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政治——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论文,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一个时间标识，那么，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就不仅与“改革开放”构成了对应关系，其自身的演变也因为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而充满了复杂性。近几年来，学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语境中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进行了反思，这样的研究虽然带有某种“中国特色”，却在重建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中深入研究文学的“内部”问题，显示了学界处理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变①——这些特点和变化，成为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们正是在对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作出清理时，提升了文学研究的境界。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这三十年的文学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关系；二是从不同的层面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进行历史化的论述，重新处理文学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讨论经典文本生成和传播，力图还原那个被文学史叙述简单化了的文学生态环境。比如程光炜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设的“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以及围绕这个话题而形成的一系列论文。但是，与对文学文本的重读相比，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整理和考察俨然有些被忽略。因而，将“新时期文学批评”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弥补了学界对创作与批评之关系探讨的阙如，另一方面则呼应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处境，毕竟，对当下批评状况的评估和批评趋势的分析已经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成了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
我们常说，文学批评并不是文学创作的注释或衍生物，它和创作一样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处理着自身与现实的关系，或者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解释着世界，或者为个人生活提供某种叙事意义上的参照。回顾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历程，批评与创作一起经历了思想解放、融化新知、重返自身乃至投身市场，借助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推动思潮，或者成就经典，或者引发论争，建构着自身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由此，将近三十年文学批评作为一段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也已经凸显。
从近三十年文学批评与现实语境的调整以及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不断转化中，我们可以列举出诸多批评史意义上的话题，比如社会语境的转变和西方文化理论的译介所造成的知识话语的转换；现代性概念引入后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批评的媒体化和学科化；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然而，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问题都涉及了一个基本的关系，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反映在文学批评上便是批评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批评变成一种想象和阐释世界的方法时，又成为方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引入“政治”的概念并不表明本文认同近三十年文学和批评的发展遵循一条清晰的线索，即：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事实上，文学和批评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简洁的、毫无枝蔓的、以时间为序“政治化”过程。相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常常是相互缠绕，相互交织的。
二
“重返八十年代”，是较早清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一条途径。作为“三十年”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三十年”的理解也是建立在阐释八十年代的基础上的。
我们不必完全认同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访问对象的选择以及在谈话中建立起来的解释“八十年代”的基本框架，但该书作为清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当清晰地呈现了“八十年代”的一条轨迹。其封底罗列的一些常见词似乎更切实地反映了“三十年”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动，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差异。与八十年代有关的有：激情、贫乏、热诚、反叛、理想主义、启蒙、饥渴、争论……透出一种单纯和紧迫；而与九十年代直至当下有关的则包括：现实、利益、信息、世故、时尚、身体、喧嚣、边缘、多元、失落……显出些许势利和无奈。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社会转型的轨迹。这些变化是否有迹可循，差异之中是否存在关联性的特点，倘若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一系列变化背后的某种关联……这些都成为我们考察“新时期文学批评”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当代社会关键词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离不开政治语境的转变。如果为这一转变溯源则可追溯到“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提出。“文革”结束后，文艺界首先开始检讨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被称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庸俗社会学”受到批判，换言之，“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施行极左政治的工具，而文学是被极左政治利用的。因此，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结束“文革”开启“新时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和“正名”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学批评也从“从属论”、“工具论”的理论模式中解脱出来。这一过程，如果从“拨乱反正”的意义上理解，应当视为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对“正确政治”的选择，而“政治正确”也表现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重新确立。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与批评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而理论批评本身也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来。新时期初始阶段是一个回到常识的阶段，也是一个打破禁区的阶段。随着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等的发表，批评界对文学与生活、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时代能否写悲剧等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也渐次展开。仲呈祥总结当时文学批评的特点为：“一、坚持从创作的实际出发，面向生活，为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开拓道路。二、不断清理‘左’倾思想、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右’的干扰，注重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注重在批评中把历史的分析同美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使文学批评逐步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上来。三、文学批评的文体也正在逐步解放，文风有了较大改善。”③因而，文学在由“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过程中，文学批评的意义及其特征不可忽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在理论与批评上重新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伤痕文学”、“朦胧诗”等文学现象在争论中的顺利发展，批评在促使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中确立了它在一段时间内的权威性。
