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尚的人——廉洁自律的表率周恩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的人论文,廉洁自律论文,表率论文,高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人世整整20个春秋了。20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10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驻人间。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本文谨就后一方面略加论述。
一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这里，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事例。
（一）对待个人生活。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经织补后继续穿。他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1〕他的旧衬衣换上新的领子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 他出访到开罗，换下缝补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大使夫人认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理出访，就给穿这样的衣服，太不像话。大使夫妇买来3 件衬衣送给周总理。他执意不要。他说：“你们的钱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外汇吗？我要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用不着花外汇在国外买。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也能穿嘛！”〔2 〕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进行艰苦朴素教育的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这“既经济又实惠”。三年困难时期，就只有一个大烩菜和2碟小菜。 用餐后，每人都务必按规定交钱和粮票。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一定付清钱和粮票。并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3〕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在中南海三让住房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青砖地，年久失修，比较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对西花厅进行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接着，他生气地走了，临时住在钓鱼台。后经几位老同志劝解，他提出，“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回去住”。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4〕按照他的要求， 撤掉了新添置陈设后，他才回到西花厅。后来，为此事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5〕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高级奔驰车。他不同意。在用车上，他公私分明。他乘车去饭店理发，去医院看病，去探亲访友，去看戏、跳舞，去公园散步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和与他接触较多的知名人士，对他俭朴的生活作风交口称赞。有位老秘书说：“总理是个特殊的伟人，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上，全部心血都付给了人民。他的个人家庭日常生活在他的全部时间中是微乎其微的。实在说，比重太小，近乎没有。”〔6 〕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7 〕还有位秘书说：“我感到总理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像到了什么程度。”〔8 〕有位卫士说：“我断断续续在总理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总理生活十分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与人民同甘共苦，总理是身体力行的。”〔9〕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 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永远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无论在红军时代、在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的日子里，或是在其他任何时期，他的伙食都非常简单，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他的衣服往往是穿破了还打上补钉。”〔10〕周建人回忆说：“周总理的生活非常简朴，每次到杭州来，总是和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有时甚至更差。”〔11〕周培源说：“周总理一生光明磊落，艰苦奋斗，为革命日夜操劳，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12〕
（二）对待亲人和亲属。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13〕的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共产党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躯，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4〕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邓颖超任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当然，邓颖超对周恩来这样做，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从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
周恩来对待他的弟弟和侄儿、侄女们，也是严格要求的。周恩来有个胞弟，20年代参加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来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多次找当时的内务部长提意见，并在一个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15〕会后，他执意请内务部长按有关规定给他弟弟办理了病退手续。胞弟病退后，他每月拿钱给予生活补助。周恩来有个侄儿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师，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了夫妻分居，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他还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16〕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由于他们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17〕经过耐心动员，侄女回部队后写了申请离队报告，但部队领导仍想挽留。他知道后，向总政和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18〕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临行时，他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19〕在延安插队的侄儿参军到了新疆，给伯父母寄来了照片。邓颖超立即回信说：“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锻炼，改造自己。”〔20〕侄儿听伯父母的话，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周恩来如此严格地要求亲人和亲属，一则是出于他对亲人和亲属真挚的爱护和亲情，二则是基于他对亲属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1963年5月，他提出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力量。”〔21〕
（三）对待干部子女。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他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 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22〕1963年5月，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 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 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23〕周恩来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很有教益。
