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西湖意象”及其文化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湖论文,意象论文,宋词论文,蕴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①，那么，呈现这个巨大空间的，不仅是建筑与地理意义上的物质性存在，同时又“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②。由政治心理状态构成的政治文化空间和由礼俗心理状态构成的礼俗文化空间，无疑是这个整体中最具活力、最为丰富多彩的两大要素，也是物质空间的灵魂所在；即便是物质空间，也非仅仅表现为自然的或物质的属性，同时也“给人以美感的特点”，是由人的审美心理状态所构成。在国家权力象征的京城，尤其如此。而以物质、政治和礼俗诸空间构成的京城，是各种人群聚居生活的场域，更是各种政治、文化活动的集散地，其中便包括了文学活动。坐落在西湖山水之间的宋代杭州，便是诗词、小说和戏曲等文体创作与传播活动的中心。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又以各自的艺术形态生动地展示了杭州从都市到京城的多重性空间。考察宋词中所展示的西湖物质、政治和礼俗三大互为依存的空间意象，揭示宋词与西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尽可能予以现代阐释，是本文的任务与目的。
一 宋词中的西湖物质文化空间意象
城市物质空间意象来自城市的“个性、结构和意蕴”，它“必须包括物体与观察者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为观察者提供实用的或是情感上的意蕴”；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其物质空间“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应该能够吸引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和参与”，并“给人以美感的特点”；而城市的物质空间则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五大元素组成，它们之间“不会孤立存在，区域由节点组成，由边界限定范围，通过道路在其间穿行，并四处散布一些标志物，元素之间有规律地互相重叠穿插”③。这五大元素同样可用来归纳中国古代“高度可意象”的城市物质空间的构成。如曲江、金明池和西湖，便分别是散布在唐代长安、宋代汴京和杭州诸多标志物中最突出的地标。不过与长安、汴京不尽相同，作为杭州城市的地标，西湖又不失为中等以上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又有孤山、苏堤、西山、吴山等诸多各具空间个性特征的分区，它们之间如同市民所居街区，边界、标志物和人们活动的聚集处即节点等等，一应具有，既高度实用，又极富意蕴，让人流连忘返。因此，西湖在唐宋诗词中，又往往等同于杭州。杭州有钱塘、临安、武林、余杭等多种称呼。随着隋代运河的开通，杭州城市的物质空间开始长足发展，经过唐五代近四百年的建设，杭州不仅跻身到了全国繁华都市的行列，而且其“个性、结构和意蕴”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天堂意象”。
杭州何时被人视为“天堂”，现在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从徽宗北狩南归的曹勋说：“臣在虏寨时，具闻虏人言金国择利便谋江南。又日，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其势欲往浙江。”④据此可知，正式视杭州为“天堂”，最迟在北宋末年的金国就已流行。不过，类似这一比喻，早在宋初潘阆的《酒泉子》中业已出现：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 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潘阆，大名府人，号逍遥，太宗朝闻人，因寓居杭城，城中有“潘阆宅”，后人又将其宅所在之巷命名为“潘阆巷”，并在其宅基立“潘逍遥祠”⑤。该词为潘阆思念杭州而作，所谓“不是人寰是天上”，堪称杭州“天堂意象”的原型。潘阆《酒泉子》共十首，这是第一首，书写杭州城市个性和意蕴给人的美感特点，其二为“长忆钱塘”，其三、其四为“长忆西湖”，其五为“长忆孤山”，其六为“长忆西山”，其七为“长忆高峰”，其八为“长忆吴山”，其九为“长忆龙山”，其十为“长忆观潮”。十词均以“长忆”揭调，是一组重句联章，通过对城区与西湖及西湖山水不同分区的书写，从点到面，点面结合，展示了杭州“不是人寰是天上”的意象。其四又云：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纶竿。思入水云寒。词从凭栏远眺的角度，将西湖风光一一驱遣入词，渔舟垂钓、岛屿清秋，笛声悠悠，芦花飞扬，白鹭成行，构成了极具隐逸色彩的环境氛围，犹如一幅设色淡雅的隐者图。词在书写城市的物质空间时，不可能像专门性的地理类笔记那样具体详尽，也不会像小说那样将城市空间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来处理，而是根据词人内心感受和审美趣味，创造出独具内涵的意象。该词所呈现的清净淡雅的空间意象，便出于词人对离别西湖后“尘土污人衣”⑥的厌弃和对西湖自然清净之美的向往。这种物中有我的意象，既不失空间物象的真实性，又丰富了空间物象的内涵，较诸地理类笔记所载或小说中作为背景处理的物质空间，更为引起读者的注意乃至神往。据载：石延年获潘阆此词后，“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⑦；又“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⑧。石、钱二人之所以如此，不仅出于对西湖景观形态的欣赏，更在于对经过潘阆审美创造后的西湖物质空间意象的神往。
