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梅辉立《聊斋志异》译介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汉学家论文,刍议论文,英国论文,梅辉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1）03-0085-11
“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没哪部作品比《聊斋志异》地位更高、传播更快、流传更广。该作名称奇特，曰《志异》，或《鬼的故事》。”[1](P24－26)这段文字出自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之手。1867年5月31日，梅辉立在英文期刊《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第3期中，以《志异或鬼的故事》（The Record of Marvels or Tales of The Genii）为题介绍了《聊斋志异》。后转载于1872年《凤凰》（the phoenix）杂志第三期。该文虽篇幅有限，且以书评（Bibliographical）的形式出现，但对《聊斋志异》的介绍却饶有趣味。阅读此作，有利于学者们管窥晚清汉学家对于《聊斋志异》研究的一般学术水平；其中涉及的某些信息，如嘉庆皇帝对于《聊斋志异》的爱不释手，以及他对蒲松龄的推崇，非惟其他来华西士不曾语及，恐当时的中国文人亦不曾记载，这对于了解《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尚未有人对该文做过详尽分析。本文拟介绍其主要内容，并尝试着评价其学术价值。
第一，关于作者及创作缘由，梅辉立的介绍虽有错漏，但大致准确，尤其是他对“聊斋”二字的解读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说：
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小说家在著作上并不署名，有段时期，一些文名卓著的作品面世了，人们却只能在书中寻找内证以猜测作者。而《聊斋志异》却有别于此。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饮誉于顺治和康熙统治时期（1640－1720）。尽管他勤学苦读、皓首穷经，但在科举考试中却连最低的功名都没能得到，据说，为寄托孤愤，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狐仙、精灵、妖怪等传奇故事的搜集中，这些故事充斥于中国各阶层。是编初稿名《鬼狐传》（Ghost and Fairy Stories），但其友人认为该书名及内容不足以尽其才，乃增益他条，列16卷，名之曰《志异》（The Record of Marvels）。“聊斋”二字隐含着某种中国文人所喜好的意蕴。某日，作者叹息功名无望，所谓“老无聊赖”，于是名其书斋曰“聊斋”，意味着此后的书斋生活就是他唯一的寄托或慰藉。
我们不妨通过两方面比较凸显梅辉立之于“聊斋”释义的学术价值：一是他与同时代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相比；二是他与当代中国学者相比。
梅辉立和翟理斯均为晚清来华汉学家，他的汉学名望远不及翟理斯，但他对“聊斋”二字的解释却早于并优于翟理斯。翟理斯在1880年出版的《聊斋志异选·序言》（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明确反对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把《聊斋志异》的书名译作《书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也反对像梅辉立那样译作《志异》或《鬼的故事》。他说：
这两种译名均不足据。逐字对译的话，《聊斋志异》当译作“Liao-library-record-strange”，‘聊’只是作者给他的书斋所取的一个奇特的名字。该字的来源，根据一段真伪不明的轶事，可以追溯到作者落第后自己所说的一番话：“唉”——据说他曾如是说——“吾今已老，无才资矣”（resource）；他把书斋命名为“聊”，意思是说他要用他的笔去寻找命运未能让他步入仕途的才资（resource）。对于这个无法译成英语的“聊”字，我冒昧地代之以中文发音，以更清楚地表示书名的原意。[2]
