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秩序维系：19世纪以来国家分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身份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1)05-0008-06
自国家出现始，就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分类。进入19世纪后，随着人类面临主题的不断叠加与更新，国家分类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其间，身份认同与秩序维系就比较典型。其在丰富国家发展史的同时，也提升了国际政治内涵。进入新的时空，尽管国家因主客观因素而分属于不同类别的现实尚未根本改变，但超越身份边界对人类共同体普遍性秩序的建构却转换为时代亮点。将19世纪以来国家分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纳入考察，能够彰显出构成当代国际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和国际政治活动基础的国家分类，在推动身份认同与秩序维系上的功效。作为认识和实践模式的国家分类，以不可阻挡的势头瓦解着以西方权威为中心的体系传统。当今国际背景下，身份认同的强弱与国家间利益大小的乘积，正在谱写着国际政治既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的逻辑。
一、国家分类的历史必然及影响
自国家出现后，就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分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对158个古希腊城邦政制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而写成”[1]了《政治学》。进入19世纪后，国家分类早超出了学理范畴，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力。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揭开了人类发展的新篇章。属于某种而不属于某种的分类意识和知识结构由此奠定。知识的共享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价值必然被转移到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上来。静态的科学革命，给社会发展设下了知识联盟的可能。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产生胶合。社会发展从自然科学中觅到理据，模仿自然科学定位社会发展成为必然之趋。
在整个19世纪或之后，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等自然学科产生的社会价值远远超出了其内在意义。借助自然科学的成就，国家分类获得了新的知识基础。加之国际局势的演变，为国家分类提供了实践的土壤。尤其经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分类更具对称性特点。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等即是体现。纵然，国家能够自我印证的物质和技术因素在分类中占据着绝对性位置，但国家被分为不同类别，并非意味着国家间存在着必然的边界区分，没有哪个国家本身就与其他国家构成对立。一定的分析方式、知识逻辑显然影响了国家分类。在国家分类的过程中，不乏制造对立的可能，但也不乏控制风险、较少冲突的机遇。
由此，主观上的认识作为一种智能，能够产生导引分类实践的效应。当认识与现实相遇，绝对的、即时的类别意识得以建立。思维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转换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立场问题。是谁以及谁属于这些身份，并具有维系某种秩序的能量将转换成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危险程度或利益标准，转化成了国家分析、判断和选择身份的刻度。
随着时局转换，国家分类获得新的表述，越来越是社会性、政治性和技术性过程的体现。
20世纪大量新兴国家出现后，政治、经济转换成了国家分类的指标。属于某类的国家因此而维护了属于某种的秩序。比如，西方国家按其民主价值标准，“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划分为既有民主国家、新兴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统治国家三类”，或“主张按经济的指标将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然后分别指出这些国家各自的政治特征”。[1]国家间的类别性差异由此突出。但是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却使被分为不同类别的国家，甚至在直接思维对立的情况下，仍在超越身份边界而塑造着国家在合作发展上的统一性模式及人类共同体身份。由此，国家分类，既是国际政治进程因果关联的必然，也是社会实践或国家经验交互的结果；既受自我意象或概念的决定，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及群体归属的导向。
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后，尽管国家间广泛的水平结构的权力得到加强，但是垂直方向强度上的差距仍继续拉大。然而，国家分类所产生的价值规范、话语模式，使国家属于某种或某类的概念、术语及与之对应的行为之间产生关联及人类意义共同体的建构却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国家分类在强化着统一类别国家间的认识的同时，也在使属于不同类别的国家正在超越类别意识而同构着人类共享的主体性身份。
二、国家分类对身份认同的塑造
一元化自我角色，是国家成其为国家的前提。拥有自我角色，国家才能确定自身为谁，及决定该如何与谁交互。随着社会互动及国际趋势朝着纵深挺进，国家的自我性在内涵上得到突出。国家不仅对自身是谁的认识强化了，而且与自身有着相似历史和发展命运的国家间在认同上也得到了加强。国家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在内涵和外延上得到了拓展。国家自我角色不仅包含对国家本身的内在性的认识，而且还扩及到与之相“类”的国家的价值汇聚上。
一定程度上，国家间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思维建构。这样的思维建构有利于“简化事实以便于理解。与地图一样，正是由于它省略了实际存在的某些因素，它才具有实用性”。[2](P33)通过话语系统、符号指称和权力逻辑之间的相互强化，同类国家在边界上达到了“内固”效果，给表面上一团混乱的现象带来秩序和简单性。
