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九二论文,年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运动及北伐战争到最终破裂走向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近年来，随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布，海内外学术界对2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进展。为进一步推动对2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于2004年7月25日至29日在宁夏银川市联合主办了“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美国、韩国的近60名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43篇论文，内容涉及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展示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段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20年代的政治史一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次会议也有不少论文涉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
国民革命是20年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考察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由迅猛兴起到马日事变及武汉分共后迅速跌入低谷的史实，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之所以迅猛发展是由于农民所遭受的深重压迫，然而中共主导的农民运动只注重民众运动而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这是造成后来农民运动形势逆转的重要原因。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则考察了1926年广东地区左、右派工会围绕扩大组织产生的对立及国民党中央的处理过程，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在北伐后方强调民众运动的从属性，并对之采取了统制政策。
国民党党史也是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对于国民党何以由革命走向保守和反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着重从国民党内部探究这种转化的轨迹，认为孙中山在土地及社会改革问题上持温和的改良主张，并为戴季陶、蒋介石等所继承。在蒋介石当政后，浙江“二五减租”是其唯一的改良实践，但在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下旋即夭折。其后，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实行的是保守主义政策。香港公开大学苏维初回顾了中西方史家关于“国民党左派”一词的用法分别，认为“国民党左派”比“改组派”更能反映1928到1931年汪精卫系的特质。四川师范大学曹成建探讨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实践的理论来源、法规内容、实施效果及时人评价，认为国民政府工作重心和方法与国民实际需要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地方自治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金以林以20-30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从地域观念角度分析了国民党内派系冲突，认为地域观念是构成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重要因素。历史造就了粤籍国民党人在其党内的特殊地位，革命正统意识是其地域观念的构成要件之一。
国共两党关系也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杨天宏考察了苏俄、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认为苏俄为在国民党内造就亲俄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了划分左、中、右派的政策，并为中共所贯彻，后又随国共合作延伸到国民党内。孙中山不认同划派做法，努力维系党内平衡，却因注重各方平衡而造成思想含混歧义，及至其去世后，国民党急剧“左”转，分裂在所难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奇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国共两党之外，通过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重点探讨了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演变，认为20年代之初，“革命”成为各党派的共同诉求，尽管三党“革命”的目标、对象、内涵不尽相同，但都以“革命党”自居，争夺“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与革命正统，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开始形成。中山大学历史系敖光旭讨论了1924年中苏恢复邦交前后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认为国共两党之离合及国民党内部对共态度不同的两派力量之消长，取决于国民党对苏俄交涉之得失和中苏国家利益及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程度；国民党虽与苏俄就中苏协定达成了谅解，并以此暂时平息了党内的反苏倒共浪潮，但因此而导致的种种积怨，也成为其日后清党反苏之潜在因素。
在20年代的多数年份，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权为北洋军阀及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考察了吴佩孚作为舆论界所认之“较为开明的军人”实力派，在1922-1923年间与苏俄及北京知识界的交往，认为苏俄及北京知识界都曾瞩望于吴，并力促其与孙中山联合，但最终仍归于失望。天津师范大学李学智考察了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从国内形势和内部组织角度分析其失败原因，并认为其在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立场及与军阀政权抗衡方面仍有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徐辉琪从护法战争时期李烈钧与唐继尧的关系变化过程，探讨了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认为李、唐关系经历了由密切到决裂的过程，其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李烈钧对孙中山领导的“回归”。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考察了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孙中山以汪精卫居中联络张作霖的经过，认为孙中山在联合张作霖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只是一种策略，也是他试图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合作以统一中国的努力。复旦大学冯筱才则以实力派军人为中心，对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商团事件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各方力量均受到时势及外界各种因素的左右，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应该在特定时空场景中予以分析，而不能以对人物的阶层分析或静止分析推演其行动逻辑。
2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此次会议与经济史相关的论文多集中于对金融业的研究考察。
复旦大学吴景平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就内债问题与政府的交涉，认为钱业公会对政府提供的借款，虽含有政治选择的意味，但仍关注其自身经济利益，“在商言商”的原则并未简单地让位于政治的考量；南京政府虽在本质上将上海金融市场作为敛财之地，但在具体操作上仍须遵循金融市场的某些客观要求；上海钱业界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良性互动关系。宁夏大学历史系张天政考察了20年代上海银行公会在公共准备金、汇兑经济、国内行市、票据交换制度等方面的建设，认为这些制度建设为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及上海华商银行业务的改进。复旦大学朱荫贵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国在华银行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中国银行业的实力增强及民众爱国图强意识的觉醒等原因，外国在华银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遏制，而日本银行业则在东北有迅猛扩张，但另一方面，外国在华银行的统治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对于同时期的工业发展，20年代的手工业状况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史建云通过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手工业状况，认为手工业并非单纯地走向衰退，而是呈现出商品生产扩大、生产技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等一系列变化，开始向现代化转型。
