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非工业化进程举证：一个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发达国家论文,文献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工业化一词最早的出现，是旨在反映“二战”后盟国作为战胜国对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工业生产进行的限制和改造，以削弱其经济基础的经济制裁方式①。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相反，商品生产，即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总就业量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削弱。借用卡尔多的比喻，“二战”后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事实”之一，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许多中高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迅速下降。虽然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但就业结构的这种大幅变化以及规模和速度的相对变化，在此期间形成了一个没有先例的现象(José Gabriel Palma，2005)。
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家们开始预测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在后工业社会中，经济活动以服务提供，而不是实物商品的生产为中心[1][2]。自此，经济的非工业化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主流的声音认为，非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高级化”或“成熟经济”的必然表现，即使在非工业化的贸易效应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非工业化是积极的非工业化。这种观点认为，非工业化主要是经济内部力量驱动的结果。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实践、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近出现的主权国家债务问题都向这种论断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是因为，非工业化使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财富创造的主体，因而证明了以服务业引领经济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模式，并不是经济“高级化”，而是相反的经济“病态化”的表现。
一、非工业化的内涵及类型
自非工业化问题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非工业化，并以概念的形式加以阐述和界定。一般来说，学术界对非工业化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非工业化，这种理解思路与产业空洞化的概念密切相关；二是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非工业化，这种理解思路与工业或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的变化(绝对或相对变化)、制造品的贸易余额以及一国制造品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份额的下降等相关。
(一)非工业化的内涵
1.地理学意义上的非工业化
在地理学的意义上，发达国家将进行产业转移，即将产品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被称为“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这是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下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配。Fligstein将非工业化视为就业机会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过程[3]。实际上，地理学意义上的非工业化也包括产业的国内梯度转移，即制造业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心地带首先转移到郊区，而后又从郊区转移到国内的非核心地区，最后才进行产业的跨国转移。
与地理学上非工业化现象密切相关的是产业“空洞化”，而产业“空洞化”又与对外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学术界对产业“空洞化”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产业“空洞化”，是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以经济服务化为特征的非工业化现象；所谓狭义的产业“空洞化”，是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生产向国外转移，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
2.宏观经济视角下的非工业化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制造业就业所占份额迅速上升，这个过程被称为“工业化”。然而，存在这样一个确定的点，在这一点上制造业就业份额趋于稳定，而后开始回落。与此同时，存在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份额不断上升的趋势。与前面阶段相类比，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非工业化”(Rowthorn and Coutts，2004)。应该说，这种从相对意义上对非工业化进程进行的概念界定是常见的一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概念的界定并不能代表非工业化内涵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不同的学者根据其对非工业化现象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对非工业化的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因此，非工业化的内涵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又有绝对和相对之分，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所谓狭义的非工业化是指，曾作为经济繁荣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地走向衰落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出现绝对和相对(占总量的份额或是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的下降。美国劳工经济学家Barry Bluestone和Bennett Harrison认为，非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地从一个国家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的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4]。英国学者Stephen Bazen 和Tony Thirlwall(1997)认为，所谓非工业化，是指制造业部门的长期萎缩及制造业就业出现长期的绝对的下降。与此相反，Alderson(1999)将非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就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就业的下降②。在这种定义给定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的绝对水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绝对水平给予关注对于理解非工业化现象是不重要的(Singh，1977、1989)。Krugman(1995)定义了一种所谓的“非工业化解说”，即源于对外贸易(对应于纯粹的国内需求或技术变化)的高工资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是美国工人工资收入在总体水平上停滞和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工业就业相对下降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的非工业化(Kucera and Milberg，2003)。事实上，“这是一个使用宽泛的词，其核心含义是一个传统上工业经济一直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就业出现了相对的下降。在一个处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状况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长期转变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趋势可能不仅包括相对下降，也可能包含绝对的下降；不仅包括工业产出的下降，还包括工业就业的下降”(Knoxt and Agnew，1996)。