客观上，属于同一类别的国家，若遵守一定的行为方式，并以共享的价值观达成共识性忠诚以抵御各种压力网，这些国家就能创造出一种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属于某一类别的国家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塑造着这一情势。共享身份作为国家的属性，能够产生作为主体或单位层次的动机和行为特征。尽管客观现实或物质基础(人民和领土)是国家共享身份建构的条件，但是具有实质性特点的国家间自我领悟的一致性也在共享身份的建构上发挥着价值。因此，国家身份认同具有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换言之，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3](P232)是“自赋”(自决行动的结果)与“他赋”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现象，国家分类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有待发掘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内部触发机制对外部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等反射的结果。国家分类，既是发自于内部的需要，也是外部强化的结果。国家分类使国家因身份一致而走到一起，也因此制造了与其他身份的国家的“隔膜”，及互为外在性的过程结构。通过身份认同，某一共享身份的国家被凝聚在一起，加强了自我象征，获得了自身意识，而将非共享身份的国家排除在外；在将另类国家的行为视作防御性时，也变相地制造了威胁。
纵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角色“要受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国际体系总体的权力分配格局和一国在此格局中的具体位置”，[4](P14)但是，一旦国家享有了某种身份便能在相应的被认定或自认的位置上根据内在确定性发挥自主性，推进着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建构。“国家间的所有这些关系都不仅直接影响了相应的行为，而且也影响了有关行为体的自我认识”。[5](P125)
国家分类是缘于实践的。国家分类并非是人类心灵天生具备建构分类能力的结果，国际局势是塑造国家分类的模型。综观历史，国家在分类上呈现出文明与野蛮国家、殖民与非殖民国家、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非民主国家、西方与东方国家、第一、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贫穷与富裕国家、恐怖主义与非恐怖主义国家等。这样的分类显然是阶段性历史的折射。具体地，比如，1974年4月，邓小平根据国际关系变化，凝练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6](P458)在此，国际政治，显然是三个世界的政治；国际关系，也就是三个世界基于既定身份的交互关系。
又如，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可再分为上中等和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1，456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达到3706-11455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936-3705美元和低等收入国家少于935美元。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有时被叫做发展中国家或大体上跟人们所称的发展中国家一致”。[7]从地域上，“发展中国家(或称第三世界国家、南方国家)是指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的国家，这些国家经济上尚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正在逐步发展中。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所涵盖的国家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属经济概念，而后者属政治概念”。[8]这显然是“以预先选定好的社会经济变量为基础的国家分类的替代方案”，以“最大似然率的因素分析”最终确立了国家身份。[9]但却难以掩盖分类中潜含着的国家野心与国际环境(政策环境或利益环境)发生戏剧性根植及创造的现实。
也存在着“根据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反应，将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先知先觉’四大类”[10]的情况。
由上可知，国家分类颇具深意。“分类将观念联系起来并统一了知识，使众多知识能够连结成一个完整的参照体系，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解方式”。[11]经过分类，国家对应着一定的概念，形成了某种属性并能据此决定相应的行为规范，达到理解和沟通的效果。
客观上，与近代历史急速变化的进程一致，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在本质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身份的构成是通过确定某些概念实现的，它们区分‘内部’与‘外部’、‘自我’与‘其他’、‘国内’与‘国外’”。[12](P11)国际关系产生重组。同类国家“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加强或削弱了各自的一些私有观念，并开始形成公有观念”，[13](P18)而与另类国家，至少在社会性的观念结构上强化了对峙。由此，“身份永远是自我和他人关系的结果”。[12](P10)
20世纪广大新兴国家独立后，通过权衡各种威胁，选择跟谁结盟，确立了身份并因此改变了国际制度，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在权力控制与分配上的优化性，最终希望对“国际制度施加更多的控制，以图确保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与利益得到维护”。[4]由此，一旦国家认定了某种身份认同，就会相应地将某种规范或政策塑造的利益当作行为驱力。
