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纪传，曲以吊古——王国维的《莎士比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3)06-0088-05
中国人民喜爱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将莎士比亚视为外国文学领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中国莎士比亚的近二百年传播史上，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翻译出版了多套汉语版《莎士比亚全集》，同时亦出版了大量的莎士比亚传记和研究论著。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前经典化时期，王国维的《莎士比传》堪称中国最早出版的莎士比亚传记。长期以来，王氏的这篇莎传在中国莎学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一些梳理中国莎学研究的论著中也没有注意到王国维的这篇莎传，缺乏对王国维这篇莎传的研究。显然，这是一个有待弥补的研究课题。
2.得风气之先的《莎士比传》
作为西方经典的莎士比亚戏剧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被引入中国。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开始接触莎剧。“英语热”于晚清创办外国语学堂不久就开始兴起，表明中国人急于学习外国文化科技，了解域外世界的心态和急迫的心情。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外来文化、文学、思潮的引进，各种英语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品种不断增多，同时对莎士比亚的介绍也开始出现，各种世界文学名著的节录本、缩写本以及英汉对照本《莎氏乐府本事》等书受到学习者的欢迎。《莎氏乐府本事》等莎剧故事的出版，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莎士比亚本人身世的兴趣。包括王国维、林纾、朱东润等在内的学者对莎士比亚生平、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构成了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前经典化时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他们的译介使中国人进一步清晰地认识到莎士比亚其人其作，为深入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剧剧本，乃至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奠定了基础。尽管王国维在译介上的成就难以与他的再创相匹敌，(夏中义2006：137)但厘清其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自1836年莎士比亚被介绍入中国以来，Shakespeare有20多种译名。如天僇生极力推崇莎士比亚：“自十五、六世纪以来，若英之蒿来庵(今通译莎士比亚)……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人手一编。”(天僇生1998：2-1)但莎士比亚的名字此时并没有定型。王国维译介《莎士比传》正是处于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前经典化时期。王国维对“戏剧家莎士比亚有很崇高的评价”(蒋英豪1997：105)。他在《文学与教育》中谈到：“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英吉利之狭斯丕尔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英之狭斯丕尔。”(王国维2008：447)王国维在《脱尔斯泰传》中“交友及论人第十二”提到“其论琐斯披亚也，曰：‘琐氏实艺术大家，然世人之崇拜之者通称扬其短处耳。’”(王国维2007a：269)由此可见，在Shakespeare还没有统一的译名之前，1904年出版的《静庵文集》和1907年第143、144号《教育世界》中王国维尚没有采用“莎士比”的译名。而“莎士比亚”这个中国通用至今的译名则是由梁启超1902年在《饮冰室诗话》中定下的(孟宪强1994：6)。但是，紧接着，王国维在1907年10月出版的《教育世界》159号上在“英国文学专论”中刊登的《莎士比传》已经部分采用了“莎士比亚”这个译名。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的“传记”栏中介绍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名人的“嘉言懿行”，认为他们“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西洋的文学作品是有“警世”作用的(陈鸿祥2004：204)。莎士比亚作品本身就包含了一切人类之精神。我们认为，即使是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也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对于王国维来说，戏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学术意识的产物……戏曲的定义也是以西方戏剧形态为重要参照的”(陈维昭2001：111)。这自然包括王氏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知。莎士比亚戏剧的意义，在王国维看来无疑是属于真戏剧的范畴，这种真戏剧是“真演故事的，所演的若不是具体的故事，而仅仅是貌为故事之形，那就不是真戏剧”(任中敏1983：34)。在现代戏剧的观念之下，无论是戏剧还是戏曲，戏剧也有“真戏剧”，戏曲也有“真戏曲”之区分，舞台表演既要“符合戏剧人物的性格，也要符合戏剧环境的写意追求”(刘祯1998：41)。我们看到，“到了王国维笔下，莎士比亚就能较全面地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和认识……此时尚无一篇莎剧的正式中文译本”(葛桂录2001：89)。