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斗牛士”与法国哲学——从民族语言角度谈“法国哲学”的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哲学论文,斗牛士论文,德国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5—0019—05
西班牙伟大哲学家奥特加·伊·伽赛特（Ortega y Gasset）在一次与海德格尔的谋面中，他们谈起了“西班牙哲学”这个话题。在这位众人景仰的“哲学之王”面前，作为“西班牙哲学家”的伽赛特谦逊地说，他对“西班牙哲学家”这个表达式深表怀疑，因为这个说法对他来说包含着一种悖论。海德格尔旋即追问原委。伽赛特说，想象“西班牙哲学家”就跟想象“德国斗牛士”一样荒谬：“海德格尔先生，您当真相信可能存在‘德国斗牛士’这个说法吗？”[1](P487) 正如佛朗哥·弗勒比指出的，这个逸闻深深地触及到了海德格尔曾经极力批判过的所谓“哲学的罗马性”这个问题。① 并由此触及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德语优越论。
一、“当法国人开始思想时，他们就说起德语来”（海德格尔）
何谓海德格尔之所谓“哲学的罗马性”问题呢？如不求精确，简单说来，就是罗马—拉丁文化统治下的哲学传统。[2](P5—6) 或者更进一步说，是那些使用拉丁语和诸罗曼语言的哲学家们所建构起来的那个背离了希腊源初哲学精神的那个庞大的、被拉丁化了的欧洲哲学传统。在海德格尔眼里，这个传统之所以背离希腊，首当其冲是因为其公共的官方学术语言——拉丁语——在翻译传承希腊经典和精神的时候，特别是在某些关键的词语如aletheia,physis,ousia等词语上，严重歪曲了承载希腊精神的希腊语，② 从而在根本上搞坏了哲学。而且，海德格尔还认为平常人们所说的“希腊文明”只不过是罗马文明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总是在其晚期形态中被看待的，而其晚期形态本身总是在罗马意义上被看待的。”[3](P375) 在海德格尔眼里，真正的（西方）哲学只说希腊语，更进一步说，真正的哲学在今天只说德语。而那些衍生于拉丁语的罗曼语族——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都严重偏离了希腊之源，因为它们是拉丁语的派生语，是派生之派生，自然是歪曲了又歪曲，焉能言说哲学？由此而推论，我们篇首所说的“西班牙哲学家”（用“西班牙语”来言说的哲学家）这个表达式当然是个悖论了：因为西班牙语本身不可能言说哲学，何来“西班牙哲学家”一说？显然，在这则逸闻中，虽然西班牙独占了“斗牛士”的光荣，但其中暗藏之机锋，还意味着德国独占了“哲学家”的光荣。而且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内涵来看，这则逸闻的深意从根本上说，也不大可能仅仅是伽塞特这个被今天认为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之王”面前玩弄高超的拍马屁技巧。
那么缘何哲学在今天只说德语呢？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的时候明确指出，现代技术世界的危机必须依靠“欧洲传统及其新格局”之思来转变，“思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同一规定的思来转变”。[4](P76) 显然，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传统只能是希腊传统，而不是后来“派生”的罗马—拉丁传统，而德国人和德语恰恰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因为他极其明确地指出：“德语与希腊语及希腊思想具有特定的内在亲缘性。如今，法国人越来越促使我确信这一点。当法国人开始思想时，他们就说起德语来；他们确信，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就无法思想。……因为他们看到，对当今世界的东西，只要是需要在其本质的渊源处理解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使尽浑身解数就是不得要领。”[5](P76—77) 海德格尔这个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被众多法国学者和其他操罗曼语的学者耿耿于怀，因为这无异于挖空了他们的墙角——尽管操罗曼语的“西班牙”伟大哲学家伽赛特自己曾当面谦卑地向海德格尔表示“西班牙哲学家”是一个矛盾说法。
二、法国哲学的债务
无疑，从深层次上看，我们可以从这一公案里追问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其一，德语与其他罗曼语如法语相比，是否真的与希腊语、从而与哲学（或思）更具有“亲缘性”？其二，如果真如海德格尔所言，那么“法国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法语的哲学”还拥有自己合法的“身份”吗？其三，（民族）语言与哲学（思）的关系到底如何？其四，民族语言的风格（进而法语的风格）如何影响了其哲思风格从而令其获得独特性？