当时的各种思潮无不与文学批评关系紧密：从“伤痕文学”中读出了“文革”对人性的戕害，引发了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朦胧诗”的肯定实现了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开拓和创新；在关于“文学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论争中促成了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的全面发挥；声势浩大的“文化热”燃起了人们重新观照传统文化的热情，以寻求建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支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④、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⑤、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⑥等等文章都成为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批评在推动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去政治化”成为一种诉求，文学回到自身以及相关的“纯文学”概念也逐渐成为潮流。
如果能够重新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无需否认的事实是，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在处理自身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理论建树，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下进行。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也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获得了活力。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也因注重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以及不断地介入文艺论争的前沿而成为思想解放潮流的传播者。此时文学批评与理论创作界的所谓“拨乱反正”正是在重新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后来将其笼统地划入“去政治化”的潮流中并不妥当。
三
回望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批评界从文学创作追求艺术审美特质的特点出发，总结出了文学重返自身的线索，而这条线索又是与对“纯文学”思潮的命名和阐释联系在一起的。这条线索自朦胧诗始，经由新时期初年的意识流小说、心理剧到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间的寻根文学以及先锋文学而形成相对完整的轨迹⑦。在阐释文学如何“重返自身”的过程中，心理分析、新批评、读者反映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等理论方法交错登场、交相呼应。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注重文本本身的形式和技巧，注重文学对人的情感、心理、情绪的观照以及文学自身的审美表达，批评由此也在日渐疏离既定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意义上“重返”了自身。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的这一变化，都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改写了文学知识生产的面貌。
显然，文学回到自身的过程，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完成，而并非一次一劳永逸的历史终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便日渐失去了以一条线索统筹概括的可能，到了九十年代，文学更是进入了“无序”的状态。这些状况表明，“纯文学”思潮只是完成了从“文革”到“新时期”的阶段性任务，确立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虽然促进了文学回到自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先的一些观念和策略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这或许是解释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缘何率先反思当年的“纯文学”思潮的原因所在。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一种认为八十年代的“去政治化”背后实际上也是“政治”的观点颇为流行。无论我们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回到自身的路径并非与政治绝缘，这种观点的出现同时也表明，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简单化了的。
在创作和批评中回应西方的“现代性”是文学回到自身的主要方面，也是“纯文学”思潮得以形成的外部原因。今天看来，这无疑是表达了在现代化语境中的一种政治的而非纯粹文学性的诉求。八十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在“现代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政治愿望中大规模地译介西方理论。当时的译介一方面满足了中国对西方／现代／进步的文化饥渴，填充自身理论储备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以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因而，当时的“援西入中”几乎无暇顾及西方学术和理论中不同话语、不同传统之间的来龙去脉，无暇关注不同理论所观照的西方社会具体的历史现实问题，而是迫不及待甚至是大而化之地将中国日常生活的经验纳入这些局部化、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中。由是，“西学”仿佛成了一张艳丽的装饰画，被张贴在任何一个需要修饰的地方。
知识生产的这一变化，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转换。张旭东在回忆八十年代这段“西学热”、“理论方法热”时不无感慨地说：“只有当新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使‘西方理论’变成经院哲学的今天，它往日的社会政治涵义和企图才变得昭然若揭。一般而论，‘新时期’对种种西学思潮和理论话语的译介无不以摆脱‘极左思潮’、开拓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生活的语言空间为目标。对新的思想空间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赋予那些新颖的符号、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表述以一种感官的丰富性和刺激性。换句话说，‘文革’后中国的社会欲望在寻找其象征的表达时发现了‘西方理论’，而这种‘欲望的象征’的无知规定和意识形态内容都要求将其自身以‘审美’的方式重新创造出来。然而八十年代文化热或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如今的‘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更贴切的表现。但在历史展开之前，其抽象性和朦胧性却找到其美学的、本体论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变成了九十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⑧张旭东的描述揭示了知识话语转换中的政治因素。
我们通常是把“现代主义”合法性的确立视为文学回到自身的主要特征，而“现代主义”的知识话语也构成了“纯文学”思潮的重要部分。在当代文学演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这样的强调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轻视“现实主义”的“复苏”、“深化”与“改革”在文学回到自身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有必要把“现实主义”知识话语视为“纯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握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复杂构成，并且重新确立“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首先是以“现实主义传统的复苏”或者“现实主义的深化”开篇的⑨，何西来总结其原因有三：一是历史变革的要求；再是清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必然结果；三是思想解放潮流对文学艺术的必然要求⑩。新时期伊始，批评强调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多少带有钦定的官方色彩。为了使“现实主义”接续其曾一度享有的权威性，批评界首先清算了“文革”期间“反现实主义”的文艺导向，为被批判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正名，分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意义，同时也对王蒙、谌容等带有西方意识流色彩的小说进行了现实主义的解读。所有这些迎合的是当时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政治要求。在对“现实主义”进行理论完善的过程中，理论界对“真实性”、“典型性”、“贴近生活”、“靠近人民”以及作家真情实感和主观态度的强调，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相区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名片，“现代主义”更是令新时期理论界对其保持一贯的警惕。针对“现代主义”的冲击，理论界主张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有益的部分。所以在解读王蒙等早期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小说时，批评一再强调这些创作与西方现代派的本质差异，强调这些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赋予作家们厚重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到一九八五年前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中西方建立起了对话关系，文学的“寻根”和“先锋小说”的相继登场，特别是先锋小说的兴起使小说完成了由“写什么”向“怎么写”的转型，成为文学“重返自身”的标志，批评界也在“当代意识”的照耀下顺理成章地接纳了“现代主义”。但是“现代主义”取得合法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退场，只是迎来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二分天下。当时许多批评家也是针对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进行“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解读(11)，只不过在后来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追述中，论者却大多是从“现代主义”的确立来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成就的。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反映的是方法选择背后的政治。当“现实主义”不再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标识，“现代主义”也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名片时，关于两者的争论才不复从前的意义，方法背后的政治才是常态的政治。