对于城市物质空间或其中的标志物，敏锐的观赏者可以排除已有意象的干扰、或在已有意象基础上获取新的美感印象，揭示出新的意蕴，不断丰富已有的意象。潘阆《酒泉子》十首以独特感受而创作的意象群的形式，首次全面地展示了以西湖山水为主的杭州物质空间形态，柳永的《望海潮》则以赋体的手法，首次将杭州物质空间作了全景式的书写，从整体上赋予了“天堂意象”的新意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就该词的内容而言，诚如陈振孙所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⑨但词中对杭州物质空间的整体形态的书写，却不可小觑。杭州地处吴兴、吴郡和会稽即“三吴”之间，外傍钱江天堑，内拥西湖山水，在东南别具形势之胜。柳永从这个多维而又宽广的物质性地理空间落笔，渐次叙都市之繁盛，状钱江之壮阔，书市民之殷富，进而聚焦西湖山水，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描绘西湖的空间物象；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写桂子飘香之久，一写荷花种植之广，两者又都是西湖这个地标中的标志性景物，彼此参错交织，极具匠心。全词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展现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和物体相互连续、高度融合的形态，将“适宜、独特而不寻常”的杭州物质空间“形容曲尽”。与前述潘阆的《酒泉子》不尽相同，此词在“形容曲尽”杭州物质空间中，主要出诸客观铺叙，仿佛人物写真，但“写真”不等于“复制”。柳永在客观铺叙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慢词铺张扬厉的手法，进行了理想世界中的艺术建构，源于现实之真，又高于现实之真，因而《望海潮》所展示的已不再是一个物质性的地理意义上的几何学存在，而是与艺术作品通过清晰协调的形式，满足生动可懂的外形来创作意象一样，属于一种诗学意义上的意象。以此观之，又与潘阆《酒泉子》殊途同归，共同丰富了西湖物质空间的文化蕴涵，增强了作为“天堂”的杭州对人们的吸引力。据罗大经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⑩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侵，陈兵长江北岸，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玩赏西湖，但一个多世纪后西湖因此词牵动长江之愁，险遭蹂躏，倒是值得注意的。
西湖山水在在莫非诗境画境，处处莫非诗情画意，而且又如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所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11)西湖物质空间之美具有亲和性和丰富性的特点，成了唐代诗人、尤其是白居易以后众多诗人竞相书写的对象。在“别是一家”的新诗体词尚处侧艳的“花间”时代的北宋初年，潘阆、柳永则先后以词人的身份加盟其中，而且在书写其物质空间以获得西湖意象的真实感与现场感的过程中，通过各自的体验，从不同角度解读西湖之美，并以与“花间”词迥然有异的崭新意象给西湖物质空间注入了文化意蕴，体现了词体创作的一种新趋向。柳永以后、特别是杭州成为南宋皇城后，词人对西湖的书写增多，呈现出多元解读，“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的西湖“天下景”也随之得到了多元呈现。
南宋一代的词人，很少不曾逗留西子湖畔的。他们留下了大量书写西湖物质空间的词作。如周紫芝《水调歌头·雨后月出西湖作》、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杨无咎《水龙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刘德秀《贺新郎·西湖》、石孝友《多丽》(晚山青一川)、范成大《满江红·雨后游西湖，荷花盛开》、赵汝愚《柳梢青·西湖》、马子严《阮郎归·西湖春暮》、史达祖《贺新郎·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高观国《菩萨蛮·苏堤芙蓉》等等，作者以各自的体验和感知，或从整个湖光山色，或就某一具体的标志物，分别书写了西湖不同季节的不同空间与景观，呈现出多种物质空间意象，使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得到了多元展示。在这种多元展示中，还有两类词值得注意。
一类是随着南宋观赏者对西湖的深入感知而出现的专门分区域的书写。吴自牧说：“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岸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12)作为西湖山水的分区，“西湖十景”的成因，虽然主要在于物质空间的自然分布，而不是出于像城市设计者那样的预先设计，但其形成却同样出于人的规划，只不过这种规划出于人们对西湖意蕴深入感知后的一种心理图像。这种图像在画家的笔下多有呈现，如画院祗候马麟专门画有《西湖十景册》(13)。词人张矩、周密、陈允平等不甘画家专美于前，分别作有“西湖十景词”。如周密《木兰花慢·平湖秋月》：
碧霄澄暮霭，引琼驾、碾秋光。看翠阙风高，珠楼夜午，谁携玄霜。沧茫。玉田万顷，趁仙查、咫尺接天潢。仿佛凌波步影，露浓佩冷衣凉。 明珰。净洗新妆。随皓彩、过西厢。正雾衣香润，云鬓绀湿，私语相将。鸳鸯。误惊梦晓，掠芙蓉、度影入银塘。十二栏杆伫立，凤箫怨彻清商。月光湖光，上下交辉，如冰雪晶莹，一片空明澄澈。这是平湖秋月的现实物质空间，更是经过周密审美建构后的心中意象。周密笔下的其他九景，以及张矩、陈允平等人的“西湖十景词”，也同样既具有不同景观的不同现实物质空间特征，又无不对这些空间进行了不同的审美建构，呈现出内涵不尽相同的意象。这些意象是画笔所难以表达的。
一类是成为南宋首都后的皇城书写。南宋建都西子湖畔后，西湖的物质空间得到了空前发展，正如周煇所说：“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连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14)这种“日益繁盛”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常为词人所书写，如杨泽民《风流子·咏钱塘》：
佳胜古钱塘。帝居丽、金屋对昭阳。有风月九衢，凤凰双阙，万年芳树，千雉宫墙。户十万，家家堆锦绣，处处鼓笙簧。三竺胜游，两峰奇观，涌金仙舸，丰乐霞觞。 芙蓉城何似，楼台簇中禁。帘卷东厢。盈望虎貔分列，鸳鸯成行。向玉宇夜深，时闻天乐，绛霄风软，吹下炉香。惟恨小臣资浅，朝觐犹妨。降至南宋，杭州跃居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大都市，意大利马可波罗于宋亡后游览杭州，还惊叹为“世界”的“天城”(15)，其繁华程度，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以及周淙《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都有记载。该词所书虽不如这些笔记小说和方志那么详尽，却堪称继柳永《望海潮》后又一首将西湖物质空间的结构形态“形容曲尽”之作，但杨泽民所书写的，已不是柳永笔下的“东南第一州”而是华贵的天城帝都，呈现的是一派天城帝都与“天下景”融为一体的“天堂意象”。