与会学者对20年代中国社会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农村与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以江西和福建为中心，分析了20-40年代江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农民生活状况，探讨了中共土地革命的成因，认为江南虽是土地革命的集中爆发区，但土地集中程度并非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严重，而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的衰落以及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压榨使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不断恶化，也使农民革命成为此时革命的主题之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陈意新考察了华洋义赈会的创立、组织、发展及影响，认为华洋义赈会及其领导的合作运动，构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农村合作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经济以及国共两党的农村经济实践都有深远的影响。韩国汉城国立大学柳镛泰分析了国民革命时期两湖地区农民协会合作运动的状况，认为农民协会合作社在基金筹措、经营管理、终极目标等方面体现了非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倾向，这是由欧洲新思潮影响及农民社会自身倾向所造成的。此外，四川大学陈廷湘从民众情绪的角度梳理了由山东问题引发的民众运动的起落变化，认为就山东问题而言，五四运动与抗议二十一条要求及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呼声有着共同的焦点，然而这些运动的形式差异颇大，须从民众运动自身，尤其是民众情绪激越化的角度去把握。中山大学邱捷则从民间武器的角度考察了20年代广东的国家与社会问题，认为民国初年的广东一直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解决民间武器泛滥问题，此问题是国家对基层社会失控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使基层社会与国家相分离。
在关于20年代中外关系的研究方面，有两位学者以中东路事件为研究主题。北京大学杨奎松主要依据档案材料，考察了中东路事件的由来以及张学良、蒋介石等人在对苏交涉中的态度变化及意见分歧，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张学良呼应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表明自身立场，事先还曾与南京通过气；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除军事因素外，一是过高估计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的意识形态分歧，过低估计了苏联的反应；二是中国未实现统一，南京政府尚不具备动员全国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外交方式无法取得成功。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则着重探讨了中东路事件的发动，认为东北当局是事件的主要决策者，南京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张学良的动机主要是利益驱动、迎合南京政府的反苏立场、或许还可取悦于日本，而事件的结果使东北军损兵折将，暴露了自身弱点，削弱了斗志，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探讨了20年代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的联德思想及实践，认为国民党联德政策的动机既有现实的政治、外交、军事需要，更是出于对德国的欣赏，此时国民党的联德思想与实践为后来双方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静考察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有关情况，认为参与太平洋学会第一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将会议作为国民外交的试验而引入中国，而中国代表参与会议的过程也体现了他们履行国民外交的实践。韩国岭南大学孙承会探讨了20年代中国东北韩人国籍问题的构成以及中国和日本解决该问题的举措，认为中日双方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错综复杂的韩人国籍问题上采取暖昧而且对立的政策，致使争端发展到以激化方式解决。
北京大学罗志田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华盛顿会议至北伐战争时期中外关系格局的复杂多变，认为华盛顿会议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列强在华势力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北伐前夕，一方面，中国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既是中国秩序紊乱的造因之一，又是中国既存权势的一部分，使中国问题不时地呈现“国际化”意味。复旦大学陈雁由梁士诒和颜惠庆的政争，考察了20年代初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运作，认为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体制虽在逐步完善，但在一个由派系构成的政治体制中，外交也不能幸免于派系冲突，职业外交官们虽标榜超然与中立，但常不得不靠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及社会关系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到派系斗争中，牺牲了独立与制度。北京大学牛大勇、陈长伟就中外学界数十年来对于20年代列强对华政策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深化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
2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活跃时期，会议有多篇论文讨论相关问题。复旦大学章清通过对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新考量，认为《新青年》群体的分裂并不意味着思想界的分化，20年代上半期中国思想派别的划分主要仍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随着中国社会的重组，阶级意识的提升，20年代晚期思想界的“分裂”愈发突出，不过，这种分裂实际并非思想界的分裂，而是中国社会的重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郑大华考察了泰戈尔访华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反应，认为泰戈尔访华正值中国思想文化论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围绕对泰戈尔思想的评价，知识界出现了论争，它既是此前“东西文化”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展，又引发了新的分歧，使新文化派内部公开分裂。
在20年代中国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贺渊探讨了胡汉民“三民主义立法原则”的理论源流与现实基础，认为该原则主要体现的是社会本位原则，与孙中山晚年的社会本位理论倾向有继承关系，但是这种继承是不完整的；同时该原则也受到国际立法趋势的影响，但忽略了西方自由主义立法原则，是国民革命兴起后现实斗争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刚从青年毛泽东的西学素养及国际视界出发，探讨与评价了毛泽东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政治理念，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及大同思想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考证了章太炎1920年长沙之行的经过，展示了章太炎对联省自治，杜威、罗素访华，新文化运动等当时重要的政治思潮、文化事件的参与和回应。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回顾了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指出二人在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的相近之处。中山大学张太原全面勾勒了2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关系之起落。美国俄勒冈大学克拉克学院蒲乐安从多个角度考察了美国人华纳在中美两国民间交往中的活动。
对于以往没有研究或研究较少的一些问题，也有学者撰文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汪朝光以国民党在上海所建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为中心，探讨了上海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并以此考察了国民党当政后国家权力向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渗透与控制，认为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是国民党当局构建一元意识形态与“党治”民族国家认同的要求，也是2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情势发展由相对放任而趋于集中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左玉河考察了1929年“废止中医案”风潮发生时西医界和中医界的矛盾、论争及政府的态度，认为论争实质是中医界维护自身生存的生死抗争，论争的范围并未局限于学理的讨论，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甚至提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北京大学徐勇从军阀研究的学术史角度，回顾了国民革命前夕一批学人及社会政治活动家之间围绕军阀问题展开的论战，认为这场论战加深了人们对有关谁是军阀、军阀的评判标准、其消灭之可能以及中国传统军政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兼具政治与学术意义。中山大学孙宏云考察了清华政治学系的创立及其初期的学科建制，认为清华政治学系深受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同时也开始注意本土化问题，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的起步。
总体而言，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其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课题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二是注重对新材料，尤其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运用；其三是研究视角更为多元，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尤其是对于一些“老”问题，选取了新的研究视角，并借鉴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再审视。对于上述论文提出的问题，与会学者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本次会议是近年来学界有关20年代中国历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一次展示，对于进一步引起学界对20年代中国历史的关注，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