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来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近十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来张舜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07）02 —0001—04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大师，一生著述达1000多万字，已出版的有800多万字，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多方面， 国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历来为学界所关注，1992年至今关于他的研究性文章有 100多篇（其中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综述1篇），专著1部。张先生的学术有博大之气象，近15年来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张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主要有关于对其清代学术、文献学、经学、汉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其文化观的探悉。拙文拟对近10多年来关于张舜徽先生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以冀对加深对张舜徽先生的研究有所帮助。为行文方便，文中所涉及的作者皆直书其名，不当之处，敬祈学界前辈指正。
一 对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
对于清代学术的价值取向和治学路径，学界多强调清代学人考据功夫的严密或学术经世的特点。张先生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清代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一些令人叹服的见解。学界关于张先生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可谓是一个热点。
武少民提出，张先生不仅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及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格，“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1] 谈到清初的经世思潮，梁启超和钱穆有看法相近的地方。梁启超说，清初诸儒“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2] 钱穆认为清初诸儒“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乾嘉之学，精气绝焉。”[3] 梁、钱氏不约而同地强调清初学术经世的特色。刘筱红针对学者关于清代学术的价值趋向给予不同的界定，论述了张先生评价清学流变的双重标准，剖析了学术经世与求真的内在价值冲突以及近代以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困惑，并对各自的价值意义作了评述。她认为张先生肯定了清初、清末学术经世的特点，但对于学术经世的立场，他更愿意选择清初学人以学术作为经世的内在支撑，而对清末经世思潮中出现的以政治作为学术取舍的标准、凡不为所用便诋为无用以及借学术以影射政治、不惜牺牲学术的客观真实性不能赞同。对于乾嘉学术，张先生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其间激荡着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价值冲突。[4]
张先生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清代学术在其学术生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其治清学的方法也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究张先生对清代学术的研究。有从张先生治清学的方法来探悉其学术思想：刘筱红从张先生的家学渊源和学术阅历叙起，分析其精深的学术根底，指出张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持续于其学术生命的始终，认为张先生的清代学术研究经过了细致爬梳整理、严谨的考证和理论阐发，与梁、钱等人的清代学术研究明显不同。她同时指出张先生在研究乾嘉学派时由于无法厘清学术经世和学术求真双重价值尺度出现的矛盾而所表现出一定的困惑。[5] 谢贵安指出张先生治清代学术史的方法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会通。并且形象地比喻张氏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有“三级跳远”的特点，依次为《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顾亭林学记》和《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而《清儒学记》是张先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总结性专著，其体裁既出自传统又超越传统，是对学记体的改进和应用。他认为张先生对清代学术流派的划分既重视师承和学派，又照顾到更多自学成才和特殊贡献的学者。在区分学术流派时，张先生是以地域为基本标准归类的，同时也以学术的内在联系以及张先生的学术地位来划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其划分学术流派的特点。而“扬州学派”的提出和划分是张氏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张先生对清代每个学者的学术承传关系都尽力追根溯源，对清代学术进行辨章与评价，议论精辟，持论公允，合理的驳难和纠正清代学者错误的学术观点。[6]
