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6)05-0063-12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6.05.012 一、“新”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 “在哪里生产”是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所不得不面临的基本问题。20世纪50年代，Arrow-Debeu利用Kakutani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竞争性一般均衡存在性之后[1]，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如何纳入地理空间因素，迅速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并逐渐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新古典和艾萨德(Isard)两派。新古典派认为，空间因素可以视为商品属性的一个变量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而艾萨德派则认为，为了抓住空间对经济系统的本质影响，需要根本不同于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传统一般均衡理论的新模型。1978年Starrett提出了空间不可能定理，即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且空间是均匀的，则不存在包含运输成本的竞争性均衡[2]。由此给出了上述争论的科学结论，即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将空间因素融入到一般均衡框架的途径至少包括空间异质、外部性以及不完全竞争三个层面，如图1所示。其中，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杜能区位论、阿隆索单中心城市模型，经由空间异质性途径，在完全竞争框架中尝试让空间因素融入到一般均衡框架之中。Henderson的城市体系模型通过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3]，Lucas和Hansberg的城市模型证明了在一个企业和住户任意分布的圆形城市中存在对称均衡的可能性[4]，这些模型均在完全竞争框架内通过外部性的途径考虑了空间因素。然而，在空间异质性模型中，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忽视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杜能区位论和单中心城市模型将城市作为外生变量，本质上是局部均衡的；外部性模型也忽视了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为了处理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就不得不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中进行。Beckmann在企业报酬递增和与邻近企业进行寡头竞争的条件下，最先完整严密地揭示了均衡时企业数量如何取决于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费用之间的权衡问题[5]。Salap的圆周模型也揭示出了相同的结论[6]。1977年，Dixit和Stiglitz把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建立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者之间的两难选择如何实现的一般均衡模型[7]。这一工作引起贸易、增长和经济地理理论的革命。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在D-S垄断竞争模型中纳入空间因素，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这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8]。之后，他相继提出和发展了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垂直核心—边缘模型(CPVL模型)、垂直自由资本模型(FCVL模型)、垂直自由企业家模型(FEVL模型)、全域溢出模型(GS模型)、局域溢出模型(LS模型)、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FC模型)、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FE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城市模型。经过20多年以来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已趋于完善和成熟。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地理学与经济学融合最杰出的桥梁，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9-10]。 然而，上述途径无不以代表性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了企业之间、个人之间是同质的。在这种假定下，产业内任何企业或个人的区位选择，在一定的地理和市场环境下都是同一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仅仅被解释为环境的产物。因而，上述途径不仅停留在中观的产业层面，而且都是“环境决定论”。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地理世界中，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劳动者之间以及消费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同样的地理和市场环境下，它们的区位选择是不尽相同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微观主体和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和把握经济地理的规律，必须深入微观的企业层面，重视和考虑微观主体异质性的作用。 2003年，Melitz率先建立了一个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型，尝试解释了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成为“新”新贸易论(NNTT)开篇之作[11]。2006年，Baldwin和Okubo借鉴Melitz的研究思路，在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框架内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地理模型[12]，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2011年，Ottaviano对这一方向的研究进行初步总结概括，正式提出了“新”新经济地理学[13]。“新”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融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甚至空间异质性于一体，同时，随着贸易自由度变迁，异质企业的空间聚集和分散是渐进过程式的，不仅显示潜力巨大的综合能力，而且也许为我们打开了纳入时间因素、建立包含“时间”的经济地理模型的机会窗口。因而，“新”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前沿方向和途径。 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路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路是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异质性微观主体(企业、消费者、劳动力)会通过渐进式自组织方式逐步达到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诸如交通条件、生产技术、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等)，原有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会被打破，系统重新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以渐进式自组织方式达到新的均衡稳定的空间结构，如图2所示。显然，与新经济地理学相比较，其特别之处主要是空间选择效应和渐进式空间自组织。