狭义的非工业化主要是从就业和产值的角度，去界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如果要全面地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仅拘泥于就业和产值方面，必然是以偏概全，以一孔之见代替全面的分析。因此，有必要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经济的非工业化进程加以概括和界定。Abercrombie等(1994)认为，非工业化虽被认为是导致制造业衰落的原因，但这却反映出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来说，非工业化也伴随着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例如，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成为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制成品净进口国。作为凯恩克罗斯报告的评论员，Nicholas Kaldor(1979)将非工业化定义为这样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贸易份额的持续下降，或是进口制成品占国内消费支出比重的持续上升。结果是，该国获得实现经济外部平衡的足够的制造品贸易盈余将变得日益困难。实际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非工业化和工业化一样，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Donald，1999)。另外，由于存在成因、时间、结果及扩散效应等方面的差异，非工业化进程应是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指就业的数量及质量等方面的变化，而且也包括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Cowie and Heathcott，2003)。
(二)非工业化的类型：典型的非工业化和早熟的非工业化
作为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非工业化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过早地出现了经济的非工业化现象，即“早熟的非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所谓“早熟的非工业化”，是指在人均收入水平极低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非工业化现象。“早熟的非工业化”是与发达国家出现的“典型的非工业化”相比较而言的，在这里，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早熟”是指这种非工业化形式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早熟”是指出现这种类型非工业化的国家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出现的非工业化现象，因而，这种类型的非工业化代表的是正常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停滞，抑或是逆转。很显然，这种类型的非工业化是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非工业化不同的。但这种非工业化确实发生了，而且正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发达国家“典型的非工业化”及其与发展中国家“早熟非工业化”的比较见图1、图2。
二、非工业化的成因
与非工业化的内涵相类似，自20世纪50年代经济的非工业化进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去寻找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征事实”的成因或发生机制。由于发达国家的“典型非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早熟非工业化”在成因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在此分别梳理这两种非工业化类型的成因。
图2 典型的非工业化vs.早熟的非工业化
资料来源：(Kassem，2010)。
(一)发达国家非工业化的成因
发达经济体非工业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其他成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以恩格尔定律为依据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于经济整体或其他经济部门)；外部因素包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全球贸易(包括南北贸易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他因素包括政策冲击和“荷兰病”等外生因素。图3所示的是影响发达经济体非工业化的主要成因。
1.内部因素对非工业化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方学术界主要认为，非工业化是经济体内部因素驱动的结果。这种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Bell(1973)预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之前。Clack(1957)认为，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归因于两个过程：第一，伴随着经济发展，“源于人均实际收入增加，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将持续下降，制造品的需求则首先上升，而后由于服务业的因素，制造品的需求又趋于下降”；第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一个稳定的制造品相对需求将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比例的下降，甚至在制造品需求预期增加的情况下，长期的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比例也将下降”。与上述观点相类似，也有学者认为，非工业化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Crafts，1996；Du，2005)。
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非工业化源于国内商品支出从制造品向服务品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又源于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制造品价格相对于服务品价格的变化等经济内部因素的结果(Lawrence，Cooper and Furstenberg，1983；Krugman and Lawrence，1993；Bluestone，1995；Gottschalk and Joyce，1995；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与此同时，他们强调，即使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对美国的非工业化存在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或者说这种破坏美国制造业基础的作用是其他国家政府干预汇率的结果。Fligstein(1999)强调，非工业化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驱动，而不是制造品贸易领域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产业转移的结果。另外，Christopher Kollmeyer(2009)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法，分析了18个OECD国家1970—2003年的数据，结论是消费者财富的增长和从制造品向服务品需求倾向的改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其他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南北贸易都对非工业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所有的成因中，发达国家财富的稳定增长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图3 影响发达经济体非工业化进程的各种因素
资料来源：Christopher Kollmeyer(2009)。
2.外部因素对非工业化的影响
Matsuyama强调，关于结构性转变的现有研究大多以一个孤立国家的经验研究为主，并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5]。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变化可能会减慢或加快其他国家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说，与上述非工业化源于经济的内部因素不同，有学者强调经济的外部因素对非工业化的影响，即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制造品全球贸易和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等国际经济活动对非工业化的影响。
Snower强调了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组织生产成为可能[6]。这种生产全球配置过程的后果是，发达国家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增加，而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则不断减少，从而导致了发达国家以制造业就业份额不断下降为主要表现的非工业化进程。Boulhol和Fontagne的经验研究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额的GDP占比若每增加1%，那么，长期内OECD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将下降4%；而进口若来自发达国家，则这一数字仅为1%[7]。因此，南北贸易能解释发达国家1/3的非工业化。Muratüng
r(2010)发展了一个两个国家、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用以检验1978—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美国工业就业份额的影响。结论是，在封闭的经济中，基于工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现有文献对非工业化成因的一般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因为，封闭经济模型只能解释美国工业就业份额减少的38.1%，而开放经济模型却能解释这一期间美国非工业化的68.0%。进一步地说，这些数字在1992—2005这一期间分别为37.4%和85.1%。这就在经验上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结构转变对其他国家的巨大影响③。Coleman(2007)讨论了日本、韩国20世纪末的状况，认为中国的崛起似乎与这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经济增长的放缓相关联。