王国维的这篇莎传在当时相当详实地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创作，为国人了解莎士比亚打开了一扇窗户。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来看，王国维的这篇《莎士比传》，可谓得风气之先的重要莎研文章，相比于这一时期粗线条介绍莎士比亚的文章，王国维在勾勒传主生平的同时，对其作品也进行了肯綮的评析。他的评介，使当时的人们能够超越林纾将莎士比亚定位于诗人的说法，从文体的角度，从戏剧的价值，从美学层面，从舞台演出的特点出发，也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与艺术价值。包括莎剧和元曲在内的戏剧，其审美价值在于“其文字之自然”(张国1986：49)。按照王氏的这一思路，我们亦可以从王国维的莎传中一窥王国维早期的文学思想和戏曲研究的思路。因而，王国维的这篇《莎士比传》在中国莎学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对莎士比亚的介绍已经使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了莎士比亚作品在文学与戏剧上的经典性，也纠正了林纾等人把莎剧剧本理解为“小说”的错讹。由于研究者眼光的局限，即便是在王国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对于莎士比亚本人及其创作仍然不甚了了，但是，王国维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却为人们正确认识莎剧，了解莎士比亚其人其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由此，王国维的这篇文章对促进时人转变观念，认识到莎作既不是诗歌，也非小说，乃是与舞台相关联的戏剧发挥了重要作用。莎士比亚的名字既是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也是伴随着人们对英语学习重要性的认知、对莎氏生平与创作的了解而不断得到中国学生、知识界、文学界、戏剧界关注的。当时英语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学生进修英语打好基础，同时也通过文学革命发挥社会改革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才对莎士比亚有了初步的了解。1928年，郭沫若曾谈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无形之间给他的影响。朱生豪在秀州中学读书期间就将《莎氏乐府本事》作为英语阅读课本，书中的异国风情，广阔的社会场景，跌宕的感情波澜和深睿的人生哲理深深吸引了朱生豪(朱尚刚1999：25)。季羡林回忆，“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我只记得课程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季羡林1988：2)。范存忠说他是读了“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和《威尼斯商人》，于是对英美文学有了一知半解了”(范存忠1988：46)。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翘楚，可以说与早年时期受到莎剧故事的熏习不无关系。而早在1907年，王国维就对莎士比亚的创作和生平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其介绍在中国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在莎士比亚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渐接近的过程，直至有多部汉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和舞台上话剧莎剧、戏曲莎剧乃至后现代形式莎剧的演绎。
3.生平介绍与作品评析
莎士比亚的生平材料不多，但是其生平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王国维的《莎士比传》涉及莎士比亚生平的主要方面，为人们了解莎士比亚提供了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王国维在介绍莎士比亚生平的同时亦对莎作的主要特点、戏剧、戏曲艺术、文学创作技巧以及涉及的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了评价，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亦可一窥王氏早期的文艺、美学思想。由于莎士比亚生平的详细记录不多，在莎士比亚的传记部分，王国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莎士比亚的生平，莎士比亚生平中的主要方面都涉及了。例如，王国维谈到：“威廉·莎士比(William Shakespeare)，以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生于卫克州爱浑河侧斯特拉特村，”莎士比亚只受过初等教育，不甚解拉丁文和希腊语。约翰孙虽然贬莎士比亚为浅学，但是王国维认为，以其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和其创作，“莎士比果浅学与否，殊不敢断”，但是莎作中极其丰富的语言却得到了王国维的肯定，正如他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1996：14)“莎士比学识之博大，足以其所通之诸国语证之”，即使是从莎士比亚作品中所使用过的一万五千词汇来看，“莎士比学识之宏大可知也”(王国维1996：14)。显然，在王国维看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丰富的语言，是保证其作品是否伟大的一个必备条件，而其学识则不仅包括所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认知与审美的想象力。而戏剧文学之美，是“为他种文字形式所不及”的(穆淡1989：223)。大部分莎剧为改编，其中这些故事原型来自多个民族、语言、文学系统，莎士比亚如果不熟谙多种语言和民间故事，缺乏丰富的文学语言表达能力和丰沛的想象力，其作品也很难雄踞西方文坛达几个世纪之久。诚如王国维不无极端地说道：“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显然，王国维此时已经认识到，西方话剧与中国戏曲之间的巨大差别，包括莎剧在内的西方名剧对于社会、人性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审美形式都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