从北宋初期的潘阆、柳永到南宋诸多词人，对西湖的物质空间作了全面的书写，呈现出多元空间意象，从中展现了西湖“天下景”的丰富性和杭州从都市到帝都的物质空间的发展历史。这些书写固然受制于具体的现实空间形态，但无不“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因此，西湖的物质空间不仅成了词人审美理想的外化形态，同时也被转化成了载负词人政治心态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二 宋词中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西湖“天下景”固然招徕大量文人竞相欣赏和书写，但有时却又成为人们扼腕叹息的对象，甚至认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16)，西湖消磨了人的意志。南宋遗民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则具体体现了这一点：
东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丽。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时豪杰，都忘却，平生志。 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登临形胜，感伤今古，发挥英气。力士推山，天吴移水，作农桑地。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南渡百余年间，因西湖太美——人则“多佳丽”，景则“天下景”，故使“一时豪杰”沉迷其间，消磨了平生收复中原之志，即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17)，害人害国，为害不浅！不过，西湖之美本身并没有过错，词人之所以如此书写，实为政治上的心理状态所使然，是以政治心态观照西湖物质空间后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京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各种政治活动的场域空间。南宋西湖政治文化空间中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是由对待敌国持和与持战两派引发的经久不衰的斗争，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心态与行为；而和战之争主宰了宋廷的政治生活，也影响了官员的政治命运乃至身家性命。陈德武词所谓“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写的就是高宗与秦桧集团在制定与金和议之策时，杀害抗金将领岳飞及其部下之事，以及作者由此引发的愤懑心情。这种心情在黄中辅《满庭芳·题太平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沥血为词，披肝作纸，片言谁让千秋。快磨三尺，欲斩佞臣头。自恨茅草无路，望九重如在瀛洲。兴长叹，无言耿耿。空抱济时忧。 休休休。真可虑，才如李广，却不封侯。乃伯郎斗酒，翻得凉州。尽道边庭卧鼓。凭谁问，筹边未建，先建太平楼。太平楼在西湖东南岸的清河坊。据黄溍《先居士(黄中辅)乐府后记》：“楼之建，当在桧秉政初。暨桧再相，和议成，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之美，乐府所为作也。时桧命察事卒数百游市中，闻言其奸者，辄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例贬万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公亦归隐，不复出矣。”(18)作为西湖空间的物象之一，太平楼成了秦桧集团美化和议，抑制异论，残害政敌的专制政治的“标征”。黄中辅因作《题太平楼》词而遭秦桧党羽的追杀，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后，“以转运使荐，当得官，命垂下而卒”(19)。此词以太平楼为聚焦点，上片抒发对秦桧的愤慨，哀叹自己无路请缨的无奈，下片揭露秦桧的罪行，抨击和议政策。其中“才如李广”四句，化用苏轼“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20)诗句，以汉代李广喻主战官员被贬乃至被杀的遭遇，以孟佗(字伯郎)贿赂宦官张让而拜凉州刺史喻在朝的主和官员；“筹边”即筹边楼，指唐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期间为了防止南诏和吐蕃入侵而建筑的军事设施，与秦桧的太平楼相对，用意不言而喻。在李广与孟佗、筹边楼与太平楼的人与物的两相对照中，往日西湖空间中的和战之争，以及双方的对立心绪和不同境遇，昭然若揭，典型地展现了绍兴和议初期以和战之争为主题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作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京城是士人追寻自己政治前途的空间；身处该空间的士人，则难以摆脱政治的牵引，他们或自动投身其间的政治斗争，或被动卷入其间的政治漩涡。与以往士人和京城的关系一样，南宋士人在追寻自我政治前途中的种种遭遇，由遭遇生发的种种感慨，同样是西湖政治空间的组成部分。康与之《丑奴儿令·自岭表还临安作》、曾觌《感皇恩·重到临安》、程垓《满庭芳·时在临安晚秋登高》、黄人杰《念奴娇·游西湖》、陈三聘《满江红·雨后携家游西湖》、刘过《贺新郎·游西湖》、韩淲《清玉案·西湖路》等一系列词作，均借助西湖物质空间，或抒发在京时对帝京的依恋与嗟怨、或书写出京后对帝京的种种怀想，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状态。不过，自南宋建都临安后的一百余年间，主宰国家命运和士人政治前途的主战与主和，却始终是最突出的一对矛盾，也成了士人群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词人以这种心态观照西湖景物而形成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中的“着我之色”，则前后不尽相同。胡铨《醉落魄·和答陈景卫望湖楼见忆》云：