Christopher Kollmeyer认为，在总量水平上，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对非工业化没有影响，因为进口所导致的就业损失被出口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所弥补[8]。然而，对于个别贸易不平衡的国家而言，北北贸易可以影响普遍水平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制造品贸易领域的竞争是一些发达国家非工业化的主要原因。Liikanen强调，欧盟15国和高收入国家占世界制造品贸易份额的62%，倘若包含中上等收入国家，则这一比例将高达76.7%[9]。因此，欧盟国家的非工业化主要源于来自欧美内部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例如，美国至少有一半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减少源于像日本这样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OECD)，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10][11]。与此结论相反，Saeger认为，即便是平衡的南北贸易也将减少OECD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也就是说，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近期的结构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
除了上述与贸易相关的因素之外，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Bluestone和Harrison(1982)提供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他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套新的企业战略，旨在废除二战后旧的资本、劳动力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以恢复对应于20世纪70年代“利润挤压”的可接受的盈利水平。但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一种经济空洞化——直接投资已不再是补充国内投资和产能的努力，而是对它们的一种替代。在他们看来，虽然直接投资不是非工业化的唯一原因，但它肯定是美国失去其制造业基础显著部分的一个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劳动力成本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Harrison and Bluestone，1988)，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相对较小的国家间流动。经验分析证实，劳动力成本差异至多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次要因素[13][14]。另外，也有学者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就业份额的间接影响。例如，Letto-Gillies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降低国内的资本形成对非工业化产生影响[15]。
3.政策冲击等外生因素对非工业化的影响
在促成非工业化的多种因素中，除了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等因素外，工会组织(去工会化)的衰落也是非工业化发生的原因之一(Gary and Landy，2007)。而Hersh和Weller则认为，美国一系列不当贸易和投资政策使得其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人为削弱，从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非工业化[16]。
José Gabriel Palma(2005)强调了“荷兰病”④效应对非工业化的影响。有些国家，如荷兰和拉美国家，登记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大于其他三个成因⑤对非工业化的影响。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初级商品贸易盈余，从而为制造品的贸易赤字融资。在现实中，“初级商品效应”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效应也适用于能够通过服务业，特别是通过旅游业和金融业产生显著的贸易盈余的国家。澳大利亚、希腊都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
(二)发展中国家早熟非工业化的成因
事实上，“荷兰病”也波及到一些拉美国家，但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主要是通过大幅转变其经济政策制度，而不是通过自然资源的发现或服务出口部门的发展，造成其经济的非工业化的。Kassem(2010)以哥伦比亚为例，考察了“早熟的非工业化”的成因。他强调，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人均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失去了其工业动力，源于可以通过协调失灵理论和方法加以解释的制度性因素。研究表明，金融部门能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发挥催化剂作用。部门间的协调失败，即金融部门、公共政策部门等能起到催化剂作用机构的缺失都在哥伦比亚过早的非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丰富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效应”也是哥伦比亚非工业化的重要成因。
Dasgupta和Singh(2005、2007)应用一个卡尔多主义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发展国家的过早非工业化，并以印度为案例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部门，但是，服务业整体和个人服务业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也对印度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owthorn和Coutts(2004)强调，拉丁美洲出现的过早非工业化源于其自债务危机以来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严重的管理不善。因此，解决这种非工业化的长期后果，需要决策者的努力。例如，巴西的非工业化就与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Jose Marcio Vargas da Cruz，etc，2008)。Pieper(2000)利用生产力和就业的跨国数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非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工业部门与整体的经济绩效密切相关，因此，它仍然是解释不同经济区域的整体生产率和就业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部门。
三、非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如工业化代表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革一样，经济的非工业化也必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且也正是源于非工业化的这些影响，学术界才会对非工业化问题有如此多的争论，不管是关于非工业化是否发生，还是关于非工业化是“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判断，都源于此。
(一)非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
与社会学者认为非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现象的观点相类似，非工业化的内部因素论者认为，非工业化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非工业化理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和正向的影响。Crafts(1996)就英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非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结论是，劳动力的非工业化是提高创新回报的专用性和以经济自由化为前提的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经济福利和政策制定而言，非工业化的逆转并不是一个好的观点，相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⑥。Rowthorn和Ramaswamy(1997)也认为，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似乎有助于提高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与上述观点相反，Antonio Spilimbergo(1997)发展了多恩布什—费希尔—萨缪尔森模型，并用以解释非工业化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贸易通过比较优势增加了福利，但促进了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他强调，如果技术进步是外生的，非工业化本身并不会影响经济福利，但如果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那么当东道国一些部门所积累的技术被国外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所吸收时，非工业化就会降低经济福利。Du(2005)以韩国为例，考察了非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非工业化通过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⑦。而在对美国的分析中，Hersh和Weller(2003)则认为，美国的非工业化破坏了其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二)非工业化的其他影响
