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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之前，美国大学的校长遴选权，大多操于校董会或督学会之手。大学的教授、员工、校友、及学生们，对校长人选的决定，非唯无投票权利，且无参与的意念。拿美国某私立大学为例，该校在1953年校长出缺，经由数名重量级的校董商议，私下决定继任人选，旋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与该人选晤面，当场邀聘此人为校长。此种校长遴选过程，该校师生无意亦无能抗议。
美国社会在60年代的后期，受到越战引来的种种冲击，尤在各大学园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挑起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对学校行政干预的意念。因应这种社会风气的压力，各大学的校董会或同类机构多少交出一些校长遴选的权力。上述某美国大学校长，在1969年卸任时，校董会即正式组织遴选会（Search Committee）以主遴选之事。遴选会的成员虽仍限于校董，已开始征询教授们的意见。但此时教授们尚无直接参预遴选的想法。待至1984年，该校校长再度出缺，此次教授团体施强烈压力，董事会不得不允许5名教授和两名学生，加入为数14人的遴选会。
由上述例子，我们知道美国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在近30年来，亦承受了社会潮流的冲荡而移入一个新的平衡点。
谈一个在美国比较著名的校长遴选例子。
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遴选
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 ）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下简称佛大），在1982年校长出缺。美国各州有所谓阳光法律（Sunshine law）。由于媒体及其他的种种压力，佛州的阳光法律渐扩张到高等教育的人事任命。1982年的佛大校长遴选，由学监会（Board of Regents）授权双层的委员会负责。上层为遴选委员会，具有投票权的委员4人。 下层为咨询委员会，成员共25人，其中包括8位佛大教授，3位佛大主管， 1位职员，1位学生，和12位社会人士，后者大部为校友。 咨询委员专责为收集校长候选人选，经淘汰后，提出最后名单若干人，供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所有会议根据阳光法律的原则全部公开，媒体及校外人士均可自由参加，外人并可在会议结束前限期时间内发言。
咨询委员会首先开会，斟定校长遴选公告，除提及阳光法律的原则外，尚提到佛大的体育计划（一位足球校队校友的建议），及最近募捐到的2500万美元基金（基金委员会主席的意见）。充分代表了委员会成员的个别价值观。
公告见报后，申请信就源源寄来了。申请人中很多是律师及商人，这些人并无学界的履历，亦不存任何希望，从事申请的目的主要为打知名度。其他的现代毛遂尚有小学校长1名，研究生1名，及清洁女工1 名。除此之外，亦有人寄信或打电话提别人名者。
校董们感觉候选人的水准过低，他们亦开始大批提名。提名的人选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福特，前国务卿基辛格及波士顿大学的校长约翰·西尔伯。
有些委员怀疑这些候选人的真实性，这些大人物可能来吗？但亦有人认为佛大是名校，应由国家级的领袖人物来做校长。
咨询委员会主席挑出100多名被提名人，逐一给他们打电话， 询问他们的意愿。大部分的人选敬谢不敏。主席推测其中有些人并非毫无兴趣，而是不愿在阳光下竞选。
其后主席向咨询委员们报告，表示一位现任州大校长有同意被遴选的可能，但顾虑到曝光的后果。委员们的反应剧烈。有人以为校长本来就应该是公众人物。有人以为如果他连申请信都不肯写，委员何须浪费时间？也有人以为候选人的顾虑情有可原。
如果他口头上拒绝，但愿意寄来履历表，应可继续考虑，不过假如他连电话都不肯回，应把他从名单上除名。
申请的人数众多，经一番讨论后，咨询委员们大量淘汰剩下13位候选人，淘汰完毕，许多委员事后发表意见，认为在阳光下讨论候选人诸多不便。譬如说，提到一位有争议性的候选人，某位委员只好这样说：“你也许该去查一查他的背景。我听说，在他担任现职时，许多人离开了。”有人以为这种方式的讨论亦可达到目的，因为大家都能了解别人言外之意。但也有人以为遴选校长是重要的工作，候选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应该充分讨论。但在阳光下，很少人有勇气指出别人的缺点，免得妨害关系，甚至惹上官司。
名单送到遴选委员会后，遴选委员们先把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的名字从榜上剔除，理由是该校长一径表示，他对此职毫无兴趣。这个消息次日在报上成为头条新闻，令该校长尴尬不已。他表示一个拒绝参选之人何能名列榜上？名不上榜，又何除名之有？其后，遴选委员们决定和其余12名候选人联络面谈。结果12名候选人中，3人拒绝参选，3人拒绝面试，只有6名候选人愿意和遴选委员及咨询委员们面谈。
