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距离论文,儿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6－0088－05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形成规模庞大的“民工潮”；到九十年代末，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在结构上也出现了变化，许多流动农民不再是单身一人来到城市务工经商，而是将其妻子儿女也带进城市，出现了“举家迁徙”的模式，流动儿童的数量也逐年增多。
随着流动农民及其子女数量增多，他们与城市的社会间关系也成为热点话题。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除受自身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影响外，市民的态度也起着关键作用。2008年我们发表了《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一文[1]，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
市民处于户籍制度带来的优势地位，一度排斥、歧视流动农民及其子女，两群体间冲突时有发生，在此环境下流动农民及其子女很难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但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和两大群体互动的增加，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是什么样的？除宏观制度层面、大众媒体宣传等因素外，有哪些微观或个体层次的因素在影响这一态度？市民对流动农民和流动儿童的态度有差别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从学理上更细致地理解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议程。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我们在2007年末实施的“市民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是20－60岁的、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的南京城市户籍居民，即市民，不包括在各类学校就读的学生。此次调查为流动拦截访问，为避免在居住小区门口访问出现数据类同情况，并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因此分别在南京市鼓楼、白下、下关、建邺、秦淮，玄武6个主城区中选取1－2个人流量较大的市民广场、公园或超市门口作为拦截访问地点。由于各城区人口数存在差异，我们根据各区所占人口比例来分配其样本量。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62份，有效回收率为34％。变量设置及变量基本情况参见表1。
二、社会距离状况
测量两群体间态度和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是“社会距离”。它最早是塔尔德（G.Tarde）在《模仿法则》中使用的，并认为它反映了阶级间关系的亲密程度。齐美尔（G.Simmel）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帕克（R.Park）认为它反映了个人或集团间亲密程度，可以通过测量来表征其程度或等级。博格达斯（E.Bogardus）沿袭了帕克的定义，认为社会距离“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并发展出“社会距离测量法”。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对流动农民和市民间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郭星华、储卉娟将社会距离分解成向往程度、排斥预期、整体感觉3个层面，发现新生代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正逐步扩大，新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市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2]。与郭星华和储卉娟主要从主观意义上测量社会距离不同，卢国显从客观行为与主观心理两方面对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他发现大多数市民与农民工的行为距离和主观心理距离都很大，双方交往具有非对称性。他认为影响两个群体间社会距离的因素除了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隔离、居住隔离外，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非均衡有决定作用[3]。
参照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测量法和张海辉的研究[4]，我们根据儿童特点制订了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量表。量表采用三分法赋值：“愿意”赋值1，“说不清”赋值2，“不愿意”赋值3；然后累加，分值越高，表明社会距离越远、对流动儿童的态度越不好，在实际社会生活发生互动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从表2可看出，随着题项涉及的关系亲密程度增加，回答“同意”的频数逐渐减少，而回答“不同意”的频数在不断扩大，即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这表明市民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与歧视仍然存在。
从均值看，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的均值为11.10，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的均值为10.24，表明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要比对流动儿童的大，但由于两套量表题项内容不同，此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从标准差来看，这两个均值分别为3.063和3.377，前者的差异程度要小于后者，这表明与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相比，对流动儿童的态度分化要大。
三、影响因素
为了探究市民对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以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得分为因变量，以市民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主观感知的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目前自己的孩子在上学吗”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模型1。此时，模型解释力为11.6％；市民的年龄、收入、职业、主观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此外，我们认为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可能会复制到流动儿童身上，所以将“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变量与前述自变量一起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模型2。此时，模型解释力为38.2％，明显好于模型1；在模型1中自变量年龄、主观阶层位置、“是否有农村亲戚在城务工经商”均有显著影响，而在模型2中这几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它们主要是通过“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而起间接作用的。
从模型2中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不同月收入的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不同，与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市民相比，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要高167.6％：收入在1500－2500元、2500－3500元的与1500元以下市民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会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其原因可能是：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多是民工子弟学校、以接受流动儿童为主的公办学校，他们处在城市的边缘，在夹缝中生存，而收入高的市民的子女在相对较好的学校，他们缺少与流动儿童的交往，缺乏对他们的了解，距离感相对较大。