当然，在此我们无意也无力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为之给出既定答案，而是要借这几个问题来澄清误解，并为所谓的“法国哲学”之“身份”和“合法性”问题做一些有益的探讨。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法国哲学来说，当我们列出柏格森、巴什拉、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福柯、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让·华尔、巴特、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勒维纳斯、利科、亨利等等一长串响亮名字的时候，这个问题显得非常荒谬。因为在20世纪，还没有哪个其他国家能够为世界哲学舞台贡献出如此之多的杰出哲学家。显而易见，海德格尔之观点无疑是偏见。但伟大的哲学家常常是因为他的观点的偏颇、独特性甚至是错误而不是其绝对真理性而成为伟大哲学家的。偏见不能与错误完全划等号，因为哲学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无异于偏见史，但是这些偏见却往往能够直指要害而显得非常伟大。因此，尽管在事实上很“荒谬”，我们在这里仍然要提出“法国哲学的身份”这个问题来。因为正如法国人自己承认的，“试图描画一种当代法国哲学之身份，无疑就是在强调它的众多债务：德国的，美国的，盎格鲁—萨克森的，更不要说那些古代的传统了。”[6](P9) 海德格尔在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偏见中无疑也残酷地指出了20法国哲学的“要害”：即法国人自己说的众多“债务”。上面这些法国哲学家中很少没有背负沉重“债务”的，特别是德国的债务——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自己以及其他如弗洛伊德、德·索绪尔等等，以至于海德格尔曾坚信他最虔诚的弟子们多半都是活在法国却在用“德语”思索的法国人。③
那么，面对这种事实，我们在这里又必须进一步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上面这些法国哲学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外族哲学”债务特别是德国债务，我们仍旧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法国哲学家”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家？这种哲学的“法国性”是如何奠定的？
显然，把法国这些各不相同的哲学流派放到一起，并因为其“国籍”或民族的缘故而把他们定性为“法国哲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并没有一种单一抽象的“法国哲学”。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具体而微的，把它们盲目总体化往往会扼杀其真正个性，反而容易变成空谈。所以对法国哲学的“法国性”这个问题，必须从其他角度去分析。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如挖掘其民族的思想脉络，哲学教育体制（特别是法国），独特民族历史文化季候，甚至是政治经济统治等等，但我们这里单从海德格尔的批判角度入手：即法语。因为“法语”作为所有这些流派的共通因素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五花八门的流派联系为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而不会扼杀它们的差异性，从而安全地谈论它的身份问题极其独特性。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顺其自然地回到我们前面的理路和这一小节开始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下面我们将逐步回答这些问题。
三、欧洲民族语言的谱系
毫无疑问，任何哲思皆为语言所道说。但不幸的是，语言的巴别塔使任何哲思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语言的烙印。希腊语的，德语的，法语的，英语的，汉语的等等，不一而足。若果真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只说希腊语，或更准确地说哲学在今天只说德语，那么显而易见，不同语言在与哲思这一衡量人类精神能力的维度上，必定存在着优劣、高下甚至是合格与不合格之分。也就是说，语言本身之高下决定其哲思之有无和高下。因此，“哲学的罗马性”问题不单单是拉丁语及其子孙语言——诸罗曼语族与哲思的关系问题了，它扩大到了“民族语言与哲思关系”这个复杂得几乎不大可能说清的问题上。而且实际上也牵扯到我们的“汉语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海氏之所以认为哲学只说德语，源于他认为德语与希腊语的“亲缘性”，而他眼里真正的（西方）哲学无疑只是希腊语的哲学。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希腊语、德语、拉丁语及其由此发展而来的法语、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等诸罗曼语之间的谱系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到底德语是不是最接近希腊语而占尽优势，而其他语言则因远离起源而丧失了与源初之思的亲缘性，从而失去言说哲学的权利。