（四）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把他们凝聚成为一个和睦温暖的西花厅大家庭。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周恩来曾三次带头精减身边工作人员。第三次是在1965年1月，撤销总理办公室，成立总理值班室， 仅留下两三个秘书。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任用、提拔，严格按照组织人事手续办理，不搞个人说了算和封官许愿，也不搞任人唯亲。相反，他对自己分管的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有的同志在别的部门任职级别可以高一些，而在他分管单位的任职级别还要低一些。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五）对待请客送礼。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拜访的、谈话的、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常说：“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有一次，邓颖超风趣地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多少钱呀？！”当时，周恩来的月工资404.8 元，邓颖超的月工资342.7元。扣除日常生活开支，他的工资所剩无几， 还得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用。后来请客吃饭，他总要说：“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24〕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作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25〕
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搞象征性地付点钱。 1973年9月，他陪蓬皮杜访问杭州。一天中午， 他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饭。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他坚决不同意，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又增加了两次，共收了20元钱。到机场后，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又留下10元钱请机场转交饭店。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精神，使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们核算这顿饭菜钱，共计19元多，并把饭菜清单、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个人送礼一律自费。1964年初秋，他请外交部礼宾司以中国总理的名义，给一个友好国家的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同志建议，以他个人名义签字赠送更亲切些。他同意，并交代费用由个人付。本来，礼宾司同志考虑，不管用什么名义赠送，费用都应由公家报销。蜜桔不贵，但运费可观。他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 元，尽量省着些用吧！”他们商量出一个办法，蜜桔由周总理出钱送，托便人捎带去。礼宾司的同志说：“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26〕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馓子、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 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他还在随信寄去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上写了意见：“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27〕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当时是一位大军区副司令员， 给他捎来一筐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28〕
用周恩来自己的钱给他买一般人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他也不同意。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去杭州开会。返京登机时，卫士长发现机上有两筐菜，说是带给中南海供应处的。到北京后，供应处分给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并且收了钱。周恩来在吃饭时，发现有杭州的蔬菜，气得连饭也不吃了，立即叫来卫士长，严厉批评质问：“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就是不听呀？！”“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以后你们办任何事情，都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都要和我担负的职务联系起来，都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边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这位卫士长后来说：“总理的批评非常严厉，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教诲。”〔29〕
他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30〕这番寓意深长的话，确实值得领导干部们认真记取。周恩来30多年前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太重要了，对当前太有针对性了。
榜样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尺子。以周恩来为镜子和尺度，对比之下人们可以衡量出大大小小的差距。毫无疑义，广大领导干部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领导干部通过正当收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有少数革命意志衰退的领导干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旨，以权谋私，争名夺利，贪图享受，铺张浪费，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经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女的诱惑，沉浸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大搞钱权交易，贪污受贿，生活糜烂，腐化堕落，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已经或正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成为党的败类和人民的罪人。这种腐败分子为数极少，但危害极大。学习和弘扬周恩来廉洁自律的风范，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益。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要警钟长鸣，严于律己，防微杜渐，拒腐防变。对于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要加强教育挽救的力度。对于极少数的腐败分子，则要按照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方针、政策和部署，加强打击惩办的力度，严刑峻法，强化威慑力，以儆效尤，以正视听。
二
坚定不移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改造主观世界，这是周恩来位高不自居、功高不自傲、德高不自满、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能够这样廉洁自律的坚实思想基础。周恩来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改造，而且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教诲和启迪。
（一）思想改造贵在自觉。他认为：“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31〕“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32〕而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必须深刻认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曾经联系自己的经历论证过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他多次自我介绍，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做过统战工作，跟蒋介石打过交道，跟马歇尔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朋友，常接触外国人，有时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他说：“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33〕经常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是周恩来思想改造自觉性的一个突出表现。他总是把自己摆进去，襟怀坦白，与人交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敢于公开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1951年，他给京、津大学教师作报告时，说：“30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34〕1961年，他在上海市同文世工作者座谈，有位同志请他写一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35〕在对待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问题上，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具有这种超越自我的高度自觉性，才能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二）思想改造重在坚持。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36〕思想改造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进行，周恩来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旧的思想影响长期存在。旧的思想影响来源于旧的家庭、学校和社会。谈到家庭影响，周恩来认为，他家是破落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37〕谈到学校影响，他认为，在南开学校受到启蒙教育，学了一些新的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想，这是好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我也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消极影响，沾上洋气，似乎凡是新的都好。”〔38〕谈到社会影响，他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 ”〔39〕“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两断，而要长期进行。” 〔40〕二是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周恩来认为，天下没有完人。人的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即使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41〕三是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周恩来认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承认各种事物、各种关系的发展变化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42〕