除了非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非工业化影响的其他方面，如收入不平等、性别工资差异、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及贫穷等问题。Stephanie(2003)认为，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部门的典型特征是具有较高的和较平均的工资收入。因此，工作机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导致较大份额的低工资就业和贫困人口。也就是说，非工业化和失业等经济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税前/转移支付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率⑧。在案例分析方面，Doussard等(2009)以芝加哥为对象，研究了非工业化对五个不同收入层级的影响。结论是，非工业化导致了工资的降低、贫困率的上升以及收入的不平等。更进一步地，该研究指出，非工业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最大。
Ostry等(2001)以加拿大西部地区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锯木业为例，分析了非工业化对工人的生理和心理工作条件(对工人健康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等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伴随着非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的推进，对制造业就业和工作条件的这种长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并持续地影响了许多工人。Sorokina(2007)强调了非工业化对工人再培训和再就业的影响。他认为，非工业化使得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增加了对再培训的需求。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非工业化对性别工资差异(Konga，2008)和种族工资不平等的影响(McCall，2001)。
四、非工业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对该现象的价值判断
(一)非工业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上，非工业化的研究大多都围绕着卡尔多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展开，即围绕着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来展开(Kaldor，1966、1967)。在这里，卡尔多遵循着古典经济分析的传统，并受到了Young(1928)的极大影响⑨。在亚当·斯密看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国民财富创造的主体；而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制造业不仅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各种使用价值)，而且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源泉。
事实上，制造业历来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它提供了工人向上流动的路径。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构成许多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基础，制造业的增长能在其内部和其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活动，因而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制造业对于所有经济体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制造业仍然是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率提高的主体，其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对于美国来说，强大的制造业一直是美国财富和权力的关键特征(Cohen and Zysman，1987)。Hersh和Weller(2003)指出，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的源泉，而且是经济深化和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源泉。制造业比其他产业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资本设备和服务，因而能够促进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全方位扩张。尽管服务业在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服务业本身就涉及大量制造。如果说产业工人已让位于银行职员和招待员，那么所有的柜台、办公桌、酒吧、电脑和自动取款机又从何而来呢？”[17]所以说，制造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和核心，这一点在过去如此，在当前和未来仍然如此。
(二)关于非工业化现象“好”与“坏”的价值判断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非工业化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非工业化是指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的持续下降，但这种下降被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所吸收，即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这种非工业化被认为是所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并且是经济成功的标志[18]。与之相反，消极的非工业化是指工业领域处于危机状态，表现在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在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不能满足所有的就业需求，即经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Rowthorn和Wells考察了消极的非工业化现象[19]。在他们看来，消极的非工业化是一种病态状况，即经济中存在阻止其自身达到潜在的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失衡。其中，英国被看成消极非工业化的典型。
然而，一般的情况是，不同的非工业化形式能够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给定的经济体所经历的非工业化进程，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非工业化形式的结果。工业经济体所经历的非工业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相结合的结果[20]。尽管如此，学术界仍倾向于将非工业化视为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因为，非工业化是经济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然表现，并且这一现象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演变的必然结果，而这主要体现在学术界关于非工业化成因的解释上。
五、评述及未来研究展望
(一)简要评述
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特征事实”看，非工业化是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非工业化是否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经济“高级化”或“成熟化”，抑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表现呢？至少从过去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看，可以对这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经济的非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是“消极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第一，以非工业化为前提的经济“高级化”应能保证经济的充分就业、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稳定的经济增长等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总量指标，但从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历根本没有在经验上证实经济的这种“高级化”过程。第二，从现有的文献中不难看出，主流的观点认为，非工业化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也发生经济的非工业化进程了呢？而且这种“早熟非工业化”的成因又不是“荷兰病”和政策失误等外生因素影响的结果，或者说，除了这些成因之外，还存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成因。第三，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和新近发生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都向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很显然，将2008年的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简单地视为财政金融领域的问题，恰恰掩盖了由于非工业化而导致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深层矛盾及非工业化的发生根源。
