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几个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1-0086-04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点内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政党执政理论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的要求。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有哪些基本内容？应该怎样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本文就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执政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内容
国内研究执政规律的文章，比较集中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密切党群关系等等。这些文章大多从总结党的建设和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是研究党的执政规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但是，如果放在世界政党的范围来看，仅仅这样总结是很不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应该包含在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之中。从政党执政一般规律的角度看，执政规律需要探讨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政党都以获得执政地位为目标。执政党首先需要处理的是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究竟是处于政府之上，与政府合而为一，还是应该处于政府与民众之间？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一般认为政党是联系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应该处于政府与民众之间，而在一党制国家里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强调要坚持党对政府的领导。研究执政规律的重点不在于讨论这两种政党地位的是非优劣，而在于通过比较，探讨不同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适用条件和可能存在的利弊，从而进一步研究具体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应该如何扬长避短。比如，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执政体制比较容易助长执政党本来就可能产生的官僚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是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二）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政党是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组织。执政党则代表人民执掌公共权力。因此，在政党的所有特性里面，首先就是政党的代表性。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都力求得到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党比较注重与其基本群众的制度化的联系，经常通过各种民意调查来关注自己受到民众支持的比例，因为民众对政党的支持比例最终都会反映到下一次选举上来，直接决定该党是否能够获得执政地位或者能否继续执政。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执政的时间比较短，其执政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传统上往往在强调不能脱离群众的同时，反对党群关系上的尾巴主义。同时，由于选举制度上的不健全，群众在短期内对执政党的约束机制很难及时地表现出来，我们的党群联系机制也没能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如何避免执政党的干部脱离群众，保持执政党和群众的经常联系，保证我们的政策真实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需要认真研究。
（三）政党自身的建设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从19世纪上半叶出现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党经历了从纯粹的议会党派向群众政党，从群众政党到现在的所谓大众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政党可以看作是19世纪中叶政党群众化的产物之一，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二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和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注重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政党建设都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党目标的实用性和组织系统的开放性。对执政党而言，实行政党组织和理念的革新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强其执政能力和执政的合法性。
（四）政党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个政党改变自己的执政体制，重新安排党群关系，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具体到某一个政党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甚至直接关乎该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政党发展或者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政党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例如，我们现在比较一致地认为，苏共之所以迅速的垮台，与其过分激进的改革策略就有很大的关系，苏共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组织结构的快速的批判和抛弃，超出了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承受能力，违背了改革的渐进原则。西方专门有一种研究制度变迁的学问，叫做制度经济学，其最基本的理论是说，制度变迁要充分考虑改革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效益，要衡量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要遵循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比如说，一个政党要批评其前任的领导人，它知道这样做一方面会损害民众对党的历史的评价，另一方面又对确立新的领导班子革新形象有利。这就需要衡量，哪方面的效果会大一些，总体上是对党有利还是有害。在可以推动政党发展的多种选择中，它也会选择那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也就是边际效用最大的路径。
二、科学地看待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差别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较有性质、任务、历史等方面的独特性，这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时需要加以注意的。然而，还需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一样首先是一个政党，然后是一个执政党，它的运作同样要遵循政党和执政党的一般运行规律。鉴于我国长期忽视对政党一般规律研究的实际，在进行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过程中，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和对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显得尤其重要。
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相比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种不同既表现在政党的性质、目标和任务上，也表现在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运作方式上。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我们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是否存在，而在于怎么看待这种不同。我们过去在把共产党和其他类型的政党比较的时候，往往因为过于强调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在性质上的不同，进而否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具有可比性，否认存在政党一般运行规律，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其结果是我们把政党研究局限在共产党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妨碍了我们及时地借鉴西方政党研究的一些有益的成果。实际上，西方政治学者在如何提高政党政治的效率，如何保持政党的民主性，如何克服作为民主工具的政党的异化，从而有效地控制金权政治和腐败现象的蔓延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些东西对我们探索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当然，这种片面地看待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不同的现象并不是我们这一方独有的，西方从事政党研究的学者同样长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的政党研究一般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形态作为蓝本，都存在着否定西方国家之外的政党运作模式的倾向。由此可见，在政党研究方面，要采取科学的和客观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进行政党比较的前提就是承认存在政党运行的共同规律，在此基础上来分析不同政党的不同特点，就比较容易发现政党实践中的哪些问题属于政党的普遍性问题，哪些问题属于政党的特殊性问题，从而更好地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例如，政党是民主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活动都要有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民主性而不是损害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否则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长久下去，政党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然而政党并不是自发地发挥其作为民主的工具的作用的，相反，由于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政治组织本身的垄断性，政党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有脱离民众、违背民主的自发倾向。西方研究政党的政治学者把这种倾向称作政党的寡头统治铁律。这是早期西方政党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因此在政党实践中，就要自觉地采取防范其寡头倾向的措施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共产党也不例外。在反思苏共垮台的教训时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列宁是注意到了政党的这一特点的，并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措施对其进行防范，但是斯大林以后的苏共领导层放弃了列宁开始的这种努力，盲目相信思想教育的功能，依赖共产党人道德上的自觉性而忽视对权力的监督，轻视法制建设，结果是任由政党的寡头倾向发展，以至于苏共的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尾大不掉，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论证了在政党比较中重视政党之间的共性的必要性之后，我们需要指出：对政党个性的认识至少和对政党的共性的认识同样重要。政党得以存在的社会前提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按照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划分，存在不同的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不同认识。政党正是用来协调这些利益矛盾的政治组织。从根本上来说政党总是代表一部分人而不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这一点从政党的英文词根(PART)也可以看出来。这就决定政党必须有特定的、反映其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的特定利益要求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纲领。政党在这些方面的个性特征是其吸引民众支持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没有个性，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比如，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称其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公开宣称它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从而把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因此我们在对共产党以外的政党进行研究，吸收借鉴其有益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经验中属于政党一般规律的东西和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个性的东西区分开来，要不然，就容易把政党比较研究搞成对共产党的否定，失去比较研究的意义。
