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音学论文,发展方向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音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语音学和音系学近年来有“融合”趋向。我国学者十年来的研究在理论建设、现代技术应用、汉语音律和国外音系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绩，今后应更重视理论建设，加强语音学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结合，要提高外语界的研究水平。
关键词：语音学、音系学、现状、方向
一、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的走向
语音学是研究发音的学科。 它包括三个主要领域（ Ladefoged ，1971）：发音语音学，探讨人类发音器官发出声波的方式；声学语音学，研究声波的构成成分以及声波的规律；感知语音学，研究语音如何被人接受。此外还有研究发音的神经系统和发音机理的生理语音学和运用实验手段记录、分析和研究语音的实验语音学等。随着语音实验手段的普及，近年来实验语音学已不再被当做是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
普通语音学指可以运用于任何语言的语音描述的规则和技术，它为我们提供的是一整套人类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声音。普通语音学的理论可以用来对某一特定语言进行描述，形成该语言的语音学（如汉语语音学、英语语音学等），但就其主旨而言，普通语音学是独立于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
音系学是研究语音系统的学科。与语音学不同的是，音系学用来描述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对于可能的发音的选择。因此，音系学首先是对于具体语音或是某一特定方言的语音系统的研究。普通音系学的理论是在对于具体语言发音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义的音系学还包括对于语音历史变化的研究，汉语称为音韵学。汉语音韵学是汉语历史音系学，是我国传统的语音研究方法。
语音学和音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语音学和音系学经历了先合后分、分而后合的过程。研究语音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汉语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魏人李登所作的《声类》，表明我国对于语音的研究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 和他的学生Micolaj Kruszewski提出音位学说以后，音位学曾一度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其意义是对语音的描述更为简捷、明确，现代音系学由此产生。本世纪中叶Roman Jakobson提出区别性特征理论，为音位的确定提供了新的依据。60年代美国生成音系学的提出使语音学和音系学彻底分道扬镳，形成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出现了语音学和音系学平分天下的局面。生成音系学的代表著作是Chomsky ＆ Halle（1968），称为标准生成音系学。生成音系学在70年代后期经历了自然生成音系学、词汇音系学的挑战，到80年代初期发展到多音层、多平面、多层次的三维模型，以自主音段音系学、韵律音系学为代表，统称非线性音系学。90年代归结为Prince和Smolensky的“优选论”（王嘉龄，1995）。
然而，无论人们怎样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可容性，在一些语音学的教材中，仍不可避免地介绍了音系学的基本内容（如Ladefoged，1982 ），在音系学的教材中又常以语音学的基本内容为起点（如Schane ， 1973和Sloat et al.1978等）。Ladefoged.一直是倡导语音学和音系学一体化的，他提出“语音学与音系学概念”（Ladefoged，1971）， 即是一个例证。Clark ＆ Yallop（1990 ）的著作就叫做《语音学与音系学概论》。在我国，语音学、音韵学、音系学一直没有明确的区分，罗常培和王均（1957）后面有音位学理论介绍，后又增附“音位的区别特征”和“音系学”（1981），王力（1956，1963）前面专门介绍语音学知识。不难看出，我国学者历来重视语音和音律研究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
90年代初Ohala（1991 ）明确提出语音学和音系学的分裂是有问题的，是建立在对语音学的错误理解上的。他呼吁语音学和音系学应重新携手，建立“总合音系学（integrative phonology）”， 共同解决当前语音科学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90年代的语音学和音系学将有可能进入重新走向融合的阶段。
二、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的现状