四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迎来了社会生活的第二次转型，愈演愈烈的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文学处境，也促进了文化转型，批评与政治的关系又现出新意。随着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不断从中心向边缘滑落，文学的社会角色不断地由思考者转变为消费品，对文学的消费心态也代替了以往干预生活的精英理想。文学创作在这个变化了的语境中的处境与状态，已经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但是，当批评在作出这种论述时，其作用和影响力已经与八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随之而起的是对文学批评“媚俗”、“失语”、“尴尬”的谴责之声。无疑，批评与创作、批评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已经失焦，但批评的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九十年代，学术制度的日益完善，西方学术译介和研究的正常化、正规化，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创作社会意义的阐发者、新思想新思潮的鼓吹者的角色也随之调整。这正是“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特点。李泽厚曾将九十年代概括为“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个被确认的事实无疑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以后对政治的一种选择。一个基本的现象是，人文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暧昧许多，他们不再愿意站在风口浪尖指点江山，而是退回象牙塔埋首学问。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文学批评也开始了学院化之路。南帆在描述九十年代批评的转向时也说“杂志退隐，学院崛起”(12)。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和批评的学科化显然使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不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追踪当下的文学创作，也不愿将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主业（这样的选择当然多少表达了部分批评家对当下创作的不满）；但是当“学院派”带着严谨扎实的学风和相对广阔的学术视野介入批评时，却无疑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注入了学术品格。九十年代以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等西方学院中的理论蜂拥登场，构成了批评话语的万花筒。正如我们现在已经洞悉的那样，这些知识话语的背后显然都隐含了既定的政治立场。对于这一历程，我们如果用“缺席”或者是“去政治化”来表达，无疑是皮相的。对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批评的学科化不可避免，但同时，在今天中国的学院体制中，知识生产也未尝不是一种政治，更毋庸说批评家与现实关系背后的复杂性。此外文学的市场化也派生出一些贴近市场的批评，那些行文草率，只有客套寒暄和夸张恭维的文本的确使当下的批评饱受非议。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媒体的发达，进而催生了新的批评文体，学院批评与媒体批评的分野应运而生。媒体批评在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互相借势，通常为学院批评所不屑，因为迎合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失去学术良知的危险，但是，如果媒体批评在学术中享有大众，也在大众中享有学术，那么文学批评或许有了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文学批评以思想的方式介入现实是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资产，其情其景已经不可复制，在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专业化、学科化以后，文学批评如何以内在于专业的思想介入现实，至今仍然是个难题。学界开始对文学创作介入历史和社会的无力表示忧虑，也对批评界呈现出“学术登场，思想淡出”的职业化、技术化倾向显现出不满。一九九七年起围绕《读书》、《天涯》等杂志展开的一系列“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二○○一年起在《上海文学》上展开的对“纯文学”概念的讨论，二○○四年起在《天涯》、《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上对于“底层文学”的讨论都可以看作一九九○年代末期以来学界匡正过度“去政治化”的流弊，转而进入“再政治化”过程的重要事件。当然此时“政治”的涵义已经不同于当年“去政治化”时的“政治”了，它“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13)。如果说“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那么，“再政治化”则是批评与政治关系的重新确立。此时，如何选择政治以及选择怎样的政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大的困扰。
注释：
①《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研究的专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于2008年4月也合办了“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研讨会，诸如此类的会议甚多。《当代作家评论》自2007年第6期始开设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专栏，编者的话一语中的：“新时期文学走过了三十年。三十年是一个需要总结的时间。我们始终积极地参与新时期文学，现在已经到了总结我们自己的时候。文学在三十年的历史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与我们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社会历史、人性、美、内心世界、语言和形式、文化传统——这些问题不断地启动我们的活跃思想。围绕着文学，三十年的争论留下了那些深刻的认识？哪些问题需要继续争论，以至于可能影响未来的三十年？我们的刊物愿意开辟一个新的栏目，为大家的踊跃发言提供空间。”在这些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推动下，那个并不久远的过去开始被重新整理、分析和阐释。
②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政治”进行一个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将政治界定为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就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概念便是如此，毛泽东在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时，“阶级斗争”成为“政治”的代名词。新时期伊始，学界倡导文艺向艺术本体的位置回归，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复苏和深化，力求在破除“从属论”、“工具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符合艺术审美特性的批评方法，从而展开了一个逐步的去政治化的过程。显然，在此语境中的“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和“极左政治”。因而新时期这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去阶级斗争化，去极左政治化。近几年来出现的“再政治化”所指的应当不是这样的“政治”。
③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5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④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⑤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⑥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⑦见陆贵山、王先霈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第七章《审美特性的重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⑧张旭东：《重返80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陆贵山、王先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何西来的《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等讨论或总结新时期文艺思潮的专著都是这个提法。
⑩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第7-1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
(11)程光炜在《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12)南帆：《深刻的转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13)张旭东：《批评与历史经验——张旭东访谈》，《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代序》，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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