千岩竞秀。西湖好是春时候。谁知梅雪飘零久。藏白收香，空袖和羹手。 天涯万里情难逗。眉峰岂为伤春皱。片愁未信花能绣。若说相思，只恐天应瘦。这是一首怀想西湖之词，书写的是恋京心态。绍兴和议前夕，时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上书，乞斩倡导和议的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竿之藁街”(21)，绍兴十二年(1142)，被贬岭南瘴疠之地，谪居十九年之久。此词作于贬所。词中通过回忆往日于望湖楼上展望西湖水光山色的情景，抒发“空袖和羹手”——主张抗金、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哀叹。在这一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中，并无“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叹息，而是作者的满腔悲伤与哀怨。又张元幹《八声甘州·西湖有感寄刘晞颜》：
记当年共饮，醉画船，摇碧罥花钗。问苍颜华发，烟蓑雨笠，何事重来。看尽人情物态，冷眼只堪咍。赖有西湖在，洗我尘埃。 夜久波光山色，闲淡妆浓抹。冰鉴云开。更潮头千丈，江梅两崔嵬。晓凉生、荷香扑面，洒天边、风露逼襟怀。谁同赏，通宵无寐，斜月低回。胡铨因反对与金和议而被贬新州时，张元幹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表达了抗金主张，后被除名削籍，漫游江浙之间。此词书写两次游西湖的状况：当年是豪情满怀，而今是“苍颜华发”，在一“看”一“咍”中，寄寓了政局的动荡、官场的险恶、政敌的凶险，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这次重来，虽“赖有西湖在，洗我尘埃”，心灵得到慰藉，但依然“通宵无寐”；“潮头千丈”暗喻朝中的斗争形势；“江梅”比自己的坚贞品格；“谁同赏”，则写自己不被人理解。全词书写西湖物质空间中的景观，虽不出于游览者的赞赏之情，却成了词人心灵的慰藉，人格的象征及其政治心理状态的载体。
在高宗朝，由于高宗与秦桧集团严厉禁锢主战言论，残酷迫害主战人士，如黄中辅因作《满庭芳·题太平楼》而被追杀，在士人群中形成了“言语转喉，定多触讳。当处不争之地，可蠲无妄之灾”(22)的畏祸全身的心理，导致了“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23)的格局。因此，词中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的内涵，大都或如上述胡铨《醉落魄》那样在怀恋西湖景观中寄托“空袖和羹手”的哀怨、或像张元幹《八声甘州》那样在书写西湖景观中寄寓自己的政治心态。至孝宗朝，虽因由张浚统帅的“隆兴北伐”的失败而制定了更为耻辱的“隆兴和议”，但一方面结束了“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缄口结舌，噤若寒蝉的历史，另一方面正如辛弃疾所说“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24)，犹如久阴以后的阳光微闪，激发了士人收复中原的激情，只是因孝宗不久却便消沮退缩，北方金世宗完颜雍三十年的统治也相对地稳定，南北对峙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使一代志士“报国欲死无战场”，一一抱恨而终。辛弃疾《满江红·题冷泉亭》云：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渐翠谷、群仙来下，佩环声急。谁信天锋飞堕地，傍湖千尺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 山水润，琅玕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该词作于孝宗乾道六年至七年(1170—1171)作者任临安司农寺主簿期间。冷泉亭在灵隐寺前的一泓池旁，其泉极清泚，出自飞来峰下，过九里松，流入西湖。词写泉水从“直节堂堂”的石林与“冠缨拱立”的飞来仙峰之间急流而出，一派“佩环声急”的气象，流入西湖，却又是一派“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的放浪豪情，实为作者自我情志和心理状态的写照，而“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则从眼前的景物联想到沦陷的家乡，从中传达了家乡难归的哀与怨和空怀一腔报国豪情的悲与恨，呈现了具有时代内涵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王士禛说：“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开禧二年，追夺秦桧爵，谥谬丑。此天下万世公议。然实韩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举也。乃边衅既开，又诛侂胄以媚敌，遂复秦桧爵谥，则悖矣。”(25)在韩侂胄追封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不久，人们又于西湖北岸的栖霞岭下建岳鄂王庙。岳飞在死后的半个多世纪被封鄂王，是韩侂胄为“开禧北伐”张目，昭示了宋廷新的政治动向；而岳鄂王庙的问世，则不仅为西湖物质空间增设了一道新的景观，同时又是南渡以来西湖政治空间中和战之争演进历程的一个“标征”。刘过为之作《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上片颂扬岳飞的战功，下片“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原下、荣感君恩”，在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同时，又书写了岳飞生前身后的遭遇，尤其是当下让“衮佩冕圭百拜”的殊遇，展现了韩侂胄执政期间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然而，“开禧北伐”失败后，主和派不仅追复秦桧被韩侂胄所夺之爵谥，而且以韩侂胄的首级换取了“嘉定和议”，沉重地打击了士气与民心，君臣们对北定中原的国家大业也彻底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端平元年(1234)，与南宋对峙几十年的金国被崛起的蒙军所灭。自此以后，原来的宋金对峙转为了宋蒙冲突。面对冲突，理宗及理宗以后君臣心安理得地守着西湖，酣歌醉舞，苟且偷安，正如陈人杰《沁园春》所云：