图1 空间因素融入到一般均衡框架的途径 (一)空间选择效应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地区之间生产率和发展水平的差距源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其中，空间集聚机理包括基于需求关联的市场接近效应、成本关联的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组成集聚力促使企业空间集聚，市场拥挤效应形成分散力促使企业分散。“新”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夸大了集聚经济的作用，地区之间生产率和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来源于异质性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效应。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效应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这种空间主动选择行为在不同的模型框架、不同的市场规模和不同的贸易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主要包括正向空间选择效应和逆向空间选择效应两类，即具有“双向选择效应”。就正向空间选择效应而言，从异质性企业来看，研究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选择在核心地区，而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在边缘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存在激烈的竞争，高生产率企业具有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而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出售更多的产品，所以高生产率企业选择布局在核心区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而低生产率企业为了避免竞争，选择布局在边缘区，力求通过运输成本等壁垒来维持市场份额。从异质性消费者来看，研究发现，偏好较强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在核心地区。从异质性劳动力来看，微观异质性劳动力会根据个人技能禀赋进行自主区位选择。一般地，高技能劳动力倾向于核心区域，而低技能倾向于边缘地区，人才向大城市集中会吸引高效率企业选择大城市，后者则会吸引高技能人才选择大城市[14]。这与Glaeser消费者城市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15]。就逆向空间选择效应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层面，研究发现，在特定市场环境中，高生产率企业会选择在边缘地区，而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在核心地区，认为高效率企业迁移会导致更严重的竞争进而对聚集望而却步，因此最先迁移的是低效率企业，低效率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更自由。这就说明，聚集会产生集聚效应，导致地区间生产率的差距，进而引起进一步的聚集，但反过来，地区间生产率的差别、空间集聚并不一定至少并不全是集聚效应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夸大了集聚效应的作用。
图2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路 (二)渐进式空间自组织 由于假定企业是同质的，在传统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当贸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整个产业就会由最初的区域间均匀分布结构突发性地转变为中心外围结构；而当贸易成本下降足够低的时候，产业的中心外围分布结构又突然转变为区域间均匀分布模式，如图3所示。这显然与产业转移过程和经济活动动态分布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企业是异质的。随着贸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尽管单个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是瞬间完成的，但是从部门层面来看，由于不同异质性企业承受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同，因而它们之间的区位选择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讲，假定最初区域间的贸易成本足够高，企业在区域间对称分布。随着贸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机制会内生出一个决定异质性企业区位再调整的临界生产率，临界生产率两侧的企业会各选择有利于自身的区位；此后，贸易成本每次的微小下降都将内生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临界生产率，临界生产率的微小变化又使得企业会不断选择有利于自身的区位，如图4所示。
图3 NEG产业区位转移的突变性过程
图4 NNEG产业区位转移的渐进式过程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建模框架和策略 (一)建模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将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要素流动、运输成本等纳入到了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其建模框架主要有DCI框架、OTT框架和BEJK框架。DCI框架包含了D-S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CES效用函数、消费者多样化偏好、规模报酬递增、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成本加成定价、冰山交易成本等。OTT框架是Ottaviano等建立的一个基于拟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异质性微观主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结合，一方面，继承了新经济地理学将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要素流动、运输成本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因而延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以异质性微观主体替代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同质性微观主体假设，因而实现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超越。