接着来看职业，与生产服务人员相比，行政办事人员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要低78.1％，其他3个组别与生产服务人员没有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行政办事人员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本和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凭借此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可以减少竞争强度，将部分竞争者排除在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5]。不论家庭教育背景，还是家庭经济资源，流动儿童都处于劣势，无法与行政办事人员的子女竞争。甚至没有与他们子女交往的机会，行政办事人员自然也感觉不到流动儿童带来竞争压力，相反生产服务人员缺乏必要的权力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流动儿童在城就读带给他们一定的竞争压力，距离感相对较大。
就市民子女目前受教育情况来看，无论在模型1还是模型2中，无论选择任何一组为参照组，子女目前受教育状况不同的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区别。其原因可能是：流动儿童的教育仍处于城市边缘，还构不成对教育空间的根本性争夺。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不担心流动儿童影响自己孩子的素质和学习，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对流动儿童的歧视。
那么，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会影响到他们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吗？分析发现，“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变量通过了显著检验，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也越大，前者每增加1分，后者会提高61.2％。从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值）来看，“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比收入和职业对因变量的影响更大。随后我们将详细阐释这一重要发现。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发现，纳入“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变量后，不同收入的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不同；不同职业的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也不同，与生产服务人员相比，行政办事人员对流动儿童的态度相对温和些；最后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也越大，也就是说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会继续影响对儿童的态度。这表明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态度会再生产或复制到流动儿童群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尽管针对流动农民及其子女的户籍制度及相关政策有所松动，但制度供给和制度实践仍存在差距，制度实施效果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影响。下面两则报道给了我们更多启示。
一则报道的是，六年经历了四次搬迁的南京HS民工学校，由教育部门牵头以较低的租金搬进了国家级小康住宅示范小区的配套学校。结果搬迁当天就遭到了小区居民的投诉和指责，认为影响了居民和小区形象。之后，学校几经调整，如把学校和小区间的门封闭起来，师生进出走旁边的侧门。即便如此，仍有居民认为小区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②。按袁亚愚的观点，这种意识的根源在于强势群体对切身利益的自我维护。民工学校作为社会的劣势群体，在享受高档环境的时候，客观上造成了高档环境的“低档化”，从而降低了以高价买得该环境享用权的强势群体成员的自我满足感以及象征性地位。因此，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有利的社会条件排斥劣势群体对其生活环境的共享，并通过贬低与歧视的方式对此表示不满[6]。
另一则报道是，南京一所有名的公办学校NG小学，在政策鼓励下，从2003年开始最大限度的吸纳流动儿童到校就读，目前76％的都是流动儿童。他们在教育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还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和温家宝总理参观。但因为招收流动儿童，学区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另择其他学校就读。甚至一所招收流动儿童较多的学校，学区内学生招生吃了“鸭蛋”。家长在择校时主要考虑这所学校的家长是做什么的，是什么学历，认为这对孩子影响很大③。可见市民将对流动农民的态度延伸到流动儿童身上，进而产生了对流动儿童的歧视和排斥。
流动儿童作为流动农民的子女，在其尚未实现自立之前也只能依附于其父母的身份归属[6]。城市主体社会对流动农民的贬低性认知构成了城市主体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通过媒介、图像、话语或各种集体活动得到了延续、重温或强化，催化了市民歧视的集体意识和歧视“惯习”的形成，产生了以流动农民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歧视集中效应，这种效应塑造着市民对流动农民群体的态度和行为[7]，进而不断扩大着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虽然市民对流动农民和流动儿童的态度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群体内的不同，市民并没有将流动农民与流动儿童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在对流动农民群体性的歧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具有了一定的结构强制力的情况下，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影响着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实现着再生产。
流动农民的边缘性再生产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性安排对流动农民的区隔、资源性配置对流动农民的不合理与不公平、流动农民自我与社会认同的游离，三者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对流动农民的社会排斥，已使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趋于恶化[8]。除以上因素外，我们发现市民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距离会再生产或复制成市民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这种再生产的实现，可能会进一步反映在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上，产生自我和社会认同的游离，导致流动农民群体边缘性的再生产。
流动儿童往往会根据市民的态度来界定自己，并形成相应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市民对流动农民的歧视与偏见，复制或延伸到流动儿童群体后，这些儿童遭遇着与父母同样的命运，感受着作为“外来人”身份的尴尬，继承着作为边缘人的心态。他们也可能产生对立或封闭情绪，有意与市民疏远，不得不把交往圈限定在内群体中。社会融合取决于“广泛的群际交往，而不取决于强有力的内群体纽带”。[9]这种内群体交往而不是与外群体间交往的增加，只会使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亚文化圈”中，游离于城市主体社会之外，实现着流动农民群体的边缘性再生产。
收稿日期：2009－09－17
注释：
① 题项是：“如果城市社会分为十层，十层是最高层，一层是最低层。根据您家情况，您觉得您家是第几层？”
② 郁进东、李想：“南京：民工子弟学校入驻高档小区遭抵制”，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enkou/964855.htm.
③ 黄艳：“‘名校’民工子女多，2／3学区生另择他校读书”，http://www.chinaedunet.com/zyjy/mxdy/2008/11/content_1567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