记上层楼，与岳阳楼，酾酒赋诗。望长山远水，荆州形势，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归来也，对西湖叹息，是梦耶非。 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恨孤山霜重，梅凋老叶，平堤雨急，柳泣残丝。玉垒腾烟，珠淮飞浪，万里腥风吹鼓鼙。原夫辈，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锥。该词调下有一小序，记写作时间：“嘉熙庚子(1240)秋季。”而此时正值蒙兵屡犯四川之际，前此一年，海塔破城都，此后一年，城都又沦陷；序又称此词因有感于友人诗句“东南妩媚，雌了男儿”而作，旨在“写胸中之勃郁”，书于丰乐楼东壁。丰乐楼在西湖涌金门外，凭湖高筑，瑰丽宏特，为西湖游览之最(26)。词从登楼写起，书写胸中勃郁之情。上片叙游历，借“六代兴衰”的议论，扬孙、刘北向争雄，贬刘琮屈辱降曹，并借曹操之语讽刺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过片则以“傅粉涂脂”比拟理宗君臣，回应了其友“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诗句，谴责他们对危殆的局势不闻不问，只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最后以“原夫辈”自拟，从作为一介书生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角度，再次书写“胸中之勃郁”，进一步深化了南宋苟安时期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的蕴涵。
这一以“勃郁”为蕴涵的西湖空间意象，同样见诸理宗以后众多词作，如方岳《满江红》(说与梅花)、文及翁《贺新郎·西湖》、吴咏《满江红·再游西湖和李微之》、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卓田《媚儿眼·题苏小楼》、陈允平《垂杨》(银屏梦觉)、刘克庄《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西湖的空间景观不再是词人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成了作者“胸中之勃郁”的外化形态，尤其是文及翁《贺新郎·西湖》，在书写自我空怀“澄清志”的同时，称“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在抨击统治者苟且偷安中，具有亲和性、多样性之美的西湖也成了被蔑视的对象。而在另一部分的词作中，西湖则失却了“天下景”与天城帝都相交融的那种靓丽与华贵，呈现的是一派愁容惨淡的景象。吴文英《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云：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余。自销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欹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将西湖的湖光山色写得如此凄风苦雨，愁容惨淡，而且结句又说“吹尽香绵，泪满平芜”，其沉痛感无疑超出了一般的伤春伤别，令人不得不从作者基于南宋末年无可挽救的危急局势而创作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来体会了。他如翁元龙《水龙吟·雪霁登吴山见沧阁，闻城中箫鼓声》、刘辰翁《江城子·西湖感怀》、詹玉《齐天乐·赠童瓮天兵后归杭》、周密《法曲献仙音·吊雪香亭梅》、蒋捷《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等大量词作，或写南宋灭亡之前的西湖，或写南宋灭亡不久的西湖，在意象上，均与吴文英《高阳台》同一类型，于愁容惨淡中寄寓了词人在亡国前后的哀痛。
不过，上述无论黄中辅、张元幹、辛弃疾、刘过等人笔下的西湖，抑或陈人杰、文及翁、吴文英、陈德武等人词中的西湖，其中的物质景观都是词人政治心态的一种载体，均属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只是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心态导致了相同的西湖在被“着我之色”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反映了南宋和战之争及其政治运作的发展历史，也将南宋京城这座抽象的政治文化空间转化成了可触可摸的实体，让人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及其对国家命运和士人心态的深刻影响。
三 宋词中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城市、尤其是京城承载着上至朝廷各种典礼、下至市民各种风俗的文化活动，是一座礼俗文化空间。吴自牧《梦粱录》所载《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诸词，便书写了南宋一年一度倾朝出动的朝飨礼与恭谢礼的宏大场面。《满庭芳》云：
凤阁祥烟，龙城佳气，明禋恭谢时丰。绮罗争看，帘幕卷南风。十里仙仪宝仗，暖红翠、玉碾玲珑。銮回也，箫韶缓奏，声在五云中。 千官迎万乘，丝纶迭迭，锦绣重重。听鸣矟辇路，宴罢鳌宫。瞻仰天颜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圣寿永无穷。据吴自牧载：“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遇明禋，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飨，次日方行恭谢。百官与宰相起居，在学士院伺候驾出景灵宫。……驾前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逍遥。辇后钧容直动鼓吹从后，诣景灵宫行恭谢礼。礼成，就西斋殿赐平章、执政、亲王、百官宴，盏次食品，并如朝会。”又《瑞鹤仙》云：“欢声盈万户，庆景陵礼毕，銮舆游步。西郊暖风布。喜湖山深锁，非烟非雾。传收绣羽，骅骝驰骤绒缕，望彤芳、稳稳金銮，衮鸾翔舞。”(27)则又书写了朝会结束后君臣与市民同乐于西湖山水间的情形。若从前文所述词人的政治心态观之，这显然典型地体现了南宋君臣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场景，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举行朝飨礼与恭谢礼是履行既定的国家仪礼的具体体现。《满庭芳》、《庆清朝》、《瑞鹤仙》等词所书写的，便是履行这一仪礼的时空序列，其中所谓“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固拱”等等，虽属毫无实际意义的套话，却也表现了君臣和市民共同所拥有的一种愿望和祈求，是由国家典礼滋生出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俗文化心态，也就是说，词所展示的，是基于这一心态创作而成的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
