（或2），学生负担明显加重，学生、家长苦不堪言。有的家长说，看着孩子累得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拼，就不能得高分，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不好找工作或找不到好工作。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中学生没有星期六甚至星期日，因此学生不可能有时间或有足够的时间参加实践和其它方面的活动，以提高全面素质。第二，"3+X"高考，引导高中阶段或显或隐的增开了一门综合课（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或文理综合）。该课的设置目的、内容的选择都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应"3+X"之试，是地地道道地应试教育课。为了应付高考，很多学校过早地进行所谓的“跨学科交叉”，过分强调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把目光放在应试上，而忽视了学生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以及基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第三，"3+X"考试虽然意在突出和增加能力测试内容，但是极其有限。能力包括很多方面，诸如观察和分析能力、实践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组织能力，等等。"3+X"考试只能测试在笔试条件下运用知识的一般能力，而其它方面的重要的能力则无法给出正确的评定。如果"3+X"考试的这种能力测试长期坚持下去，势必引导学生片面发展这样一种能力而抑制其它方面能力的发展，使能力的发展走向误区。第四，"3+X"考试的实践，促使应试"3+X"考试的专家、学者、名师和高考状元的产生。这些专家、学者、名师和高考状元，到处作报告、讲演、办班，所到之处受到高中生和家长的青睐，参与者颇多，甚至有些家长还千里迢迢到外省聘请高考“专家、名师”为子女做家教，与应试教育时的场面没有什么异样。第五，实施"3+X"考试和高校扩招之后，上大学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有所减弱，但上名牌或重点大学的竞争势头却在增强，出现了高考竞争的异化现象。原先竞争上大学的群体变成了竞争上名牌高校或重点大学的群体，例如湖北一考生去年考了605分，主动放弃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机会，回校复读，目标是非清华不上。原先升学率高的高中已把升入名牌或重点大学作为追逐的目标，张榜公布升学状况时，突出了升入名牌或重点大学的比率。社会舆论的重心也已由能上大学转向能否上名牌或重点大学。一位中学校长说，由于重点大学和名牌高校稀缺，这一轮竞争将会比上一轮竞争更趋激烈和残酷。第六，"3+X"考试之后，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以及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是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优劣的标准，与以前不同的是，升学率也成了素质教育的标准。媒体上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学校素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多少学生升入大学，升学率提高了百分之多少。第七，实施"3+X"高考后，很多高中提前一学期、甚至一年结束课程，阻碍了学生全面发展，并加大了学生成绩的两极分化。为了应付"X"，高中教学提前结束课程，特别是教育部提出自2003年开始将高考时间提前后，很多学校在酝酿如何将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留出足够时间去复习和进行综合测试训练，为高考做准备。这必然要挤占课程计划要开设的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的课时，学生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素质教育也很难实施。同时压缩课时，照顾精英，使很大一部分学生跟不上进度，造成学习困难和学习压力，甚至辍学。第八，"3+X"考试后，引发的应试热，有增无减。比如2000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2001年高考备战又如火如荼地开展，某媒体2001年8月就开始登有醒目标题：“2002年高考冲刺今日开始”，“北京名师教你高三一年如何抢分”，“备战高考从现在开始：本报与101网校邀请北京名师来我市辅导”，“北大教授领衔主讲，高考状元现身说法”，等等。媒体载文报道参加者踊跃。上述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产生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即这些现象都同"3+X"高考有关联，是"3+X"考试引发的，"3+X"考试仍然是应试的指挥棒。这种指挥棒指挥着学生、家长、教师、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相关者，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其辐射作用波及整个基础教育，使受教育者以及家长、教师、学校、整个基础教育的某项重要环节或是常态的或是病态的与"3+x”相接轨。正如社会流传的、实际也是这样：素质教育挂在嘴上，应试教育落在心中；素质教育热热闹闹，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不管3加几，关键是管好自留地，等等。
二