有从清代学术史在张先生学术生命中的地位来探讨其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刘筱红在《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一书中对张先生清学史研究的学术根基，清学史在张先生学术中的地位，张先生对清学史研究的贡献，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文化观念进行探讨，并指出张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汉、宋之争未做深入研究，在学术评价中以唯物、唯心为标准，未能在哲学领域作深入探讨。[7] 另外，刘筱红在《张舜徽与扬州学派研究》一文中指出张先生是对扬州学派进行全面的论述和深入研究的第一人，张先生分析扬州之学以通为特点（主张通学、通识、会通），并且指出张先生认为扬学兴盛的原因在于，扬州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扬州学派学术的专业化也有利于扬学的发展。[8]
关于清代朴学的源流，梁启超认为清代朴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9] 钱穆认为清代朴学是由宋明理学发展而来，“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3] 刘筱红通过分析张先生对朴学源流的考辨，指出张先生认为清代朴学源于宋代学术，不仅宋代朴学是清学的先声，而且清学有继承、有扬弃、有修正地吸收了宋代理学的有益成份。[10]
对于张先生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刘筱红、谢贵安、董恩林、卞孝萱等学者对此用功颇多，分别从张先生治清学的方法、著述的体例等方面来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思想。
二 对张舜徽先生文献学思想的研究
张先生首创历史文献学专业，并建立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辨伪、校勘等文献学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中国文献学》成为历史文献学教材的奠基之作。学界以其创作作为基点，对他的文献学思想有所探讨。
（一）文献观和文献学成就方面
张先生的文献学观博大精深，对于研究张先生文献学思想的学者们来说是一个热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原始文本来研讨之。赵吉惠认为张先生的学术体系博大精深，历史文献观念精微独到，其历史文献观表现在：审视前人成果，兼容并蓄、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根本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服务人民大众的治史精神，提出整理历史文献的新任务。并且指出张先生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不论门派，学无常师，以独立运思名家，反对偏执己见，反对定于一尊，从而以批评性审视、总结继承了中国学术史上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积极成果，有所取舍，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学术风格。[11] 而韦顺莉则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张先生的文献观：张先生对“文献”进行新的界定，把文献视为史料，揭示文献的社会价值；张先生把对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等工作看作是文献学的主要任务；张先生提出文献学研究的宏伟目标，在于撰写一部通史。她认为张先生提出文献学研究的宏伟目标在于撰写一部通史，有不够严谨之处，因为研究文献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为了编著一部通史。同时认为张氏此论，亦有其特定的背景及深意。[12] 并且她还对张先生在考证、辨伪、辑佚方面的理论建设进行了探讨。认为张先生把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内证与外证）融入传统的校雌学之中、强调从识古书大体的角度进行辨伪、强调辑佚难在别择，贵在有识。[13]
对于张先生的文献学成就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其对文献学的建立、文献学范围的界定、构建文献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古文献的整理等方面。顾志华认为张先生的文献学成就体现在，对文献范围的界定、明确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推动文献学科体系的建设、探讨古代的流传与类别，丰富文献学研究的内容、重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充分肯定版本、校勘、目录对文献学的重要作用。[14] 周国林认为张先生的文献学成就在于探究各学派的学术渊源流；构建文献学的学科的理论体系；“撰作文献研究名篇”（《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清人文集别录》、《周秦道论发微》、《郑学丛著》等）。[15] 王余光认为张先生的文献学成在于对校雌学的总结、对典籍的叙录与考辨。他还从张先生从对文献学理论的探讨、文献研究、文献整理、文献学史的总结等角度论证张先生建立了文献学。[16]
（二）目录学方面
对张先生目录学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张先生对目录理解和运用方面来挖掘。徐艳芳认为张先生的目录观在于重视目录考镜学术源流的功用和在著述体例方面的作用，而且目录应归于校雌学的范畴。[17] 她还指出张先生强调以目录为工具作更大的学问，张先生的著书实践既体现了他精深的目录学思想，也显示出其在目录学方面的巨大成就。[18]
韦顺莉也提出张先生“目录学的宗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的类别标准基于书籍的内容实质”；目录编纂原则在于创新体例。[19]
（三）辨伪学、校雠学、小学和古籍编纂理论方面
对张先生辨伪学、校雠学、小学和古籍编纂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杨昶、韦顺莉等学者对此探究较多。在辨伪学方面，杨昶提出张先生的辨伪学成就在于将辨伪的理论和实践纳入了文献学体系，作出“辨伪之作奠立于汉代学者”的论断。勾勒出辨伪学术发展脉络，并对伪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归纳。[20] 而且杨昶详细叙述近百年来辨伪学的演进状况，在此背景下探讨了张先生的辨伪学在中国文献学辨伪学领域中的开拓奠基、发凡起例之功。[21]