从语言学谱系上看，如果要说欧洲这些诸语言之“本质”或者“根源”，无论希腊语、古典（官方）拉丁语、德语还是法语，它们追溯上去，可以说本是同根生。这些欧洲语言同属印欧语系。当然，属希腊语支的希腊语发展程度比其他如意大利语支（拉丁语）、日耳曼语支（德语、英语等）等支系语言要高得多，且其文明程度也傲视欧陆。不仅如此，古罗马人甚至也是通过希腊人才学会了文字，并把希腊字母改写成了罗马字母，借此逐渐发展出自己完善的拉丁语系统。而且在后来拉丁语一统欧洲的时候，由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语言结构上比较接近，那些伟大的拉丁语言学家甚至还按照希腊语法的体系和形式来移植和改造拉丁语。然而，这一切并不表明拉丁语就是希腊语的一种派生语言，而这一看法在过去曾经是语言学中流行一时的荒谬教条之一。从拉丁语的发展轨迹来看，它和希腊语之间的关系属于两种具有共同根源的较为相似语言之间的影响关系，而这个共同根源被认为是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一种并不能在现实语言中被找出来，但是能够被构拟的共同语。因而，虽然希腊语深刻地影响了拉丁语的发展，但是从根源上讲它们仍然是平行的，不存在派生关系。而对于德语来说，它则是来自于另一个与希腊语支和拉丁语支（意大利语支）平行的同属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支，并且受到了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的不断影响。而现代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则由口头或者说方言拉丁语逐渐发展而来，但事实上它们也“并不是退化的拉丁语，而是具有自己的优点和地位，并有趣地跟拉丁语发生历史联系的语言。”[7](P115) 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看出，拉丁语及其子系罗曼语从根本上说不是派生于希腊语的，从而法语自然就不是所谓的“派生的派生”了，而所谓的德语与希腊语也并没有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内在的亲缘性”。这些语言在谱系上属于错综复杂的并置关系，有着共同的“虚拟起源”（原始印欧语），并且深深地根植于各个本民族的日常生活，相互之间交织影响，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优点。可以说，它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不断变化的起源和形成史，而并不“线性地”派生于希腊语，中间间隔着已经死去的拉丁语，从而远离了起源。④ 因此这些语言从身份上说是平等的，根本谈不上在品性上所谓的谁优先谁、谁比谁更本源或更接近“起源”的问题。
四、回归希腊源初之恩：一种虚假的乡愁
然而吊诡的是，恰恰又正是这种并置关系，海德格尔之所谓“哲学的罗马性”才有可能成立：即拉丁语作为一种（与希腊语平行的）“外语”入侵劫持了希腊语，通过“翻译”搞坏了希腊语所承载的思之源初性。而这种外语文明却又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希腊语文明的继承，在文脉上显现为一种实际上是“虚假的”线性派生关系，它误导了欧洲文明后来的“人道主义”倾向，背离了希腊的源初之思。因为拉丁语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教会和各国学术的官方语言，它与希腊语相比，显得刻板僵化，缺乏灵活性，由它转换翻译过来的希腊世界与过去的希腊语世界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看来似乎海德格尔确实言之成理。但海德格尔忽略了拉丁语在谱系上作为一种源于“共同印欧语”而与希腊语平行的语种，常常在其根基处与希腊语一样分享共同的词根，这意味着“翻译希腊”原则上又是可能的。不仅如此，这种平行性甚至还意味着拉丁语同希腊语一样，可以同样拥有自己的源初性。这种源初性自然奠基于罗马人自己活生生的生活，其与古希腊的源初性不同或者说不谋而合都是完全正常的。因为真正的哲思必定是奠基于活生生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法语、意大利语，还是希腊语、德语，它们都平等地拥有活生生的生活本身，都可能拥有自己的源初性哲思进发的可能。另外，所谓的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因为语言上的“同根”，语言结构上的相似，以及政治经济生活上的交融，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实际上很难在实践生活中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之源。这种模糊状况并不构成海德格尔所说的罗马性是阻碍人们返回希腊之源的巨大障碍，今天的欧洲人本身就生活在这个希腊—罗马传统之中，它们本身就是他们当下活生生的生活内容。因而希腊的第一性和罗马的第二性这种区分只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东西。当然，话又说回来，海德格尔的回归是要直接指向早期纯粹的希腊之源，即那个罗马帝国之前的更原始的起源。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在哲思上的任何“回归”希腊之所谓“起源”的举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希腊思想本身并不能被构想成单单某一种正宗的原发哲思。