尽管，在莎氏生平的研究中，对于其是否懂外语尚存在着不少争议，但王国维显然注意到了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惟其如此也才能称之为博大。莎士比亚戏剧就能够反映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写真情真境，真情实感，才是美术之为务，也才具有“文学与美学价值”(周一平，沈茶英1998：213)。也才能够“穷品性之纤微，极遭遇之变化。激荡物态，抉发人心”(王国维2006：139)。“莎士比十九岁时完婚，其妇为安哈查……莎氏助其父为从事于羊毛商。”莎氏迫于生事，至首都伦敦。“最初执贱业于梨园，或云习作俳优……为俳优中不可少之人物，与当时名作家格林、马罗等相抗衡，”又与爱查克斯、塞姆布顿等权门贵绅既文坛名士等交往密切。莎氏殁后，剧本始出版，以福利亚版为最佳(王国维2007c)。王国维的描述，虽然不能详细地概括莎氏的一生，但是，有关莎氏一生重要的关节点都涉及了，从王国维的介绍中，我们看到举凡莎氏的家庭、出生、学业、婚姻、伦敦时期、剧院岁月、交游、才情、作品特点及文学影响都一一进行了介绍和评点，其中所引约翰孙的评述，莎士比亚与诸位作家、权贵之间的交往，莎士比亚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地位，均强化了读者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了解，超越了那一时代大多数文章介绍莎氏的深度和广度。
4.“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的莎剧
王国维的《莎士比传》在介绍了莎作的版本之后，重点对莎作进行了分期。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学者较早对莎氏剧作的分期研究，至今在中国莎学研究中仍然大致遵循了王氏对莎剧的这一分期和分类方法。王国维将莎氏作品分为前后两大期和四小期，包括悲剧、史剧、喜剧和传奇剧。第一时期，莎氏始习作剧，所作多主翻案改作，纯以轻妙胜……作者尚未谙世故时之作也。故与实际隔膜，偏于理想，而不甚自然。第二时期，“莎氏渐谙世故，知人情，其想象亦届实际。是时专作史剧，依其经验之结果，故不自理想界而自实际界，得许多剧诗之材料。”这一阶段莎士比亚的创作在王氏看来“大抵雄浑劲拔也”。在王国维的“境界”说中，曾就诗美的鉴赏尺度对“自然”进行了与传统诗学不同的阐释。“戏剧的意境包括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的真实性、直观性和形象等内涵的自然凝结，便是戏剧的最高境界。”(姚文放1990：51)佛雏认为王国维的“自然”是：“诗人本身的‘自然’，以及与此相应，诗境的‘自然’”，内容和形式本身，乃是王国维衡量美的带根本性的尺度(佛雏1987：272)。王国维评莎士比亚其人、其剧以莎氏对社会、人性的深刻了解、创作想象和实际生活是否能融为一体作为评价标准。王氏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的“雄浑劲拔”的风格，并不在于纯粹的想象，而是来自“实际界”的材料，与“主观的诗人”和“主观的戏剧”有着天壤之别，即来自于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深入而生动的反映。“有意境的作品必须真实自然，这是已经创造的根本。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朱万曙1993：76)第二时期临近结束时，“莎氏因自身之经验，人生之不幸……将胸中所郁，尽泄诸文字中，始离人生表面，而一探人生之究竟，”第三时期，莎氏作品的风格为“沉痛悲激”，而这也正是莎作创作达到高峰的一个时期。王国维强调，莎氏是把自己人生的不幸和对社会的认识融合进了他的悲剧创作中，挖掘出人性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究竟”，达到了戏剧创作的巅峰，并由此形成了其悲剧的风格，王氏称文学为“天才游戏之事业”，元曲乃“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达到自娱娱人的目的，莎士比亚悲剧的创作“就具有心灵高度自由之诗人本身的‘自然’”(佛雏1987：273)，也是自娱娱人基础上的最自然之文学。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李尔王》、《奥赛罗》、《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才能够达到“沉痛悲激”、震撼人心的效果。犹如叔本华所说：“那些摧毁幸福和生命的力量，它们的道路在每一时刻也是向我们敞开着的；我们看到那种被种种纠纷所构成的极大痛苦，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可能坠入其中，而且通过种种行动，说不定对别人我们也可能去造成这种不幸，因此就不能抱怨什么不公平；于是战慄悚惶，我们感到自己早就处在地狱的中心了。”(佛雏1987：65-66)在第四时期，莎氏“大有所悟，其胸襟更阔大而沉着。于是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莎士比亚的大有所悟，乃是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才使其创作达到了与世相接，超然世外的理想境界，也才能够阅尽人世沧桑，宠辱不惊。“‘逆境’的遭遇是为人生悲剧的本质(‘恶’的普遍必然性)所决定的……击破私欲的困扰，坚持人格的尊严，因而超越了这种‘必然’，到达心灵的‘自由’，故都具有真正的德性。于此可证，高级的德性、人格并不与快乐幸福相偕，倒常与‘悲’为邻。