“新”新经济地理学延续了DCI和OTT框架。Baldwin和Okubo关于异质性企业的研究最早选用了DCI框架，后续相关拓展研究也大都沿用了该框架(如Baldwin和Okubo[16]；Baldwin和Nicoud[17]；Okubo[18]；Forslid和Okubo[19-20]等)，这样DCI框架成了“新”新经济地理学最常用的分析框架。然而，由于DCI框架忽视了预期的作用，许多模型只能通过数字模拟的方法得到模型的解，冰山交易成本也缺乏现实基础，而OTT框架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因此近年来OTT框架受到很多“新”新经济地理学者的青睐，特别是关于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劳动者的研究(如Melitz和Ottaviano[21]；Nocco[22]；Okubo，Picard和Thisse[23]；Saito和Gopinath[24]；Ottaviano[25]等)。当然，OTT框架的拟线性函数假设导致该框架没有收入效应，这就限制了许多区域政策的分析。另外，“新”新经济地理学也可以采用BEJK框架，该框架是由Bernard et al.在研究“新”新贸易理论时发展起来的[26]，与上述两种框架中差异化产品竞争不同，BEJK框架中是同质产品的价格竞争。Holmes等人采用BEJK模型研究了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分布问题，得出了与D-S框架下相似的结论[27]。然而，BEJK框架目前在“新”新经济地理研究中使用还较少。 (二)建模策略 在“新”新经济地理学中，微观主体异质性表现在企业异质性、消费者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三个方面，其基本建模策略是异质性企业边际成本、异质性消费者偏好和异质性劳动技能在模型中的具体表达。 1.企业异质性建模策略 企业异质性表现在企业规模、产品质量、员工技能、组织形式、企业家才能等诸多方面，这综合地体现为企业边际生产成本或生产率的差异，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也强调边际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的异质性。Melitz假设企业生产成本为线性累计分布函数G[a]=a，a∈[0，a]。受此启发，Baldwin和Okubo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FC模型，假设企业生产边际成本服从帕累托累计概率分布函数，即：
其中，ρ≥0为形状参数，a为规模参数，表示企业生产的边际劳动投入，显然a越小表示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
表示效率最低企业的边际劳动投入，这为后续大量的研究所借鉴，如Baldwin、Okubo等沿用了该假定。Okubo和Forslid考虑到Baldwin和Okubo假定中，a的取值可以无限小，也就意味着效率最高企业的边际成本可以无限小，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于是将累积概率分布函数改造为：
其中
＞0表示效率最高企业的边际劳动投入，Forslid & Okubo沿用了该假定。 Melitz和Ottaviano在Ottaviano等构建的OTT框架下引入企业边际成本异质性，其分布函数与Baldwin和Okubo一致，假设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与上述假设不同，Okubo等设定低效率企业需要mh单位l，高效率企业ml需要单位l，q为企业产量，则企业成本是：
，其中h表示低效率企业，l表示高效率企业，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的数量分别用μ(0＜μ＜1)和(1-μ)表示，Okubo沿用了该假定。 2.消费者异质性建模策略 消费者异质性表现为消费者个体之间消费偏好、年龄、性别、收入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学消费者异质性建模策略是引入异质性消费者偏好假定。Tabuchi和Thisse[28]在Ottaviano等构建的OTT框架下，假定工人对所生活的区位具有异质性偏好，并且定义一个工人选择生活在r区域的可能性为：
其中μ表示个人品位的分散程度，μ越大，则工人生活区域品位的异质性越大。
表示与在r区域差别化生产和计价相关联的间接效用。Murata[29]参考Tabuchi和Thisse的研究假定即个体k的总体效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定义为：
，其中，
是与在r地区居民共有的不同商品相关联的间接效用，
是一个随机变量，呈现独立同分布，且是零均值和方差等于
的双指数分布，表示在居民区的异质性偏好。进一步地，设定异质性偏好分布函数如下：
其中，r是欧拉常数(≈0.5772)，β是正的常数并称为偏好异质性程度，β的值越大，工人的异质性越大。Murata[30]在Murata的基础上，假设来自消费产品j的个人h的间接效用是：
。这里，y、
和N分别是每一个个体的收入、产品j的价格以及产品变量的数量，产品j的价格越低，来自消费产品j的间接效用水平越高。Picard和Okubo[31]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在j地区的线性j效用函数如下：
3.劳动力异质性建模策略 “新”新经济地理学劳动力异质性建模策略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引入劳动技能异质性。Mori和Turrini[33]将异质性劳动力的技能禀赋记作s，s分布在以下区间：
代表在r区域的技术工人的密度，在经济中的总(平均)技能被定义为s，并且等于
。于是，有：
分别表示r区域技术人口的占有率和总技能的占有率。Wrede[34]沿用了该假定。Amiti和Pissarides[35]假设劳动者需要通过技能培训才能进入工业部门，技能培训的成本与该劳动者消费效用成比例，用
表示，并假设
=1/t，t越大意味着更多的培训支出。Venables将劳动者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类，高技能的工人称为H型，低技能的工人称为L型[36]。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模型 经过10年来的发展，“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当前的研究文献看，主要有异质性企业集聚模型研究、异质性消费者集聚模型研究以及异质性劳动力集聚模型研究。 (一)异质性企业集聚模型研究 Melitz首次突破了同质性企业的假定，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内生到模型中构建了一个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异质性条件下企业的贸易方式和出口行为。模型显示，由于存在进入成本使得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更大的市场并且选择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会被迫退出市场，最终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得到提高。Melitz和Ottavianio在异质性企业假定基础上，引入到Ottaviano等提出的OTT框架中作了进一步讨论，指出由于大市场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大市场具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和更低的平均价格，并且改变贸易成本也不会导致大市场的优势消失，即大市场相对于小市场会具有出口优势。