综观宋代君臣与民同乐的文化活动的盛况，莫过于节序庆典、尤其是元宵。元宵又称上元或元夕，其表现形态是张灯宴游。自十四日起，或张灯三夜(28)，或张灯五夜(29)。盛唐以后，元宵张灯渐盛，但其活动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民间并不流行，至北宋，则盛行于整个社会而“冠于前代”(30)。仁宗在一次元宵御楼观灯时还谓大臣：“朕非好游观，与民同乐耳。”(31)徽宗闹元宵时，又于灯山悬挂“宣和与民同乐”的金字招牌(32)。元宵热闹盛大的场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有详细的记载，在北宋词中也屡有书写。大量事实表明，元宵张灯宴游成了北宋君臣“与民同乐”的“狂欢节”；至南宋，其狂欢程度堪称空前。据周密记载，临安元宵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张灯期间，“终日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而且“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33)。在宋代，元宵活动并不限于京城，作为元宵的前奏，“灯市”也常见于其他城市，但临安“灯市”期间昼夜箫鼓不绝、歌舞不止的情形，为北宋汴京或宋代其他城市所罕见，故陈著《玉漏迟》称此情形“镇似元宵时候”。南宋临安元宵张灯宴游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又赵长卿《宝鼎现·上元》云：
嚣尘尽扫，碧落辉腾，元宵三五。更漏永、迟迟停鼓。天上人间当此遇。正年少、尽香车宝马，次第追随士女。看往来、巷陌连甍，簇起星球无数。 政简物阜清闲处，听笙歌、鼎沸频举。灯焰暖、庭帷高下，红影相交知几户。恣欢笑、道今宵景色，胜却前时几度。细算来、皇都此夕，消得喧传今古。 绮席成行，炉喷袅、沉檀轻缕。睹遨游彩仗，疑是神仙伴侣。欲飞去、恨难留住。渐到蓬瀛步。愿永逢、恁时恁节，且与风光为主。该词层层书写了南宋皇都于“元宵三五”夜从宫廷到民间张灯宴游、“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与狂欢氛围，一派元宵意象。在这种意象里，虽然没有以元宵为背景的小说那种“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贵贱之别，男女之防，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34)，但同样打乱了平时的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人与人在平时由礼法秩序与社会等级筑就的坚固的距离屏障，为灯下的宴游狂欢所冲破，人们在公共的宴游空间里融为一个狂欢整体，不分贵贱，不分男女，无拘无束地“次第追随”“恣欢笑”，并随便而亲昵地接触。辛弃疾在京所作《青玉案·元夕》下片：“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又具体呈现了这种发自真实人性的新型人际关系。他如康与之《瑞鹤仙·上元应制》、张抡《烛影摇红·上元有怀》、史浩《粉蝶儿·元宵》、吴潜《宝鼎现·和韵己未元夕》等一系列西湖元宵词，也都体现了这一点。从民俗学角度观之，作为节序活动之一的元宵张灯宴游，是一种风俗行为；而作为风俗行为的节序活动，则构成了一年的生活节奏，“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35)，透过赵长卿等人词作在书写张灯宴游中形成的西湖元宵意象，却不难看出人们通过闹元宵的狂欢节奏所编织的“生活文化之网”的具体形态，从中可以窥见作为文化“标征”的西湖风俗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无论南宋抑或北宋，元宵之所以成为“狂欢节”，狂欢中之所以流露出真实人性，展现出新型人际关系，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不无关系。“学者们描述中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变革，以为始于8世纪下半叶，至北宋而达于顶点”。而“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赋税和贸易日益货币化了；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了；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36)。从而促进了城市、尤其是京城的消费与娱乐，使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成了全国的文化娱乐中心。而早在北宋，杭州的商业经济已居全国之首。哲宗元祐年间，苏轼在一份奏章中指出：“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37)《宋会要·食货》所列税额数目，北宋杭州不但多于江宁和苏州，并超过了首都开封，位列全国第一(38)。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长，一方面促使市民形成了前引柳永《望海潮》所谓“竞豪奢”的民风习性，也就是周密所说的：“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
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39)这一民风习俗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另一方面诱发了市民的娱乐激情，加诸西湖得天独厚的“天下景”，朝暮晴雨，四时总宜，又形成了喜遨游的习俗。即陈造所谓“杭人喜遨……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宜。然湖山之胜，近在城外，城中凭高，约略在目；一举足，则向得之约略者，皆身履之。俗之喜遨，亦其势然”(40)。这从周密《曲游春》中可见一斑：