希腊源初的哲思多种多样，很难说罗马人所翻译继承的东西不是希腊早期那些丰富多样的思想中的应有内容或者可能发展出来的内容。而且根据系谱学来看，“起源”并不像由某种植物回溯至其种子一样最终凝结成一，因而，任何历史性的回溯追踪以便到达某个起源的方法，同剥水仙球茎来获得一个本质硬核一样，最后都将一无所获。退一万步，即便是有某一最“原始”的“种子”，也还是不可追踪的，因为种子本身亦分为不同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到底是它的哪一个部分长出了后来的参天大树永远都是晦暗不明的，它永远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追溯行为本身所获得的事实，永远都只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它最终没有一个剩余物。
因此，在哲思上试图寻根溯源，求其正统，言必称希腊，以求某种直接“回归”的努力不过是一种陈旧的“希腊癖”（grécomanie），⑤ 是一种徒劳的虚假乡愁。因为任何为时间所隔阻的“故乡”都不可能再度原样复活，那个真正的希腊“故乡”实际上同罗马文化一样流淌在当下欧洲人的生活中，被分布在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当下日常生活之中。要回归那个所谓希腊式的真正哲思进发之源初性，恰恰只能是把遥远的目光收回于当下活生生的生活本身之上，而不是舍近求远，本末倒置。而真正的源初哲思必定是迸发于浸润着活着的传统之现实的当前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说它自己的语言。因而对今天的任何活生生的语言来说，不论是希腊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还是西班牙语甚至我们的汉语，它们都可能在自己民族的生活中，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入思。把哲思同某种民族语言铆牢，剥夺哲学讲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及其他语言的权利，犹如掩耳盗铃，显然是别有用心。 ⑥
五、思与言的纠缠与疏离
显然，语言的民族属性并不是哲学（思）的有无或高低的必要条件，并不会因为是德语的哲学，就比法语或其他语言的哲学更本源或更高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民族语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会为哲学打上不同印记，从而使哲学本身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魅力。但是这种独特性和差异本身仅仅是哲思多样性的表现形式而已，绝对不能由此断定某种语言所表达的哲思才是真正的或更本源的哲思。既然谈到民族语言同哲学的关系，我们还不得不谈谈语言本身同哲思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个问题在这里显得过大，但我们后面会看到，它并没有偏离“法语哲学”的身份这个问题：它恰恰在根本上关系到法语之思的“法国特性”。
就语言与哲思关系来说，如果语言本身等于思，或者说如后期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语言乃存在之家，思与言别无二致，那么其必然推出“一切皆语言”这样的观点来。显然，根据海氏观点，如果把言与思铆牢，再把德语之思与古希腊铆牢，那么哲学将只说德语，法国哲学及其他语言的哲学都将竹篮打水。但是如果言与思并不相等（言不尽意），那么思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必定能游离出某一特定语言的独占，思者可以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其言亦可能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
我们在这里认为，“思与言不等”意味着语言只是作为活生生的精神生活之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存在。实际上，语言本身可以喻为思想的“肉身”，或者可以说这个“肉身”是思与言的无法区分的交融。但是思却并不仅仅只是这个肉身，它总是多于这个肉身。这种关系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被明确指出。显然，在老子那里，“言”与“道之沉默”总是一对悖论，一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悖论。道总是只在沉默时才可能成其为自身。当然，对我们来说，言实质上也并非毫无作用，没有言，单纯的沉默之“不言”（“道”），无法“肉身化”，它自然亦不可能获得其相对于我们人而言的“出场”。无论“道”如何与言犯忌，它的出场总摆脱不了被“言”的命运。因而作为思之“道”与作为“言”（逻各斯）之“道”被老子放到同一个句子——“道可道，非常道”——中来言说，此道非彼道却皆为“道”。思与言的关系被锁在“道”这同一个字中，有点“二位一体”的味道。如同圣子耶稣，其出场于人间的部分总是少于“三位一体”，然而他却又偏偏代表上帝本身。而在西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面拿语言来与世界一一对应着说了一通后，不得不在最后指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8](P105) 语言在不可说的东西面前显得鞭长莫及。尽管世界是可思可言的，却偏偏言之不尽。因此，语言并不等同于思。显然，这个结论还一劳永逸地排除了德语本身独占（哲）思的可能性。