（三）思想改造贵在严格。周恩来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严于解剖自己。早在40年代初，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43〕他几乎每次讲到思想改造问题时，总要解剖自己，现身说法。他常说：“就拿我来说”〔44〕、“还是先从自己讲起”〔45〕、“拿我个人来说”〔46〕、“拿我自己说”〔47〕、“还是拿我来说”〔48〕、“还是以我为例吧”〔49〕。他说过：“解放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50〕因为，他认为：“思想改造应该先从自身检讨做起，这样能够说服别人。”〔51〕“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52〕周恩来在自我思想改造方面，防微杜渐。比如，为了防止滋长特殊化思想，在一般人看来的小事，他却十分严肃认真对待，一丝不苟，毫不含糊。他真正做到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精神能够达到如此崇高的境界，绝不是偶然的，是同他自觉地、坚持地、严格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分不开的。
三
周恩来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确实很多。1976年1月，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提出：“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并从6 个方面概括了“我们要学习他”〔53〕。1980年1月，他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54〕联系现实，我们要向他学习：
（一）执著的人生追求。在学生时期，他就确认“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55〕，着力培养自己热心公务、为公众“服役”的品格。在确定共产主义信仰之后，他就自觉地把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且一以贯之，终其一生。学习周恩来，我们就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化作人生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本原，以人民为本位来确定人生自我价值取向的座标。
（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党为人民献出了一切。他把自己同党、国家和人民融为一体，达到了忘我、无我的崇高精神境界。他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艰险危难的历史关头，总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义无反顾，顽强抗争，维系党和国家的工作运转，保护干部和群众，开拓外交新格局，竭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正如他自己袒露的心态：“‘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周恩来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我们就要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自觉地调整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以权谋私，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公仆意识。他确认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原动力，一切源于人民。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总是以人民公仆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他说：“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件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56〕他对人民极端热忱，时刻关心人民的冷暖和疾苦。他临终前，心里想的还是人民：“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作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学习周恩来的这种人民公仆意识，我们就要对人民满怀博大而赤诚的爱心，切实摆正公仆和主人的位置，心悦诚服地当好人民公仆，心甘情愿地先人民之忧而忧，后人民之乐而乐。
（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以艰苦朴素为荣，以贪图享乐为耻，安于物欲淡泊，乐于精神高洁。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率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他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搞特殊，不讲排场，厌恶低级趣味，鄙视庸俗作风。他有如人民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有如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有如春蚕，至死吐丝方尽。学习周恩来的这种艰苦朴素作风，我们就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57〕，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拒腐防变，反腐倡廉，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堂堂正正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清清白白地生活。
注释：
〔1〕《人民公仆周恩来》，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86 页。
〔2〕〔5〕〔6〕〔7〕〔8〕《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460、284、288、351、172页。
〔3〕《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509 页。
〔4〕《人民公仆周恩来》，第191-192页。
〔9〕《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440页。
〔10〕〔11〕〔12〕《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1、123页。
〔13〕《情谊与事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6页
〔14〕《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93页。
〔15〕〔16〕《人民公仆周恩来》，第219、220页。
〔17〕〔18〕〔20〕《忆邓大姐》，第422、423、423页。
〔19〕《人民公仆周恩来》，第221-222页。
〔2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第426页。
〔22〕《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5-76页。
〔23〕《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第426-427页。
〔24〕〔28〕《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08-309、323页。
〔25〕〔26〕〔27〕《人民公仆周恩来》，第166、237、227页。
〔29〕《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90页。
〔3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
〔31〕〔32〕〔3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94、425、 424页。
〔34〕〔36〕〔37〕〔3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09、360、211、360页。
〔35〕《人民公仆周恩来》，第242页。
〔39〕〔41〕〔42〕〔49〕〔52 〕《周恩来选集》（下卷）， 第425、423、423、424、359页。
〔40〕〔45〕〔46〕〔47〕〔48〕〔50〕〔5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7-358、358、209、358、360、358、359页。
〔43〕〔4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327页。
〔53〕《人民日报》，1976年1月16日。
〔5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60 页。
〔55〕《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6页。
〔5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1页。
〔57〕《人民日报》，1976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