此与美学上之崇高多与悲剧相联接亦是一致的。”(佛雏1987：31)这样的创作风格，在王国维看来，“足觇作者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为“诲人以养成坚忍不拔之精神，以保持心之平和，见人之过误则宽容之，恕宥之；于己之过误，则严责之，悔改之，更向圆满之境界中而精进不怠，”诚如王国维所谓：“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王国维2007b：17)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以《鬼沼》、《黑瞀》、《蛊征》、《女变》(分别为现译之《哈姆莱特》、《奥赛罗》、《麦克白》和《李尔王》)四大悲剧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戏剧，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人格的伟大是不无关系的。王国维在融入自己人生体验的基础上，推及一切伟大的文学创作乃是，人格与文学相辅相成的关系使美之自身成为内容与形式、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一切之美”(王国维2007a：15)。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形式才有重要的意义，即王国维所认为的“形式决定内容”(任访秋1978：29)。我们认为，从王国维的《莎士比传》中，王氏并非单纯强调形式在文学中的重要性，而是将作者与文学作品的内容联系起来一并考察，也只有这样才是“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的完美结合。王国维甚至还看到，除了这四大悲剧之外，尚有十多部莎剧可称为杰作，“盖惟此四篇实不足以窥此大诗人之蕴奥”，王国维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莎氏全部作品的经典价值。那么，王国维认为莎氏经典的价值在那里呢？正如他所说；“莎氏与彼主观的诗人不同，其所著作，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以超绝之思，无我之笔，而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也。所作虽仅三十余篇，然而世界中所有之离合悲欢，恐怖烦恼，以及种种性格等，殆无不包诸其中。”(王国维1996：41)而这种不可以以道里计的区别就在于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王国维1993：5)这一层面上。王国维认为：“一切美的东西，无论是优美还是壮美，都是形式的美。唤起美的感情，都是形式的美……美是说明生活和再现生活。”(陈元晖1980：44-48)，形式乃承载内容的容器也。所以，莎士比亚成为创作了“第二之自然”与“第二之造物”的经典作家，因为“从美的源头活水着眼，无疑是根本”(佛雏1981：113-119)。在王国维看来，“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现实主义的，无论是剧中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是人物的‘离合悲欢’，都与‘主观的诗人不同’，关键是在莎士比亚笔下展现了人物的‘种种性格’”(李伟民2006：13)。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戏剧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形式，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戏剧首先是反映生活真实的戏剧，莎氏的作品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第二之自然”，是“时代的缩影”，赋予旧题材以新生命，艺术地反映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现实生活，所以“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马克思1998：659)；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悲剧的时候，肯定了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第二之造物”所要达到的审美境界。恩格斯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恩格斯1972：583)的完美融合，才能创造出理想的戏剧，同时也是未来戏剧发展的方向，而这一点业已为数百年来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的持久生命力和不同文化的接纳、各种形式的演出所证明。
“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王国维2007b：16)所以王氏慨叹：“盖莎士比之文字，犹如江海，愈求之，愈觉深广”。(王国维2007c：236-239)莎士比亚戏剧也因是这样一种真文学，而具有了经典价值。早在1907年，王国维就写出了这篇颇为翔实的《莎士比传》，为人们了解莎士比亚其人其作提供了资料，指出了方向，并从形式与内容，“自然”与“人间”等文学、戏剧的审美角度，指出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价值，而这种经典价值正如王国维所说：描写的是“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写世界之一切事物者……故莎士比者，可谓为‘第二之自然’‘第二之造物’也。”(王国维2007c：236-239)王国维对莎士比亚的评介显然抓住了莎剧美学价值的关键，成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前经典化时期一篇重要莎学研究论文。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为王国维留下一个位置，而王氏得风气之先的《莎士比传》自然也应当引起莎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