王理嘉（1993）认为1949年至今的我国现代语音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当中有一个停滞的10年动乱时期。按照这一划分，我们在50年代初期重点解决了建立汉语拼音系统的问题，同时开始介绍语音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这对当时急于解决的汉语语音研究、汉语方言调查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50年代后期为配合推广普通话，研究汉语普通话的文章较多。60年代起开始介绍现代语音学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语音实验研究成果。同时，有关汉语普通话音位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在此之前，人们对音位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于音位的抽象性、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关系还认识不足，以至于在50年代中期以后讨论确定普通话音位中如何处理声调的问题时，还有人认为不同声调的元音（韵母）应作为不同的元音音位看待。经过讨论，认识得到了统一。现在，已没有人会对此提出任何疑义了。
70年代末以来，中国语言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近年来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
1.概论性著作和教材
1）语音学
林焘和王理嘉的《语音学教程》（1992）是一部很好的语音学基础理论的换代教材，它把传统语音学、汉语语音和实验语音学结合在一起，讲解了语音的形成、元音、辅音、音节和音节结构、声调、语流音变、轻重音和语调、音位和区别特征等语音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本书的特点是：例证以北京话语音为主，以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做补充，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于北京话语音的研究；练习中有大量的口耳训练题目，强调语音学的基本能力训练。
吴宗济和林茂灿的《实验语音学概要》（1989）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现代语音学著作。与林焘和王理嘉的（1992）相比，本书更重语音实验技术。书中强调实验语音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在讨论了语音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之后，从生理、声学、感知三个维度分析了元音、辅音和声调这三个基本的语音现象，分析了普通话音节的一般结构和声学结构，介绍了轻重音实验和区别性特征。本书的两个附录分别介绍了常用语音实验仪器和计算机在语音学研究中的应用。这是一部重要的语音学理论著作。
这方面的教材还有罗安源和金雅声（1990）结合民族语言为民族院校学生编写的、吴宗济（1991）为对外汉语教师缩写的和徐世荣（1993）供一般读者学习普通话语音之用的教材。此外还有曹剑芬（1990）、周同春（1990）、朱川（1986）等著。
2）音系学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1991）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现代音系学基础知识的入门书，它从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入手，讨论音位分析的方法和北京话音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区别性特征理论和生成音系学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结合传统语音学介绍声学语音学的基本知识，结合音位学说的起源和传播介绍不同的音位理论以及音位分析中的各种问题，结合普通话音位专题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全面阐述普通话元辅音音位学说和调位系统。此外，介绍音系学理论的著作还有张彦昌等著《音位学导论》（1993）。
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王力《汉语音韵》（1963）1991年由中华书局再版，收入“文史知识文库”，是汉语音韵学的普及性读物。作者在本书中对他的前期观点有所补正，并提出了上古音二十九韵部、三十二声母之说。李新魁《汉语音韵学》（1986）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今音学、等韵、古音学的主要内容。唐作藩《音韵学教程》（1987，1991年重排繁体字版）详细讨论了《广韵》的性质、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四声的性质以及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声、韵、调的关系。沈祥源和杨子仪《实用汉语音韵学》（1991）内容详尽、注重实用，对象是师范院校学生。该书除了介绍和讲解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外，为突出实用性，还介绍了文学的音韵美、方言调查与研究、音韵学名著以及工具书的运用等内容。
2.专题研究
1978年，北京大学重建语音实验室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经过三、四年的努力， 第一批成果汇成《北京语音实验录》（林焘和王理嘉等，1985）出版，主要是对北京话一些语音所做的实验研究。林焘教授1957—1989年间的12篇论文于1990年出版（林焘，1990）。南开大学石锋博士出版了两部论文集（石锋，1990；石锋和廖荣蓉，1994）。郭锦桴（1993）写了一部专门研究汉语声调和语调的专著，最后三章论及外国人学汉语声调语调中存在的问题和教授外国人汉语声调和语调的方法。
近年的专门研究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建设