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在抄本《聊斋志异跋》中说：“聊斋，其斋名也。”此后，中国学界基本沿用了这一说法，认为“聊斋”就是蒲松龄的书斋名。细读上文，不难发现，翟理斯接受了蒲立德的观点，只是他把“聊”字解释为resource。在英语中，resource有资源、才力、手段、智慧等多重含义。有中国学者曾将上文出现的两个resource分别回译为“聊资”和“才智”[3]，这种解释显然不妥。由于翟理斯所据的那段“真伪不明的轶事”难以考证，“吾今已老，无才资矣”（I shall now have no resource(Liao) for my old age）的中文原文亦不知究竟为何，但前后两个resource表示的至少是同一含义，这点应确定无疑。笔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姑且在此回译为“才资”。但无论怎样，翟理斯最终实际是放弃了追究“聊”字的确切含义，否则他就不会代之以中文音译了。
相比之下，梅辉立的解释虽然简短，但还是经得起推敲的，不少当代学者亦如是观。譬如，2008年，有中国学者撰文《“聊斋”名义考》，指出宋人邹浩与明人谭贞默都曾使用过“聊斋”之名，因此“聊斋”并非蒲松龄原创，蒲松龄或许正是借用了谭氏的“聊斋”来抒写自己的“心斋”。所以，“聊斋”之“聊”并非“闲聊”而是“寄托”之意；“聊斋”不是“书斋”而是“心斋”[4]。百余年前，梅辉立结合蒲松龄一生的仕途蹭蹬，用“老无聊赖”一词释读“聊斋”，“聊”之命义显系“寄托”。与当代中国学者不同的是：梅辉立并没有拒绝接受“聊斋，其斋名也”这一观点，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蒲松龄之所以选择这一书斋名，乃是因为“功名无望”，于是把“书斋生活”当成了“唯一的寄托或慰藉”。梅辉立虽然没有对“聊斋”进行字源探析，但他的解释却自然合理地回应着蒲松龄《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哉！”[5](P332)其清晰明了也不亚于当代中国学者的分析。笔者由此深切感受到，19世纪海外汉学家用英文撰述的中国文学研究资料，虽错漏万千，但也确有耐人省思的吉光片羽不容错过。
第二，梅辉立简单概括了《聊斋志异》的主要内容，认为它是一部以讲“狐仙”故事为主的短篇“传奇”，这类内容的虚幻、乏味和粗俗使之逊色于阿拉伯故事；梅辉立在否定“聊斋”题材的同时却又肯定其文体风格，赞赏该作文字的简洁典雅和作者的淹雅宏通。他说：
该著最终结集出版时包括300多个故事，其中大部分内容与超自然的精灵相关，常常讲到狐狸，但它在某个阶段会具有幻化成人的能力，这是中国人所普遍信奉的。大英博物馆的Dr Birch曾就狐仙这一论题发表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刊载在1863年《中日丛报》（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第三卷上。在《聊斋志异》中，人们几乎可以找到各个时期中国传统狐仙的各色故事；但一个欧洲读者也许很难理解该著在中国的风行。按西方人的判断标准，该著包含的这些故事（tales）主要是传奇（legends），它们不但毫无可能（对这类作品自身而言，这还不是最大的缺陷），而且极其枯燥乏味（bald and prosaic in the extreme），只是在平淡的叙述（尽管其人物具有超自然性）中插入些干瘪、且事实上又猥亵粗俗的故事，不像阿拉伯故事那样庄重严肃且充满天才的想象。只是对中国文学界而言，作者的盛名与其说是来自于作品内容，不如说是来自于写作方式。其文体异常精炼和纯净，犹如出自古代史家之手，在这种简洁的文体之外，又辅之以广博的学识和随手拈来的实例，其资料源远流长，都是他那好古的国人明确崇尚的。以《解剖忧郁》（Anatomy of Melancholy）这类风格写作的神话故事（fairy-tales）在大不列颠很难风行；但在中国，看门的门房，歇晌的船夫，暂事休息的轿夫，更不必说像书中那样的文人了，他们都满怀喜悦地阅读着以简洁典雅的风格讲述的《聊斋志异》。
梅辉立的上述观点在晚清西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聊斋志异》的早期译介者，从郭实腊（Karl Gützlaff,1803－1851）到翟理斯，无一不在褒扬《聊斋》语言技巧的同时批评其内容的荒诞无稽。结合梅辉立的分析，我们不难体会初次邂逅《聊斋》故事的西方人对这类题材的矛盾与困惑。
同时，上述文字还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英国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探讨开始逐步摆脱自说自话的矜持和不加辨析的附和，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和阅读视野的开阔，以梅辉立为代表的部分汉学家有意识运用第一手中文材料，独立思考，并积极回应和相互驳难，以纠正轻率之论，建构科学之说，现代学术思辨精神在这一代汉学家身上开始酝酿萌蘖并逐渐养成。