三、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应遵循的逻辑顺序
毫无疑问，在政党研究中，不仅要从消极意义上避免片面地对待政党之间的差别，还要从积极意义上探究特殊政党的特殊运行规律。我们研究政党一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从政党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至少要遵循如下的逻辑顺序：
（一）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政党，它的运行同样要遵循政党的一般规律
例如，政党一般原理告诉我们：政党是民主的工具，这是政党生存的价值前提，同时政党又有自发的官僚化倾向。这就要求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中体现民主的要求，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要避免党的活动损害政府的法治结构的权威性；又要通过主动的制度安排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主动防范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集权倾向和官僚化倾向，从各方面来加强监督，从而更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又如，我们通过对竞争性政党体制和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的考察发现：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但是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在体现权力制衡原则和公开择优的政治录用原则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我们的政党制度的同时，在党的领导干部选择中引入竞争机制，从整体上提高从政官员的素质，从而增强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设计监督权力的制度中引入权力制衡的机制，注意权力监督主体的对等性，等等。
（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要考察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影响
执政党与在野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执政党直接掌握了公共权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权力的垄断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的一定的独立性使得其本身就有一定的官僚化倾向。恩格斯认为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指的就是公共权力的官僚化倾向。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倾向。他们认为：与经济活动中一样，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也以成本一效益分析为根据。政治人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和选民。在政治家方面，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政治家的利益在于获得权力、地位、威望等，他们这些追求未必符合公共利益。这就使得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
公共权力的官僚化倾向强化了上文所分析的政党的寡头倾向。这是执政党在进行思想教育和设计监督制度的时候必须正视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告诫全党，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在更有条件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江泽民说，决不允许在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反映的都是对这种规律的深切认识。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执政党，中国实行的是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
可以从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现代化的执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现代化对执政党的影响：一方面，经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导致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和民主法治意识的觉醒，必然对政府和政党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的民主化。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逻辑结果和必要内容。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参与的剧烈膨胀反过来会威胁政治稳定，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逐步容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保持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从而保证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显然，相比多党制和松散的政党组织来说，一党制以及组织严密、相对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更为强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从政党政治效率的角度来论证现代化过程中的维护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和相对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的必要性，与政党作为民主工具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互相矛盾的。相反，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和保持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目的正是要在变动的社会中，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逐步吸收和规范不断增长的民主要求。因此，作为惟一的执政党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在意识形态、组织制度、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等方面不断地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
（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惟一的执政党
在前面的分析基础上，这里增加了三个变量：
其一，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反映在政党建设方面，就是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
其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制度、党的建设方式和党的领导方式。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东西重新检讨，要区分其中哪些思想意识、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是反映政党运作普遍规律、符合所有类型的政党、在执政时期还可以继续采用的，而又有哪些东西是革命政党固有的、在执政时期不能继续坚持下去、而要根据执政党功能和任务的要求作出相应的修正的。革命党活动的目标是动员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其反对的对象通常是现有的统治者，革命党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阶级分析，革命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领导阶级斗争。执政党与革命党不同的是，尽管它仍然宣称自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或某一阶级利益的，但是它的主要功能却由动员政治斗争转向对社会上不同利益的政治整合，政党的目标要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掌握和合法运用来实现。我们党在这方面是走了弯路的，例如，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执政阶段继续沿用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和党建模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严重违背执政规律要求的做法，损害了党的领导的合法性。还不能说执政意识已经完全深入人心了，我们党有太长的革命历史和非常辉煌的革命功绩，执政以后又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沿用革命党的建设和领导模式，相比之下，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在党的建设上，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分析问题，不从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吸引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党的建设的实践是否符合一套革命时期的党建理论模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创新上、对党政关系的调整上、对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上、对入党条件上，这种思维模式都还在继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要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进行改革。除了革命党模式的影响外，共产党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和领导模式之所以能够在其执政以后还能维持如此长的时间，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大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紧密相关，可以说，计划经济模式是传统党建模式的经济基础。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传统的党建模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例如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由于人员和企业在市场经济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传统的企业党建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各地纷纷探索在人员更为稳定的社区组建党的基层组织这样的新模式。民主政治要求依法治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法治。这就使得过去不怎么清晰的执政党和公共权力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过去好像不怎么理直气壮的党内民主要求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在这些情况下，党要继续发挥其作为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工具的功能，保持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要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对自身的理念、目标、结构、功能进行主动的变革，使之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