在语音学理论方面，石锋（1991）提出了自己的语音观。他认为语音有三个层次：音位、音素和音子，其中音子是人们通过实践所认识的语音成分，是现代语音学的逻辑起点。论文说明了音子的提出、表现和分析方法，论述了音位、音素和音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石锋（1992）论述了人的因素和仪器的作用、口耳之学和语音实验、语音学和音系学等三个语音研究中的重要关系，认为只有人和仪器相结合才能在语音研究上做出成果。口耳之学是定性，语音实验是定量，缺一不可。他特别倾向Ohala（1991）的“总合”思想， 提出把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重视语音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陶红印（1991）分析了辨认语调单位的问题，提出语调单位在性质上纯粹是超音质的，辨认语调单位需要考虑语调变化、音调及两个单位之间的停顿等因素，而不应以语句的句法类型和语义内容为出发点。但是拿语调单位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研究语言（口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吴安其（1994）从语音的变异和语音的有序和无序两个方面讨论了语音系统的特点，提出“语音系统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有序的、关联的，具有动态性和一定演变方向的整体”。
在音系学理论方面，王洪君（1994）针对普通话音系的不同方案和理论依据，认为自主音系学的提出是进入了一个误区，指出生成音系学的已有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要在充分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对已有的模式进行修正、完善。
2）现代技术的应用
这类工作包括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计算机语音处理和建立数据库等几个方面。在语音合成方面，杨顺安（1991，1992）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首先归纳出以非儿化韵转变为儿化韵的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模型化，并使之成为计算机合成儿化音节的规则，合成出音质较好的儿化音节。他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从普通话语音的特点与合成单元的选取、音节的协同调音效应与合成语音的流畅性、普通话的韵律特征与合成语句的自然度、文本——语音转换系统与语言学研究等方面，讨论了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中的语音学和语言学问题，说明了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在语音识别方面，吴文虎（1992）介绍了语音识别技术的方法以及汉语语音识别目前所达到的水平，并提出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前景。在计算机语音处理方面，熊正辉（1992）介绍了利用已有的汉字操作系统处理国际音标并能补充造字的软件系统，很有实用价值。
利用计算机进行语音分析的另一件令人关注的工作是建立语音实验数据库。在语音实验研究中利用数据库，可以对语音系统作定量描写，也能在言语工程中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鲍怀翘等（1992），以藏语为对象，对语音特征的选取、排序检索、统计分析和会话功能的设置进行了探索，对建立汉语语音学参数数据库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3）轻声和儿化韵研究
现代汉语普通话特别是北京话的轻声和儿化是一个有特点且引人入胜的题目，成果较多。早在80年代初期，林焘（1982，1983）就对北京话轻声和儿化作了初步研究和实验。近年来，林茂灿和颜景助（1990）系统研究了普通话轻声字母韵母的声学表现，从元音简缩理论出发，认为普通话字组存在其特有的轻重音。王理嘉和王海丹（1991）就儿化韵的韵类、声学性质、音位分析、发展趋势以及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志鸿（1991）讨论了北方话词尾“儿”的质变及其对汉语语音结构的影响。孙德金（1992）在老北京人中调查了7组儿化韵读音的分合， 发现很多两读的情况与年龄有密切关系，随着年龄的减少，某些原来合并在一起的儿化韵越来越多地分开了。王旭东（1992）讨论了北京话语流中轻声去化现象的发音、分布以及相关的语音变化。贾采珠（1992）分析了北京话儿化韵因轻读音变而发生的合并现象。李思敬（1994）提出并论证了
出的7个变体的模式。林焘和沈炯（1995）进一步针对北京话儿化韵中一些韵母存在的明显个人语音分歧，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取得语音样品，使用置信度工具来讨论语音分歧的问题，从中得出北京话儿化韵语音分歧的规律性。此外，林宝卿（1992）、史定国、（1992）、孙修章（1992）、赵杰（1994）等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4）语调和声调的研究
关于早期汉语普通话声调的研究，见吴宗济（1993）。海外运用生成音系学进行汉语声调的研究见王嘉龄（1993）。沈炯（1992）阐述了一种汉语语调分析的框架，提供了一套应用于汉语语调分析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贺阳和劲松（1992）考察了功能语气不同的6 种句子的句终语调在音高、音长和音强三方面的特征，瞿霭堂和劲松（1992）认为北京话的语调是单纯的音高韵律特征，劲松（1992）认为语气的表达手段是语调和重音两种韵律特征。此外，研究汉语方言声调变化的有石锋（1990）、石锋和廖荣蓉（1994）、陈忠敏（1991）等。探讨普通话声调协同发音的文章有林茂灿和颜景助（1992）和沈晓楠（1992）等。