然而，国家分类也因此加大了不同身份国家间的疏远。某种地域或政治上的分辨明晰了国家间的不同权力。比如，一次大战以前呈现出的国际社会：“欧洲人制定规则，非欧洲人接受规则”。[14](P45)结果加剧了非欧洲人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秩序恼怒不满及反抗。新兴国家独立后，在选择发展道路上受美苏两大阵营的影响，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及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的天生攻击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突出。“这种局势的必然伴随物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政治的产生。利益、利害关系或者局势的必要性都不足以证实政治行为的准确性。一种形而上学体系必须从外部提供政治行为规范，一种持续性努力必然发生，目的在于使行动符合基本原则。”[15](P42)“一种意识形态的范畴被用来检验和划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15](P84)转化成了塑造国际政治的实践。
由此，正是“意识形态”统一了国家间行为并具有一致性，但也因此制造了分裂。“冷战既是一场超越苏联军事威胁的斗争，又是一场无数潜在对手(不论其战略能量如何)将其作为威胁看待的斗争。”[12](P21)冷战是由核武器紧张而引起的，也是国家分类在理念、规范和实践上的对立体现。由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在“危机”中被唤起的。一方对另一方来说，是用自身的个性表达去对抗与其身份迥异的可能对象，并将对方定义为危险的结果。这是对他国存在威胁的诠释。诠释可能出于对客观事态的认知及按规则处理关系的结果，但也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想象性的建构，而纵容了非自然性和人为性的增长。
国家分类还潜在地造就了一种强大的惰性遏制力，使属于某种身份的国家出现发展痉挛，或破坏或抑制了应有的秩序。比如，由于亚非拉属于第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需接受由西方主导的某种技术模式。对亚非拉来说，“现代化进程要求它们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现代化造就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自愿接受也罢，由武力强加也罢，都……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16](P17)显然，这些国家是在主权受限和文化失真的情况下接触现代知识与技术的。加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与工业国家相比都很小，在国际上的脆弱性决定了它们无法对国际体系施加直接影响，也使得它们受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作用”。[4](P35-16)除非他们能够挑战工业化国家所倡导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否则将无望弥合其在国际体系中更多基于内部政治与社会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脆弱性。
总之，国家分类确立了国家间的身份认同。经由国家分类，国家与一定的概念或意义对应，国家间由此形成一定的认识、理解或沟通行动，并根据相应的逻辑程序决定行为取向。正是国家分类造就的各种情境化因素，才使各种范畴和规范及权力关系与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国际秩序运转和生产的新颖基础。客观上，尽管国家分类不完全是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单方面排列或挤压的结果，但是很大程度上却能发现西方国家权力仪式的发生和壮大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身份认同的强弱与国家间利益大小的乘积，正在谱写着国际政治既是实力政治，也是价值政治的逻辑。
三、国家分类对秩序维系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国家“意志”受到国家分类的导引。国家分类整合了同类国家的行为。进入新的时空中，由于发展合作的需要，各国正在超越传统的类别化的“刚性”边界及民族中心主义的羁绊，而朝着共同体目标挺进。尽管在具体目标上存在冲突的可能，但是，由于对共同体的一致理解和期待，此种冲突的实质性意义正在消减。国家更倾向于对国际关系塑造的潜在的共同体类似于永久的、普遍的特征的关注。国际社会更倾向于是一种为群体所共有的观念、意识和行动的集结。这样，国家分类也就产生了单一性的大一统特质。换言之，国家分类的社会性、政治性和技术性的特点淡化了。
国家分类使国家具备了身份特质，并由此造就了一定的秩序结构。国家间因为身份认同而整合了行为，但又因为在新近的环境中面临着合作发展的需要而塑造出一致性目标。由此，“当任何国家的人民……摆脱了国家和民族偏见时，一个世界共同体就会出现。”[14](P16)
客观上，国家分类使同类国家获得了按照一定秩序运行的机制，并实现了社会动员。一旦同类国家形成一定的象征符号与社会关系网络，那么它们所坚持的信仰系统便能够对所有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上产生强调功用。此情势，将限定着国家间的认同内涵，决定着认同特征，产生出深层认识结构。国家把与自身同类的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共同感或同类性由此被想象作容纳所有成员的最大范畴的概念单位。由此，国家以属于某类的卷尺来确定行为范畴的做法，使国家获得了某种格局中的确定性和稳定位置，而创造了作为持久行为模式的结构秩序，并由此确立了国际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状态。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社会因素、生产力结构的变迁，国家范畴的划分似乎进一步朝向更加复杂的情势发展。但是，鉴于国家分类的政治目的越来越小，所造成的防御性或威胁性对立日益减退，生产和市场使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原先的身份边界被打破，国家的分类特质走向模糊化，合作发展与国家利益的连带性激活了国家间熔铸在一起的意志活力，国家间的统一趋势更加迫切。“紧密的贸易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从而降低国家边界的重要性”。[3]由此，现实的转变，使得传统上在国家分类体系框架安排下而产生的不同类别的国家正在借助一系列的符号、仪式、价值观及与权力相联系的态度、情感等作调节而塑造着新的国际关系，对某种普遍正义的追求日益转换为焦点。国家所服从的而非限于某一国或地方性的规则或强势，分享一定的社会控制转换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实力的新增长点。
从另外层面看，在新的时空中，鉴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安全不再限于国家的范围，而是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问题和需求联系起来。共同面对的问题挑战了较低程度的跨国联系带来更多安全的逻辑。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在超越身份认同的界限，被一张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连接在一起，转换成了一面旗帜的共同体关系建构。国际政治因之发生了良性转变：曾被分为不同类别的国家间，气氛趋于缓和、关系转暖，政治目的作为交往尺度日趋模糊。国家间打破了规训化距离，发生了思想集合、行为整合的转变。