高分高价及低分高价现象干扰素质教育的实施。2001年"3+X"高考之前或揭榜之前，有些高校，主要是全国名牌或重点大学，纷纷出台新举措，吸引高分应试者报考。对于何为高分，各高校根据自己在全国高校中位置的不同也各有差异。有的高校把高考中省内应试者前3名视为高分者，有的则把前50名视为高分。吸引的办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给予金钱方面的奖励；可以连续读硕士、甚至博士；送国外深造。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第一种，它使高分有了具体的价值，也有了货币表现的价格，一万元或三万元不等，人们称之为高分高价。对于高校来说，这种举措的出台不无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个工厂，要想保证产品质量，其原材料的质量至关重要。一所高校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材，其生源质量，在一定意义上有决定作用。与高分高价相对应的还有低分高价现象。有些应试者高考考分较低，要进入自己比较理想的高校或专业，家长则要从腰包中掏出几万或十几万作为“赞助费”或其它名堂的费用交给学校。某些学校对于低于本校录取线以下的入学者，有不同分数段的明码实价。这种情况早巳从秘密阶段走上了公开的大雅之堂。人们把低分高价学生称为高价生。这种高价生与高分高价者不同，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前者即低分高价生是负值，学生家长要掏钱；后者即高分高价生是正值，学生（家长）要得到钱。两者巨大的反差，急剧提高了高分高价应试者的地位和诱惑力。高分高价（低分高价）现象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了应试教育的“一卷定终身”或“一次定终生”的弊端。“一卷定终身”或“一次定终生”的含义是，一次高考，一次高考试卷分数就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考上高校，就意味着有了工作，有了工资，有了生活保障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落榜者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不仅十多年的奋斗化为乌有，甚至也失去了再奋斗的机会。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一分之差，上天（进入上层建筑）入地（下乡劳动）”的说法。高分高价现象同“一卷定终身”、“一次定终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仅决定了上大学、拿到奖金，而且甚至可以连读硕士、博士或出国深造，这不仅意味着未来的工作有了保证，而且意味着将进入人群中的上层，生活会稳定富裕。当然，成绩优秀的学生受到某种奖励，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应当与“一卷定终身”、“一次定终生”相联系。事实上，许多高校对优秀学生都设有各种奖学金，对于本科优秀生推荐读硕士的也不少见。这种奖励同依据高考一次成绩的奖励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通过学校较充分的、较长时间（半年或一年）的全面考查，不是根据一次考试成绩；是根据学业成绩，而且是考察了全部素质。这种奖励是有激励作用的。而根据高考一次卷面成绩就给予奖励，会加大高考的敏感性，产生误导，波及到即将参加或未来参加高考人群的发展方向，也波及到家长、教师以及社会相关人群的价值取向。如果这种现象发展下去，掀起一轮比一轮高的价码竞争、价码大战，其结果不堪设想。
第二，诱导高中生某一群体逐步形成着一个追逐“高分高价”族。高中生中学习比较优异者，在高分高价的吸引下，无暇顾及发展其它方面的素质，加倍学习高考的各门文化课，期望在高考中获得高分，获得顶尖的高分，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金钱奖励，从而减轻家长为自己上学的经济负担，特别是争取到连续读硕士、博士的资格，更可免得再受竞争考试的煎熬，将是终生幸事，可以说是“一卷定终生学位”。那些学习成绩虽不太优异，但经过拼搏也有可能为之者，更无暇顾及其它。学习成绩平平者，为远离低分高价，也努力追赶着“高分高价”族。近年来，有些高考应试者，虽然已被高校录取，但是成绩不理想、专业不理想、高校不理想不入学者，也不鲜见。例如在广东，去年有1万多名被高校录取的学生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追逐高分高价和理想大学，有的已经考了两三年。
第三，波及整个基础教育，干扰素质教育的实施。高分高价或低分高价不仅直接影响高考的应试者，而且影响着整个基础教育中学生、家长、教师及社会的相关者。不少家长、教师及相关者，从现实和学生成长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取得高分，获得高价，或远离低分高价，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因此，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三、四岁的娃娃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正规学习。由于英语、数学在高考中份量较大，容易拉分，故幼儿、少儿英语班、数学班方兴未艾。到了小学、初中，除按规定学习课程外，大多的学生都参加这样或那样的补习班。除家庭作业外，有的学校中午还给学生留作业。由于学生负担过重，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主管部门曾经多次下令禁止，但只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办班地点由学校转移到社会或家庭居室；由公开转入地下；由集中转入分散。人们为了满足基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而产生的某种需要，就会千方百计地以某种行为实现这样的需要。高考的实际，高分高价或低分高价的客观现实及其带来的结果，刺激着人们对高分的需要，而为了获得高分，必然产生为获得高分的行为。只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客观实际还存在，这种行为就不会结束。教育主管部门不能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条件，那么，人们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在这种需要面前，教育主管部门的命令是苍白无力的，这恐怕就是各种辅导班、补习班屡禁不绝的原因吧。