韦顺莉从各方面对张先生的校雠学、小学和古籍编纂理论方面进行研究。韦顺莉指出张先生所提倡的校雠是对传统校雠学的发展，校雠的目的是为读书而校，为做学问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的原则是“惟求其是”；“他强调不能死守成规，拘泥旧法，而应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好学深思，视实际情况选择方法，辩证地处理问题”；校勘成果的保存方面主张综合书中校订语写成考异或校勘记刊于文后，将好的校勘本汇刻在一起等。[22] 他认为张先生的小学研究在于“对过去学者在文字学上的‘六书’理论，择善而从；推重声训，由声类以求字义；注重对‘小学’名著进行总结性的校注、疏证工作。”[23] 在古籍编纂方面，韦顺莉认为张先生在介绍各类史籍时，首列总的说明，对各类史籍的源流、体例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逐一进行评说，然后再对个别史籍作专门介绍，对一些重点史籍更加重笔墨。[24]
三 对张舜徽先生经学、汉学的研究
经学方面，姚伟钧分析了张先生对中国经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他指出张先生从训诂的角度治音学，又从音学的角度治训诂，推进了对古代经学的整理与研究；张先生不仅肯定宋学的博大，而且指出宋学具有朴实、严谨的学风和接近科学的治学方法，主张博治群经，认为只有将群经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才能对古代经学有客观全面的看法。[25]
汉学方面，李晓明认为张先生汉学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经学、诸子学、史学的研究。他指出，张先生认为“许慎的《说文解字》不是单纯的字书，而是为经学服务的，是研究上古文化的必备。”张先生在《郑学丛著》中对“郑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不仅仅是对郑玄及其学派学术的研究，而且对历史上“郑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张先生对汉代诸子的研究表现在对汉儒研究周秦诸子的继续研究和对汉代诸子的研究；对汉代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史记》、《汉书》的研究，表现在溯源流、明体例、重比较、考故实、辨虚妄。最后李晓明归纳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是重通儒轻专家、尊通达鄙拘泥、辨源流忌片面、法自然戒枯寂。[26] “这是迄今为止，专门就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进行阐发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唯一的一篇。”[27]
另外，许刚在《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中，从《说文解字约注》为代表的汉代小学研究、以《汉书艺文志通释》为代表的汉代文献学研究、以《郑学丛著》为代表的汉代经学研究、汉代史学与子学研究四个方面对张先生的汉代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勾勒出张先生的汉代学术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视方法归纳、重视发用涵咏和抉取精义、重视总结与会通的特征。指出张先生继承清儒整理文献的业绩并有很大的创获，为后人对《说文》、《汉志》、郑学研究提供了深入开展的平台。[27] 此文通过对张先生著作的原始文本进行了详细的爬梳，运用归纳、比较的方法来考察张先生汉代学术研究的风格与贡献。
四 对张舜徽先生的文化观的研究
对于张先生的文化观，学者探讨较少。刘筱红从学术自由独立性、学术包容性、学术的运行规律方面分析张先生主张“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学术论；从张先生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过去的深沉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尊感、推尊朱子朴学，继承清末以来的汉宋合流思想，弥合朱子与郑玄学术间的差异、推崇理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思想等几个方面分析张先生潜在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28]
王玉德则从文化学的角度，依据张先生生命历程，从张先生对湖湘文化的情感、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致力于文本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以博大的气象来审视学术文化、重视劳动人民和杰出人物在文化中的作用，主张文化经世和毕生以学术文化为生命的文化观。[29] 此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论述张先生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心路历程。
五 对张舜徽先生著述的综论性研究
由于张先生治学的广博，学者们不仅从“专”的方面进行考究，而且还从“博”的方面对张先生的学术进行研究，成果颇丰。
有从张先生的学术成就方面来进行研究，周国林通过对张先生著作的分析，从揭橥传统文化要义、建构文献学科理论、总结清儒学成就、撰述中华通史新编四个方面归纳了张先生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进而指出张先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在于其著书为文，释字解经之际，具有宽广的胸怀，宏伟的抱负，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前途，力图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一定的作用，因而研究问题时，总是从大处、远处、高处、深处着眼，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30] 周国林还依据张先生的著述，以经、史、子、集、文献五个方面分析其在国学方面的成就和学术特点，并从张先生宏阔的著述和所达到的学术成就方面印证了其国学大师的地位。[31] 此文是依据先生的著作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先生治学理路和学术成就。