综上所述，非工业化应被定性为“消极的”的非工业化。非工业化使发生这一现象的国家丧失了增长的核心动力、财富、价值及剩余价值创造的来源。在非工业化的成因上，虽然现有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了非工业化的成因，但这些分析仅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范畴和分析范式，因而显得过于狭隘，从而陷入了以偏概全的境地。这就要求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迷思，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非工业化的发生根源，因此，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非工业化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重新思考和寻找经济非工业化的真正根源。这不仅是世界经济的现实要求，更是理论探索的魅力所在。
很显然，非工业化的发生必然存在其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这些深层原因不仅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而且也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早熟非工业化进程。二战后，发达工业化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普遍处于停滞状态，并出现了与非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实体经济萎缩状态，从而丧失了支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停滞与以非工业化为特征的实体经济萎缩大约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相反的历史必然。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二战后繁荣所导致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及其能力的过剩以及由此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和实现的困难，并且这种状况伴随着世界制造业领域新生产能力的不断加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⑩。而这一切又是由资本的逐利本质终极驱动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早已有过论述。唯一不同的是，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较之马克思时代更为复杂，但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因而，非工业化是资本制度的必然产物。
(二)未来研究展望
沿着以上的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与非工业化相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第一，非工业化的发生机制或成因。对非工业化发生机制的分析，是分析与非工业化相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但这一分析应置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中，即从资本主义的制度背景中寻找非工业化的根源。当然，这一分析必须兼顾宏观和微观机理两个层面，而如何构建一个解释非工业化成因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这一框架不仅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的典型非工业化，还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早熟非工业化，并且能够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非工业化类型之间在非工业化成因上的共性和差异性(11)。第二，深入探讨非工业化的影响。作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革的过程，非工业化的影响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外交，甚至是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非工业化对经济社会影响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在经济方面，非工业化的影响包括：非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工业化对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或非工业化与经济虚拟化的关系)；非工业化对国际收支和全球失衡的影响；非工业化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及新近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在社会方面，非工业化的影响包括贫苦、犯罪等社会问题。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萎缩，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外交的影响(12)。第三，以非工业化发生机制的研究为基础，探讨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再工业化”政策失败的原因，并且在理论上预测以本次危机为背景的发达经济体再次提出的“再工业化”策略，能否取得经济上成功。第四，在理论上探讨能否避免非工业化的发生，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理解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一个文献述评》。
注释：
①一般将英文单词“de-industrialization”译成“去工业化”或“非工业化”。在此，采用第二种译法，即将“de-industrialization”译为“非工业化”。
②其他一些学者也从制造业产出和就业份额的相对意义上界定了非工业化，参见(Pieper,2000; Du,2005; 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
③Kucera and Milberg(2003)应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制造品的南北贸易对OECD国家制造业失业的影响，在整体工业水平上，大部分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发展中国家运用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的产业。他同时强调，若非工业化的定义是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则南北贸易影响非工业化的基本结论与Rowthorn和Ramaswamy(1999)相同。
④“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
⑤参见José Gabriel Palma，2005。
⑥事实上，就制造业就业份额及生产率增长而言，非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比其他国家都要小，但同期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并不比其他国家慢，这意味着非工业化可能有助于英国经济增长(Booth，2003)。
⑦这两种途径为：一是劳动力由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向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流动时，带来了效率上的损失；二是由于服务业的资本—劳动比较低，伴随着劳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减少了经济中资本的需求及最终的资本投资。
⑧其他学者，如Bluestone and Harrison(1982)、Gustafsson and Johansson(1999)、Alderson and Nielsen(2002)也有类似的观点。另外，以美国印第安纳州莱克县1964-1993年数据为例，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参见Brady and Wallace，2001。
⑨Young(1928)强调了制造业扩张整体的宏观经济外溢效应，即所谓规模的宏观经济。
⑩在一些国家发生非工业化的同时，其他国家却经历着工业化进程，因此，在整个世界的制造业领域内，新的生产能力不断加入，总体上看，新加入的生产能力使制造业生产过剩的趋势长期化，而且愈发严重。此外，还有两点对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过剩(包括落后的)的生产能力没能或没有及时被淘汰，以缓解生产过剩的压力；二是企业领域的微观经济行为。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2页。
(11)现有文献中关于经济的非工业化成因不同解读，如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其他成因等，只不过是这一深层原因在经济上的不同方面表现，或者说，是以这一深层原因为背景的，因此，它们完全可以被纳入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宽泛的理论分析之中，而不是作为单独的因素影响经济的非工业化进程。
(12)乔万尼·阿瑞吉等一些学者强调，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家霸权兴衰的关键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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