5）节律研究
吴洁敏（1991a，1991b，1992等）对节律进行了系列研究。她提出语音节奏的三种模式：往复式、回环式、对立式，分析了汉语节奏的三大层次：音步节奏层、基本节奏层、节奏群层，提出汉语节奏的7 种形式：音韵律、音顿律、长短律、平仄律、重轻律、快慢律和扬抑律。这一研究已引起语音学界的关注。史有为（1992）论及汉语的音节结构及节奏、格律对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拟议中的文化语音学应防止出现类似“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的一切”这种观点。此外，研究汉语节律的还有文炼（1995）等。
6）语音学的应用
语音学的成果应用于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林焘（1989a，1989b）讨论了语音学在汉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石锋和廖荣蓉（1986）通过对比中美学生汉语塞音的时值，探讨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塞音系统的特点及规律。 此外还有张英宇（1992）、倪彦和王晓葵（1992）、孟悦和王艳宇（1992）等，分别从汉语和外语教学出发，讨论汉外语音对比问题。郭锦桴（1993）对留学生汉语声调和语调的偏误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的可行性方法。
7）我国传统音韵学的研究
我国传统的语音研究方法是音韵学。 在音韵学理论方面， 冯蒸（1989）从哲学、逻辑学和音韵学学科三个角度探讨了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这一领域勾勒出一个宏观的轮廓。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李新魁语言学论集》（1994），收入作者1963—1994年间发表的音韵学研究论文17篇。关于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状况，邵荣芬（1993）、唐作藩（1993）、李新魁（1993）、杨耐思和张渭毅（1993）及张渭毅和唐作藩（1994）有详细的综述。
8）国外音系学理论和方法的译介和研究
运用生成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已有20多年的历史。国内多以译介为主，较早介绍这种理论的是徐烈炯（1979）、王嘉龄（1980）和刘润清（1980）。介绍音系学理论新发展的还有王嘉龄（1987，1989，1995）、徐烈炯（1989）、陆致极（1990 ）等。 发表的研究文章有季国清（1983）、史宝辉（1989）等。《国外语言学》1992年第2 期出“语音学与音系学专号”，登载Ohala（1991）、Beckman（1988）、Fant（1989）、Shen（1990）四篇译文，王洪君（1992）和余英士（1992）专文介绍Morris Halle和Ohala两位音系学家。《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1期“语音学与音系学专号”登载Clements ＆ Hertz（1991 ）、 Kohler （1994）、Lehiste（1994）三篇译文，同时刊载王嘉龄（1995）、 王志洁（1995）、张家禄（1995）、李永华（1995）等四篇专题介绍与研究文章。近10年来我国研究生成音系学的文章逐渐增加，特别是一些留学海外的学者，结合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音系，写出了一批有质量的论文。这些文章论及汉语的音段、音节、重音等各个方面，但以汉语声调（特别是连读变调）研究为最多。关于这些研究的详细情况，见王嘉龄（1993）和陈丽萍、姜晖（1994）。
9）英语语音的研究
本时期研究英语语音的著作主要有桂灿昆（1985）、何善芬（1985）、周考成（1984）、邹世诚（1986）、许天福和虞小梅（1985）、葆青（1988）等。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大专院校英语专业教材，适用于不同的年级，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英语学习者学好英语语音，因而长于一般的主语描写， 较少理论阐述。 其中桂灿昆《美国英语实用语音学》（1985）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著作，该书突出对于美国英语语音的研究，介绍了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感知语音学、音位原理、音变、重音、节奏、音渡、语调等语音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论述了美国普通音（GA）的特点，并对美音和英音以及汉英两个语音系统进行了对比。周考成《英语语音学引论》（1984）虽出版时间早些，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与桂灿昆（1985）不同的是，该书重英音（RP）。作者将语音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与英语语音训练较好地结合起来，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大量的口耳训练。其特点是除一般语音教材所包括的内容外，对于语音的功能变体、语音的社会基础等也有一定的论述。其他几部教材更适用于低年级学生进行全面的英语语音训练。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1.重视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理论建设
