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开放观与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开放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急迫而复杂的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有着长期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几千年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顽强抵抗，加之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在中国人民心理上产生某种逆反情绪，使得对外开放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突出而敏感的问题。本文想着重探讨一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一
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论述，相对来说，不如他对毛泽东思想其他部分阐述得那么充分。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几次比较集中的论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集中地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过对外开放的思想。
第一，阐述了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而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需要有三个条件，即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和全世界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以及日本本国人民的觉悟。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决定中国战胜日本的关键〔1〕。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2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透彻地提出了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的观点。
第二，制定了学习外来文化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但同时毛泽东又强调， 这种吸收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地吸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既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那种只取其皮毛的形式主义的“吸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方针。
第三，明确了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关于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吸收外来文化、欢迎外来投资等诸方面的论述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是贯穿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各个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四，提出了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一些具体主张。毛泽东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认为中国人民一旦真正获得国家的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因为，“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4〕。因此，要“对外和平通商， 订立互利的协定”〔5〕。毛泽东曾表示要引进“大量外资”， 以“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他深知，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其来源“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6〕；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 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7〕。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到全面内战爆发前（1936—1946年）的10年间反复论述的。这些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毛泽东甚至还对战后中国最适宜与之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做了比较，认定“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8〕。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开放程度。当然，由于受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共间阶级矛盾的制约，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基本上未能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956年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中。
毛泽东首先从调动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着眼，郑重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他针对建国初期存在的只注意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偏向，阐明了向外国学习的对象和学习的内容。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的方法，“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和引进外国的东西，要注重发展和创新。他认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因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他强调：“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
毛泽东在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阐述的向外国学习的思想，较他在抗战时期的有关思想更加深入、系统，也更加理论化。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为刚刚跨入社会主义新天地的亿万人民提出了向外国学习、加速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新要求，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勿需讳言，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上述许多好的思想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毛泽东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又比较系统地提出过对外开放思想的领导人，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具备了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可能性时，在较长的时期里，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并没有真正迈出。如果说在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领导实行了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部性开放的话，那么在1957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大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即使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开放活动，也呈现出单一性、偶然性和策略性的特点。
二是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本身不完善。考察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可以发现，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多而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少，显得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不配套，有些甚至是不谐调或相矛盾的。而对一些应该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却没有论述或语焉不详。例如对现代资本主义就缺少客观分析。
三是毛泽东虽然比较充分地阐明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但在建国后的实施过程中则往往忽视了对外开放，似乎有些把“自力更生为主”绝对化，而视“争取外援为辅”为可有可无。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毛泽东主观上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长期的经济封锁、政治敌视和军事威胁；加上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就进一步使得中国与世界被隔离开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9〕但另一方面， 邓小平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就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分析，似有以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在长期的战乱、与世隔绝和被封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勇敢地打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面向世界的百折不挠精神，因而使我们愈加感到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之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毛泽东的视野，影响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毛泽东虽然也十分关注国际问题，但他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上，对经济问题、科技问题则缺乏深入的考察。
其二，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深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任务之艰巨，但另一方面有时把国际间一些平等互利的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不适当地同主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加以反对。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针对帝国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和轻蔑态度，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伟大成就。这使毛泽东产生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豪迈感。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虽然是有的放矢，并永远是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但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倾向，则导致毛泽东减弱对外开放问题的重视程度。
其三，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晚年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给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
尽管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过的探索，特别是他为使新中国冲破外界的封锁，登上世界舞台而进行的一次次顽强努力。邓小平曾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功勋。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1〕
三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那么，邓小平的指导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理论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概括地讲还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不同于那种认为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只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简单继承或稍有发展的所谓“古已有之”的观点。我们认为，所谓“继承”，是指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中一些基本的方面，如关于中国和世界不可分；关于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于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等等。所谓“发展”，则绝不只是一般地在规模上的发展，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准确地观察和把握国际形势。 邓小平清醒地分析了20 世纪80年代的国际局势，认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在扩张，而世界上的和平力量也在发展，并且超过了霸权主义的扩张。因而，世界大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邓小平的这一分析，改变了我们过去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为我国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抓住了有利时机。
第二，邓小平以中国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严重现实为切入点，论证了对外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说，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现在中国仍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农业和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改变落后状态，要发展生产力，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开放不行”。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吸收过来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把对外开放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邓小平反对那种把对外开放视为权宜之计的看法，认为对外开放不是一种策略，也不只是一般的战略方针，而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他多次强调：“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12〕。根据他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把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列，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提出，并写进了党章，后来又作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这项基本国策是长期持久的。“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13〕将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邓小平的一项重要理论创造。
第四，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4〕，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条经验”。但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对外开放可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15〕依据上述思想，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新情况，邓小平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指出了那种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危害。邓小平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对内搞活（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革命，虽然不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也是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场根本性变革。简单地说，对外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可以纠正过去的一些糊涂观念和僵化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使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获得不断的充实和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重要保证。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6〕他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对外开放，也就没有中国当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7〕。对外开放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只有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活动，才能保证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对外开放也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特别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8〕。邓小平强调，对外开放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四个坚持的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19〕。总之，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20〕。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实践中，邓小平特别注重将坚持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的统一起来，多次强调要防止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认为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阐述的这两个基本点精辟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21〕。
第五，邓小平不但从宏观上深刻阐述了对外开放的理论，而且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一伟大实践，并制定了一整套具体全面的对外开放战略。这主要有：
一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针对80年代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提出抓住机遇全面开放的重要思想。他主张中国的对外开放要面向三个方位，即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放。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也不论先进与落后，都各有所长。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既能取各方所长，补己之短，也能够使中国的经济避免对某一方面或少数国家的依赖，从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使独立自主的原则得以保证。
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开放。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多局限于对外贸易一种形式。邓小平认为这是很不够的，还应该向技术转让、资金往来、人才交流等各个领域拓展。针对有些人存在的引进外资会不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忧虑，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22〕
三是全国性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我国土地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资源、资金、技术水平等也不一样，全国都要对外开放，这是没问题的。但必须是有步骤、有秩序、分层次地进行。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首倡创办经济特区， 到中共十四大召开的15年间，先后在广东、福建开办了4个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创办了最大的海南经济特区及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 由进一步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到开放涉及12个省、自治区，横跨中国中西部两大经济带的11个内陆省会，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开发区——广大内地”的“点、线、片、面”的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战略格局。这一方面彻底解决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同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同时，邓小平也得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他的对外开放理论从宏观到微观，更具有实效性，更加丰富，并日臻完善。
分析和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实践及其差别，并不是为了单纯比较两位伟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劣高低，而是为了搞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过程，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促进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对外开放事业。我们说，推开百余年尘封网结的窗门，去延揽五洲八面来风，这是近百年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想做而没有达到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率领亿万中国人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中国走向了世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铭记他们谱写的光辉篇章。
注释：
〔1〕《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31页。
〔2〕《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 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4〕《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9页。
〔5〕《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年7月2日。 见《解放》周刊第45期。
〔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7〕1946年6月3 日经毛泽东审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8〕《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10〕《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17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14〕同上，第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17〕同上，第13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