许刚指出，张先生《广校雠略》是对古代文献学的全面检讨，《中国文献学》是对当代文献学的系统建构，《史学下书平议》是旧史的会通疏议，《中华人民通史》是新体的会通创立。他通过对以上四书的分析，归纳出张先生文献学、史学的会通特征。[32] 许刚还分析了钱穆和张先生对刘知幾的评价差异：前者认为刘知幾的学问病于浅、狭，后者则表彰刘知幾的通核。其原因是二者治学旨趣的不同：钱穆治学始终怀有很大的儒家情怀；而张先生则是远儒而近法，从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相关学术史方面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刘知幾的评价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更客观一点。[33]
有从分析张先生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原因和治学的侧重点来进行研究。王玉德通过对张先生著作的分析，归纳出其在朴学、文献学、史学方面的成就和其治学博大的特点，还从外因（湘学、家学的影响）、内因（聪明过人、勤奋、胸襟开阔）分析了张舜徽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原因。[34] 陈蔚松认为文字学和文献学是张先生治学的重点。他指出张先生治文字学以古文字证史、循双声之理，持守约之道、由文字而登堂入室；治文献学完成了校雠学至文献学的转变、强调文献学的广博范围并明确提出文献学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35]
还有从宏观上来把握张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特征。谢贵安将张先生的国学研究放到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背景中予以考察，在“文献”的名目下历叙了张先生在经、史、子、集方面的学术成就，强调其通人之学和主张博约相济的治学理路；认为以文言和札记体作为主要的学术话语所取得的成就，使其成为国学大师的表现之一；并指出张先生的治学是由小学入史学，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会通，据此细述了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学术路向。[36] 谢贵安结合20世纪后半叶诸位学者的观点，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张先生国学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并从主客观因素分析了张先生能取得如此注目成就的原因。徐梓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总结性史学、批判性史学和建设性史学，张先生治学有一定的目标和宗旨，以总结清代学术为己任，注重著述体例，他的史学特征属于总结性史学。[37]
本文力图对近十多年来的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做一个系统、全面的总结，但限于学力和才识，只能做到将已有的观点介绍与方家，避免以后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仅就上述近十五年来关于对张学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学界对张先生的研究已经涉及其治学的许多方面，比如在其已出版的20多部著作中，绝大部分已有专题研究。对张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是硕果累累。比如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学者们对张先生的文献观、目录学、辨伪学、校雠学、小学和古籍编纂理论方面都进行了详实的探讨。张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终其一生，而且著作颇丰，因此学者们从多角度对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和《清儒学记》等著作进行挖掘，并且已取得巨大成就。当然研究中亦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一）张先生的学术成就受益于家学和其他师友间的交流，但学界对张先生的学术渊源似乎关注不够；（二）张先生终身教学，是历史文献学的第一批博导，桃李满天下，且许多弟子在各领域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张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其教书育人的方法，学界却关注甚少；（三）在研究思路上，学界对张先生学术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其原始文本的解读，而不是把其放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个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四）研究队伍的范围应该再扩大些。张先生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中国文献学的创立者，其许多著作已传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等地，但研究张先生的学术圈子却与此不相符合，希望能通过召开研究张先生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借以拓宽研究队伍，同时使张先生的学问更多地嘉惠后人；（五）对张舜徽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认识和挖掘还不够深入。鉴于笔者学识浅薄，以上几点仅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