我国语音学研究的进展是在充分借鉴了国外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传统音韵学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但音系学介绍到我国较晚，与语音学和音韵学相比，我国在对于西方音系学的了解和运用音系学方法进行汉语音律研究，特别是对汉语音系的理论解释方面是薄弱的。一方面有人把它与我国传统音韵学对立起来，认为西方音系学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汉语的音律，另一方面音系学理论性强、方法较为复杂，至今国内掌握这门理论的人寥寥无几， 研究成果多限于留学海外的学子（王嘉龄， 1993）。一时间出现了唯音系学先天不足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利于我国多年来一直探讨和争论的节律、语调和声调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加之我国已有学者大力倡导语音学与音系学的融合（如石锋， 1992），在还没有许多音系学成果出现的情况下，这种融合恐怕很难出现一个很好的局面。正如王洪君（1994）所指出的，如果汉语音系的某些研究成果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述，将是汉语学者对普通音系学的贡献”。正由于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以上两点，音系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汉语音系的理论阐释，将是今后这个领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2.加强语音学应用的研究
我国的语音学研究较早地吸收了国外语音学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历史上，它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它曾为建国初期推广普通话、建立汉语拼音系统、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立下过汗马功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时介绍并研究语音合成的技术和方法，针对汉语的语音特点探讨汉语普通话语音合成的方法和可行性，将对人工合成汉语普通话的工作做出新的贡献。我国的机器翻译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刘涌泉，1989），但就目前来讲，基础语言研究工作（如对语音、语法、语义的研究）能否再进一步，直接影响着机器翻译工作的进展。在国外，近年来语音学与实验技术的结合也常被称作“言语科学（speech
science ）”，
英国Essex 大学的Phonetics硕士专业就于1987年改名为Speech Science。 瑞典的方特教授和高奋博士曾于1985年来华作系列学术报告，主题就是“言语科学与言语技术”，只可惜，漫长的出版周期致使这些报告的中译本到1994年才与我国读者见面（方特和高奋，1994）。要想使语音学的研究具有实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注意基础理论研究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因此，我国今后的语音学研究在这个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3.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并重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和我国学者都论述了语音学与音系学融合的问题，那么，这是否就是这两门学科的最终命运呢？融合是必要的，但这要看从哪个层次上来说。固然，Ohala（1991 ）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二者的分离，其根源是它们的物理学属性和语言学属性所决定的，结果是使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然而，音系学的独立，使它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一门有用的技术。但“总合音系学”是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呢？似乎也不尽然。它只是一种指导思想，即我们没有必要非把它们分开不可，在研究中应该互相吸收有益成分，提高我们研究的效率。这种融合的思想完全适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因此，只要音系理论一旦在我国得到足够的重视，融合是不难做到的。
4.外语界的音系学研究有待深入
如前所述，近年来，研究英语语音的著作出版了一些，但都局限于一般的语音描写，少于理论阐述（其他外语语音的研究也是如此）。国外在这方面发展变化很快，但国内资料较少。在这方面，《国外语言学》杂志及时地组织介绍音系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同志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由外语界教师编写、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系列教材虽受到广泛赞誉，毕竟至今还没有编入一部《语音学与音系学》，对希望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并有志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外语界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了。
收稿日期：199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