从微观企业区位选择角度来看，Baldwin和Okubo认为Melitz的模型强制让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而没有给予企业空间选择的机会，为了探究现实中“集聚—高效率”这一空间关联现象，他们将异质性企业假设与FC模型结合在一起，首次将企业异质性与NEG模型结合，并从生产率差异的角度对企业区位选择进行研究。模型认为大市场对于高效率企业最有吸引力。Okubo认为Baldwin和Okubo基于FC构建的异质性模型无法分析经济学中的很多特征，比如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突发性集聚、叠加区和预期的自我实现等，因此Okubo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到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中进行了拓展分析，他认为异质性的引入并不根本上改变VL模型的主要特征，当贸易的冰山成本足够低时，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不会第一个迁移出去，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最先迁移出去。但新发现是贸易自由化的逐步变化会导致集聚过程的缓慢变化，并不像新经济地理学所描述的那样会产生突发性集聚。Saito通过扩展NEG模型中的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和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不同企业随市场选择而发生分离，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向发达的核心地区发展，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由于自身竞争能力因素倾向于迁移到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生存。不仅如此，由于核心地区都是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集聚区，大多数企业都有出口和内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市场关联的专业化运作，所以核心区域的产业多样化和市场规模庞大是吸引高效率企业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边缘地区所不能提供的[37]。Okubo认为Baldwin和Okubo的模型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前向后向关联效应等特征也无法体现，他将企业异质性引入自由企业家模型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高效率企业迁移会导致更严重的竞争进而对聚集望而却步，因此最先迁移的是低效率企业，低效率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更自由；高效率的空间排序将多样化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集聚；企业异质性是一种集聚的力量，当企业的异质性更大时，这种对称性的均衡更容易破裂，更容易导致过度的集聚，以往对产业集聚的测度将是有偏的，空间选择效应可以提高全球福利，这与Baldwin和Okubo等人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Okubo和Forslid扩展了Baldwin和Okubo的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模型，他们假定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也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他们的模型表明具有高资本密集度从而具有高生产率的企业和具有低资本密集度从而具有低生产率的企业都倾向于集聚在大市场，而中等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集聚在小市场。迁移成本的下降会导致大市场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上升以及小市场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下降，并且在具有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中，大市场的企业平均生产率要高于小市场。为了将竞争效应和价格效应引入进而更好地分析微观企业集聚机制，Okubo等将异质性企业引入到OTT框架模型，分析了高、低两种生产率企业在不同规模市场的定位选择，模型表明：经济均衡时，高、低效率企业不会出现混合集聚，若经济均衡时部分高效率企业定位在大市场，则部分高效率企业和全部低效率企业都定位在小市场，那么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高效率企业向大市场迁移，低效率企业不改变定位选择，当所有的高效率企业都定位在大市场，所有的低效率企业都定位在小市场时，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会使得低效率企业向大市场转移，如果贸易成本足够小，大市场的市场规模足够大，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将定位在大市场。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两区域模型，而Forslid和Okubo将Baldwin和Okubo的研究扩展到三国模型，三个国家拥有不同的市场(人口)规模，研究了贸易成本降低和企业迁移成本降低条件下异质性企业的贸易和区位选择，发现中等规模的国家在搬迁成本降低时它将吸引产业，但当贸易成本降低时会失去产业；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小规模的国家都将失去产业。因此，小国家和中等国家的策略排序趋于相反。Forslid和Okubo[38]则通过融入运输规模经济(密度经济)扩展了Baldwin和Okubo的研究，结果发现运输规模经济会导致中间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位于核心区，而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位于边缘区。贸易自由化导致企业逐渐迁移至核心区，而高生产率企业则是最后迁移的，这显然彻底推翻了前述研究的结果。此外，Baldwin和Okubo做了税收政策影响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的研究，发现由于高税率使得高生产率企业迁出，因而政府需要采取降低税率的政策来吸引企业，但政府间一味地低税率竞争会导致企业过多而公共物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因此需要设定协调的税率。Okubo做了补贴政策影响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的研究，认为包括产业转移补贴政策会吸引低生产率企业迁移至边缘区，企业利润成正比的财政补贴能够吸引高生产率的企业迁移至边缘区。 (二)异质性消费者集聚模型研究 Tabuchi和Thisse最早将消费者异质性引入到OTT框架中，在假设居住条件异质性偏好和劳动力可流动的基础上，研究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分布问题。模型分析表明，异质性偏好是一种很强的分散力，运输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分散、部分的聚集以及最后的分散三种均衡状态，最终产业的空间分布与运输成本呈现出一种缓和的钟形状，从而推翻了传统NEG模型中棒—棒均衡结论。