鉴于共同面对的问题，国家与自身同类的国家在合作上加强了。经贸发展的过程正在将各国有效组织起来。任何国家试图回避被卷在一起，搞自治的政治经济文化已不再可能。比如，“美国领导人开始倾向于在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时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们加强合作”。[14](P16)“而当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那些调整能力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最终采取与北方合作的态度”。[14](P13)这些情况所呈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大众动员正在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的习惯做法和日常轨迹。科学和理性、大规模计算机信息和电子通讯、金融市场、疾病等的扩散与蔓延，正在给世界各国成为大规模的强大共同体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凝聚力、秩序、意义的信仰系统。所有国家既是国际法内的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了新的聚集形式。国家跨越了地区性边界限制而在合作中互构着关系。面对此景，即便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看到国际利益并非遵循零和原则，将人类划分为优劣的区分势必得不偿失。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重心发生转移，权力实践的公平分配日趋转换成国家的战略诉求，而试图统治世界的某些大国的雄心遭遇到了异己性的颠覆。
国家分类还在社会过渡中呈模糊化趋势。自冷战结束及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除商品市场外，金融市场也在发展和开放，成为发达国家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结果导致了一种效应，即“‘东方国家’概念不复存在，出现‘转轨国家’的新概念”。[8]显然，国家身份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而转变。同时，国家身份的转变还预示着新的外交战略。在过去几十年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在为了应对社会主义敌对国家的威胁而形成的。随着全球性市场化的加快，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将部分国家归为了针对性的打击对象，但合作发展的现实，并无法阻拦国际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局势的发展更能体现出用一种更具想象性的政治经济模式来替代另外一种政治经济模式的特点。总体上，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和施动者是以复杂的方式而相互联系的。但是，其中也有促使稳定和平衡的各种控制机制”。[17](P31)国家间的行为汇聚，越来越具有体系性的效果。
与此，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嵌入世界文化环境的程度，及受有关现代化、信息技术规范的影响将会日渐增大，国家打破身份认同采取符合现代化的方式来确定利益方式将更加突出。被分为不同类别的国家不再将边界逾越作为一种禁忌制度。国家试图在自治条件上推进狭隘性集团意志及与之相对应的保守行动越来越沦为旧务陈说。在当今世界，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免不了对发展中国家依赖的现实说明西方国家对这个由多国构成的世界视作是欧洲社会的对等物和延续体越来越不成立。尽管现代性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它没有损害人类为一体的基本结构。
由于人类合作发展需求的主导，国家间正在集体意识的社会安排中认知、行动与期待，维护着正常的国际社会发展秩序，创造了普遍性的社会动员。当今的国际形势发展，越来越需要把世界上国家身份的多样性当作一种价值加以鼓励。国家身份的多样性不但是国际发展的必然现实，也是消除冲突和暴力的基础。毕竟，“因为只有通过每个培养他自身特性的个体，通过每个达到其自身完善的不同种类，才能实现普遍的和谐”。[15](P36)
尽管在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所有国家的欲望具有普遍性，但是接受统一的秩序的历史进程却是漫长而曲折的。然而，这并无法阻止世界各国正在突破潜在的障碍和界限而推动着世界统一体关系的建构。人类历史正在从《韦斯特法利亚和约》签署后的主权国家的历史转换成一种普遍性的“大同”历史。抵消异化带来的情感与文化压力变得更为突出。总之，国家间行为整合不是仅仅依靠某种政策或制度能够形成、运作与否，而在于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能否在各国推行并成功施展。
总之，国家分类使国家获得身份认同，同时也实现了秩序维系。因为属于某一类别，国家间实现了行为整合。并将与自身存在认同差异的国家排除在外。然而，进入新的时期，尽管国家属于不同体系、不同类别的特征并未根本性地消除，甚至国家间常常处于多变的、相互冲突的表述网络中，但是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在使各国日益跨越身份差异或边界而朝着人类共同体方向推进关系。国家间在规则、原则和决策过程中的一致性诉求正在当仁不让地产生着普适性意义。随着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加强，国家间因为意识形态而产生分歧的斗争的结束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大大提高了成功的可能性。西方国家使其偏好、价值观发挥主导性的立场越来越不具说服力，“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正在进行，权威在其中日益分解，产生了一个由处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和共同体每一个层级中的、越来越多的权威中心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18](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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