当然，海德格尔的“言”（逻各斯）与一般学者理解的言大不相同，它被海德格尔考证为“集置”，乃“让一起呈放于眼前”，它同“存在”、“无蔽”、“真理”在根本上连在一起。因而自然会被放到与思本身同一的维度上去。但这个“言”无论多么有深义，多么不同于一般流俗之言，它本身仍摆脱不了用与流俗之言完全相同的文字“言说”自身！如老子之“道”一般，此道非彼道却注定了锁在同一个字中。当然，海德格尔指出，在同样的文字表述中要区分真言与滥言，须得学会倾听。但问题恰恰是：这个倾听本身为何？它是否可为言词所言说或如何本真地“言说”？倾听不外乎“领悟”，这个领悟本身自然又不外乎思。然而这个倾听和领悟之活动本身恰恰属于沉默。沉默即无言，与言（逻各斯）相对，自然是超于言外。除非倾听本身就是本真的“言说本身”，“倾听”就是逻各斯，它把某物集置在一起呈现出来。然而“倾听”本身的意图是要去“听逻各斯”，是沉默之举，此时如果变成言说，听与说到底还有何区分？而且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势必得出“沉默在说话”的结论。尽管我们很愿意在诗意的高度上热烈地赞赏这句话，但矛盾就是矛盾。既然是沉默，没有“言辞”，即意味着没有“道成肉身”，又何来的“话”？更何谈真言与滥言之分？因而“一切皆言”或“思即言”仍然是无法成立的。⑦ 这从另一个层面上再次证明德语不可能独占思，因为连语言都不可能独占思，更何况是德语！
总之，尽管“言”与“思”之关系如老子“道”之悖论一样相互不可或缺并锁在一个字内，但言“少于”思；言与思之间总是有落差，言在变，思更是在流动变化，二者交融变化和追逐，这恰恰是从某一角度成就了哲学活动本身。那么这个结论对“法国哲学”的“身份”问题来说有什么特别关联吗？当然有关联。因为首先，除了前面所讲的谱系角度外，言不等于思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哲学与德语本质关联”这一虚假捆绑，从而可以推论出法语（及其它语言）作为哲学语言也是合法的；其次，法国哲学的显著风格之一即系于其“言”与其“思”的交融追逐之中，它牵涉到“作为哲学语言的法语”同“法国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特征风格上确立起法国哲学的独特身份。
六、法国哲学的语言风格：讲述的文学性
那么作为哲学语言的法语有什么特点呢？毫无疑问，熟悉法国哲学的人都会立即指出：传统法国哲学采用的语言不仅讲究清晰明白，形式单纯流畅，而且倾向于使用大众化的自然语言和日常语言，从而使其整体风格显得更接近于文学。柏格森指出：“法国哲学总是遵从如下原则：没有什么哲学观念深奥和精妙到不能和不需要用民众语言（la langue de tout le monde）来表达。”[9](P1183) 看起来，法国“哲学更像是文学而不像是科学，其论证的使用更多的是关涉到修辞和雄辩，而不是逻辑和真理”[10](P3) 而索邦大学的哲学家孔德—斯邦维耶（André Comte-Sponville）则别出心裁地指出，法国之传统哲学是一种“自我—哲学（l
go-philosophie）”，是“一种第一人称的哲学（是一种叙述（récit）而不是体系：这就是蒙田之所谓‘我不教授，我讲述’所蕴含的著名意旨，为此它树立起了文学。”[11](P424) 因此，法国哲学在语言上与德国哲学更倾向于使用一套专业词汇不同，它更倾向于选择简单明了的日常语言，它接近于文学，哲学家类似一个叙述者而不是论证者。那么，既然法国哲学的用语如此大众化，在其“肤浅”背后还可能有什么其他东西吗？柏格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在这样的语言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思”之本身。语言是支票，而其背后作为“思”的精神品质则是藏在银行里的金条，前者表达了后者，但后者让前者获得根本价值。[12](P1516)
显然，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前面刚刚所探讨的“思与言”的关系。法国哲学语言的这种表面的大众化，以一种类文学的浅显叙事风格来“讲述”深奥的思想，必然会在言与思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越大，双方在融合的时候所需要的调动力就越大：一方面，叙述着的语言会千方百计地变换言说方式和丰富自身以便能够追踪思之轨迹，而且恰恰因为属于叙事风格而不是论证风格，所以哲学语言的变化就显得非常容易和迅速，不仅大大推动了哲学的创造性，也大大丰富了法语的内涵。这正如柏格森所说的，法国那些最好的哲学家们多半都“用大众语言来表达根本上非大众化的思想，所以他们大大地丰富增强了法语的力量和柔韧性”。[13](P1514) 而另一方面，不断流动着的“思”本身在与“言”融合的时候也在不断努力回应语言的追踪，从中获得新的动力。言总是无法弥合与思的距离，而思又总是寻求“肉身化”于言中。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张力形成一种永恒的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推动哲学活动本身的创造性发展。正是法国哲学语言与思的这种关系特征，我们发现了笛卡尔的清晰，卢梭的激情，帕斯卡的隽永，柏格森的生动，萨特的华丽，德里达的晦涩，德勒兹的善变等等，他们各自独特的语言风格无不在其哲思风格上打上了深深烙印，从而把哲学活动本身变成了带着他们标记的独特“作品”。