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古今中外 志在综合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中外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多年来，我国出现了一股文化热。这股文化热背后所蕴含的，实际上是对传统、现在及未来的思考与选择。徐长安同志在其新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书（海潮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征、当代表现及其优劣长短，提出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系列见解。这对于当前正在推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辩证地、历史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是该书的一大特点。采取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本是评介一种文化的内在要求，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自“五四”以来，很多人对待传统文化只讲批判而不讲继承，甚至于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而弃之。前段时间，又有人认为中国的“开新”全系于能否“返本”，所谓现代化不过是既往道统的薪传而已，由此对古代传统极力褒扬之、粉饰之。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而该书坚持理性的平实态度，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传统文化的优点，又指出其中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既大胆地批判，又勇敢地继承。作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文化，但不完全等同于封建文化，其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批判吸收的优秀成分。如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与揭露；历代忠直之臣、爱国将领的进步言行；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等。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慈悲为怀、助人为乐的仁爱原则，精忠报国、协和万邦的整体精神，见利思义、诚信廉洁的高尚追求，注重践履、以学易道的能动意识等，都是中化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传统，是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但作者同时指出：传统伦理道德中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如维护纲常的专制性，立足家族的本位性，以理窒欲的片面性，他律制导的强制性等。因此，传统伦理道德也面临着批判、扬弃、改造并重建的命运。
该书还注意到了同一观念所具有的正负效应，如以“重人事，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道义，轻私利”为基本特点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赋予中华民族强大的自信力，促进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但同时也产生了泯灭个性自由，束缚自然科学以及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等不良影响。这种客观公允地指出传统文化优劣短长的态度，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自信心。
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把着力点放在“建设”上，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作者在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基础上，以较大的篇幅直接阐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够以理论的形态直接体现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的宗旨，而且也展示了其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首先是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的建构。徐长安同志在深刻剖析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当今仍有多种影响的基础上，进而认为，必须从权力本位向科技本位转变；从蔑视人权向尊重人权转变；用政策和舆论引导价值观念的转变；用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价值观念的更新；等等。在“重铸国民魂”这个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加快改革步伐，营造产生现代国民心理的文化土壤；切实抓好教育，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明确主体，启发自觉，实现“观念群”的全面更新；弘扬正气，狠刹歪风，在改革实践中去腐催新。这些思想既观点鲜明，又切实可行。
关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当代命运问题，该书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伦理道德，融合传统的“完人”人格与西方人崇尚的“强人”人格，塑造当代社会主义的“新人”人格。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就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总之，该书不是传统文化的罗列、堆积，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诠释，而是察古论今，把落脚点放在现实，并着力于对策性的理论“建设”，这在同类论著中是不多见的。学者并非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对现实最具有感知性的学者才是现代学者。
综合与创新并举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众多学者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并分别在不同的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作者一方面总结、汲取以往的研究成果，又加以提炼升华、综合创新，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路构建该书框架，自成体系。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如文化发展的加速律（文化发展的速度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加快）；传统力作用规律（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力与该文化的历史长短成正比，与该文化的成熟程度、发展水平成正比）；文化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时俱增；知识分子是文化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文化的本性是自由的，人类文化是无限开放的；文化交流的速度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成正比，与决策者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正比。全书新见迭出，在此不一一详列。这些具体观点或许还有可商之处，但无疑给人以启迪，应予重视。
纵横交融、宏微结合是该书的又一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大课题，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力，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的独特性入手，简练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孕育、形成、发展、强化等历史阶段，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即：“立足现实的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照”；“宗教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开闭结合的独立系统”。这些都是从纵向、宏观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作总体性的概括和提炼，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作者在对传统文化的特点作概括的过程中，又从横向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既将重点放在传统文化的正统——儒家文化上，也将道、法、墨、佛等纳入视线内；既集中论述主要思想流派的演变和发展，又对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有所涉猎；既以中华整体文化为主，同时兼顾区域文化的特点，使整个著作显得有血有肉，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是国内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专著，也是第一部高等学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教材。它的面世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