Murata研究了消费者偏好异质性条件下的产业集聚问题，论证了消费者的偏好异质性可以产生一种扩散的力量。研究认为在强偏好情况下，不论贸易条件怎么变化，企业都将呈现分散分布；在中等偏好情况下，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将从分散到集聚再到扩散；而在弱偏好情况下，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企业将从集聚到扩散。Murata使用消费者偏好异质性的设定，研究了异质偏好与生产规模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消费者偏好异质性较弱时，厂商选择大规模生产；当消费者偏好异质性较强时，厂商会选择小规模生产；而当消费者偏好异质性中等时，对称均衡将被打破，大规模、小规模厂商会呈现共存状态。与Tabuchi和Thisse的研究结果相反，Zeng认为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引入将促进企业的集聚[39]。Picard和Okubo将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引入OTT框架，研究了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在该模型中，企业根据异质性需求销售产品品种。研究发现，根据更高需求销售产品的企业会选择在较大的国家建立它们的工厂，这能够提供更好的途径接近最频繁的需求和最有价值的品种。空间选择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品种的需求强度的偏态分布；只有资本跨区域流动，需求的异质性减少了在较大国家的资本投资量；生产力跨地区移动，需求异质性能消除在区域分布上的戏剧性变化，并且导致工人非对称分散，而不是对称分散或完全聚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40]。Picard将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引入OTT框架，研究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偏好影响企业贸易和区位选择问题，模型在企业不移动的情况下探索产品价格和质量均衡的关系，发现企业不仅在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开发和销售生产品种，还通过对研发的投资来提高生产品种的质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现资本被配置到处于能提供最高回报的地区的制造企业；研究也表明较大的地区生产高品质的产品，质量差距随着区域大小的不对称而加大，随贸易成本的加大而缩小。 (三)异质性劳动力集聚模型研究 引入企业异质性和消费者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推崇和深入研究，然而，引入劳动力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则相对较少。Mori和Turrini假定工人存在先天的技能差异，产品也具有差异性，优质的产品对工人的技能要求更高，产品卖到外地需要同时支付冰山运输成本和包含固定质量损失的信息成本，从而贸易优化的结果是较高技能的工人选择在较高技术要求和收入较高的地区就业，较低水平的工人则选择在边缘地区。Amiti和Pissarides认为劳动力异质对企业来说，增强了区位市场的垄断力量，也产生了劳动力与企业的匹配问题，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会导致企业与工人之间更容易的匹配，匹配的效果影响企业生产效率，进而带来产业集聚和区际间贸易，并促进企业在一个区域内集聚，这种马歇尔的劳动力池效应有利于增强产业的集聚力。Venables认为城市本身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高技能的劳动者主动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并把这种区位选择当作高技能的信号显示机制，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Wrede在外部性存在条件下分析了生产和住房区位模式对劳动技能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异质性技能和相对同质的土地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起技能分割和集聚，并且对高技能工人更具有吸引力的核心区域在供应链的各个层面上拥有更大的生产份额。 五、“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课题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尚处于成长早期，其前沿课题包括理论、政策和实证三个方面。 (一)理论前沿 1.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整合模型研究 微观主体具有多重异质性，同时，企业异质性、劳动异质性和消费者异质性是同时影响空间集聚的，它们的作用既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然而，现有“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大多强调的是微观主体单方面的异质性，并分别处理企业异质性、劳动者异质性和消费者异质性。因此，将微观主体多重异质性和不同微观主体异质性纳入到一个框架、建立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整合模型，是“新”新经济地理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研究方向。事实上，已有文献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例如，Helpman等在企业边际成本异质性基础上引入区域要素价格异质性研究了贸易行为[41]；Comite等通过整合消费者偏好异质性和劳动者技能异质性研究了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偏好异质性对集聚的影响，发现了一个新的偏好效应[42]。但是将多种不同的微观主体异质性整合在一个模型中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很好地整合起来。 2.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内生化模型研究 “新”新经济地理学假定企业生产率为外生、随机因素给定，市场竞争只会影响异质性企业和个人的区位选择，而不会影响企业和个人自身的生产率。然而，经验表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异质性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例如，异质性企业可通过调整技术、内部组织、产品范围、产权结构等多种途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将微观主体异质性内生化，无疑可以更好地刻画微观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更加有效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近年来，“新”新贸易理论已尝试通过引入企业技术选择、产品范围选择、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内生化[43]。“新”新经济地理学在这方面的探索基本上还是空白，借鉴“新”新贸易理论，将微观主体异质性以内生化方式引入模型应该是其重要前沿方向和课题。 3.