面谈地点在坦帕（Tampa）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 在记者群的注视下，委员们觉得许多敏感问题不便提出。候选人亦觉有些校务意见不易畅言。面试过后，有人提议两会委员共同假投票。投票结果，康州大学校长迪比亚支奥得17票，佛州律师克里苏得15票，佛大商学院院长兰氏得8票，佛大副校长拜恩得7票，余不赘述。这个结果，次日即在报上刊出。过了几天，某记者要求验票，此要求被获准。第二天，全部投票详细纪录都上了报。最尴尬的是大家都看到，在遴选委员中的佛大师生员工没人投佛大商学院院长的票。佛大的委员们对此公开程度殊感意外，并希望他们和院长的关系不受影响。他们多人倒是投了副校长的票。但是唯一没投副校长的票的两人，恰好都是副校长的直接下属。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遴选
麻省理工学院在1989年校长出缺。由校董会授权主持校长遴选的是双层的委员会。上层为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约10人，皆为校董，有投票权。下层为咨询会，成员约10人，皆为麻省学院教授， 其中副教授1名，助教授1名。其余皆为正教授。咨询委员无权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咨询会，与10年前同名的咨询会有实质上的差异。10年前遴选校长时，教授们的角色只是点缀式的。据当年曾参与其事的林家翘教授说，彼时咨询会仅提供了几位候选人的名字。所有重要的讨论和决定，全由遴选会内的董事们独占。但到1990年，咨询委员们得和遴选委员们一齐参加所有重要会议。直至最后关头，遴选会的董事们始退至一角自行投票。咨询委员会的教授们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据咨询会的主席卡尼扎利斯说，他们的最理想人选，就是董事们投票选出的人。
委员们最先讨论的重要问题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切需的校长应具备什么条件？讨论的结果，由咨询委员会主席写成秘密备忘录。
两会的委员们和校内外的大学校长、名学者、各团体主持人联络，在广征建议之后，认为有五、六位候选人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其中一位竟是咨询委员会的初任主席夏普教授。该教授即退出咨询会。
两委员会派出小组和候选人面谈。由于希望保持机密，最初的面谈大都在外地举行。到了后期，委员们认为泄露机密的机会不大，始邀候选人及其配偶至校园参观，并和两委员会全体成员及校董会主席面谈。除这些人以外，见到候选人的只有几位前任校长，主要的目的是请前校长们现身说法，把过来人的经验和感觉告诉候选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告诉候选人的配偶。校长夫人的角色是什么？前校长霍华德·约翰逊说：麻省理工不但选校长，亦选校长夫人。因担任校长的人有大量的应酬。校长夫人须胜任愉快此种不正常的生活。
两委员会经过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获得共识。 由遴选委员们投票，选出夏普为校长，将此投票结果通知校董会的行政小组（附带一提，麻省理工校董会共75人，多为工商业界有地位人士。此人数众多之组织，决策全赖成员11人的行政小组。行政小组包括7名董事， 加上董事长、校长、财务副校长及秘书长），经行政小组投票通过后，再交董事会投票通过。如此校方始正式发表夏普为新校长，而全校师生及外界此时始得知校长人选的谜底。
这次遴选高潮还在后面。夏普获选后，经过数天考虑，忽然宣布拒绝接受新任校长之职。全校愕然。两委员会只好重新开始工作，最后选出密大副校长维斯特的长处和短处，恰与夏普相反。夏普是国际闻名的生物学家，几年后获诺贝尔奖，但行政经验较缺，当时为癌症研究所主任。维斯特则按行政系统逐步上升，由系主任至工学院院长升至政务副校长，可谓正统班底出身，但学术成就并不卓越。由此可知，找到各方面都符合理想的校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夏普当选之时，维斯特不在候选人名单上。他是夏普退出后才被考虑的。故维斯特并非次于夏普的第二人选。
据一般评论，麻省理工学院遴选校长从50年代开始显得保守而内向。董事们认为，麻省理工办得很成功，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从50年代开始，历任5届校长多为校内的现职行政人员。 我记得30多年前，当时颇为教授们拥护，后得诺贝尔奖的汤斯落选，当选的是曾任麻省理工的商学院院长，学术成就不高，而人缘甚佳的约翰逊。最近一次的遴选，维斯特虽然不是校内提拔的，但亦不是一个大胆有新意的选择。
哈佛大学由埃利奥特领导40年
哈佛建校于1636年。当时此校主要任务为教育学生以备传教士的训练。1869年埃利奥特就任校长。埃氏为一化学家，学术成就不高。但他高瞻远瞩，且行政力极强。埃氏观察当时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一个松懈的农村组织，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他以为哈佛在此一转型期，应以德国大学为模式，将重心由宗教性的学科，转移到非宗教性的，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学科；从大学本部，转移到高一层的研究院。他鼓励开放性的创新的研究。他以为哈佛的毕业生，应是未来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领导人物，而非传统之教会人士。