在探讨《聊斋志异》的主题方面，最早译介《聊斋志异》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认为该著主要是一部宣扬“道教信条”的传奇；1851年出版的《中国丛报·总索引》甚至把郭实腊的《聊斋》译文命名为《道家之非凡传奇》（Extraordinary Legends of the Táouists）。他的这一观点几乎被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6]。梅辉立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两人的观点，但他引用Samuel Birch所写的《中国传奇——狐狸精》（Chinese Romance-The Elfin Foxes）一文，强调《聊斋志异》主要是一部讲述超自然物、尤其是狐仙故事的传奇，这种概括显然更为确切。又如，梅辉立在该文的最后还指出：马礼逊的《词根字典》（Radical Dictionary）匪夷所思地把“妖”字注释为中国的“仙后”，这种不伦不类的比附或许是受了斯宾塞（Spence）诗歌的影响，同时也源于马礼逊对《聊斋志异》的未及问津。
从梅辉立开始，《聊斋》英译者逐步摆脱了郭实腊、卫三畏身上所表现的草率，他们对前人及同辈的怀疑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子是翟理斯在翻译《聊斋志异选》时，除了反对梅辉立的《聊斋》译名，还纠正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梅辉立的《中文读者指南》（Chinese Reader's Manual）误把《聊斋》书稿的完成时间写作1710年，根据《聊斋自志》当为1679年；二，《聊斋志异》引经据典，广泛融汇了过去三百年间的诗歌和历史，离开评注和参考文献实难理解，因此，梅辉立所谓《聊斋》问世后在各阶层广为传播实难成立；三，《聊斋志异》与《解剖忧郁》文体风格相去甚远，梅辉立将二者牵合一起实属莫名其妙[2]。翟理斯的指谬说明他对前人的译介时刻保持着警醒，其小心谨慎令人叹赏。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不少指责，最典型的是，辜鸿铭在《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就批评翟理斯虽然有流畅优美的文风，却缺乏哲学的洞见，因而使他的著作在材料的组织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这个挑剔的文坛怪杰对梅辉立却颇为宽容，他说梅辉立的“《中文读者指南》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最小心谨慎又不装模作样的”[7](P135)。在此，小心谨慎这一治学之道不仅被梅辉立和翟理斯自觉践行，也成为晚清汉学家评判汉学著述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中期，汉学家在译介中国小说的路上虽步履蹒跚、行进艰难，但借助数量众多的英文期刊和汉学著述，中国小说的面貌日渐清晰，他们的学术自觉精神也在逐步确立。
第三，梅辉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聊斋志异》在中国的流传，他对但明伦、嘉庆皇帝之于《聊斋志异》的喜爱着墨尤多，对王渔洋与《聊斋志异》的关系偏执一论，某些材料确系闻所未闻，甚至唐突君王重臣，然而这种大逆不道的著述，在当时的语境下，似乎也只能出自享有“治外法权”的西人之手。他说：
该著最初以手抄本流传，1740年，作者的一个孙子将之付梓，此后众多版本相继出现。其中，但明伦1842年出资刊刻的本子最有价值、也最为完备。他是一位颇富声望的官员，位及两淮盐运使，曾聘请大批文人耗时数年之久为故事中充斥的晦涩之语和暗指之处寻找答案，给每个故事做了注释。他对该著的喜好，仅次于嘉庆皇帝，据说嘉庆皇帝但有闲暇即沉溺于翻阅《聊斋》，1820年驾崩时，还在考虑册封其作者配祀孔庙先贤之列。该著还有一段与王渔洋有关的故事值得注意，他是一位康熙统治时期的内阁大臣，据说他曾给作者百千金，以便在某些故事的结尾以他的名字添加少许评骘，认为这是使其名声流芳后世的最好办法。
王渔洋以“泰山北斗”主盟康熙诗坛数十年，学界解读他与《聊斋志异》的关系时，持论较公的是嘉庆年间的冯镇峦，他在《读聊斋杂说》中云：“赵清曜谓：先生书成，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予思渔洋一代伟人，文章总持，主骚坛者数十年，天下翕然宗之，何必与《聊斋》争之？且此书评语亦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5](P584)言下之意是渔洋不必借重于《聊斋》；《聊斋》亦不必依恃于渔洋。但渔洋购书传闻一出，历来学者多斥其不足信，并倾向于认为《聊斋》的风靡实有赖于渔洋的评点；梅辉立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渔洋购书并加评骘，乃是借《聊斋》以延誉。