“新”新经济地理学增长模型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增长理论之间已有整合研究，但是模型中并未考虑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及其对增长机制的影响作用。因此，有必要将现有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向动态、异质方向拓展，即综合考虑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综合分析微观主体之间、区域之间的知识创新和资本积累动态过程，进而揭示空间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其微观形成机制。目前，Berliant和Fujita对知识关联进行了界定，并引入社会知识、创意、信息创造与转移联系(简称K—联系)，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知识创新和扩散模型——“Two Person Model”(TP模型)[44-45]，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新”新经济地理学城市集聚模型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构建城市结构模型，定性定量地描述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分析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演化成多中心地，城市规模的分布预测，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城市层级体系的自组织结构演化路径，等等。目前，杨开忠指导的陈涵波博士论文做了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在城市内部异质性空间中的最优区位选择，并解释了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以及在城市之间的非对称分布现象[46]。杨开忠指导的另一篇博士论文构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异质性企业松脚资本理论模型，探讨了负外部性和微观主体异质性对城市区域的经济集聚与扩散的影响机制，发现负外部性和异质性会显著影响城市区域的经济集聚与扩散，即存在异质性企业的主动迁移行为，并且负外部性对异质性企业的主动迁移行为有重要影响[47]。现有城市集聚经济模型的建模过程普遍较为复杂，特别是在考虑异质性因素之后，模型显得更为繁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5.内生一体化集聚研究 一体化与集聚和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传统上新经济地理学只考察产品贸易成本下降的影响，这只是一体化的一个方面。消除控制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降低区域间知识交流成本，加速知识溢出等，应该都包含于一体化。同时，还要探求影响一体化的各种成本的内生源泉。因此，未来研究要在NNEG框架下，从内生性出发将一体化研究从只关注产品贸易成本扩充到同时关注产品贸易成本、制度贸易成本以及思想贸易成本，拓展“一体化”的内涵，客观反映“一体化”影响空间集聚的微观内在机理。这在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将极大提高“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现实意义，将对政府制定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加速推进“互联互通”、TPP、FAP等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杨开忠指导的董亚宁博士论文综合考虑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部性、网络性、可达性、乘数性等效应，通过内生化运输成本厘清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集聚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总体上而言这类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发展的空间较大。 6.寡头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空间竞争模型研究 已有的研究大都假定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型的，市场信息也是对称的。也有学者尝试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的研究，如杨开忠等通过放松厂商数量足够多的假设建立了一个新的垄断竞争的空间模型，考察了厂商数目有限条件下的经济集聚[48]。杨开忠指导的张超博士论文在Hotelling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信息传递的旅游目的地产品特征空间模型，试图阐明目的地厂商通过发布并传递产品信息来实现信息性差异化，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产品独特差异化过程的内在机制[49]。这些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但是其都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因此，在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厂商数目有限条件、战略性策略互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因素，开展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的空间竞争模型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二)政策与微观主体异质性经济地理模型 第一，深入挖掘“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政策含义。区域政策实施的目标是改变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而改变福利的空间分布，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的核心是考察政策在不同经济结构和交易背景下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经济活动的最终空间分布取决于经济内在的三种效应导致的集聚与分散力量的交互作用。政策的实施如果直接或间接导致上述力量的此消彼长，则必然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具体有政策的区域附带效应、门槛效应、地区滞后效应、非线性效应、预期实现效应等。显然，微观主体异质性的引入使得“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具有更加丰富的政策含义。目前研究已经发现，在空间选择效应作用下存在区域政策的空间分类效应，即非合理或者不够力度的生产补贴等区域政策只能吸引低生产率的企业迁移，因为低生产率企业迁移至边缘区的机会成本更低，而高生产率企业迁移至边缘区的损失更大。这就使得旨在增加边缘区产业份额的政策将会导致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形成分类，即高生产率企业迁移至核心区而低生产率企业迁移至边缘区。当然这些研究只是起步，深入挖掘“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体现的政策含义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与基于微观异质性的经济集聚关系研究。