三
从上述分析可见，“三高”现象对素质教育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针对上述现象，笔者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要正确认识高校招生考试与实施素质教育的关系，要全面配套改革，尽量减少对素质教育的冲击。"3+X"考试同应试教育的考试相比，确实是一个进步，对促进应试者运用知识能力的提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3+X"考试同素质教育的要求是相悖的。矛盾的根源在于："3+X”仍是选拔性考试，考试的内容只能是学科知识及对学科知识运用的能力，是高校精英教育选拔精英的一种手段。而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则是普及教育，其基本任务是培养和提高所有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因此，只要高考的选拔性质不变，无论其考试科目和科目内容如何变化，都会把现在的或将来的应试者及其家长的价值取向引向竞争上大学，都会把应试者引导到应试的方向上去，从而增加应试者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并影响应试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全面实施。事实上，仅仅有高考本身的改革，还不可能形成素质教育的大背景，大氛围。考试自身的改革只有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录取标准的改革、招生人数的扩大以及人事制度的改革等配套进行，综合推进，才能为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环境，才能推进素质教育的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改革教育体制，大力调整教育结构，发展社区高等教育，扩大并切实办好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有“销路”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实践型人才。中央应当向地方高等院校放权，允许它们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设置某些专业，根据地方的需求，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定向生的学费要比其它学生低，仍有困难的，可以由地方和个人双方分担，或者由学生个人贷款解决。这样既可以扩大高校招生数量，为家庭贫困生提供资助，又可以满足地方对人才的急需。地方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同时，也应当允许定向生报考研究生，给予他们继续深造的权利。
第三，要尽快实行高等学校一年两次招生考试，一次考试成绩两次有效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也可以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现象，缓解高等教育“供”与“求”的矛盾与压力，给应试者以多次自由权利和机会，使之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一年两次招生、一次考试成绩两次有效，可以为中学生提供一种比较宽松的成长空间和氛围，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对高校来说，一年两次招生有利于师资、实验室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办学效益，促进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
第四，要采取坚决措施，加强教育立法，杜绝高分高价、低分高价现象的产生和蔓延。高考的基本职能是为高校选拔合格的学生，不应仅凭高考成绩对学生进行奖励或惩罚。实际上，高分高价就是对得高分应试者的一种奖励，低分高价就是对得低分应试者的一种惩罚。
第五，在用人问题上，要促进由重学历向重能力转变。用人是依据文凭还是依据能力，答案应当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实际上，社会用人单位看重文凭胜过能力。评价一个单位的水平时，多数主管部门首先看的是有多少高学历者，而不看有多少有创新能力的人。本来不同性质的单位和不同的岗位，应当有不同的用人要求，不能搞学历越高越好，甚至不管专业是否对口。这样做，既不经济，也没有必要，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也驱动一些人伪造高学历和名牌大学的假文凭。各种形式的注水文凭也在膨胀，而且还在继续演化。所以，不要把文凭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在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时代，更应当重能力高于重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