嘉庆皇帝之于《聊斋志异》的传闻更属无稽。有趣的是，《聊斋》问世后历经康、雍、乾等数位皇帝，为什么这类故事偏偏被附会在嘉庆皇帝的身上？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嘉庆真的读过《聊斋》，只是后世将之夸张变形，乃至达到要册封蒲松龄配祀孔庙的地步？《清实录》、《嘉庆起居注》自然不可能记载皇帝染指《聊斋》之事；笔者所见材料中，唯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云：“《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其流传之广，盖可知矣。然不为《四库说部》所收。当时此书，确曾流入宫禁，深荷嘉叹。继以《罗刹海市》一则，含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儿装，乃言满俗，与夫美不见容、丑乃愈贵诸事，遂遭摈斥。”[8](P219)此传闻不知何据，虽云《聊斋》“确曾传入宫禁，深荷嘉叹”，然而“嘉叹”者究竟是谁并未明说。山东大学教授王平先生指出，《聊斋》问世以来，特别是青柯亭本出现之后，各种重印本、评点本、注释本接踵而至，唯独嘉庆二十五年间竟然没有一种刻本出现，他认为这与嘉庆年间对“小说坊肆”的严厉禁止有关[9]。笔者发现，不仅如此，在小说内容的禁毁方面，嘉庆皇帝也有所拓展。此前被禁毁的小说主要是两类——诲淫诲盗的“草窃奸宄”之作和针对大清政统的“语多违碍”之作，而嘉庆十八年所发谕示专门强调了“侈谈怪力乱神之事”的“稗官野史”，认为这类作品“最为人心风俗之害”。此期间“侈谈怪力乱神”的典范之作即《聊斋志异》。为什么强调这类内容？是否与嘉庆个人的阅读经验相关？果真如此，再与上述传闻所谓《聊斋》“确曾传入宫禁，深荷嘉叹”联系起来，在大清诸帝中，嘉庆看过《聊斋》的可能性似乎较大。如果这种推论成立，那么梅辉立的记载也未必全系捕风捉影。更何况，身为英国公使馆汉语秘书（Chinese Secretary to the British Legation），在与总理衙门高官交往中，梅辉立不但有可能听说某些皇家私密；作为享有“治外法权”的英国人，也可以无所忌惮地诉诸笔端。然而，这也只是笔者的个人推测，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嘉庆之于《聊斋》的喜爱确凿可信。
无论怎样，在梅辉立的笔下，《聊斋志异》是朝廷重臣乃至皇帝都格外青睐的书，对于初识《聊斋》的西方人来说，这种信息自然会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聊斋志异》的海外译介。
第四，为彰显《聊斋志异》的主要特点，尤其是中国人的狐仙崇拜，梅辉立翻译了《酒友》（The Boon Companion）一文。他说：“狐仙崇拜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正如Dr Birch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迷信肇始于远古时期。然而，狐仙崇拜尤其风靡于北方诸省，这些超自然物被赋予某些人类的才能，中国南方则把‘五通’（Five Perceptions）作为信奉的对象。狐仙的性格得到了全面描述——狠毒、仁慈、勤奋、多情、贪杯。如想在此探索迷信行为的一般特点，那本文的篇幅远远不够；所以，本文拟用一则范文（在三百篇中选了篇幅最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简单概括该著的特点。”
据笔者调查，在此之前，郭实腊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粗陈梗概地介绍过9篇作品，但并没有完整翻译一篇；卫三畏完整翻译了《种梨》、《骂鸭》、《曹操冢》和《商三官》，在《拾级大成》（Essay Lessons in Chinese）中还提及另外14篇作品；梅辉立或许是第三个介绍《聊斋志异》的西方人，《酒友》则是被翻译成英文的第5篇作品，只是他仅翻译了前半部分，始于“车生者，家不中资而耽饮”，止于“狐量豪善谐，于是恨相得晚”，后文省略，代之以两句评论：“故事结尾写狐仙慷慨显灵，三番五次找到财宝，以答谢酒友之仁慈。然而，许多狐仙的作为并不像他那样天真无邪（如上所示）。”