一个改革性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埃利奥特时机甚佳。波士顿当时经济欣欣向荣，地方的富商对哈佛捐助甚力，故埃氏有能力以全国最高的薪金聘取美国最卓越的教授，建立最完善的图书馆，并储积庞大的基金。他对美国脉络的掌握是正确的，哈佛的毕业生受到社会之重用。40年后埃氏退休时，哈佛的教授人数从50余人增至600人， 哈佛成为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而埃氏亦成为美国教育界之领袖。
哈佛的行政组织又与麻省理工不同。哈佛有两个校董会，其一为视察委员会（board of overseers），一年开会五、六次，其主要任务是委派各系的咨询委员，权力不大。具有权力的是哈佛公司（Harvard C-orporation）的董事会，此会成员为院士6人，加上校长和财务长。 院士们皆为与哈佛有深厚渊源的工商政界领袖，大多是校友，近年受潮流影响，亦有外校名教授受聘为院士者。院士每两周开会一次，商议政策性之大计。校长遴选，由院士全权负责。
博克（Bok）前校长说，哈佛院士均是有繁重公务的人， 有的在外省居住，但他们对哈佛极忠诚，两周一次的会议绝少人缺席。他举了一个例。温伯格卸国防部长之任时，要求和他密谈，希望哈佛聘他为院士。博克说：“你卸任后住在加州，可能两周一次来此参加会议吗？”温伯格说：“我一次都不缺席。”果然。（加州在美西，乘飞机至美东的波士顿需五、六小时。）
博克说：他不但不赞成学生参加校长遴选，连教授也不必参与遴选。博克以为教授们的自我定位，为本系或其专业团体之一分子，然后才是所属学校的一员，且教授限于经验，多乏恢宏之视野。校长遴选，应富有事业经验，对学校忠诚，知人善任，从整体利害着眼的院士们。他又以为遴选会成员人数不宜过多，五、六人优于20人。因人数多则不易相互沟通，且大家推诿责任，竭尽心力的反而少。
哈佛对校长候选人保持高度机密，除院士外无人得知，博克说卓越的候选人，常常已有满意的工作环境，不需要来学校求职。来求职的人，反是学校不需要的。（用我们的俗语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如果遴选程序公开，卓越的候选人更不肯来了。
波士顿大学以剑桥和牛津为模式
波士顿在1869年，由富商里奇捐助全美空前的170万美元建校。 此校以剑桥和牛津为模式，乃多元而全面的，男、女同校的大学，恰和6年前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截然相反。第一任校长华伦，除大学本部外，尚计划建立高水准之法律、医学、神学及文理的研究院。数年后，其研究生之人数已超过哈佛和耶鲁。
但波士顿大学的崇高目标始终没有达成，主因为财政经营不善。连里奇的捐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已用罄。财政的困难，令此校没有能力维持第一流的教授阵容。其次，此校没有一个完整的校园，学校的建筑零星散布各地。种种原因，此校之校誉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后来只好适应地方需要，办一些商务、秘书业务及艺术等科系。
1970年波士顿大学校长辞职，董事会组织了一个校长遴选会找寻继任校长。遴选会成员21人，其中董事5人，校友2人，院长2人，教授5人，研究生2人，大学生3人。大家首先讨论校长须具备的条件。由于每人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各有不同的提议。一位委员说，连耶稣基督来参加遴选，恐怕都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经过多次讨论和面试后他们选中了一位医院院长。但由于面试时触及一个敏感的种族问题，此院长拒绝接受校长之位。后来委员们找上了得州大学的文理院长西尔伯，西尔伯是个极有争议性的人物，头脑锐敏、主观极强，言辞锋利。经过再三讨论，遴选委员会投票选出西尔伯，交董事会通过。董事会投票的前夕，西尔伯被迫向董事和遴选委员们演讲。他说：“波士顿大学病入膏肓了，我是外科医生，替你们开刀。今年你们说没有亏空，那是财政上的，在教育上你们亏空了。你们学校优良的教授不够。你们给我150万美金为经费，我一年内找30 位最好的教授。明年再找下去，一直找满200名为止。财务上你们要负责筹款， 筹不够的话，你们自己掏腰包。我不喜欢你们的校园，太丑了，要是我来当校长，这是我的蓝图……你们不欠我一个校长，我也不欠你们一个允诺……我的政策，至少要5年后才见效，你们要我来干，要长期支持我。否则，请不要投我的票。”演讲完毕，几位委员私下说：西尔伯完了！第二天，董事们投票选出西尔伯为波士顿大学的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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