将研究空间从纯粹的经济空间扩展到包含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广义“经济—环境—社会”复合空间，分析生态资源环境规制和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机制，探讨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生态、资源问题与空间区位的相互作用是大势所趋[50]。虽然已经有了引入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如Withagen[51]、Marrewijk[52]等，他们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和环境政策会对产业集聚产生抑制作用，会使得产业集聚规模缩小，即一部分企业会选择迁出集聚地。刘安国等扩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了环境外部性之下的经济空间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53]。但引入微观主体异质性的这类研究目前尚属于空白阶段，应该是未来的热点领域。 第三，区域政策与基于微观异质性的经济集聚和区域经济差距研究。微观异质性的引入使得“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比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更加符合实际，也从侧面说明了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政策有时未能达到政策决策者初衷的原因，为我们建立和完善区域政策分析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工具，能够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指导区域发展实践提供重要的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因此，借助“新”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等政策分析也是未来重要的方向。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实证前沿 由于模型假设条件的限制和微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因而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模型的构建与分析，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性研究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两个方面。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性研究主要是验证异质性条件下存在“选择效应”，比如Syverson分析了美国预制混凝土市场得出市场规模越大则生产率分布就越窄，平均生产率就越高，原因就是低效率企业的退出使得大市场的平均生产率更高[54]。Combes等采用法国公司层面的数据验证了企业的“选择效应”，发现高效率企业提高了中心区域的平均生产率[55]。Combes等也从实证角度采用微观数据验证了劳动力异质性的重要性，发现劳动力会在空间形成自我分类，工人可以在地理区位上进行自我选择，进而找到适合自己劳动技能的工作，并指出忽略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放大了集聚经济的作用[56]。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是企业效率的来源识别问题，即是来源于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从研究方法方面，这类研究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基于生产率分位数特征的判定方法，Syverson使用分位数方法来识别选择效应问题，Saito通过比较分位数来识别是否存在左断尾现象[57]，Combes等将分位数方法发展为“左断尾—右移动”的系统识别方法[58]；第二种是使用面板数据时的增长率判定法，Yutaka等分析了1909-1916年日本缫丝行业的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59]；第三种是刘海洋等基于企业的生命周期提出的一种鉴别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来源问题的方法[60]；第四种是王文雯等提出的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的计量方法[61]。但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结论却也不尽相同，如梁琦等认为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一个重要微观机制，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62]，刘海洋等认为中国集群县市的生产率优势源于选择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而王文雯等研究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我国21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8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认为集聚效应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而选择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将“新”新经济地理模型更大程度地与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选择效应”的存在性验证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问题的研究方法，力争让实证研究结果更加符合现实。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微观主体异质性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之中，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途径，使空间经济学研究从中观(部门)层面深入到了微观(企业和个人)层面，大大增强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同时，不难看到，“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使得将空间异质性、技术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甚至时间纳入到一个统一架构，以及使得建立经济地理、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的整合理论成为了可能。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地理的微观主体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动态变化性都十分显著，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本文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概括，以方便后续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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