禁苑东风外，扬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丝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 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烟，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冪。歌管酬寒食，奈蝴怨、良宵岑寂。正满湖、碎月摇花，怎生去得。该词所展示的是元宵过后的“探春”意象。关于西湖“探春”的热闹情形，周密有具体的记载：“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舸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41)其实，周密笔下的《曲游春》，不仅是对西湖“探春”场景的纪实，而且也是对生活在西湖“天下景”的居民“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生活风习和性格意象化的展现。
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指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42)进而言之，居民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由于他们的各种活动，使城市空间变得鲜活而又生动；而居民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风习和性格，则是城市风俗文化的核心所在。风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与经典文献式的理论形态的高层位文化相比，属于习惯性的生活形态的低层位文化。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古代中国，体现风俗的是一定区域社会各阶层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并直接参与其中、囿于其中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决定其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的，则是区域人群的生活标准、趣味原则和心理积习，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文化性格。宋代杭州居民从“东南第一州”时“竞豪奢”到成为天城帝都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的风习和性格，便是在经济不断繁荣，财富不断增长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主导着他们的各种活动，也成了西湖生活空间的鲜活灵魂。这一灵魂作用于他们的节日狂欢，也作用于新旧居民的日常生活。下列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 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43)城市空间的聚集性与流动性，为四方商人和士子进城生活提供了可能与条件。俞国宝，临川人，淳熙时太学生，是西子湖畔的一位新居民。其《风入松》既真实展现了京城居民于日常生活中“竞豪奢”，喜遨游的纷繁空间，又尽情书写了自我遨游西湖的浓情豪兴，自己也充当了“佚乐自肆”者。时为太上皇的高宗赵构，同样属于一位特殊的外来居民，也与俞国宝一样加入了“佚乐自肆”的遨游行列，并在认同俞词的同时，也认同了生活于西子湖畔的居民长期奉行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换言之，作为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外来居民俞国宝与赵构，尽管他们的身份与地位有天壤之别，但都获得了与原住居民相一致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在其他词人笔下众多书写遨游西湖空间的词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然而，由于西湖的这一文化空间偏偏与南宋京城的政治空间同时并存，而如前文所述，在西湖政治空间中的首要矛盾，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和战之争；卧薪尝胆，收复中原，或强化斗志，抗击外侵，是爱国志士的终身志向。因此“暖风吹得游人醉”的西湖常常遭致时人哀叹，甚至将南宋的退缩和灭亡归咎于西湖；展示以居民的风习和性格为灵魂的西湖文化空间意象的词作，也同样常常遭致后人的讥讽。方回在《涌金门城望》中便说：“《风入松》词万口传，翻成余恨寄湖烟。难寻旧梦花阴地，剩放新愁雪意天。”(44)对《风入松》词包括词作者和高宗的讽刺溢于言表；诸如此类的讽刺乃至激烈的批判，在当代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也不乏其例。这种讽刺与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当我们承认国家政治与民间风俗之间有差异时，当我们将南宋志士的爱国情结与杭州居民的生活习性分别对待时，上述呈现西湖礼俗文化空间意象之词，也就不乏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无可厚非了。
四 小结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说：“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并指出：“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阅读文本已成为阅读城市的方法之一”(45)。宋代西湖与书写西湖的宋词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就西湖之于宋词而言，西湖的物质、政治和礼俗等文化空间的客观存在，为宋词提供了多维视角的书写；就宋词之于西湖来看，宋词在多维视角的书写中，为西湖呈现了多维空间意象。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促进，明显呈现出“双重建构”的趋向。从北宋到南宋，随着西湖多维空间内涵的不断丰富，词的书写也随之不断多样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西湖多维空间形态，则又促进了宋词的表现领域，赋予了书写城市的功能，为宋词带来了新的研发空间；与此同时，作为艺术样式的宋词，其所呈现的多维西湖空间意象，生动地展示了西湖的文化蕴涵，为我们今天阅读宋代杭州这座城市提供了生动而不可或缺的历史画卷。
注释：