翟理斯在梅辉立之后重译了《酒友》，以下这段译文可凸显二者的不同。同样翻译“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启覆视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谢不杀之恩。生曰：‘我癖于曲蕖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如不见疑，当为糟丘之良友。’”梅辉立的译文曰：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 fox stretched itself,and our hero laughed,saying:“Well done! You have had a nap!”and throwing off the covering beheld a handsome man in scholar's garb,who rose and made an obeisance before his pillow,in gratitude for the mercy shewn in not putting him to death while sleeping.Our hero replied:“My inveterate passion for the juice of the grain makes the world look upon me as a madman; but you,good Sir! Shall be to me as Pao Shu (was to Kwan Chung,i.e.as Damon was to Pythias).If there is no hesitation on your part,you shall be my trusty friend of the wine-press.”
翟理斯的译文曰：
About midnight,the fox stretched itself,and 
cried,“Well,to be sure,you've had a nice sleep!”He then drew off the clothes,and beheld an elegant young man in a scholar's dress; but the young man jumped up,and making a low obeisance,returned his host many thanks for not cutting off his head.“Oh,”replied ,“I am not averse to liquor myself; in fact they say I'm too much given to it.You shall play Pythias to my Damon; and if you have no objection,we'll be a pair of bottle-and-glass chums.”
相比之下，梅辉立更忠实于原文，几乎逐字翻译；翟理斯的译文虽改动较大，但语言却更为自然流畅。此外，梅辉立对于字意生疏之处，在正文中插入括号直接注解；而翟理斯则在正文之外增加了注释。明显的例子是，梅辉立的译文中出现了音译的“鲍叔”，又在括号里注明：“鲍叔之与管仲，如同达蒙之与皮西厄斯”，两人是希腊神话中的生死之交。翟理斯的译文则直接以“达蒙与皮西厄斯”替代了“鲍叔”这一典故，又在后文的注释中写道：“管仲与鲍叔是中国的莫逆之交，他们是两位能力非凡的政治家，饮誉于公元前7世纪。”整体看来，梅辉立的译文虽不及翟理斯的译文可读性强，但却以学者的严谨和细腻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典的风貌。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也能深刻体会何以对著作等身的翟理斯颇多微词的辜鸿铭，竟然竭力称道梅辉立的“小心谨慎”。
遗憾的是，梅辉立年仅38岁就死于斑疹伤寒，如果他也能像翟理斯那样安享90岁高龄，其成就或不可估量。在《学院与文献》（The Academy and Literature）1878年7月13日刊登的一篇悼文中，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万般悲痛地说：“几周前梅辉立还身体健康，工作努力，像平时一贯表现的那样孜孜不倦。他兼有25岁学者的热情和50岁学者的成熟。作为一个研究者，他勤奋刻苦、卓有成绩，而且他热衷于研究第一手资料。”正是对第一手资料的偏爱和一贯的小心谨慎，才使梅辉立没有踵事定论，像郭实腊和卫三畏那样草率地把《聊斋志异》定义为一部宣扬道教的“异教读物”，而是真正反思该作的文学属性，并对“聊斋”的释义、该作在中国的流传、西方人对这类题材的接受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为此后的译介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收稿日期：201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