尤其是20世纪法国后半期的那些哲学家，其语言风格之多变和哲思创造力之强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它的叙述风格甚至大改柏格森以前那种浅显明晰性而融入了各种薪元素，甚至挪用了德国式的晦涩！⑧ 但无论如何变，这些风格变体都没有脱离那个总的特征：讲述的文学性。哲学成为哲学家用自己的风格语言“叙述”或“讲述”自己思想的精神作品，即便他们大量借鉴其他民族的思想，背负着无数沉重债务，但是他们并没有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入思，而是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作品打上了法兰西的印记。因此，正是法语这种“民族语言”本身的“讲述的文学性”，正是在这种“讲述”活动之中，言与思在最大限度上相互激荡，从而造就了法国哲学独特的创造性气质，确保了“法国哲学”的“法国性”，从而获得其独有的“身份”。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德国斗牛士”，但海德格尔却是一名哲学上伟大而悲壮的“德国斗牛士”。他无疑拥有斗牛士的全部优点：智慧，强大，勇敢，抱负远大，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过于危险的工作：在哲学上想要借用民族语言优劣论来调教和驯服法国哲学这头充满法兰西个性和机智狡黠的猛牛，从而确立起德语哲学的优越地位，就算千方百计地活用“古希腊”这块红布，也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为20世纪哲学留下了一笔伟大的遗产，但遗憾的是，在民族语言与哲思关系这个问题上，他所表现的不过只是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民族主义的私心和感情用事。
［收稿日期］2006—12—1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编号：20060400330）。
注释：
① 例如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以及《柏拉图的真理学说》等文中对罗马人道主义和罗马性的抨击，详见孙周兴先生的各种中文译本。
② 海德格尔说：“希腊思想经过罗马—拉丁语的翻译之后产生了多少后果深重的变化……这是一个事件，它至今仍阻碍我们对希腊思想的基本语汇进行足够的沉思。”[14](P77) 关于这些基本语汇的误译，参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论Physis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等作品中的相关讨论，此处从略。
③ 海德格尔哲学在战后的德国一直被警惕和备受排挤，所以他把传承他思想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国人身上，他在1945年的一封信上说，“在这儿（在弗赖堡市也一样）人们向我开火。不管怎样，我仍然受到巴黎和法国的支持，他们称我为‘时髦的哲学家’”。[15](P268) 海德格尔还称这些法国人为“觉醒了的人”。[16](P76) 别人高度评价他说“您的语言风格甚至使法国哲学的语言都改变了”，[17](P28) 他高兴地予以认可并随即评价法国人，说“法国人很注重精神！德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神。”[18](30) 当然这一次海德格尔对法国人的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法国人因为追随了他而“觉悟了”，并在“用德语思考”，这与他贬低法语等罗曼语无关。
④ 这里需要指出，拉丁语的死亡本身并不代表它作为语言本身有一种必然导致灭亡的缺陷或者说是它不适合用来思，实际上它的灭亡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灭亡，特别是由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纷纷要求民族语言的首要地位等政治因素引起的。古希腊语虽然“特别适合思”，但是今天也并不专门用来言说哲学。事实上，一种语言的命运常常并不在它自身之中。
⑤ grécomanie这个词本来是歌德用的，本意是对希腊的热衷、痴迷和狂热，不一定带贬义，但是这个词的后面词根manie意指怪癖，癖好，疯狂，迷醉等义，所以我们翻译成“希腊癖”。
⑥ 正如弗勒比（Volpi）指出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德语思想与希腊思想直接关联而贬斥其他民族哲思之可能性的做法在他那个年代，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他周围弥漫的泛日尔曼主义主题，这个主题要求德意志民族的首要地位。
⑦ 对海德格尔语言观的透彻讨论和批评质疑，可以参考陈嘉映先生的《让语言自己说话：海德格尔论语言》，（载其《泠风集》[C]，东方出版社，2001,P.219—259。）特别是该文最后一部分的质疑。
⑧ 如德里达，虽然他挪用了德国式的晦涩，但他的文本（特别是他后期的一系列作品）却是最典型的“叙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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