①［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论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③［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第6—7、35—37页。
④曹勋《进前十事劄子》，《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册，第25页。
⑤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四“禁城九厢坊巷”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页；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二《祠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0册，第740页上。
⑥潘阆《酒泉子》(长忆孤山)，见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⑦杨湜《古今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⑧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页。
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页。
⑩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页。
(11)《苏轼诗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4页。
(12)《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第230页。
(13)厉鹗《南宋院画录》卷八“马麟”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9册，第639—640页。
(14)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7页。
(15)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234页。
(16)陈人杰《沁园春》序：“洎回京师，日诣丰乐楼观西湖。因咏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叹息者久之。”(《全宋词》，第3079页)
(17)林升《题临安邸》，《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册，第31452页。
(18)黄溍《先居士乐府后记》，《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册，第144页。
(19)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文宪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4册，第342页下。
(20)苏轼《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苏轼诗集》卷一六，第828页。
(21)《戊午上高宗封事》，《全宋文》，第195册，第49页。
(22)李新《赴庆阳司录先状》，《全宋文》，第133册，第332页。
(2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六月“是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60—2667页。
(24)《美芹十论》，《全宋文》，第275册，第2页。
(25)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秦桧复谥》，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6页。
(26)《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第230页。
(27)《梦粱录》卷六“孟冬行朝飨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条，第180页。
(28)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页。
(29)永亨《搜采异闻录》卷四“上元张灯”条，《丛书集成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7册，第266页。
(30)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页。
(31)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一《上元》引《东斋录》，《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册，第110页。
(3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5页。
(33)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69页。
(34)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5)［日］樱田胜德《民俗学》，王汝澜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36)［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4页。
(37)《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4页。
(38)《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册，第5076页。
(39)《武林旧事》卷三，第376页。
(40)陈造《游山后记》，《全宋文》，第256册，第375页。
(41)《武林旧事》卷三，第44—45页。
(42)［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论文集》，第1页。
(43)《武林旧事》卷三，第375—376页。
(44)《涌金门城望》(其五)，《全宋诗》，第66册，第41569页。
(45)《文学中的城市》，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